平均主义的出行方式

20世纪30年代前后，自行车被赋予了独立、自由、大众化的象征意义，它几乎不受任何约束。最初人们骑着一辆基本型单车来应对各种事宜，后来逐渐发展到每件事都对应着一种具有专门用途的车型：实用自行车、三轮自行车、远途兜风车、双座自行车、负重自行车、三轮运货车、牵引自行车……有了这些变化无穷的选项，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休闲娱乐都显得更加轻松随性。若你需要探亲访友、采购食品、接送孩子、运送货物或是外出度假，只要你想得到，都能找到一款令人满意的自行车。菲利普·加博里欧指出：“自行车是一个改变人们生活的实用工具，它给许多人提供了新的选项。工人和职员不必住在工厂附近，而可以选择享受郊区的环境；农民不必困在乡野，而可以选择体验城市的繁华。”[4]这个工具也不算贵，使用起来只需消耗一点体力即可，而且一般的小故障都很简单，完全可以自己修理，不必额外花钱送修。人们大多是花一笔工资买下它，然后爱惜地使用它很多年。这个工具是我们对自我和社会化的一种肯定，它让年轻人步入独立自主，让女性得到更多解放，它让社交活动更加频繁，也有助于找一份工作踏实上班……对于一个工人来说，自行车被盗简直是一场灾难（见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Sica）,《偷自行车的人》,1948）[5]。

大多数后来加入骑行者行列的人原先都是城市的步行者。倘若站在旧时的角度来看，漫步者是文明礼貌和社会生活的基石，那么这些步行者改骑自行车似乎值得惋惜。但是换个角度，骑自行车的人也是靠双脚前进的群体，他们是骑着单车的漫步者——没有引擎动力，不造成噪音和污染，速度适中，占地又小。这样看来，自行车既适合城市条件，又保留着对他人的尊重，引发事故较少，实属卓越的城市出行方式。这一切优越的特性以及下表中提及的方面都说明，自行车有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

自行车与空间的亲密接触

很多人隐约觉得，自行车仿佛与周边的生活空间更为亲和，步行者也大抵如此，但与汽车则完全相反[6]。

骑行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车轮上的漫步者，自然，他们比行人去到的地方要远，但他们有着很强的机变性，随时随刻都可以从车上下来变成行人。万一走错路，骑行者可以选择立即折返，而不用考虑太多问题。汽车则不同，驾乘汽车虽然能够征服更远的距离，但受到的限制颇多，不能随心所欲地停下或掉头。

骑在自行车上，人们可以与周围的环境亲密接触，充分调动所有感官。这时候，眼前的景象如同一幅展开的画卷，每个装饰、每座建筑、周围的商铺以及头顶的蓝天、身旁的行人，一切都尽在眼中。听觉也十分畅快——没有汽车那样如影随形的马达声，骑行者可以欣赏鸟儿鸣唱、听到路人交谈、及时注意到可疑的声音。嗅觉在春暖花开之际尤其敏锐，而在污染密集的地方则略有变弱。各种天气给骑行者不一样的触觉体验：寒冷、温暖、炎热、微风，以及雨点、雪片落在身上的感觉……就连味觉也会随着体能消耗、胃口大开而增强。与此相比，驾车的感受就单调乏味许多，锁在车壳当中，仅能看到车窗大小的风景，而裹在隔音层里，外界的一切声音都充耳不闻。

骑行者与自行车合二为一，通过充分伸展身体、收紧肌肉来驱动车子前进，全程保持一定的坐姿。随着距离的增加和地形的变化，骑行者不断发掘自身潜能，挑战体能极限，通过持续而均衡的体力保持稳定速度，从而按时抵达终点。虽然骑行的时间比驾车要略长一些，但在路上也不会因深陷拥堵的泥潭而气急败坏。唯有恶劣气候会给自行车带来不利影响，但这种情况毕竟在少数。如今，世界正快速地步入虚拟环境，而自行车可以让人留住一缕现实的呼吸。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行车变成了广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出行工具，而资产阶级则渐渐坐进了小汽车，在这个大趋势下只有荷兰依旧特立独行。荷兰王室很早就发现，骑自行车出行能够彰显其民众亲和力，他们自此之后一直维持着这个良好形象。与同时代的许多贵族一样，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从年轻时就喜爱骑车（她出生于1880年，1898—1948年在位）。她的女儿朱莉安娜于1936年举办了一场精致典雅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她同新婚丈夫在海牙完成了一次自行车旅行，人们甚至将其称为“单车君主制”。贝娅特丽克丝女王（1980—2013年在位）也十分钟爱自行车。这一切给自行车赋予了文明和令人尊重的形象，十分符合荷兰社会的政治生活平等理念[7]。另有一事更加巩固了荷兰自行车的特殊性。在一战以前，荷兰的大部分自行车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后来由于它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整个国家不得不发展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工业。他们以联合企业的形式生产了一种实用自行车，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黑色荷兰车型，它优雅的天鹅颈车把和精良的配件打下了Batavus品牌，这个词最初应该是荷兰民族的旧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