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根据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Ялтинскаяконференция）上达成的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相关决议，1945年8月8日深夜23时（莫斯科时间），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零时整，整装待发的苏军分东西两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军队发起进攻。8月11日开始，苏军出兵日本所属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地区。[1]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但次日苏联政府通过《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发表了继续作战的声明，直到8月23日苏军攻占旅顺，苏军与日军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才基本停止。[2]
在此期间，苏军在上述地区共计俘虏了60余万日本军人，686辆坦克，861架飞机，1836门炮和2361辆汽车及大量物资装备。[3]其中如何管理与处理这些为数庞大的日本战俘（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是苏联所面临的重要战争遗留问题。8月16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Л.П.Берия）向远东方面军总司令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М.Василевский）下达命令，解除日本战俘武装并就地设立战俘营，且不准备将日本战俘移送到苏联领土上。[4]但仅在一周之内，苏联国防委员会于8月23日通过了第9898号决议，即《关于日本军队俘虏的接收、安置和劳动力利用》（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 ГКО-9898сс: О приеме,размещении и трудов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准备强制征用50万日本战俘到苏联做劳工，其中绝大多数人将被安置在苏联西伯利亚（Cибирь）地区从事各种重体力劳动。[5]此决议便是战后苏联扣留和强制利用日本战俘进行劳动的直接由来。
围绕日本战俘遣返等相关问题，苏联与美日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外交角力，直至1956年10月19日《苏日共同宣言》（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日ソ共同宣言》）缔结，这些问题才宣告基本解决。虽然战俘问题业已成为过去式，但是学界对苏联地区二战战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作出强制劳动利用50万日本战俘的决定缘由，至今仍是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中的重点与热点之一，尤其是在苏联（以及当代俄罗斯）与日本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大量学术成果问世。
如上所言，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产生始于1945年8月，基本解决于1956年底，故本书时间跨度以此11年为限。而笔者认为，苏联对日本战俘的管理以及对战俘归国问题的处理，构成这50余万人的群体在苏联地区生活的主线，因此笔者选择以“西伯利亚的‘罪与罚’”为题，主要有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虽然国际学术界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已有较多研究，但伴随着研究方法、学术范式的推陈出新与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关于日本战俘的原始解密档案不断问世，使得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可以持续不断地丰富与深化，从而使其保持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可行性，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此问题的原因所在。而在我国学术界，对于包括日本战俘问题在内的二战战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量未成体系的零散研究。因此，对国际学术界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总结性研究与探讨，可以构成笔者在国内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开拓性研究之一。
第二，可以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产生及解决为脉络，了解战后苏日关系的走向与变化。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与改造、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苏日缔结和约与两国北方领土之争问题交织，共同筑成了战后苏日关系错综复杂的症结。仅仅围绕日本战俘遣返问题，苏联与美日两国就进行了十年以上的反复交涉。因此，深入分析与考察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在诸多外部因素左右下的此问题，使得对苏日外交关系的考量与关注变得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第三，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是苏美两大阵营进行冷战对抗的有力佐证。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围绕分割、占领日本与朝鲜问题，苏联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纠葛与政治外交龃龉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冷战爆发后，被美军占领的日本关于战俘问题与苏联进行的交涉，直接转化成了苏日美三方的博弈。对于战后被美军直接管控的日本政府而言，其所处的政治时局使其在处理战俘问题时所拥有的自主性有限，因此决定了日本政府早日解决战俘问题的意图并不能左右战俘问题的实质性解决。而对于战后日本的占领国美国而言，虽然有能力推动战俘问题的早日解决，但是协助日本与苏联交涉解决战俘问题，更多的是日美合作的手段而已。对于控制着50余万日本战俘处置决定权与主动权的苏联而言，选择阻滞战俘问题的早日解决，既是对其在美国阻挠下未能从占领日本等行动中获得更多利益分配的间接报复，也是利用战俘群体来换取在苏日和约问题、北方领土问题上更多的政治筹码与谋求更多的政治主动性的直接反映。可以认为，50余万日本战俘的命运，是冷战格局下苏美日三方政治博弈的棋子，他们的命运只不过是冷战的副产品，这一点通过审视1945年到1956年的冷战局势与国际关系走向可以深刻感知。
第四，苏联对日本战俘的管理与处置，是深入了解二战之后战俘管理制度的直观切入点。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共计俘虏并强制利用了550万左右的外国战俘，其中就包括大部分被安置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日本战俘。为此，隶属于内务部的战俘管理总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战俘管理制度。战俘管理总局不仅通过这项制度向战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它还是强制战俘进行劳动利用及对战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执行机关。因此借助对战俘问题方方面面的探究，可以使我们从总体上了解与把握二战后苏联战俘管理制度的盛兴与衰落。
第五，考察苏联政府对日本战俘的强制劳动利用，是了解战后苏联国民经济复兴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开发的契机。二战期间，苏联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与物资损失，战后经济复兴急需大量劳动力，因此扣留包括日本战俘在内的约550万战俘，对于苏联而言既有政治利益诉求，也有利用这一庞大的人力资源来复兴经济的现实需求。而且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战俘群体所从事的多半是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采矿、伐木、建筑等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与基础建设工作，这对人员组织与调配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因此，利用还保持着日本军队基本结构的日本战俘在地广人稀、环境恶劣但资源富集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劳动，除了有复兴苏联经济的意义外，还有开发当地经济的内在含义。当年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兴建的居民点、工矿企业、修筑的公路铁路交通线等，大部分保存完好地使用到现在，这足以证明苏联对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劳动利用，具有战后复兴经济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的双重目的。
第六，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是串联战后日本社会诸多问题的节点。从1945年到1956年这11年间，围绕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日本的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不断进行各种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以此作为资本来与苏联交涉以达成日本战俘早日归国的目的。这些林林总总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都是在考察日本战俘问题时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不仅如此，战后日本的社会改造与民主运动也在诸多细节上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战后处于鼎盛期的日本共产党围绕日本战俘问题就进行了诸多活动，而接受了苏联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日本战俘，在归国之后有部分人投入了战后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中。此外，苏联地区战俘亲历者群体、日本新闻媒体与文学界对此问题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回忆录、新闻报道与文学作品，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西伯利亚抑留”（シベリア抑留）的历史记忆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6]因此借由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研究，可以对战后日本的社会变迁有一个清晰、直观的概括。
二 研究现状与文献评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资料编辑与研究工作，集中在该问题的主要牵涉方日本与俄罗斯（苏联）方面。欧美学者虽有所涉及，但限于能力所及，目前能找到的成果甚少。
日本学界在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着如下发展脉络：
第一阶段，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主要以日文资料编纂与出版战俘群体当事人回忆录为主。
1948年出版的桥本泽三（橋本澤三）与木村贵男（木村貴男）合著的《白夜里的祈祷：苏联地区抑留报告》（《白夜に祈る: ソ連地區抑留報告》）一书，是笔者已知的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亲历者所著的第一本关于战俘经历的回忆录。[7]作者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日本战俘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遭遇与待遇，但是字里行间带有谴责苏联强制扣押日本战俘并给予非人道待遇的强烈倾向，由此使得该书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猎奇效应，但是对于当今的苏联地区战俘研究而言并无实质性意义。1950年高杉一郎（高杉一郎）出版的《极光之影下：西伯利亚俘虏记》（高杉一郎著：《極光のかげに: シベリア俘虜記》），同样也是早期的战俘亲历者关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战俘生活的回忆录。[8]
1958年，东京日刊劳动通信社出版了11 卷本的西伯利亚丛书（シベリヤ叢書）。[9]该丛书包括弥益五郎著《苏联政治犯收容所大暴动：卡拉干达事件体验记》（弥益五郎著：《ソ連政治犯収容所の大暴動：カラガンダ事件の体験記》），石田三郎著《无抵抗的抵抗：哈巴罗夫斯克事件真相》（石田三郎著：《無抵抗の抵抗：ハバロフスク事件の真相》），秦彦三郎著《历经苦难》（秦彦三郎著：《苦難に堪えて》），草地吾著《地狱遍路》（草地貞吾著：《地獄遍路》）,佐佐木正制著《苏联劳动者生活：以苏联劳动法为中心》（佐々木正制著：《ソ連労働者の生活：ソ連労働法を中心として》），竹村重雄著《苏维埃的文化与生活》（竹村重雄著：《ソヴエトの文化と生活》），香川重信著《人间废业十一年》（香川重信著：《人間廃業十一年》），冰地修等著《七重铁门：日本人俘虏的西伯利亚抑留记》（氷地修[ほか]著：《七重の鉄扉：日本人捕虜のシベリヤ抑留記》），德永笹市编《批判斯大林后的苏联政治与人性改造：日本人抑留者的体验与报告》（徳永笹市編：《スターリン批判後のソ連政治と人間改造：日本人抑留者の体験·報告》），德永笹市编《裁判、监狱、防谍：苏联囚犯政策的内幕》（徳永笹市編：《裁判·監獄·防諜：ソ連囚人政策の裏面》），德永笹市编《强制劳动者与民族问题：日本人战犯抑留者的见闻记》（德永笹市編：《強制労働者と民族問題：日本人戦犯抑留者の見聞記》）。该丛书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版的最具分量的西伯利亚战俘回忆录类著作合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战俘群体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生活，并涉及了苏联政治制度与斯大林体制、苏联劳改营制度等。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既有日军普通士兵，也有关东军原参谋长秦彦三郎等高级将领，通过解读如此内容丰富的回忆录可以使我们对日本战俘在苏联地区，尤其是在西伯利亚的经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日本战俘回忆录的客观性仍值得各位读者注意：在文中亲历者一再强调自己是受难者，在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地区遭受了非人道待遇与繁重苦役，但刻意回避了作为法西斯军队而应接受惩罚与改造的事实。
1966年，战俘亲历者中村泰助（中村泰助）出版了回忆录：《再见西伯利亚：苏联抑留两年间的记录》（《シベリアよさようなら:ソ連抑留二年間の記録》）。[10]该书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的战俘亲历者回忆录。到了70年代，又有不少苏联地区战俘亲历者回忆录问世。如1974年近藤毅夫著《西伯利亚抑留记》（近藤毅夫著：《シベリア抑留記》）,1974年今井源治著《西伯利亚的歌：一个士兵的俘虏记》（今井源治著：《シベリヤの歌：一兵士の捕虜記》）。[11]1979年，前野茂出版了四卷本的《苏联狱窗十一年》（前野茂著：《ソ連獄窓十一年》）。[12]而同年出版的若槻泰雄的两卷本《西伯利亚俘虏收容所：苏联与日本人》一书，与以往的战俘亲历者回忆录不同，是日本学界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首次学术尝试。[13]该书作者对涉及日本战俘的诸多问题，如收容所条件，对战俘的审判与刑罚，日本战俘的劳动内容、营养状况与战俘思乡情绪，战俘思想改造与民主运动，战俘归国等问题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苏联地区战俘亲历者的回忆录仍继续问世。相继有1980年原田充雄著《西伯利亚抑留：败虏之歌》（原田充雄著：《シベリア抑留 敗虜の歌》）,1981年落合东朗著《春天了，我还活着：我的西伯利亚记》（落合東朗著：《ハルローハ、イキテイル:私のシベリア記》）,1981年吉富利通著《西伯利亚抑留记：疲惫的军队》（吉富利通著：《シベリア抑留記：こくりの兵隊》）。[14]
回顾第一阶段的相关研究，可做如下评价：从大量问世的战俘回忆录来看，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基本上是战俘亲历群体，在日本学界真正具备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极少，而在苏联学界对此问题则几无涉及。虽然厚生省编纂了不少关于战俘的资料，同时日本共产党也将此一时期涉及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对苏资料结集出版，但尚未被学术界利用。但是，关于苏联日本战俘最重要的资料——苏联内务部战俘管理总局关于日本战俘的海量俄文档案尚处于尘封之中，客观上使得对此问题的研究难以真正深入，研究中研究者演绎与推理的成分较多，而且诸多日本单方面资料不能与俄文档案相互印证，使得日本学界关于此问题的有限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与可信性受到了质疑。
第二阶段，1985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亲历者的回忆录仍继续问世；另一方面，由于关于日本战俘的苏联解密档案逐渐公开，回忆录与解密档案的相互佐证使得对此问题的具体考证和微观叙事成为可能。因此对档案的整理与利用，被纳入日苏（俄）学界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研究中。
这一时期，关于苏联地区战俘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如下著作：1989年虾名熊夫（蝦名熊夫）出版其回忆录：《西伯利亚俘虏收容所四年间的断想》。[15]此一阶段，日本战俘亲历者所出版的回忆录还有：1990年铃木忠藏（鈴木忠蔵）著《西伯利亚俘虏收容所回忆录》（《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回想録》）[16],1993年高桥一二三（高橋一二三）著《西伯利亚冻土之歌：西伯利亚抑留记》（《シベリア凍土の歌：シベリア抑留記》）[17],1995年中岛嘉隆（中嶋嘉隆）著《被封印的西伯利亚抑留史：我的青春时代的“民主化运动”》（《封印されたシベリア抑留史：わが青春の 「民主化運動」》）[18],1995年西尾康人（西尾康人）著《冻土的诗：西伯利亚抑留八年、指甲所书的记录》（《凍土の詩：シベリア抑留八年、爪で書いた記録》）[19],1999年铃木祥藏（鈴木祥蔵）著《战俘收容所中的青春：西伯利亚俘虏收容所一个学徒兵五十五年后的回忆》（《『ラーゲル』 の中の青春：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一学徒兵五十五年目の回想》）[20],2001年森本良夫（森本良夫）著《西伯利亚俘虏记：死与绝望之后回归》（《シベリア俘虜記：死と絶望からの帰還》）。[21]就这些回忆录所涉及的内容而言，虽然个体感受有异，但是回忆内容大体相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超负荷的强制重体力劳动，居住环境与营养状况糟糕，以及时刻盼望的遣返与归国之路。
另外，苏联地区战俘亲历者、后来的日本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会长斋藤六郎（斎藤六郎）的系列回忆录值得关注。[22]1989年斋藤六郎出版了其第一本回忆录：《回忆西伯利亚：全抑协会长的手记》（《回想のシベリア：全抑協会長の手記》），并在1990年出版续集（《回想のシベリア》）。[23]1995年又出版了其新的回忆录：《西伯利亚的挽歌》（《シベリアの挽歌》）。[24]同年白井久也（白井久也）出版了以斋藤六郎为研究对象的关于“西伯利亚抑留”的著作：《西伯利亚抑留记录：斋藤六郎的轨迹》（《ドキュメントシベリア抑留：斎藤六郎の軌跡》）。[25]该书总结了作为西伯利亚战俘亲历者与日本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会长双重身份的斋藤六郎的人生轨迹，是研究苏联地区日本战俘及后续诸多历史问题的有益资料。
从1989年开始，日本学界就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研究论著开始逐渐增多。1989年片冈熏（片岡薫）所著的《西伯利亚·挽歌：俘虏与〈日本新闻〉的每日》（《シベリア·エレジー：捕虜と 「日本新聞」 の日々》）一书，重点研究了苏联战俘管理局在日本战俘群体中发行的日文报纸《日本新闻》（《日本新聞》）与战俘群体的内在联系。[26]1995年落合东朗所著的《西伯利亚的〈日本新闻〉：劳改营中的青春》（《シベリアの 『日本新聞』: ラーゲリの青春》）一书，也是关于《日本新闻》的著作。[27]由这两本论著内容可见，解读曾深刻影响数十万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战俘营报纸《日本新闻》，也是了解与研究日本战俘群体活动内容的重要途径。
1993年坂本龙彦（坂本龍彦）所著的《西伯利亚的生与死：历史之中的抑留者》（《シベリアの生と死：歴史の中の抑留者》），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命运进行了个案研究。[28]1994年川越史郎著《俄罗斯国籍日本人的记录：从西伯利亚抑留开始到苏联解体》（《ロシア国籍日本人の記録：シベリア抑留からソ連邦崩壊まで》），重点探讨了因各种原因加入苏联（俄罗斯）国籍的日本抑留者。[29]1997年石崎诚一所著《西伯利亚抑留者：总统谢罪与遗留问题的终结》（《シベリア抑留者：大統領の謝罪と抑留問題の決着》），主要叙述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3年访日时就苏联扣留50 余万日本战俘一事进行道歉的历史意义，及当时日本国内各界的反应。[30]
进入2000年以来，日本学界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研究，跨入了新的领域。2002年，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在原暉之（原暉之）教授主持下编辑出版了第81号研究报告集：《日苏战争与战后抑留诸问题》（《日ソ戦争と戦後抑留の諸問題》）。[31]该研究报告集收录了五篇论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横手慎二（横手慎二）的《苏联政府的日本人抑留者送还政策》（《ソ連政府の日本人抑留者送還政策》），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寺山恭辅（寺山恭輔）教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战俘问题最新研究》）（《第二次大戦時のソ連における捕虜問題に関する最近の研究》），日本学者、翻译家长势了治（長勢了治）的《西伯利亚抑留研究著作的翻译工作》（《シベリア抑留研究書を翻訳し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蒙古国研究生维多夫·巴托巴亚鲁（オイドフ·バトバヤル）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的日本人俘虏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日本人捕虜》），以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大学教授 С.И.库兹涅佐夫（С.И.Кузнецов）与С.В.卡拉谢夫（С.В.Карасев）合著的《关东军将官、伪满洲国皇帝及政府高官的苏联抑留》（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ие ВСССР Высшего Команд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Квантунской Армии,Императора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Маньчжоу-Го（1945 Г.））。该报告集是日本、俄国、蒙古国三国研究人员协同合作的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战后苏联及蒙古国地区的日本战俘问题，并介绍了近年来日本学界以外关于此问题的研究现状。
根据1991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日时达成的相关协议，苏联（及俄罗斯）向日方陆续提供了战后在苏联死亡的日本人名单。据此日本学界围绕以日本战俘为主体的死亡者名单进行了整理分类与相关研究工作。如2003年，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在死亡名单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西伯利亚抑留死亡名簿》（《シベリア抑留死亡者名簿》）一书。[32]2009年，村山常雄（村山常雄）也编辑出版了关于苏联地区死亡的日本战俘的名单：《铭刻西伯利亚死去的46300人：苏联抑留死亡者名簿》（《シベリアに逝きし46300 名を刻む: ソ連抑留死亡者名簿をつくる》）[33]。
2004年，松本宏（松本宏）出版了专著《告发西伯利亚抑留：对国民隐去的真相》（《告発シベリア抑留：国民に隠された真相》）。[34]作者通过该书提出了其核心观点：战后苏联劳动利用日本战俘的目的，是以劳动力赔偿作为弥补战争损失的手段。
2005年出版的阿部军治（阿部軍治）的《西伯利亚强制抑留实态：来自日苏两国资料的验证》（《シベリア強制抑留の実態：日ソ両国資料からの検証》）一书，也是2000年以来日本学界较为重要的论著。[35]作者广泛收集了2005年以前日俄学界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当事人回忆录、官方文件记录、苏联解密档案与学术论著，试图还原一个完整的日本战俘群体的生活实态。不可否认，该书学术成就较高，但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仍旧是苏联方面的非人道待遇与饥饿贫乏的俘虏日常生活——这种论著的基调色彩其实也是日本学界与日本学者关注此问题的出发点：还原战俘群体在苏联地区所遭受的历史苦难，进而强调其是战争受难者。因此，作者强烈批判苏联的立场使得该论著的可信度有所下降。
2012年，日本学者富田武（富田武）编著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第二战俘营：讲述日苏证言的西伯利亚抑留真相》（《コムソモリスク第二収容所：日ソの証言が語るシベリア抑留の実像》）一书，选取了关押日本战俘的苏联内务部第二战俘营来进行单独研究，这表明日本学界，尤其是以其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西伯利亚抑留研究会（シベリア抑留研究会）在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上正在往精细化方向发展。[36]长势了治在2013年出版的《西伯利亚抑留全史》（《シベリア抑留全史》）一书，应是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资料最翔实、内容最全面及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参考了大量的日本战俘回忆录，充分利用了已公之于世的日文文献和俄文文献，并参考了日俄学界的相关论著。[37]
由上述可见，日本学界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研究，其资料来源基于两个层面：第一，日本国内的战俘回忆录、相关官方文件记录及学术论著；第二，苏联解密档案与俄罗斯学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因此在梳理完日本学界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之后，对俄罗斯学界研究现状的回顾就显得尤为必要。
俄罗斯（苏联）学者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基础是大量的关于日本战俘的苏联档案解密问世。
1990年，В.П.加里茨基（В.П.Галицкий）在《远东问题》杂志（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第6 期上发表了《苏联的战俘营档案》一文，这是笔者所见的关于介绍苏联地区日本战俘档案资料的最早文献。[38]该杂志在1991年第2期上又发表了《人民纪念之声：读者关于日本战俘的文章》（Голос народной памяти（читатели о статьео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一文，摘登了部分读者回忆战后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的文章。[39]由此文可知，当地居民在与日本战俘接触时，对他们的总体印象是任劳任怨与比较友善。1991年，В.П.加里茨基又在《军事历史杂志》（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第4期上发表了《日本战俘在苏联：真相与思索》（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правда и домыслы）一文，主要讨论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决定利用日本战俘劳动的决策过程，并大体论述了战俘问题的解决过程。[40]1993年，俄罗斯《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杂志第1 期上发表了《最后的二战俘虏们：苏共中央关于日本战俘的文件》（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докуме-нтыизфондовЦККПССояпонских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41]在文中，作者摘录了战后苏共中央（包括之前的联共（布）中央）所颁布的关于日本战俘的决议内容。借助对这些决议的解读，可以使读者搭建起战后苏联领导人关于解决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认识结构。1994年第4期《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 Е.Ю.邦达连科（Е.Ю.Бондаренко）的《战俘的漫长归途》（Долго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из плена）一文。[42]在分析战后苏联地区50 余万日本战俘的归国之路为何跨越整整十年时，作者指出，战后远东格局下苏日政治外交缠斗是其主要原因。
1997年，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И.В.别兹波罗多娃（И.В.Бе-збородова）完成了其副博士学位论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内务部）战俘与被拘留者管理总局（1939—1953）》（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НКВД-МВД СССР（1939-1953 гг.））。[43]该文利用大量苏联解密档案，介绍了1939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战俘与被拘留者管理总局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变化，并对该机构的日常战俘管理工作进行了描述与还原。借助解读该文，可以使学者在研究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时，对战俘管理机构有一个总体印象与大致把握。同年在基辅出版了В.卡尔波夫（В.Карпов）的《斯大林的俘虏：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1945—1956）》（Пленники Сталина: сибирское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ие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1945-1956）。[44]该书是笔者已知的第一部以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为研究对象的俄文论著，作者利用了大量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的入苏缘由及过程直至遣返归国进行了全景式研究。作者认为，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使得斯大林作出扣留日本战俘的决定，而冷战的爆发又使得战俘问题的解决变得极为复杂与漫长，而且即使日本战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其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还长期影响着苏（俄）日关系的发展。
上文中提及的Е.Ю邦达连科在1997年出版了专著《战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日本战俘》（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годы）。[45]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远东地区日本战俘的劳动与日常生活状态，第二部分对日本战俘遣返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最后指出，日本战俘问题与北方领土之争，是长期以来影响两国关系的根本所在。同年出版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教授 С.И.库兹涅佐夫的《西伯利亚日本俘虏：1945—1956》（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一书，是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又一力作。[46]该书对苏日交战、苏联日本战俘营设立、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战俘的日常劳作与生活以及苏日战俘遣返交涉与遣返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文中作者指出，实际上，1945年8月苏联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匆忙颁布了接收50万日本战俘并强制利用的决议，由此导致当年的日本战俘因病、饥饿等因素死亡率奇高。
1999年，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第3期发表了В.П.加里茨基的《日本战俘与被拘留者在苏联》一文，介绍了战后苏联地区存在大量日本战俘与被拘留者的历史事实，并指出，苏联战俘管理局违反国际公约，将这些日本人用于国防军事工业进行劳作。[47]
2001年，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М.Н.斯皮里多诺夫（М.Н.Спиридонов）完成其副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战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1945—1948）》（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Красноярском крае（1945-1948 гг.））。[48]该论文以位于苏联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日本战俘为对象，研究其在上述地区的战俘营组织结构、国民经济领域的劳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者指出，苏联国防委员会在1945年8月23日颁布强制劳动利用50万日本战俘的直接目的是将其作为廉价劳动力用来复兴苏联国民经济。2002年，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的 С.В.卡拉谢夫完成其副博士学位论文《赤塔州日本战俘（1945—1949）》，其研究对象为西伯利亚赤塔地区日本战俘的劳动利用。[49]作者认为，苏联通过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的劳改营与战俘营制度获取了丰富的战俘管理与劳动利用经验，因此二战后战俘管理局对苏联赤塔地区的日本战俘管理基本上是成功的，对组织结构良好的日本战俘的劳动利用是极富成效的。
2002年出版的由 Н.М.马尔科多日夫·谢尔盖耶娃（Н.М.Маркдорф-Сергеева）与Р.С.比克缅多夫（Р.С.Бикметов）合著的《20世纪40年代库兹巴斯地区的外国战俘：档案与资料》（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Кузбассе в194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и материалы）一书，对西伯利亚产煤地库兹巴斯地区（Кузбасс）的德日等国战俘的日常管理与劳动利用进行了简略研究，并附录了大量关于该地区德日等国战俘的解密档案，及当地居民关于战俘回忆的摘录。[50]
由上述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赤塔与库兹巴斯地区日本战俘的研究可见，俄罗斯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从苏联解体之初的简略介绍与宏大叙事转向了大量利用解密档案来还原历史真相与恢复历史细节。
2003年，Е.Л.卡塔索诺娃（Е.Л.Катасонова）所著的《日本战俘在苏联：大国间的大游戏》（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一书，首次借助国际关系视角来探讨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问题。[51]该书作者Е.Л.卡塔索诺娃精通日语，曾在1993年为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见日本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会长斋藤六郎担任翻译工作。通过利用苏日美三方资料，该书作者指出，在决定战后苏联地区50余万日本战俘命运走向时，苏日美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外交角力最为重要，对此问题的影响力苏联最大，美国居中，日本最无力。2004年，Е.Л.卡塔索诺娃向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обороны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提交其副博士学位论文：《苏（俄）日关系之下日本战俘问题的人道解决：历史角度（1945—2003）》（Реше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роблемы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и японии（1945-2003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52]该学位论文将苏联的日本战俘问题作为人道问题来考察，侧重于剖析该问题对苏（俄）日关系的长期影响。作者认为，冷战爆发后苏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使得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解决方式与解决结果，关系到两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形象，因而双方围绕此问题所产生的争斗尤为激烈。
以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为研究对象的英文论著，据笔者所见，只有日裔美国人威廉·F.尼莫（William F.Nimmo）在 1988年所著的《沉默的铁幕之后：苏联监禁下的日本人（1945—1956）》（Behind a Curtain of Silence: Japanese in Soviet Custody,1945-1956）。[53]该书向欧美学界介绍了战后苏联地区50 余万日本战俘问题的来龙去脉，但因其年代所限而未能使用苏联解密档案，因此显得学术价值并不重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一直非常注意将外国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译介给日本学界。如威廉·F.尼莫的《沉默的铁幕之后：苏联监禁下的日本人（1945—1956）》被加藤隆（加藤隆）在1991年翻译成日文：《检证西伯利亚抑留》（《検証シベリア抑留》）。[54]С.И.库兹涅佐夫的《西伯利亚日本俘虏：1945—1956》（С.И.Кузнецов,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Иркутск: Т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журнала“Сибирь”,1997г.）一书，在1999年被冈田安彦（岡田安彦）翻译成《西伯利亚的日本俘虏：从俄方所见“劳改营”的虚与实》（《シベリアの日本人捕虜たち: ロシア側から見た 「ラーゲリ」 の虚と実》）。[55]而В.卡尔波夫的《斯大林的俘虏：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1945—1956）》（В.Карпов,Пленники Сталинасибирское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ие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1945-1956 гг.,Киев,1997г.）一书在2001年被日本翻译家长势了治翻译成《斯大林的俘虏：西伯利亚抑留（苏联机密资料所见的全貌）》（《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 シベリア抑留：ソ連機密資料が語る全容》）。[56]Е.Л.卡塔索诺娃的《日本战俘在苏联：大国间的大游戏》（Е.Л.Катасонова,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2003г.）一书被白井久也（白井久也）翻译为《关东军士兵为何被抑留至西伯利亚：美苏超级大国的力量游戏所造就的悲剧》（《関東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に抑留されたか：米ソ超大国のパワーゲームによる悲劇》）。[57]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关注与研究显得不足，仅有一些二战史或者苏联史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尚无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专项深入研究。
2006年，徐元宫、李卫红发表了《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一文，是笔者所见国内首次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进行介绍与研究的成果。[58]此文介绍了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相关待遇，并对俄罗斯学者关于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的三点原因进行了评述，进而总结了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四种命运结局，最后列举了日俄两国学界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虽然此文引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来充实作者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在文末列出相关解密档案的资料来源，对于后继者在研究此问题时参考借鉴相关资料不利。2009年，徐元宫又发表了《劳改营里，日本战俘“啃马列”? 》一文，简短介绍了苏联地区战俘营里日本战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59]作者指出，战俘管理局大力推行马列主义教育与日本战俘积极学习马列主义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前者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对俘虏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而后者只是逆境求生本能与争取早日回国而作出的姿态。王蕾在《苏联劳改营对日本战俘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中也指出，日本战俘积极学习马列不仅是在做表面文章，而且是从中获得生活优待的一种方式，并引用相关资料与数据指出，虽然在战俘营里日本战俘学习马列积极性极高，但是归国之后能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则少之又少。[60]王蕾的《苏联战俘收容所中的日本战俘》一文也是介绍苏联地区日本战俘来龙去脉的相关文献。[61]作者利用了俄文档案集《俘虏在苏联：档案与材料（1939—1956年）》，并援引了近年来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因篇幅太短而导致诸多细节问题无法展开。黑龙江大学崔建平的《苏联政府战后对日战俘的政策评析》一文介绍了苏联对日俘虏政策的内容，并重点分析了苏联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在短短一周内急剧转变的三点原因：第一，与美国争夺日本势力范围需要而扣押日本战俘；第二，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止日本重新武装对抗苏联，以扣留战俘作为手段间接抑制日本军事能力；第三，以日本战俘强制劳动利用来弥补国内劳动力的损失。[62]
与王蕾同一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的张广翔教授与王学礼博士，对苏联地区包括日本战俘在内的外国战俘问题与苏联战俘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发表三篇学术研究成果：在《苏联战俘待遇政策研究（1941—1956）》一文中，二位学者用大量数据介绍了苏联地区战俘关押条件、食品与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状况与医疗卫生状况，并得出结论：苏联的待遇政策是适中的，为战俘提供的待遇是符合当时国情的，但由于客观原因与条件限制，战俘的死亡率也确实较高。[63]《苏联在二战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1945—1956）》一文，则重点探讨与分析了苏联扣留与遣返外国战俘的政治、外交与经济三重考量，对苏联地区的日本战俘亦有论述，最后作者认为：“在战后初期美苏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下，在苏战俘的遣返工作是在上述几种因素（政治、外交与经济）共同作用下进行的，而且几种因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64]《苏联战俘事务管理机构沿革（1939—1956）》一文，对苏联的战俘管理制度与机构的诞生与结束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其中对苏联地区的日本战俘管理亦有相关提及。[65]通过此文可以对苏联的战俘管理制度与战俘管理机关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把握，为笔者在深入研究日本战俘问题时提供了参照。
由上述可见，国内学界目前只有徐元宫、李卫红、王蕾、崔建平、王学礼与张广翔这六位学者进行或涉及了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研究，换言之，目前国内并无对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还处于对此问题的宏观研究阶段，而俄日学界对此问题早已转入微观研究与历史细化的研究上。另外，这些国内学者所用的研究成果都来自于俄罗斯学界，对于日本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目前尚无利用。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对苏联地区的外国战俘（包括日本战俘）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另一方面受制于外语条件的限制：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横亘于俄日两国学界之间，要想深入研究此问题，须精通俄语与日语这两大语种，以便于掌握第一手原始资料并吸收俄日学界研究成果，但笔者尚未发现国内学界中同时使用来自俄文和日文资料的论著和学者。
（三）日本与俄罗斯（苏联）学界文档文献资料评述
毫无疑问，俄罗斯（苏联）和日本双方的档案文献资料是该专题研究成败的关键依据。
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厚生省援護局）在1950年到1963年期间所编的三卷本《撤回援护记录》（《引揚援護の記録》），是极具史料价值的官方文件记录汇总。[66]二战结束后，日本有数百万军民需要遣返，为此日本厚生省援护局作为政府机关与中、美、苏、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进行了大量的交涉与交接工作，其中以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遣返问题难度最大，时间跨度最长，也因此援护局留下了大量的官方报告、总结与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是今人研究包括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在内的整个战后日本军民遣返问题的核心资料，借由这些资料，笔者可以构建起日本政府处理战俘问题的线索脉络。与《撤回援护记录》收录文件虽多但条理较乱的特点有异，同样作为官方文件集，日本厚生省援护局1977年所编的《撤回与援护之三十年历程》（《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一书，对二战后日本接收与援助安置海外归国人员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归类与历史总结。[67]该资料集与上述《撤回援护记录》相辅相成，是了解战后日本政府处理此问题的必备史料。而从1977年到1985年，朔北会所编著的两卷本资料集《朔北的道草：苏联长期抑留的记录》，将资料收集与编撰工作聚焦到了在苏联长期未归的日本人上，其中即包括因各种原因而滞留在苏联的日本俘虏。[68]
1984年到1998年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生活体验记录会编辑出版了8卷本的《俘虏体验记：关于苏联日本人俘虏的生活体验记录汇编》,[69]该汇编收录了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生活体验，其中以西伯利亚地区生活体验为主。1991年到2009年间出版的19 卷本《西伯利亚强制抑留者讲述劳苦》丛书，也是记录战俘亲历者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历史记忆的珍贵史料。[70]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已有和平祈念事业特别基金（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这样的组织在从事关于日本战俘亲历者历史记忆的资料搜集与编纂工作，上述两套书即是这种工作的成果展现。
2005年，由日本战后强制抑留史编纂委员会（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编辑出版的8卷本《战后强制抑留史》（《戦後強制抑留史》），既是一套完备的对相关历史的梳理与回顾，也是近年来极具学术价值的学术论著。[71]“二战”结束后，日本在撤回海外军民问题上所遇到的阻力与障碍主要来自苏联方面，即在解决苏联地区日本战俘归国问题上历时最久，难度也最大。就此而论，战俘问题，主要就是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而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则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地区。因而，此套《战后强制抑留史》丛书虽然全面涵盖中、美、澳、苏、朝鲜等国日本人问题，但其核心内容与论著篇幅都以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为主。该丛书不仅在史实上厘清了50万日本战俘的部队构成与地域分布等细节，还借助日俄学界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大量研究成果与苏联解密档案，基本上还原了日本战俘的日常生活实态及苏日美三方关于战俘遣返的交涉与遣返过程。尤为重要的是，该丛书第7卷为年表，第8卷为资料汇编，对于后来者研究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查阅相关线索与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该套书同样具备日本学者关于此问题论著的通病：通篇强调苏联方面强加于日本战俘的非人道待遇与残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日本战俘所带来的侵害，而忽视对所犯侵略罪行的忏悔与反省。
以上日文资料都是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原始资料，是笔者得以形成本书的日文核心资料。
在俄文文献方面，笔者找到了当代俄罗斯学者 М.М.扎格卢里科（М.М.Загорулько）编辑出版的关于苏联地区战俘的档案集：《战俘在苏联：档案与材料（1939—1956）》（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72]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在苏联解体后有大量关于各国战俘的解密档案公开，但外国学者查阅与利用这些档案还较为困难，因此俄罗斯学界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份超过1000 页的《战俘在苏联：档案与材料（1939—1956）》资料集的编辑与出版及时弥补了这一缺憾。该资料集共收录了1939年到1956年期间苏联战俘管理总局关于各国战俘的数百份档案，并将其归类为劳动、保障与遣返等六个门类。在这数百份档案之中，涉及日本战俘的档案有数十份。对于笔者而言，深入解读与分析这数十份关于日本战俘的档案，可以构建起研究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基本框架。而对于其他的研究者而言，众多有价值解密档案的收录，决定了该档案资料集是研究苏联地区外国战俘问题的核心资料。
2006年，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了两卷本档案集《日本战俘在滨海边疆区：1945—1949》（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вПриморье: 1945-1949 гг）、《战俘在滨海边疆区国民经济部门的劳动：滨海边疆区国立档案馆档案》（Труд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отраслях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докумен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архив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与《战俘在煤炭工业中的劳动利用：滨海边疆区国立档案馆档案》（Труд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уго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кумен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рхив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края）。[73]该档案集收录了大量1945年到1949年期间日本战俘在苏联滨海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相关档案，并附有诸多统计数据，是研究苏联战俘管理局在该地区对日本战俘劳动利用的有力档案材料。
2013年7月1日，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фонд“демократия”）编辑出版了档案集《苏联地区日本战俘：1945—1956》。[74]该档案集收录了内务部战俘管理总局下各机构关于日本战俘管理资料，及与战俘相关的新闻报道、信件等共444 份文献。档案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为日本战俘日常管理、劳动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三章，第二部分为日本战俘遣返及与之相关的苏日美三方交涉及日本舆论等文献。这是近年来俄罗斯学界专门以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为专题的档案文献集，为最新、最全面的资料汇编及集大成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难能可贵的是，该档案集还对收入档案文献所涉及的人物、组织与机构等制作了专门的索引目录和名词解释，极大地便利了该问题的研究者。
除搜集战俘回忆录、解密档案及相关学术论著外，2011年10月到2013年3月，笔者受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的委派，在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博士研究生公派留学联合培养学习。北海道大学位于北海道札幌市，该城市在地理上紧邻俄罗斯所属的库页岛及俄日间存在领土争端的北方四岛。斯拉夫研究中心聚集了日本国内大部分斯拉夫学问题研究专家，藏有丰富的档案资料与学术著作，且非常注重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笔者在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留学期间，除搜集本书相关材料外，还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亲历者大河原孝一进行了三次访谈，因而对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不仅积累了一定的理性认识，还获得了相当的感性认识[75]。
三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由于本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还原战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的来龙去脉，因此客观公正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故对此问题的考察笔者将尽量秉承兰克客观史学的原则：如实直书——在利用大量苏联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对日苏交战与战俘群体的产生、苏联战俘管理局对战俘的管理与劳动利用、日本战俘群体的日常生活，以及战俘的遣返过程进行客观公正的描述，做到言之有据、据之有理，这是本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此外笔者还认为，若要把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研究深入展开下去，不仅需要同时掌握俄日两门外语，也需要国内俄国史学界与日本史学界通力配合，更需要建立并加强与俄日两国学界的学术交流工作。
除了秉承如实直书的原则以外，历史学通用的分析和归纳方法自然也是笔者所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此外，笔者还将利用大量关于战俘的统计数据进行历史计量分析，并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基础上结合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届时大量统计数据将是本书说服力的重要来源。另外，在涉及苏日美三方关于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遣返问题进行的外交交涉时，笔者将在苏美冷战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来进行阐释。但是，笔者限于学力，史学理论功底尚显粗浅，难以高屋建瓴地驾驭众多解密档案与学术论著，对于有些具体问题还难以进行精深细致的探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此愿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恳请各位对笔者的纰漏和错误不吝赐教。
本书的研究思路，即笔者行文的主线，将以日本战俘的空间移动顺序为基准——从被俘到移送至苏联地区进行劳动改造，直至被遣返归国为止。为此本书将分为五章展开。第一章将就日苏交战过程与日本战俘移送苏联的历史事实进行还原。日本战俘陆续抵达苏联各地区战俘营后，苏联战俘管理机关对日本战俘的日常管理，为第二章的写作内容。其中将就日常物资供给、战俘营冬季防寒保障及战俘营的医疗卫生服务进行有序论述。以民主教育为载体的政治宣传，是苏联地区日本战俘营内特有的内容，对此将在第三章进行专门探讨。而对日本战俘劳动利用的考察，如劳动管理制度、劳动过程、劳动成果等内容的分析，将在第四章里予以实现。第五章将对苏日美三国就日本战俘遣返问题所进行的外交交涉，及日本战俘遣返归国过程进行历史重构。最后，将在结语部分对全书进行总结性的思考。
研究历史问题的最大障碍在于克服年代久远与涉及因素复杂多样。就苏联地区日本战俘问题，笔者尽量做到在纷繁芜杂的头绪中实现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在真实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性认识。
[1]中国所称的库页岛，俄语称为萨哈林岛（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该岛北纬50度以南部分领土的主权，二战后苏联收回该岛南半部分，现俄罗斯拥有该岛全部主权。二战前日本称萨哈林岛为樺太島，战后按音译称之为サハリン島。
[2]Известия,1945.8.16.
[3]Кузнецов С.И.,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Иркутск: ТО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журнала“Сибирь”,1997гг.,c.18.
[4]关于8月16日贝利亚电文，参见日本战后强制抑留史编纂委员会编：《战后强制抑留史第8卷（年表·索引编）》，第49页，独立行政法人和平祈念事业特别基金发行（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編集：《戦後強制抑留史第8巻（年表·索引編）》，第49ページ,独立行政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発行）。
[5]Цунаева Е.М,Учрежде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плена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1939-1953,Волгоград: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во,2010г.: О приеме,размещении и трудовом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обороны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9898сс,от23 августа1945 г.,с.65-66.本书所指的苏联地区日本战俘，实际上包含了部分一道被苏联移送至其本土的非军事人员，他们与日本战俘一道被苏联安置在各地从事日常管理、劳动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以及被遣返。
[6]日文中“抑留”之意为拘留或扣留。一直以来，整个日本社会以“西伯利亚抑留”来指代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的这段经历，主要原因在于西伯利亚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战俘和整个日本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橋本澤三、木村貴男著：《白夜に祈る: ソ連地區抑留報告》，東京中央社1948年版。
[8]高杉一郎著：《極光のかげに: シベリア俘虜記》，東京目黒書店1950年版。
[9]シベリヤ叢書，東京日刊労働通信社1958年版。弥益五郎著：《ソ連政治犯収容所の大暴動：カラガンダ事件の体験記》。石田三郎著：《無抵抗の抵抗：ハバロフスク事件の真相》。秦彦三郎著：《苦難に堪えて》。草地貞吾著：《地獄遍路》。佐々木正制著：《ソ連労働者の生活：ソ連労働法を中心として》。竹村重雄著：《ソヴエトの文化と生活》。香川重信著：《人間廃業十一年》。氷地修[ほか]著：《七重の鉄扉：日本人捕虜のシベリヤ抑留記》。徳永笹市編：《スターリン批判後のソ連政治と人間改造：日本人抑留者の体験·報告》。徳永笹市編：《裁判.監獄.防諜：ソ連囚人政策の裏面》。徳永笹市編：《強制労働者と民族問題：日本人戦犯抑留者の見聞記》。
[10]中村泰助著：《シベリアよさようなら: ソ連抑留二年間の記録》，東京第二書房1966年版。
[11]近藤毅夫著：《シベリア抑留記》，東京白凰社1974年版。今井源治著：《シベリヤの歌：一兵士の捕虜記》，東京双葉社1974年版。
[12]前野茂著：《ソ連獄窓十一年》，東京講談社1979年版。
[13]若槻泰雄著：《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ソ連と日本人》，東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79年。
[14]原田充雄著：《シベリア抑留：敗虜の歌》，札幌市で個人出版，1980年。落合東朗著：《ハルローハ、イキテイル：私のシベリア記》，東京論創社1981年版。吉富利通著：《シベリア抑留記：こくりの兵隊》，東京光風社出版，1981年。
[15]蝦名熊夫著：《死の家の記録：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四年間の断想》，東京西田書店1989年版。
[16]鈴木忠蔵著：《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回想録》，金沢北国新聞社1990年版。
[17]高橋一二三著：《シベリア凍土の歌：シベリア抑留記》，山形県で個人出版，1993年。
[18]中嶋嘉隆著：《封印されたシベリア抑留史：わが青春の 「民主化運動」》、東京MBC21,1995年。
[19]西尾康人著：《凍土の詩：シベリア抑留八年、爪で書いた記録》，東京早稲田出版，1995年。
[20]鈴木祥蔵著：《『ラーゲル』 の中の青春：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一学徒兵五十五年目の回想》，東京明石書店1999年版。
[21]森本良夫著：《シベリア俘虜記：死と絶望からの帰還》，東京春秋社2001年版。
[22]斋藤六郎生于1923年，1945年以关东军陆军第四军军法会议书记身份被苏军俘虏后，被送往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服劳役，1949年归国。1979年发起成立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并任会长。通过斋藤六郎领导下的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与苏联方面的不断交涉，先后实现了抑留死亡者名簿的引渡与死亡者遗族自由赴苏（俄）参拜墓地等内容。1995年去世，终年72岁。资料来源于上田正昭[ほか]監修：《日本人名大辞典》，講談社2001年、第128ページ。
[23]斎藤六郎著：《回想のシベリア：全抑協会長の手記》，鶴岡市で個人出版，1989年改订版。斎藤六郎著：《回想のシベリア》，鶴岡市で個人出版，1990年。
[24]斎藤六郎著：《シベリアの挽歌》，鶴岡市終戦史料館出版部，1995年。
[25]白井久也著：《ドキュメントシベリア抑留：斎藤六郎の軌跡》，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版。
[26]片岡薫著：《シベリア·エレジー：捕虜と 「日本新聞」 の日々》，東京龍渓書舎1989年版。《日本新闻》创刊于1945年9月1日，由苏联战俘管理局发行，其素材和新闻来源于遍布苏联各地的日本战俘。
[27]落合東朗著：《シベリアの 『日本新聞』: ラーゲリの青春》，東京論創社1995年版。
[28]坂本龍彦著：《シベリアの生と死：歴史の中の抑留者》，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版。
[29]川越史郎著：《ロシア国籍日本人の記録：シベリア抑留からソ連邦崩壊まで》,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年版。
[30]石崎誠一著：《シベリア抑留者：大統領の謝罪と抑留問題の決着》，東京全貌社1997年版。
[31]原暉之編：《日ソ戦争と戦後抑留の諸問題》，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第81号研究研究報告シリーズ,2002年。
[32]A.A キリチェンコ編：《シベリア抑留死亡者名簿》，仙台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
[33]村山常雄著：《シベリアに逝きし46300名を刻む: ソ連抑留死亡者名簿をつくる》，東京七つ森書館2009年版。
[34]松本宏著：《告発シベリア抑留：国民に隠された真相》，東京碧天舎2004年版。
[35]阿部軍治著：《シベリア強制抑留の実態：日ソ両国資料からの検証》，東京彩流社2005年版。
[36]富田武編著：《コムソモリスク第二収容所：日ソの証言が語るシベリア抑留の実像》，東洋書店2012年版。
[37]長勢了治著：《シベリア抑留全史》，原書房2013年版。
[38]Галицкий В.П.,Архивы о лагерях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СССР//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0.-№ 6.
[39]Голос народной памяти（читатели о статье о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 6.
[40]Галицкий В.П,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 правда и домыслы.//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1.№ 4.
[41]Последние пленник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фондов ЦК КПСС о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 1.
[42]Бондаренко Е.Ю.,Долгое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из плен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4.-№ 4.
[43]Безбородова И.В.,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НКВД-МВД СССР（1939-1953 гг.）,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1997гг.
[44]Карпов B.,Пленники Сталина: сибирское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ие Японской армии,1945-1956,Киев-Львов,1997гг.
[45]Бондаренко Е.Ю.,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в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7г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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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Галицкий В.П,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и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е в СССР //Новая и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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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Карасев С.В.,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Чит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1945-1949 гг.）,Ирку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2гг.
[50]Маркдорф-Сергеева Н.М.,Бикметов Р.С.Бикмет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в Кузбассе в194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Кемерово: 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2002г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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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Катасонова Е.Л.,Решение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роблемы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отношениях 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и японии（1945-2003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аспект,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004гг.
[53]William F.Nimmo,Behind a Curtain of Silence: Japanese in Soviet Custody,1945-1956,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8.
[54]加藤隆訳，ウィリアム·F.ニンモ著：《検証-シベリア抑留》，東京時事通信社1991年版。
[55]岡田安彦訳，セルゲイ·I·クズネツォフ著：《シベリアの日本人捕虜たち: ロシア側から見た 「ラーゲリ」 の虚と実》，東京集英社1997年版。
[56]長勢了治訳，ヴィクトル·カルポフ著：《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 シベリア抑留：ソ連機密資料が語る全容》，札幌北海道新聞社2001年版。
[57]白井久也監訳，エレーナ·カタソノワ著：《関東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に抑留されたか：米ソ超大国のパワーゲームによる悲劇》，東京社会評論社2004年版。
[58]徐元宫、李卫红：《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59]徐元宫：《劳改营里，日本战俘“啃马列”? 》,《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60]王蕾：《苏联劳改营对日本战俘的思想政治教育》,《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1期。
[61]王蕾：《苏联战俘收容所中的日本战俘》,《辽宁行政学院》2011年第10期。
[62]崔建平：《苏联政府战后对日战俘的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中欧研究》2009年第2期。
[63]王学礼、张广翔：《苏联战俘待遇政策研究（1941—1956）》,《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5期。
[64]张广翔、王学礼：《苏联在二战战俘遣返问题上的三重考量（1945—1956）》,《史学月刊》2011年第7期。
[65]王学礼、张广翔：《苏联战俘事务管理机构沿革（1939—1956）》,《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2期。
[66]厚生省引揚援護廳長官官房總務課記録係編：《引揚援護の記録》，東京厚生省引揚援護庁，1950—1963年。关于厚生省与援护局笔者作如下简短介绍：日本厚生省属于中央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医疗卫生及国民福祉事业。二战结束后，在厚生省下设援护局，负责处理战后海外日本平民回国及被中、苏、美、澳、朝鲜等国扣留的日军战俘归国事务。
[67]厚生省援護局編：《引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東京厚生省，1977年。
[68]朔北会編：《朔北の道草：ソ連長期抑留の記録》，東京朔北会，1977—1985年。
[69]ソ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捕虜体験記 /ソ連における日本人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編》,1—8冊，東京ソ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1984—1988年。
[70]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編：《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1—19冊，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1991—2009年。
[71]戦後強制抑留史編纂委員会編：《戦後強制抑留史》,1—8冊，東京平和祈念事業特別基金，2005年。
[72]Загорулько М.М.,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39-1956.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 “Логос”,2000гг.
[73]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Приморье: 1945-1949 гг: Труд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отраслях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рхива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Труд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 уго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документ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рхив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Владивосток: Морской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5гг.
[74]Гаврилов В.А.,Катасонова Е.Л.,Японские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е в СССР.1945-1956,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демократия”,Москва,01.07.2013.
[75]大河原孝一，1922年生于北海道旭川，1943年参加日军，1945年8月15日在朝鲜北部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作为战俘被苏联移交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政治教育，1956年被免予刑事起诉并返回日本。在回到日本之后，大河原孝一一直坚持忏悔战争罪行，并宣传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笔者于2013年1月19日在札幌市大河原孝一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有采访录音为证。大河原孝一先生虽已90高龄，但仍身体健朗、思维清晰，在谈话中表达了其忏悔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