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历史上除国家政权和府州郡县等政区外，还出现过部落、部落联盟、属国都尉、獠郡、军城（镇）、侨州郡县、羁縻府州（卫所）、宫帐（斡鲁朵）、军、监、头下州军、土司、法王、方国、诸侯、世侯、藩镇、道、转运使路、布政司（行省）、宣慰使府、都元帅府、万（千、百）户府、汗国、王国、藩属国，以及军政合一、政教合一、农政合一、矿政合一区等政治实体或区域，它们究竟是何种性质，在我们论述历史政治地理时，特别是编绘历史地图时，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出版的历史政治地理著作及历史地图，还存在许多盲点，或避而不谈，或作权宜处理，这些都不利于深入开展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也无法为处理国内外一些政治问题（如与周边国家边界历史遗留问题、国内政区勘界问题、行政区划改革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问题等）提供更有利的决策依据。
笔者有志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多年从事历史政治地理研究，一直关注唐、宋、元、明、清时期处于国家地理边缘——边疆民族地区建立的羁縻府州县、土官土司的建置沿革、管理方式及其演变，发表了40多篇论文，其中十多篇已整理为专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于2009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十多篇正在整理，准备以《羌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羌浑等族羁縻州为中心》为名出版专著。本书则是在近年笔者关于构建历史政治地理圏层结构理论的宗旨指导下，以另外几篇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土官土司建置沿革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论文为主，加入几篇西南地区羌蛮等族史地探考的论文，结集整理并进行补充修改后出版，以证明这些羁縻府州和土司土官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自治区，是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圏层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本书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历史政治地理圏层结构理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历史政治地理圈层结构，指一个国家的政区可以依据其性质划分为若干类型，这些类型或者表现为地理分布空间上的圈层，或者表现为政治结构空间上的圈层，这样一种横向的波纹状圈层，与各圈层政区内部的纵向管辖层级（如省、州、县、乡之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每一类型中，也可以设置不同的层级（如直辖区、自治区等类型都可以设置州、县、乡），每一层级中，也可以出现或设置不同类型的政区（如省级可以设直辖区、自治省等类型，州级可设州级市、自治州等类型，县级可设县级市、自治县等类型）。
在幅员较为广阔的国家，只要可以划分为若干政区，基本上都存在中心区（直辖区）和边缘区（普通政区）两大类型的圈层，但民族、文化地域性差异性较大的国家（通常指多民族国家），中心区可以包含直辖区和普通政区两个亚圈层，边缘区则包含自治区和藩属国两个亚圈层。不同圈层的政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所不同，与中央或上级政府关系的疏密往往表现为自治程度的高低，这是判断各类行政区性质的标准。在多民族国家，前者主要指藩属国和自治区类型，多出现于边缘区，后者主要指普通政区和直辖区类型，多出现于中心区。
第二章以唐宋西域、西南地区几处羁縻府州的建置沿革为例，还原了中原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行政治策，将原有的藩属国、藩属部落和新归附的国家、部落改建为特殊的民族自治政区，使其成为国家疆域的边缘圏层这一历史过程。
如毗沙都督府，是唐代在西域于阗古国等地设置的重要民族自治政区——以于阗国王兼任都督的羁縻都督府，下设若干羁縻州，由于两《唐书·地理志》不载州名，历史面貌较为模糊。笔者考证羁縻于阗都督府贞观二十二年初领于阗、蒲山、六城、渠勒、戎卢、精绝六羁縻州，前上元二年，改于阗州为毗沙州，于阗都督府为毗沙州都督府，析置羁縻毗沙、西河、勃野、河中、东河五羁縻州，初步复原了这十一州的具体地望。
两《唐志》除载有唐高宗时代所置西域羁縻都督府的名称及辖州数外，不载有这些羁縻府州和后来所置其他羁縻府州的沿革，更不载其具体地望。笔者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就唐中期玄宗时代所置西域渠黎、阇甄、妫塞三个羁縻都督府的沿革及地望做了进一步探索。
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地区，唐宋曾是泸州都督府、泸州属地，先后置有十九个羁縻州、五十多个羁縻县，但唐宋地志对其具体地望记载不够确切。笔者考证了泸属西部十一个羁縻州、三十多个县的建置沿革、交通格局和具体地望，并对各家的定点进行了商榷，最后以地图形式复原了这些羁縻州县的分布情况。
笔者还比较了唐宋两朝对羁縻州管理的同异，认为宋朝羁縻州的管理总体上趋向于灵活和宽松，虽然在客观上对稳定边疆社会、发展边疆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宽松过度，却又使宋朝丧失了羁縻地区应有的边防藩篱作用。
第三章以唐、宋、元、明、清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从羁縻府州建置到土官土司建置的演变为例，证明古代边疆民族自治政区形变而实不变，始终作为国家政治地理边缘圈层而存在的历史事实。
如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表现的是典型的犬牙相入格局，其形成过程是在元、明、清三代。追溯其原因，主要是唐宋以来，本地区作为政治边缘地带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本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唐宋以来犬牙相入政区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云南、广西和越南交界的三角地带，宋、元时期曾有一个被称为“特磨道”的政治实体，其历史面貌如性质与归属、交通格局与地理范围、民族构成与部落分布、州县镇寨建置等都较为模糊乃至阙如，悬疑至今。我们对特磨道的历史地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尽可能详细地揭露和还原其历史面貌。证明特磨道本是唐、五代以爨蛮、獠子诸部建立的羁縻州地，大理国取之建“道”，即其边疆民族自治政区，后归属宋朝广南西路，元属云南行省，从羁縻州县洞寨演变为土官土司，从未独立建国，“特磨”词义来源于唐代爨部乌蛮首领。
明玉珍大夏国在土家族地区的行政建置，既是历史政治地理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土家族历史地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对实录、正史、方志、家乘等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逐一揭示了明玉珍大夏国在鄂西、湘西、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设置的各类土司的历史沿革和地望，基本复原了这一时期该区域的政区地理面貌，认为明玉珍与陈友谅政权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策略上的差异，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效果。
另外，我们通过对宋代西南蛮五姓诸番地域分布及其与羁縻州对应关系的分析，认为五姓番与顺化王等三十九部都是唐代西赵蛮诸部的后裔，一直生活在西赵蛮诸部原来的地域范围内，即今贵州黔南、黔西南及安顺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南宋时演变为八姓番与罗甸国。元初废除唐宋以来的羁縻州号，对八番罗甸地区实行新型统治方式，在今惠水县一地集中安置八番罗甸九安抚使司，原管一千多个洞寨，除罗甸国旧地改隶云南普安路，程、韦二番旧地改隶广西来安路外，重新归并设置为三十多个蛮夷长官司，交给元朝派驻的“管番民总管府”直接管理，九安抚使亲辖地只限于今惠水县的部分地区，自治权力被收束架空，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向基层延伸。这是宋元之际边疆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之一。
第四章从地名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及社会文化等方面考察了川滇民族走廊及其附近地区羌、夷、蛮、獠诸族群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
据笔者考证，“岷山”系先秦、秦汉间中原人对古蜀国西部山区——今岷山—龙门山、邛崃—夹金—大相岭的通称；“岷”与“曼”“绵”“汶”“蒙”“旄”“駹”等都是这片山区土著民族——羌、夷的族名，源于其自称，本义是“人”；“羌”或“夷”是中原人对他们另起的称呼；“岷山”即“岷（曼、绵、汉、旄、駹）人之山”的意思；岷、曼、绵、汶、蒙、旄、駹相互间的语音差别，出自译者或被译者的方言差异；其与现代羌族自称词的语音差别，则是出自羌语本身的语音变化规律。
西南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及政治原因而传世文献较少，因此石刻资料在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时爨氏是南中主要政治势力之一，但正史的记载多有断缺。我们通过解读新近发现的《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补正了爨氏世系、唐代爨氏事迹，基本解决了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州数及罢废时间等史地问题，丰富了两《唐书·南蛮传》的有关内容。
关于唐代大渡河下游黎属羁縻州的部族分布，通常认为在黎州东南分布着“粟蛮”，黎州正南分布着“邛部六姓蛮”，黎州西南分布着“五部落蛮”和“铄羌”。前辈学者已论证邛部六姓蛮中的乌蛮都是么些蛮，白蛮是近代尔苏西番的先民，粟蛮即宋代虚恨蛮，是乌蛮别种，他们在南宋以后为彝族先民所逼而向西退缩。笔者补充了有关部族的地理分布问题。
关于宋代泸属羁縻州的部族及社会文化，已有学者做过一些探讨，其结论笔者大体赞同，唯对其州数、州名及獠人群落分布有些异议，并且认为在社会文化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探讨补充，故撰文进行商榷。
川西民族走廊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名为藏族而实具独特语言、文化色彩的古老部族，其族源迄今仍然是谜，居住在四川泸定、康定县境内的贵琼人就是其中之一。笔者初步认为贵琼人是古牦牛羌的一支，武周时以酋首居住在贵川（今宝兴河），称为贵川羌，唐末五代之际，酋首改高姓，迁居天全碉门外砂坪。南宋时完全同化了原住獠蛮，一些贵川羌迁居岩州，与原住王氏等部落羌杂居、融合，仍称贵羌，或译贵琼、顾羌。明代岩州贵羌向康定东北部鱼通等地发展，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贵琼人先民。
本书出版得到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的资助，谨此致谢。
为使前后行文简洁整齐，所提学者径称姓名，略去“先生”字样，非为不敬，谨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