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中间商制度是近代中外贸易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学界对此研究多局限于描述，理论分析、模型构建不足。鉴于华茶对外贸易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学界对茶叶贸易的研究关注不断，各种著述层见叠出，然而，已有研究多呈现述多论少，而论又多集中于宏观统计、描述，对市场微观个体、茶叶贸易制度内涵、市场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内在逻辑、贸易制度对茶业发展的影响鲜有考察，而这却又是至关重要的。若不对此做一番深入考察，有碍于我们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中存在的各种市场表现作出有力回答：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对华茶衰落的挽救表现得总是那么无力？为什么茶叶贸易被洋行、买办与茶栈等市场中间商所操纵？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三者对华茶贸易的操纵？为什么茶叶贸易中掺假作伪现象长期存在？为什么华茶难以自救？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华茶对外贸易和中间商及其制度研究的现状，做一番述评。
一 近代中间商及其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无不涉及洋行、买办。中国学者研究洋行多集中于其在华商业或政治活动、业务范围、投资领域等问题上。重点分析洋行经济或政治势力的扩张，对其在贸易中的购销、担保、中介等市场功能仅作简单介绍。[7]外国学者多从洋行是沟通中外贸易媒介的角度，对洋行在中外贸易中如何发展、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给予了考察。例如，美国学者勒费窝的意图，是把怡和洋行作为近代中外贸易中起过交易媒介作用的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一个谋利机构，以此来突出外国洋行在华活动的范例来加以研究，并且就这个机构在19世纪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的影响和做出的反应做一番说明。[8]总的来说，由于受制于材料不足，对洋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多。然而，洋行在近代中国贸易中的重要性，远不止已有研究所展现出的那些内容，如洋行与外国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洋行在近代中国市场制度构建中的角色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关于买办的研究成果，要比洋行深入与丰富得多。从20世纪20年代起，时人已对买办及其制度有过研究，“凡各级各种之商业，苟其资本全属于外人，或有一部分属于外人，则例必以华人为买办，此盖几乎如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矣”。[9]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于买办及其制度的功能与利弊上，“买办就是为贩卖之周旋，于卖买信用的时候，对于买主的支付能力，而给予保证，和探听商品的买主，笼络一切营业上纷议的任务”[10]。综观民国时期关于买办的研究，共同特点是侧重于经济分析，没有超越经济生活本身。当代学者对买办及其制度的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尤以美国学者郝延平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最具代表性。该书对买办在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想转变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考察，并对买办在这些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了肯定。[11]在此书中，郝延平从市场主体的角度分析了买办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他认为买办是近代中外经济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中介者。“中介论”为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中国学者对买办的考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从“阶级论”的观点，对买办进行研究。[12]
学界对洋行、买办等贸易中间商及其制度，尤其是买办及其制度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然而却忽略了近代对外贸易中另一个重要中间商——行栈——的研究。除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关于城市行栈的专题论述外，[13]很少有关于近代行栈的整体性论述。近来，才有山东社科院庄维民教授的大作《中间商与近代交易制度的变迁：近代行栈与行栈制度研究》对行栈做了整体性研究。在该书中，作者通过丰富史料对近代中国行栈的产生、延续、市场功能及其制度变迁给予了考察，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弥补了对近代中外贸易中的中间商研究的空白。该书至少有两点创新之处：一是选取了久为学界忽视的行栈及其制度为研究对象；二是对行栈等中间商对交易成本影响的考察。
二 近代华茶衰落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打开近代中国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的各种著述，几乎无不涉及茶叶对外贸易，这缘于茶叶贸易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关注，始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人士的访查，访查的目的主要是试图从中国发现适合在印度种植的茶叶树种。专门介绍中国茶叶产制情况的专著有Fortune Robert的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Including Sung—Lo and the Bohea Hills（London，1852）和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London，1853）；S.Ball的An Account of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London，1848）等书。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华茶对外贸易衰落，考察华茶衰落的原因、如何挽救华茶成为当时社会研究华茶贸易的主题。这一时期有影响力的著述，以晚清海关税务总司编制的Tea.1888为代表。除了晚清政府总结该调查之外，社会人士、地方官员讨论华茶衰落的原因及如何挽救华茶衰落的措施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茶叶贸易的主要特点，但讨论的内容相当浅显。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茶对外贸易更加衰落，如何挽救茶叶对外贸易和发展茶业经济成为中国社会、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各种著述可谓众说纷纭。其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进行的大量调查、统计成为这一时期研究茶叶贸易的主要特点。[14]这一时期有关茶叶贸易和茶业发展的论说，集中在如何挽救茶叶对外贸易和茶业改进问题，涉及茶叶生产、制造、运销、金融、组织等问题，较晚清、民国初期茶叶贸易研究有了更深刻认识。外文方面，代表性的论著有T.H.Chu的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该书论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两湖茶业兴衰情况，考察了外国资本的砖茶工业，并分析了茶叶外销在国内流程、茶叶产制、运销等相关费用及茶业组织关系。[15]Boria P.Torgasheff的China as a tea producer，该文主要分析了中国茶叶的产制、销售情况，叙述中国茶的历史较多，对华茶衰落的原因给予了简要分析，认为华茶贸易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产制方法落后。[16]这一时期，关于茶叶的英文著述，以Ukers William H的All about Tea最为出名[17]，该书对世界各地茶叶历史、产制、运销、文化等均有涉及，但仅限于介绍为主。
当代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茶业发展的研究，成果颇多。研究的问题较多，领域较宽泛，角度亦各异。不管研究领域、问题、角度如何，近代华茶对外贸易盛衰过程及衰落原因，始终是当代学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学界关于华茶对外贸易衰落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外国资本“控制论”和“竞争论”。汪敬虞认为洋行控制中国茶叶市场、决定茶叶价格，编织以洋行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导致中国茶农身受严重剥削，“这是中国茶叶衰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败退的根本原因”[18]。林齐模认为英国资本对国际茶叶市场的操纵、中印茶叶生产方式的差异和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三个原因导致了华茶出口的最终衰落。[19]（2）中国茶叶生产方式落后论。研究华茶贸易衰落的学者，多倾向这种观点。仲伟民认为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导致华茶在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20]陶德臣对中印茶业发展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小农生产方式、种植技术、贸易体制的落后是华茶衰落的主要原因。[21]（3）近代中国政府征收沉重税厘论。陈慈玉认为中国政府只关注于茶叶捐税，并不保护商品化了的茶业，更不积极栽培与改进。中国政府之力不足以致力于与外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22]贺琤认为在茶业走向衰退时，由于受官僚体制、资金短缺、厘金制度、传统民本意识形态的制约，晚清政府无力执行茶业革新的领导和管理职责才是近代华茶出口衰落的主要原因。[23]（4）中国制茶技术落后论。史念书通过对清末民初中国各地对茶业挽救措施进行了考察，认为导致近代华茶衰落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24]（5）中国传统贸易制度失衡论。姜修宪以近代福州港华茶出口为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了近代华茶对外贸易衰落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近代中国政府的沉重税收制度和传统的中间商制度对晚清华茶出口的阻碍是导致华茶衰落的根本缘由，其他因素只作为外部原因起作用。[25]罗威廉认为传统中国的商业网络面对外国竞争，无力重构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最终导致华茶的衰落。[26]除了以上几种观点外，还有其他观点，但结论基本大同小异，对此不再赘述。
当代国外对近代华茶贸易的论著以Robert P.Gardella的Harvesting Mountains：Fujian and the China Tea Trade，1757—1937和Thomas E.Lyons的China Maritime Customs and China’s Trade Statistics（1859—1948）为代表，[27]Robert Gardella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福建茶叶历史和贸易过程作了论述，并对华茶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做了较多考察。Thomas E.Lyons的著作旨在提供一种如何合理使用海关统计数据的指南，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海关数据来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等问题。此外，澳大利亚学者Nick· Hall所著的《茶》一书，较全面地考察了近现代世界主要产茶国茶叶的生产、制造、销售和情况。
三 近代华茶衰落研究评析
综观当代学界对华茶贸易衰落原因的考察，不难发现研究尚存不足之处，有些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深挖和拓展。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拓展的地方，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作为华茶衰落的原因。例如，华茶质量低下，是茶叶贸易中的市场表象，而不能作为华茶衰落的原因，因为存在这样的逻辑思维：是什么因素制约华茶质量的提高？在茶叶贸易开启之时，日本绿茶质量要比华茶为劣，为何日本绿茶出口没有衰落，相反却走向了成功？
第二，理论和逻辑分析不足。综观有关近代华茶贸易已有研究，学界多注重史料搜集，而且多从史料体现的现象而下结论，但对史料的理论分析不足。无疑，史料是我们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根本前提，对其搜集整理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基础。然而，仅注重史料搜集整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将史料与理论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史料解读基础之上，将史料反映的现象上升到理论分析。不进行理论性思考，往往会影响我们对事物性质，乃至结论的判断。例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茶叶的小农生产必然失败于资本主义大农场，因为前者不能取得后者那样的“规模收益”。然而，用规模收益的概念对小农生产和大农场生产作优劣区分并不合适，因为求助于规模收益的概念一般是无用的，也是无意义的。茶叶的种植和采摘属于农业范畴，资本主义农业取胜传统小农生产，主要是采用新农业要素。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入一种以上的新农业要素，当引入两种或两种新农业要素时，农业生产函数的结果，并不表现出线性的关系，所以在改造农业的过程中，要实现产出和效率的最优化，关键的问题不是生产规模问题，而是对农业投入的要素及其带来的收益均衡问题。从近现代世界茶业发展历史过程及发展趋势来看（茶叶生产趋向于小规模耕作），也不支撑小农生产必然失败于大农场生产的观点。
学者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一文中指出：华茶质量的下降和洋商对华茶出口的操纵这两种传统解释无法很好地说明华茶出口为何衰落。该文论证了茶叶质量的下降与出口量衰退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并指出茶叶质量的根源在于税收制度和中间商收购制度。同时，该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外商人在茶叶交易过程中的博弈过程，认为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中国茶商掌握着贸易的主动权，而非部分学者认为的洋商掌握主动权。该文最后得出如下结论：传统茶业公会及其制定的制度约束才是决定华茶贸易增长与否的关键所在。姜文从制度的角度考察了华茶对外贸易衰落的原因，可谓为研究近代华茶贸易过程提供了一个新视角。然而，从姜文对相关内容的考察来看，抛开其对制度内容考察完备与否不谈，单就从理论与逻辑分析而言，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例如，茶叶质量的下降是中间商制度和沉重税厘制度导致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中国茶商是如何掺假，并最终导致华茶品质低劣的？我们又该怎样刻画掺假和降低华茶品质，对华商而言是其理性选择？既然谈到制度变迁，我们该如何判断制度发生变迁的？出现某一新的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就可以认为整个制度发生了变迁？制度变迁所需的成本及其带来的收益如何？等等。要进一步解答这些问题，除了要对大量史料进行解读外，更需要我们用相关理论去分析。
第三，学界对近代华茶衰落的研究，存在定性研究比较多，定量研究比较少的现象。所谓的定量研究比较少，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对茶叶贸易数据的收集、整理、统计、研究工作尽管做得很多，但是一些数据多为不连续数据，连续数据稀少；其二是运用计量方法做实证分析比较少。简单地罗列一些数据，或对新整理的统计数据进行定性描述，恐将仍会存在见仁见智的分歧。
综观对近代中外贸易中间商——洋行、买办与行栈及其制度的研究，不难发现，无论是洋行的代理制度还是买办制度和行栈制度，都是近代中外经济和贸易制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然而，学界对洋行、买办和行栈等中间商市场地位、职能以及在构建对外贸易制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考察仍然不足。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文章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给予简单介绍、描述，鲜有从经济学、市场逻辑分析的角度做深刻分析。同时，理论与实证亦显不足。以庄维民教授的《中间商与近代交易制度的变迁：近代行栈与行栈制度研究》一书为例，笔者认为该书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例如，该书作者认为：以行栈为代表的中国中间商，不仅不会增加交易费用，相反，它们恰是为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作者为论证其观点，列举了丰富的实例。然而，仅列举史料实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间商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显性”费用之上，还具有“隐性”费用。所谓的“隐性”费用，是指中间商利用有利的市场地位通过对交易的操纵获取的“好处”。对从事真正买卖者而言，中间商所获取的这些“好处”即构成他们的“隐性”费用。要研究这些“隐性”费用，有必要对近代行栈在市场表现的行为动机、制度形成的市场内在逻辑、缺失社会或政府监管下的中间商制度效率与公平给予深入分析与刻画。另外一点，该书也没有将中间商制度与贸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考察中间商及其制度对贸易的正向影响抑或负向影响。不解决这些中间商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很难对近代中间商制度的市场功能、效率、公平和对贸易促进与否等问题给予合理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