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在印度创建了佛教,并开始向外传播。到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阿育王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据记载,他先后派出了九个佛教僧团向外传播佛教。佛教向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路线主要分为向南和向北两条。向北传播的路线是经过中亚传到中国内地和西藏,后来逐渐形成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属于北传大乘佛教;[1]向南传播的路线是最先进入锡兰(今斯里兰卡),后逐渐传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并进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后来逐渐形成了上座部佛教,属于南传上座部佛教。所谓南传上座部佛教,一是佛教最初由印度恒河流域向南方流传,先传到斯里兰卡,再传到东南亚,从地理位置的分布而言,这些地区都在印度之南,故得名南传佛教;二是由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南亚南传佛教主要以正统的上座部(Theravāda)佛教为主,故又被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简称南传佛教。后来经由泰国、缅甸传入云南的南传佛教则被称为云南上座部佛教或云南南传佛教。由于近年来,南传佛教在内地这一非传统信仰空间内也有传播,同时,来自内地的汉族等其他非传统意义上信仰南传佛教的信徒也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作为南传佛教信徒修行,这意味着南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超越其原有的信仰空间,故在当代的研究视角中,对于云南南传佛教的称谓又可以称为中国南传佛教。[2]此外,因为传统的南传佛教主要使用巴利语抄录和注释佛经,故南传佛教又被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公元前3世纪,虔信佛教的阿育王举行了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结集,整理编纂了巴利三藏经,并先后派出九个使团到国外弘法布教。据巴利文献记载,其中第九个使团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长老率领到斯里兰卡传播佛法,并在斯里兰卡建立起“大寺”(Mahāvihāra)广泛宣教佛法,人们认为南传佛教即滥觞于此。随后,伽密多上座比丘尼携菩提树分支从印度移植到斯里兰卡,始建比丘尼僧团。由于传教活动一开始就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护法,斯里兰卡成为印度之外的第一个佛教国家。
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大寺派举行了第四次结集,把历来口传心授的巴利语佛典第一次用僧伽罗文字母音译刻写在贝叶上,形成了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这次结集对于保存上座部佛教典籍、保障大寺派思想长期持续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世纪,觉音(Buddhaghosa,又译佛音)尊者从印度到斯里兰卡,把当时斯里兰卡僧伽罗语的佛教典籍译成巴利语,严格按照当时大寺派的思想体系对许多巴利语原著进行注释和义疏,并撰成《清净道论》。这奠定了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理论基础,确立了上座部佛教完整的思想体系。至此,流传至今的南传佛教才真正得以形成。[3]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成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13—14世纪经由泰国、缅甸传入我国云南南部、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后,又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一样,南传上座部佛教一经传入中国云南,就开始了本土化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如果说汉传佛教是通过充分发展起高度发达的理论体系,并在唐朝形成了不同的宗派,从而最终走上了中国化历程的话,那么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本土化现象则表现出与汉传佛教的极大不同。它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不是过多地表现在对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方面,而是注重在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纯洁性的同时,也在适应着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当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步发展起独具特色的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传播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传播区域内接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少数民族种类及文化传统不同,形成了多种民族文化立体交错并存的复杂格局,这使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国云南获得了丰富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资源,并最终在戒律、佛寺组织管理模式、僧阶、寺院建筑艺术以及节日习俗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民族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行为,它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这一多种民族文化立体交错并存的复杂格局中慢慢发展完善、逐渐成熟的。正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艰难历程,南传佛教在我国境内逐渐在地化,最终形成民族化、本土化的特征。
本书的写作思路正是基于南传佛教在以傣族为主的地区发展和传播脉络,对南传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国南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在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南传佛教在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欧美国家都有传播,中国南传佛教一直保持着与国内外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故而也呈现出动态的发展进程。因此,对中国南传佛教发展历程的关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对之进行动态的观察,也要对某一历史时段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以宗教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去剖析历史现象,建立学术研究坐标系去研究中国南传佛教发展的历史。
与此同时,由于与汉传佛教信仰分布区域不同,南传佛教在我国的分布区域社会发育程度还不是相当成熟,故而有些地方的传统已经开始流失。因此对过去的回顾、对现在的把握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的学术使命感,促使着我们进入中国南传佛教那被重重的热带森林所呵护、保护的地带去找寻南传佛教的历史足迹,去梳理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南传佛教的发展线索,在文献的爬梳和现实的固态化活动场所叙述及其仪式的展演中,去解构南传佛教信众的集体记忆,力图尽可能全面地还原中国南传佛教的历史发展本原。
[1] 北传佛教又分为两支,一支是传入中国并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汉地佛教;另一支是传入西藏,流传于中国的藏族、蒙古族、满族、纳西族等民族中,并传到蒙古国、俄罗斯、不丹、尼泊尔等国的藏传佛教。
[2] 应该说明的是,在本书中提及“南传上座部佛教”时,有时简称为“南传佛教”,而盛行于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又称为“云南上座部佛教”或简称为“云南南传佛教”,皆为同义,同指称与斯里兰卡大寺派一脉相承的南传上座部佛教。
[3] 关于“南传佛教历史源流”的梳理,参见Walpola Rā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the Anuradhapura Period,3rd Century BC-10th Century AD.M.D.Gunasena,1966,pp.4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