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传入云南

南诏、大理国时期，是云南民族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民族融合日益深入的时期，也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时期。南诏时期，经济生产、商业贸易、政治统治和军事行动推动着交通的发展，南诏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其中就有连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南诏通骠国道”、“南诏通天竺道”和“南诏通昆仑道”等^[1]，由云南至骠国（缅甸）通往天竺（身毒，即印度）的“滇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古老的交通要道，也是历史上重要的商贸通道，还是印度佛教和东南亚佛教进入云南的文化通道。至大理国时期，尽管关于大理与东南亚诸国往来的记载极少，但可以肯定，大理与东南亚各国一直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系。据哈威《缅甸史》和貌丁昂《缅甸史》记载，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曾出访大理，遂与大理结成睦邻友好关系；段正淳时（约在天正年间，1103—1104年），蒲甘曾遣使出使大理。《南诏野史》亦载：“乙酉（1105），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政和五年（1115），缅人进金花、犀象。”^[2]哈威《缅甸史纲》“缅甸大事年表”云：1115年，遣使南诏，进贡金银花、犀牛角与象牙，想要得到南诏的佛牙，终未得。^[3]龚鼎臣《东原录》载：“绍兴丙辰（1136）夏，大理国遣使杨贤时贲，赐色绣礼衣、金装剑，亲侍内官、副使王兴诚，蒲甘国遣使俄记乘摩诃菩，进表两匣及金藤织两个，并称大理国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二卷。”由此可见，大理国后期，大理与蒲甘的官方交往十分频繁，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正是因为南诏、大理国时期与东南亚、南亚源远流长的经济文化交流，印度佛教和东南亚佛教较早地进入云南，且派系俱全，有流行于洱海、滇池地区的汉语系佛教，流行于滇西北的藏语系佛教，流行于滇西、滇西南地区的巴利语系佛教，另外还有盛行于洱海、滇池地区的云南阿吒力派。云南佛教以其历史悠久、显密兼备、佛教语系齐全，加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化佛教而在世界佛教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4]

一 云南大理地区与缅甸骠族的交往

阿吒力教是古代云南佛教的主体，它是天竺佛教，尤其是印度教传入云南后，吸收本地区巫教形成的地方佛教派别，具有鲜明的密教色彩，故又称为“滇密”^[5]。公元7世纪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南诏完成了云南社会的重大变革，在经济上实现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政治上取得了全云南的统一，宗教上形成了以突出观音，密教、巫教兼容的阿吒力佛教。阿吒力教本来是以巍山为中心的南诏地方佛教，当南诏统一云南后，又成为云南的佛教。唐朝时期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主皮罗阁正式被中央王朝册封为‘云南王’，这是南诏从此作为地方政权的重要标志，也是南诏佛教从此扩大为云南佛教的开始”。

唐朝樊绰《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载：“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门。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象，露坐高百余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对大象悔过自责。”“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毡迭加玻璃罂为贸易。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王舍城二十日程。据佛教，舍利城，中天竺国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恒河经云，沙山中过，则骠国疑东天竺国也。”骠国即今天的缅甸。

“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河赕即今大理洱海地区，为南诏国王都所在地，“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即骠国与南诏国有了文化经济方面的联系，东南亚佛教经缅甸传入云南大理地区。事实上缅甸与今印度、阿富汗等国邻近，佛教传入较早，印度密教僧侣有可能跟随商贩、信使由印度经缅甸到南诏传教。这在大理地区有关文学故事中有所记载。

《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说：“在永昌故郡西南二千余里，去上都（长安）一万四千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南诏都所，今大理）六千八百里。”骠国至唐代更加强盛。《新唐书》二二二卷下《骠国传》记：“其属国十八……凡镇城九……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见者三十二……”又续记风俗与宗教说：“……青甓为圆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门，四隅作浮图……俗恶杀，拜以手抱臂稽颡为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甓，错以金银丹彩，紫涂地，覆以棉罽。王居亦如此。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这一段文字清楚地记载了当时骠族佛教盛行的状况，百姓7岁就要到寺院出家，到20岁时，可以还俗。寺院承担了青少年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职责，对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民风，故百姓不愿杀生，而喜闻佛法。

公元832年，南诏“破其城，掠骠民三千，徙之拓东（昆明）”。858年，骠民呈献金佛一尊，报南诏庇护之恩。可见这时骠国才衰亡，骠族人也渐消失，此后便没有骠国记载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保存至今的南诏阿嵯耶观音具有鲜明的东南亚特色，据专家们考证，这尊观音像是8—9世纪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典型佛像。笔者认为，或许它正是在这一时期经由骠国传入云南大理的。虽然骠国佛教逐渐衰败，但云南大理的阿嵯耶观音却以实物的形式叙述着当年东南亚佛教盛行的概况，同时也讲述了当时东南亚佛教与云南文化交流的情况。^[6]

到南诏末年，佛寺极盛，汉传佛教影响深远，“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7]。在王室和大臣们的推动下，佛教得到了飞速发展。至大理国时期，佛教宗风炽烈，梵呗沸天，“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戒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而礼佛游玩者弗绝”^[8]。这一时期佛教密宗盛行，曼荼罗神坛日益完善，同时随着与内地佛教的密切交往，禅宗等汉传佛教也逐渐在大理国成为主要的宗教。这一时期佛教整体传播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其信仰关系的建立是自发的，没有形成任何等级制度，其佛教传播运动是自上而下的，王室尊崇，大臣仿效，乃至百姓也纷纷信仰，并深入民心。

二 元代大理国时期汉传佛教的隆盛

元代的云南佛教自大理国之后出现了第三次隆盛时期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播特点。

第一，政治版图的扩大、交通的便捷、文化的交流、宗教势力的扩张等原因使巴利语系佛教、梵语系佛教和藏语系佛教这三大语系佛教在云南得到迅速传播，奠定了云南佛教传播和分布的整体格局。

在元代，政治、地理版图的扩张促进了佛教的繁荣发展，云南与东南亚、云南与西藏、云南与内地佛教文化交往密切。1287年，元军一度占领蒲甘，使缅甸俯首称臣，保持朝贡关系。同时在滇缅道上增设15处驿站，互通往来，这为缅甸蒲甘王朝时期以及后来阿瓦王朝时期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在滇西和滇西南地区的发展。

此外，滇西北藏传佛教在帝师八思巴统领全国佛教的情势下，逐渐传播到云南境内。元朝时期，原来大理国段氏政权一统云南的局面被打破，云南成为元朝中央政府下属的一个行省，传统的阿吒力教虽然依旧拥有众多信众，但随着禅宗在城镇地区的迅速发展，它逐渐退往乡村等地；自元初的雄辩首倡讲宗以来，显教如潮水般涌入，其中尤其以禅宗的影响最大。云南盛行的主要是天目山一支的临济宗。自“奉为南诏第一祖”的玄鉴开始，招标、圆护、普通等高僧大德纷纷前往天目山参礼中峰，受法而归。临济宗入滇后，兴建寺院，蔚为大观，形成云南佛教史上禅宗极盛时期。自此，内地佛教在云南大部分地区渐居佛教的主要地位，形成了以后佛教发展的格局。

第二，云南佛教传播运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元朝政府加强了对地方佛教的管理，专门设置佛教都总统一职，由帝师八思巴选派僧人分至各省担任，协助行政长官管理各省佛教工作。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进行管理的佛教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使云南佛教传播运动被系统地纳入全国性的规范管理体系内，有效地保证了云南佛教的有序发展。明朝、清朝均沿袭了这一管理体系，并进一步对之进行了完善。

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汉传佛教的传播特点是：佛教界积极革新，礼请全国著名长老来讲经说法，振兴云南佛教；居士活动活跃，成立大量居士团体，护持佛法，形成僧俗结社传教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佛教传播运动。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看到在元代以前，东南亚佛教就已经开始与云南，尤其是以南诏、大理国为中心的云南地区有了非常好的互动，这些文化交流都为以后佛教在云南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形成了一种历史记忆沉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