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的课堂嬗变

教育的近代化始终伴随民族屈辱踽踽前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天津条约》，增加南京、汉口、九江等9个城市为对外通商口岸；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1860年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开天津为商埠。中国越来越难以独立发展，被强行卷入世界政治、工业、经济发展的大潮，清政府必须与外国政府、军队时刻保持畅通的联络。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于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设立专门的涉外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洋务”，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即肇始于此。洋务派主张通过创办军工产业、船政产业等近代新式工业“求富”，进而达到“自强”的目标，新式工业的发展进而对传统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提出质疑，围绕新的教学目标和内容设置新式教育机构，改革传统教学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

奕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不久便上疏拟在北京设立外国语学校，“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官方设立外语学校，是出于外语教学混乱，教育机构良莠参差不齐的考虑，这一点在冯桂芬请办上海同文馆的奏章中有所体现。[2]从而掀起创办新式教育的高潮，从单纯的语言专科学校，逐渐增加技术专科学校和军事院校，后人对洋务运动评价最高的也正是其教育事业。

学者们惯于用“顿挫”与“嬗变”描述晚清社会变革图景，赋予晚清时期创办的学校辉煌的光环，晚清西文学堂是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西艺学堂是富国之路，军事学堂是强兵之路，晚清教会学堂是新式教育的先导，女子学堂是近代女子解放的捷径，普通学堂则是新式教育的狂飙。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标榜“新式教育”，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学校冠名“新式学校”。“新”字不仅体现在名称的变革即由“书院”到“学堂”，教学内容的变革即由经书到“西文”“西艺”，教育机构中增加军事和女子学堂，而且体现在教学方法由偏重动脑到强调动手的转变。这一转变始终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课程设置的不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