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史略
（一）景德镇及制瓷业相关研究
景德镇瓷器是考古学界和艺术鉴赏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艺术史关注的重点之一。清朝就出现了关于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专著《景德镇陶录》，[16]书中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生产工序和官窑生产体系。对于已经成型的景德镇制瓷业而言，该著记述的景德镇生产工序在近代依然与之相近。民国时期，关于景德镇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1949年以来，在原有基础上，景德镇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回顾近代以来景德镇制瓷业相关研究成果是开展系统学术研究的前提，本书拟以学术界关注较多的几个问题为核心，对景德镇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1.现代化视角下景德镇瓷业研究。作为瓷器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日本政府和瓷业研究人员长期关注景德镇瓷业，并多次派人到景德镇进行调研，以期实时了解景德镇制瓷业的情况。1914年日本农商务省商工局编写的《支那景德镇瓷器并二英国陶器制造二関スル報告》（东京制本合资会社，大正三年），是关于景德镇和英国制瓷技术对比的资料集。该著记述了从1897年到1912年，日本陶瓷界著名专家对景德镇和英国制瓷业进行的调研。其中，藤江勇孝、加藤助三郎、黑田正宪、日比野新七、北村弥一郎等人每隔三四年到景德镇进行考察，在经过系统分析以后，日本制瓷界人士认为日本瓷业技术已经超过景德镇。在现代瓷业生产背景下，日本没有必要再向景德镇学习。[17]该书翔实地记录了江西瓷业公司开办情况，分析了景德镇瓷行和瓷商，瓷业交易模式与运输方式，以及景德镇的生产习俗。虽然是一部社会调查集，但书中保留了大量社会学和经济学数据，是研究近代早期景德镇制瓷业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样在1914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身份，对安徽、江西等省进行教育考察，并完成系列教育考察日记。[18]在对景德镇考察过程中，他认为景德镇保守顽固，交通落后，缺乏现代社会法则与新型瓷业技术。因此，要振兴中国瓷业，依靠景德镇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将制瓷业转移到别处，才有复兴的希望与可能。1920年，美国记者威廉·卓别林是较早进入景德镇的美国人，在对景德镇论述中，尽管他惊叹景德镇高超的手工制瓷技艺，但也指出了景德镇是一个非常保守落后的地方。整个城市没有报纸，没有电灯和电话，仍然从事着传统的瓷业生产。[19]上述对景德镇的研究，尽管研究者来自不同国家，但结论惊人地相似，即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景德镇制瓷业已经沦为落后的代名词。
国民政府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环境相对稳定，发展实业、实现手工业现代化转型越来越吸引各界的目光。景德镇瓷业衰退自然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和实业家以现代性视角去审视景德镇瓷业，以期寻求复兴的路径。在相关研究中，江西学者和政府着力最多，成果尤为显著。其中，向焯的《景德镇陶业纪事》（汉熙印刷所景德镇开智印刷局，1920年）、黎浩亭的《景德镇陶瓷概况》（正中书局1937年版）、江西省建设厅主编的《江西陶瓷沿革》（载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616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是这一时期研究景德镇瓷业的代表作。上述几本关于景德镇瓷业与社会的研究专著均是在大量社会调查基础上，在近代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景德镇制瓷业和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向焯的著作记述了清末民初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情况，指出了景德镇瓷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重点论述了江西瓷业公司生产情况，并就不同历史时期景德镇瓷器风格与烧造方法进行对比。黎浩亭的著作以1928年江西瓷业改良为基础，分析了景德镇的交通、金融、制瓷业原料与燃料供给、窑炉烧造模式、瓷器交易情况等方面问题。在相关调研的基础上，他认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与行业陋规是阻碍景德镇瓷业复兴的重要因素，只有开展职业培训和发展教育才能实现景德镇瓷业再次辉煌。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改革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只有循序渐进才能实现改良目标。因此，如何利用景德镇现有优势，发展瓷业，保证社会稳定和数十万从业者的安居，才是改革努力的方向。江西省建设厅主编的《江西陶瓷沿革》和黎著是一脉相承，也是以景德镇为核心，分析近代江西瓷业发展情况。此外，江西省建设厅主编的《江西改进瓷业之设施》（国民经济建设丛刊第二种，1937年），是“赣政十年”的主要成果之一。该著主要论述了景德镇瓷业改革的成果，具体论述了江西省陶业管理局成立两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改革成绩。在书的最后，附录了1936年和1937年关于景德镇瓷业的社会调查报告，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时期景德镇瓷业种类、景德镇瓷业工人人数及工资等，是研究民国时期景德镇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1949年以后，由于大型瓷业国有公司的成立，景德镇瓷业生产被纳入现代化生产体系之中，对景德镇研究多侧重工艺与艺术瓷，关注景德镇社会发展的论著不多。
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关注景德镇瓷业，并对景德镇瓷业和社会发展进行调研，仅笔者所搜集的论文不下30篇，多数论文观点仍是采取何种模式以实现景德镇瓷业生产的现代化。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杜重远的《景德镇瓷业调查记》（《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第2卷第5期）、希白的《江西瓷业之根本问题》（《经济旬刊》，1934年第3卷第15期）；张承椿的《景德镇瓷业之概况及今后发展计划》（《商业杂志》，1930年第5卷第3期）、李德宣的《景德镇陶瓷工业今昔》（《中国建设》，1937年第16卷第2期）、李培寿的《景德镇瓷业近况》（《浙赣铁路月刊》，1936年第2卷第9期）、周榕仙的《景德镇制瓷记略》（《自然界》，1926年第1卷第3期）、高崧的《景德镇瓷业概况》（《经建季刊》，1947年第4期）、项凡的《景德镇的瓷业》（《纵横天下》，1947年创刊号）等。
2.景德镇陶瓷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景德镇制瓷业历史悠久，从通史角度对景德镇瓷业发展论述的专著还比较多，著名的代表有江思清的《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该著论述了景德镇瓷业从五代到民国景德镇瓷业发展历史，并就不同时期景德镇瓷器类型进行了分析。尽管记述内容相对简单，但作为景德镇陶瓷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仍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959年，在江思清等学者的参与下，江西省轻工业厅编辑出版了《景德镇陶瓷史稿》（江西省轻工业厅研究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该书是景德镇瓷业史的权威性著作，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全书共分为四编，论述了从新石器时代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景德镇瓷业发展史，其中第三编记述了鸦片战争到1919年景德镇陶瓷发展历程。尽管成书较早，有些观点略显陈旧，但书中大量史料以及严密的论证，仍不失其宝贵的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也是关于景德镇研究较具影响力的代表作。此后，尽管没有通论性景德镇瓷业发展史的著作，但仍有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对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其代表性学者是梁淼泰。在前期一系列学术论文研究基础上，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以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瓷业为中心，探讨了景德镇城市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以期证明在没有外力冲击下，景德镇制瓷工业也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介绍了景德镇的发展以及景德镇官窑、民窑的生产和景德镇陶瓷贸易状况；中篇描述了景德镇周边的环境，尤其“易陶”的自然地理环境；下篇论述了浮梁周围州县与景德镇制瓷业之间的关系。作为明清景德镇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梁淼泰敏锐地把握了景德镇瓷业精细化分工体系与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区别与联系。陈海澄也是景德镇瓷业发展史的代表人物。在经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和口述史访谈，他完成了对近代以来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专著《景德镇瓷录》。[20]该书详细记述了近代以来景德镇陶瓷业生产的情况，包括陶瓷业的行业分工、陶瓷贸易、近代陶瓷教育和景德镇制瓷业名人等，丰富了近代景德镇研究。另外，周銮书的《景德镇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通俗的语言记述了这座一千余年的手工业城市的瓷业变迁史。日本学者佐九间也长期从事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景德镇窑业史研究》（第一书房，1999年）以专题形式论述了明朝以来景德镇官窑生产模式以及民窑发展历程、瓷器价格等一系列问题，就景德镇瓷业辉煌时期生产状况进行深刻论证。此外，高中利慧、佐佐木达夫、日野康一郎等日本学者对明清时期景德镇窑工、瓷器生产技术、原料种类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景德镇瓷业发展历史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大学博士吴秀梅以民国制瓷业为主题，对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器制造行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究了民国时期景德镇制瓷业新的变化。在研究中，作者并未沿袭一贯否定近代景德镇瓷器成就的研究模式，而是对近代以来景德镇瓷业发展中新的艺术现象与创作群体进行肯定，并在论文研究基础上出版专著《传承与变迁——民国景德镇瓷器发展研究》。[21]但该著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探究近代景德镇艺术发展变迁，没有关注到民国陶瓷艺术变迁背后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
如果将陶瓷史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也多关注景德镇瓷业史。著名的代表有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叶喆民的《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齐鲁书社2013年版）等，这些陶瓷类通史的专著均有大量篇幅论述了景德镇陶瓷史。在通史研究的基础上，大量相关学术论文就历史上景德镇的瓷业发展特征进行论述。著名的代表有黄云鹏的《景德镇五代瓷业概况及产品特征》（《景德镇陶瓷》，1987年第4期），论述了早期景德镇瓷业发展概况与产品特征。刘新园、白锟的《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文物》，1980年11月），介绍了湖田窑在宋朝时期的发展状况与器物类型。由于笔者关注的是近代以来景德镇瓷业与社会结构变迁，尽管历史发展有其延续性，但并不作为研究重点，与本书研究无关的其他相关研究不再赘述。
3.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景德镇瓷业史研究。作为中国器物的代表和象征，中国瓷器贸易和器物文化交流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研究多从瓷器贸易出口地、瓷器产品交流中的文化融合等视角展开。就中西之间的瓷器贸易而言，部分学者以东印度公司为切入点，研究外销瓷的窑口、器物装饰风格等方面内容。曹建文、莫拉·瑞纳尔迪等人以克拉克瓷器为个案，分析景德镇瓷器装饰对欧洲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曹建文基于早期中葡贸易的视角，揭示了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分析了明朝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已经出现了“来样加工”的模式。同其他的研究不同，该文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景德镇生产瓷器窑口进行论证，解决了外销瓷研究中缺乏生产地的证明，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22]莫拉·瑞纳尔迪则运用欧洲各大艺术馆藏品，对不同时期克拉克瓷器进行分析，将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瓷器风格还没有成熟，带有明显的中国吉祥纹饰装饰风格；第二个阶段，由于瓷工对瓷器装饰风格的了解，技术工艺也达到了成熟地步，大多数瓷器装饰已经具备欧洲文化的印迹。[23]除此之外，国内外销瓷的专家也从不同角度研究外销瓷的问题，尤其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外销瓷在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故宫博物院对这方面研究着力最多，也多次组织学者召开学术会议探讨外销瓷问题，并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汇集出版论文集。其中，叶文程主编的《中国古代外销瓷研究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侧重于中国瓷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冯小琦主编的《古代外销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主要论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外销瓷，研究视角为瓷器对欧洲社会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论文中作者对不同时期外销瓷的纹饰、器型进行分析。
瓷器贸易量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万钧的《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以东印度公司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档案资料，探讨了荷兰、英国等不同国家的陶瓷贸易线路以及中国瓷器在欧洲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运用不同时段瓷器贸易数量来证明作者的论断。[24]同其他研究相比较，国外学者也多有关注外销瓷以及景德镇瓷器影响力，并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述，著名的代表有：Rose Kerr，Luisa E.Mengoni，Chinese export ceramics；[25]Hwrbert，Peter and Nancy Schiffer，Chinese Export Porcelain；[26]John goldsmith Phillips，China Trade Porcelain；[27]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等。其中，在C.J.A.Jorg的相关研究中，他指出，仅17世纪不到一百年时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至少从中国进口瓷器1200万件，而后来居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瓷器则至少运输300万件瓷器。[28]大概估计，在中西贸易三百余年的时间里，通过各国东印度公司出口到欧洲瓷器数量约有上亿件，其中还不包括出口到亚洲和非洲的瓷器数量。在众多研究中，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是关于中国瓷器出口贸易量的综述性研究著作。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瓷器出口路线的实地考察，揭示出中国陶瓷文化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中东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反映了在早期中外文明交往中瓷器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外瓷器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中，青花瓷器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热点。在青花瓷起源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青花瓷的勃兴受到中东文化的影响，并运用图像证史的方法，将青花瓷的纹饰与中东银器图案进行对比，力图证明青花瓷并非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这方面研究著名代表学者有袁南征[29]、毛晓沪[30]、徐禹[31]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青花瓷是本土器物文化发展的产物。冯先铭指出，唐朝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青花料，并运用于唐三彩和其他瓷器装饰之中。宋朝，由于文人文化的引领，青瓷、青白瓷等单色釉瓷器装饰兴起，青花纹饰装饰风格衰落。元朝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需求与社会审美转向，青花瓷再次复兴。因此，元朝青花瓷的兴盛只是在中国原有陶瓷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非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32]
景德镇瓷器与欧洲文化互动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多。罗学正以瓷器装饰风格为视角，论述了在中西瓷器贸易的过程中，欧美文化对景德镇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洋画技法在瓷器装饰中的运用。[33]孙锦泉从中国瓷器风格对欧洲影响的视角去探究瓷器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欧洲在学习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基础上，仿制出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瓷器，诠释了造物文化中从“模仿”到“创新”的理念。[34]中国社科院万明关于瓷器的相关研究成果，则从全球化视角揭示了瓷器对欧洲产生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将瓷器贸易和白银货币化结合起来，将青花瓷贸易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中，探究瓷器的巨大影响力。作为中国瓷器代表的青花瓷传播到世界各地，引领世界时尚潮流，构筑了新的技术与知识融通过程。在此过程中，瓷器不仅仅是贸易过程中的产品，也是不同文明相互沟通与交流的媒介。[35]
4.社会学视角下的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近年来，随着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逐步扩展，学术界也从社会文化角度对景德镇陶瓷文化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论性著作和论文。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论性的陶瓷文化研究。陈雨前主编的“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丛书”共一套六本，是这方面的研究代表。该丛书从景德镇陶瓷文化、陶瓷习俗、陶瓷雕塑、陶瓷工艺与陶瓷艺术等角度入手，对景德镇陶瓷文化进行专门性论述，是近年来研究景德镇陶瓷文化较为全面的著述。方李莉运用艺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对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体系与社会变迁问题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研究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学术专著《景德镇民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为景德镇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二是以信仰与移民文化角度入手，研究景德镇社会发展变迁。李兴华从移民信仰和行业神的视角，分析了景德镇瓷业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与融合。在研究中，他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探究了神灵信仰变迁背后的官方力量与行业势力。[36]江西师范大学王小军2001年硕士论文《景德镇制瓷业风火仙师崇拜》，以景德镇制瓷业神灵崇拜风火神童宾地位变迁为切入点，论证了信仰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复旦大学陈婧2010年硕士论文《明清景德镇瓷业神灵信仰与地域社会》，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充，把明清以来的移民文化与神灵信仰结合起来，论述了信仰在景德镇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行帮与景德镇社会文化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南昌大学苏永明2005年的硕士论文《行帮与景德镇社会变迁》，论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景德镇陶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该文通过对景德镇行帮的研究，分析了明清景德镇社会中行业组织、地缘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复杂利益关系。三是近代景德镇瓷业改革的研究。南昌大学胡小红2005年的硕士论文《杜重远与景德镇瓷业改革》，以杜重远在景德镇瓷业改革为主题，阐释了杜重远的改革措施及具体实施过程，分析了杜重远改革失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传统手工业市镇的发展逻辑与现代化工业的悖论是景德镇瓷业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项坤鹏对江西瓷业公司沿革的研究，勾勒了江西瓷业公司发展历程。由于研究资料的缺失，学术界对江西瓷业公司的研究还不深入，在公司成立的时间、企业资金、运营过程等相关方面还存在分歧。该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清末民初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资本来源以及与御窑之间的相互关系。[37]但限于史料缺乏，论文中还存在不足之处，部分问题还存在争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从瓷业与社会关系入手，对景德镇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范瑛的《近代中国传统手工业城市衰落略论——以景德镇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指出作为单一产业的手工业城市，在面临现代化冲击下，景德镇衰落的必然命运。该文从近代大工业社会背景、不平等的税收、洋瓷冲击等角度入手，分析了景德镇衰落的各种因素，并指出景德镇这种单一手工业城市比综合性城市更容易受到冲击。复旦大学刘朝晖2005年的博士论文《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与社会》，从社会控制的视角，借鉴国家—社会理论，论述了景德镇的会馆、行帮、地域冲突和信仰冲突，新颖的研究视角极具参考价值。与该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华中师范大学肖丰2007年的博士论文《器型、纹饰和晚明社会变迁——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该文以景德镇瓷器器型、纹饰变化为视角，论述了晚明时期社会的变迁，通过对器物变化的描述折射社会变迁中的问题。在研究中，作者运用图像证史的方法，提出了瓷质化的理论观点。总体而言，上述两篇博士论文在资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近年来关于景德镇研究较为少见的成功之作。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景德镇相关研究不可谓不丰，然而仔细思考，仍有拓展的空间。从研究时段上而言，学术界多关注宋朝至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辉煌时期，对近代以来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从研究视角来看，学术界对陶瓷考古、工艺品鉴赏与收藏，中西文化交流、御窑等研究较多，而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明显不足。此外，研究中定性研究多于实证分析，尤其是关于近代以来的研究更是如此。学术界仍拘泥于现代化理论，以“落后”价值判断标准来评价近代景德镇，这种“预设”式的研究路径并没有考虑瓷器产品特色与景德镇自身的独特性，无法合理解释近代景德镇社会的许多问题，也无法认清景德镇模式的有效性。同瓷器作为艺术品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比，景德镇社会文化相关研究成果还相对薄弱，需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此外，在景德镇相关研究中，学术界多使用地方志和文史资料，较少关注民国时期的报纸与期刊，也较少利用江西省档案馆、景德镇市档案馆等处馆藏档案资料。就资料运用而言，笔者认为有必要利用部分档案资料，结合民国其他资料来解读近代景德镇的瓷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二）近代手工业史研究综述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手工业发展进行论述。由于景德镇陶瓷业是传统手工业组成部分，对近代手工业相关研究的梳理，既能全面了解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中的问题，又能将近代景德镇瓷业置于近代手工业发展变迁历史视野下进行研究，以有利于更深入理解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变迁。但由于许多学者已经就相关研究做了翔实的研究综述，因此，笔者仅就近代手工业发展中几个重要问题及近年来手工业研究主要学者观点进行简要总结，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景德镇瓷业手工业发展变迁历程。第一，手工业近代转型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由于近代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关于中国手工业能否自主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阶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坚持近代机器工业生产发端于中国传统手工业，外力的冲击只是加速了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进程，中国手工业生产能够自发性地进入资本主义。戴逸认为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与传统手工业有密切联系，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手工业发展程度与产业规模，是近代机器工业产生的主导因素。没有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根本不可能出现大机器生产。[38]丁长清认为外国的入侵，只是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无法也不可能脱离原有手工业生产模式来讨论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39]吴承明也坚持在很早以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40]但也有学者对这样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传统手工业模式没有联系，中国传统生产方式不可能独立走向资本主义生产道路。李运元认为，传统手工业发展并不充分，没有向资本主义进行转变的任何条件，只是在洋务运动等的促进下，中国才开始出现新式生产方式。中国传统生产模式不仅不可能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转变，反而是近代手工业发展的阻力。[41]汪敬虞也指出，近代中国新式工业并不是从传统手工业转变而来，而是由部分与旧式手工业生产没有联系的官员、商人等创办的，中国原有旧工业并没有向新式工业转变的条件。[42]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许多学者不再采取这种界限分明的两分法研究模式，而是注重近代手工业发展中的传承与融合。毕竟在中国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很难用一种理论来解释。第二，机器大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关系，对此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传统手工业是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补充，不是对立冲突的关系，传统手工业在近代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有樊百川、吴承明与史建云等。但也有学者对此种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手工业与近代工业之间并非融合发展关系，而是相互排斥。但这种现象也非常复杂，并不能认为手工业的存在就能证明其与机器大工业是相融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研究的逐渐复兴与繁荣，手工业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视角扩展，研究方法进一步创新，既有整体史研究，也有个案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许多学者尽管仍然以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进行讨论，但相关研究更加精细化与理性化，也不再采取单纯对立的二分法，而是寻求二者合理性的融合与互补。彭南生的《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通过前期的理论研究与个案结合，就近代手工业经济发展，提出了“中间经济”和“半工业化”理论，并从结构互补、技术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与市场水平互补等角度进行诠释。以彭南生为核心，形成了一批研究近代手工业的团队，并对成都、天津等地区手工业发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王翔也长期关注近代中国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的近代发展问题，认为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工业并存是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常态。在《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再考察》［《琼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中，他认为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工业是共存发展、互有消长，这种现象也是近代中国手工业转型中的必然现象。在具体研究中，王翔从棉纺织业入手，论述了在洋布、洋纱冲击下，中国传统手工棉纺织业迅速衰亡的过程。
区域手工业研究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迄今为止，相关的学术研究专著有十多部，多侧重于江南地区手工业发展研究，主要代表有徐新吾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徐新吾、黄汉民主编的《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段本洛、张圻福的《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翔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苏州丝织业账房发展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张学军、张莉红的《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四川地区近代工业发展进行论述。近年来，也有博士论文关注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和变迁，武汉大学张绪2010年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湖南手工业研究》，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对湖南地区不同手工业发展进行论述。在研究视角方面，傅衣凌提出“专业市镇”的研究路径，成为学术界研究江南市镇发展的范式。他指出江南许多城镇均是以一种手工业生产与贸易为核心的专业性市镇，这种模式保证了这些地区在市场竞争中能够占据优势。[43]此后，专业市镇也被许多学者用于学术研究中。台湾学者刘石吉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描述了明清江南市镇专业化发展水平，并具体以丝织业、棉纺织业、米业等进行专门研究。[44]但也有学者认为范式的强化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并对此概念提出了异议。包伟民、黄海燕在《“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的再认识××以浙江乌青镇个案研究为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认为，江南许多市镇发展依旧是以农业为基础，并非单一型产业市镇，有多样化发展倾向。该文以乌青镇为例，指出该地区除了有桑丝、米、布外，还有烟叶、羊毛、羊皮、窑货等。乌青镇既是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区域金融中心，并没有明确单一型市镇。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推动笔者对景德镇瓷业研究的深入，进而对景德镇近代瓷业发展进行深入思考。但遗憾的是，尽管相关资料还比较多，学术界还未系统开展对近代景德镇瓷业研究，更没有发现将瓷业转型与近代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探究手工业转型过程中各种复杂社会因子在手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本课题的研究就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性。
（三）社会文化史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微观史是西方学术界学术研究的重要视角，也出版了大批经典的研究著作，并被中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运用到中国史研究之中。尽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笔者仅就在写作中参考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
狭义的文化研究发端于“二战”结束以后的英国，由于苏军入侵匈牙利与英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研究模式已经无法解释现实复杂的政治模式和新的文化现象。英国共产党左翼人士主张以新型理论来研究社会、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是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随后，学术界研究出现了两种转向，一种是研究视角由关注上层精英到下层民众的转变，另一种是研究路径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变。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催生了一批经典性著作，著名的代表有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克利福德·吉尔兹的《文化的阐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林·亨特的《法国革命中的家庭罗曼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詹姆斯·C.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版）等。这些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研究视角多为通过长时段或者微观事件揭示宏大的历史场景，对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中国史研究学者也从中国内部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名代表有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著以湖北麻城为个案，通过长时段的研究揭示了为什么暴力因素会成为麻城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罗威廉对汉口的精细研究，既是城市文化史研究的典范，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力作。[45]王笛关于成都地方社会和茶馆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关于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个案，他运用成都地方文献资料，通过对成都社会分析，揭示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杨念群、黄兴涛等学者也从医疗史、阅读史、身体史等角度对中国史学常见问题进行详细解读和分析，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研究视角的转换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20世纪90年来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志琴、李长莉等为代表的研究学者提出了中国史研究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主张从文化心态、区域文化、国家与地方互动等视角进行微观研究。该研究范式一经提出，就得到学术界积极回应，成为推动中国史学研究新的驱动力。其中，李长莉的代表作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等。在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后，李长莉对近年来社会文化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趋势。她认为过去25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划为三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000年以后，大量史学研究的论著和硕博士论文以社会文化史为研究模式，也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更多地关注概念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区域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将相关研究更进一步深化，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运用更加自如等，学术研究越来越国际化。社会文化史研究最大的贡献恰如李长莉老师论述那样“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46]。刘志琴也在相关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丛书中，她明确提出了贴近社会下层认知历史的观点，并指出近代中国变迁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均能从社会下层发展中感知。[47]
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加入，尤其在区域文化史和城市文化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系列，该丛书围绕上海都市生活、文人、报人、游民、公共空间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了上海近代社会文化研究的深入进行。但这方面研究多侧重研究学者集中、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其他区域研究学者和成果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也较少见到有影响力的著作。
在研究中，学术界也对这种关注细节碎片化的研究模式产生担忧。法国史学者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是各种质疑声音的代表。[48]该著对学术界长期推崇的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研究模式提出批判，认为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方法遮蔽了宏大历史事件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历史学科在这种局面下面临瓦解的风险。该问题一经提出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共鸣和反思。2012年，《近代史研究》邀请史学界著名学者，从不同方面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国内史学界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章开沅先生以《重视细节，拒绝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7期）为主题，通过对前辈史学大家运用琐碎史料为个案，分析了细节研究和碎片化研究，指出了学术界某些认识的误区，并期望年轻学者能够从细节化研究、微观精细考证中得出宏观的学术认知。郑师渠先生在就两种碎片化表现分析以后，也指出了学术研究的宗旨和未来取向，与章开沅先生看法有相近之处。王学典、郭震旦两位先生以《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9期）为主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当前史学界研究困境所在，认为研究中存在的选题一味求小，研究领域愈发狭窄，对研究中存在的重叙事、重考证、轻诠释的现象进行批驳，指出碎片化的根源在于历史学研究的民主化以及意识形态放松后史学的蓬勃发展。[49]碎片化研究兴起背后是宏观历史关怀的缺失，要研究和解决中国复杂问题，必须从宏大的历史视野出发，建构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在此问题看法上，行龙老师与王学典等的认知有相近的地方。罗志田、王笛等老师基于同样的历史研究现状，但观点不相同。他们认为碎片化、细节化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未来的趋势，只有坚持从碎片化中寻找历史，从不同层面认知中国史，才能构建完整且接近真实的中国。此外，章清、李长莉、王晴佳等老师也从碎片化起源以及对其认识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1] （清）刘坤一修：《江西通志》，一百八十卷。
[2] （清）《浮梁县志》，卷首。载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3] （清）《浮梁县志》，卷首。载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4] （清）《浮梁县志》，卷首。载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5] 转引自熊廖《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9页。
[6] ［美］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郑明萱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7] （明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卷二。
[8] ［美］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郑明萱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9] 《元史·百官志》，载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0] 蓝浦：《景德镇陶录·景德镇历代窑考》，卷五。
[11] （元）孔齐：《至正直记》卷二，载熊寥、熊微编著《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
[12] （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第五册），卷三七九，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13] （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设官》，卷二。
[14] ［美］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郑明萱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页。
[15] ［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孙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16] （清）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清光绪十七年（1891）京都书业堂重刻本。
[17] 農商務省商工局編：《支那景德鎮磁器並ニ英国陶器製造ニ関スル報告》，農商務省商工局，1914年，第1页。
[18] 黄炎培：《教育考察日记》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19] ［美］威廉·卓别林：《景德镇——最古老的世界瓷器中心》，《美国国家地理》1920年，《彼岸观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11—228页。
[20] 陈海澄：《景德镇瓷录》，中国陶瓷杂志社印行，2004年。
[21] 吴秀梅：《传承与变迁——民国景德镇瓷器发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2] 曹建文：《中葡早期贸易与克拉克瓷器装饰风格的起源》，《陶瓷学报》2014年第2期，第117—122页。
[23] 莫拉·瑞纳尔迪：《克拉克瓷器的历史与分期》，曹建文、罗易菲译，《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83—85页。
[24] 万钧：《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第113—123页。
[25] Rose Kerr，Luisa E.Mengoni，Chinese Export Ceramics，V&Aa Publishing，2011.
[26] Hwrbert，Peter，Nancy Schiffer，Chinese Export Porcelain，Schiffer Publishing Limited，Exton，Pennsylvnia，1975.
[27] John Goldsmith Phillips，China Trade Porcelain，London，Phaidon Press，Ltd，1954.
[28] 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1982，p.213.
[29] 袁南征：《蒙元文化·青花瓷》，《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0日第6版。
[30] 毛晓沪：《没有忽必烈，何来青花瓷》，《收藏家》2002年第1期，第58—61页。
[31] 徐禹：《异域艺术对元代青花瓷装饰的影响》，《中国陶瓷》2006年第5期，第62—64页。
[32] 冯先铭：《青花瓷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2期，第29—39页。
[33] 罗学正：《试论欧美文化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影响》，《景德镇陶瓷》1990年第2期，第43—47页。
[34] 孙锦泉：《从清代的外销瓷看欧人的社会样态与观念形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6—32页。
[35] 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52—70页。
[36] 李兴华：《移民与景德镇瓷业神灵信仰研究》，《陶瓷学报》2014年第4期，第213—218页。
[37] 项坤鹏：《由柯逢时〈开办江西瓷器公司折〉引发的思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4期，第123—130页。
[38]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第5版。
[39] 丁长清：《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生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80年第3期。
[40] 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5期，第3—12页。
[41] 李运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第93—113页。
[42] 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8—100页。
[43]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经济分析》，载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206页。
[44]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5]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6] 李长莉：《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第150页。
[47]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8] ［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9] 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9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