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作为士人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虽然自官僚政治产生之日起业已出现，但其内涵和担当的社会角色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风貌。同样，由于不同时代士人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士大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也是有所不同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庞大的士人阶层形成于殷周时代。在殷代，不仅有指称左右相的“卿士”，还有居于贵族低层为数众多的“多士”[1]。西周时期，周王朝不仅有国家的“济济多士”“皇多士”，而且士以上各阶层有各阶层从属的供职之士。随着殷周时代士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士”所指称的范围也日趋复杂并发生分化。从士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看，士大致经历了从低级贵族、武士到文士的演变过程。大致说来，春秋之前，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2]，其社会角色基本上以武士为业；自春秋战国开始，士则从一个等级概念转化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社会角色逐渐由武士转为文士。对此，阎步克先生总结指出：士的基本含义是成年男子，“士”又应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人，他们有资格入仕为官担当职事；“士”又可通假为“仕”，但统治部族内已有了层次的分化，上层的“士”别有大夫、卿、诸侯之称以示区别，同时“士”也有了上士、中士、下士之分；庶人中许多人无缘为官，只是受田的“农夫”；至于奴隶，既不能称“士”，也不能入学为官。于是，“士”可指称贵族的一个等级，这个等级的排列序列是王——侯——大夫——士，士的下面便是庶民和奴隶了。由此观之，士是指贵族的最低等级[3]。刘泽华先生则指出，春秋以前的士，从社会地位看，它是一个等级；如果就其社会角色而言，他们的多数以充当武士为业；而从春秋中后期起，士作为一个等级已经逐渐解体，其后的战国时代士虽然仍具有等级上的意义，但这时的士基本上已从一个等级转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其社会角色也逐渐由主要为武士转为主要为文士；这一时期的士也不是不从武，但军士主要由庶民充当了[4]。在士由等级序列和由武士向文士的转变中，春秋战国之际无疑处于历史发展的关节点。这一时期，随着血缘宗法制的动摇，生产关系的变革，“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学的兴起，大量文士源源不断出现，士亦逐渐由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变为一个“有学”[5]、“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6]的社会阶层，士最初所具有的等级意义的痕迹愈益淡薄，而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7]的指向愈加鲜明，由此，知识文化和以道为旨归的特征在士的身上凸显，士亦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讲过：“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8]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士人社会角色的变化，士人阶层在社会舞台中日益活跃，其活动指向与范围也日趋广泛。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奔走游说，“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9]。他们深受当时统治者的青睐和尊敬，像“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10]，这些享有一定爵位和俸禄的文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11]。文士们大显身手，在社会政治、文化舞台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自少好士”的晋文公，“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12]，这五位活跃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贤士，在辅佐晋文公成就晋国霸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之后，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的发展，特别是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为契机，文士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
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官僚政治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直到宋代以前，广大的士人阶层并未真正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
钱穆先生在史学论著《国史大纲》中，曾将中国历史上士阶层的活动具体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13]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上士阶层活动四个时期的划分及其历史内涵的把握是正确的。以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兴起、诸子百家争鸣为契机，秦汉以下士人阶层的领导基础和文治政府的传统由此形成。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盛行，士族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活跃角色，为数众多的普通寒士实际被社会政治舞台边缘化。当时世家大族凭借其文化上的优势地位[14]，不仅左右了社会上的文化风尚，而且垄断了社会上的主要政治资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5]，士族文化和门阀政治由此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形态。隋唐时期，允许士人“怀牒自列于州、县”[16]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使士族门阀走上了不可遏制的衰落之路，但门阀势力的影响仍不可小觑，诸臣“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17]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改观，此即为钱穆先生所阐释的“士族门第禅续不辍”，以至于发展为新的门阀贵族，亦即所谓“士的新贵族”。因此直到唐代，士人阶层仍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文官政治仍然没有确立起来。
以历史断代而言，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促成了宋代大量“白衣”士人阶层的崛起。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关系的变革，门阀政治的崩溃，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实施，士族门阀阶层已基本上从历史舞台销声匿迹。“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自白衣”[18]。尽管当时士庶之间的差别仍客观存在，但随着大量“白衣”士人阶层的崛起，士庶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在宋代国家的户籍结构中，只有“官户”和“民户”之分，而官无大小，品无高低，凡是入仕为官者，即使那些没有品级的低级官吏，也得称为官户。这说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使庶人阶层的队伍日益成长壮大，并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也正是从宋代开始，广大的士人阶层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入仕参政，从而真正成为一个融知识主体、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于一身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宋代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有专家学者将宋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看作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儒家传统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19]。宋人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中所说的“寒儒逢景运”一语，便是对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提高的形象注解。
总之，中国历史演进至宋代，随着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文人士大夫“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与此前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加之宋代重文轻武、“以儒立国”[20]，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21]，因而有宋一代士大夫表现出与此前士大夫阶层许多不同的精神特质，其心理认知、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精神风貌亦凸显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特质的变化，反过来又必然影响着时代的文化风貌，对宋代社会以及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鉴于以上认识，笔者拟在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进行宏观考察、探析。在此基础上，发掘、揭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主体意识及整体形象特征，并从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解读中揭示宋代士大夫多元化的人格特征，以期促进宋代士大夫群体研究与社会变迁的结合，深化对宋代士大夫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德国思想家马丁·路德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和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22]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士与官僚的结合体，作为一个拥有知识文化、思想信仰和以道为精神凭借的社会精英阶层，无疑是国家公民和文明素养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制约着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而相较于宋前士大夫而言，由于宋代士大夫阶层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中坚力量，因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更能够影响和制约甚至主导着王朝社稷的前途和发展命运。因此，对唐宋变革视域下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意识进行研究，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抑或文化史的角度上讲，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把握宋代士大夫的整体形象特征，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认识，而且对于认识唐宋社会变革和宋代社会文化风貌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社会功能，以及知识分子现代价值的再创造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 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学术回顾
文人士大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仅就专著而言，刘泽华的著作《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及其主编的《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与《论士衡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长华的《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廷洽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葛荃的《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与《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于迎春的《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晓东的《明代士人生活状态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徐林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研究文人士大夫的专题力作。
有关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成果颇丰。以下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略分几类予以介绍，以期能反映出宋代士大夫研究状况之大概，进而有利于今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疏漏之处，敬请见谅。
1.关于宋代士大夫阶层角色构成和社会地位的研究
受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影响，宋代士大夫的角色构成和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诸葛忆兵在《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23]一文中指出，有宋一代士大夫阶层的构成成分与以往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士大夫的出身由前代的以世家贵族为主转变为以寒族为主，大量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帝王治国方针下，通过科举取士成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主体力量，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宋代，由于帝王采取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以及对后妃、外戚、宦官、宗室四种政治势力的抑制，从而使士大夫的政治势力空前提高。陈峰先后发表有《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和《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24]，前文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的提高是与赵宋统治者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所采取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紧密相连的。宋太祖在位期间，文官执政原则得以确立；太宗朝，“崇文抑武”方略得到深化，文臣地位进一步提高；之后的宋真宗，将延续下来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继续放大，宋代历史上文尊武卑的格局由此形成，文人士大夫已成为政治上的主体。后文重点就宋初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对士大夫文官阶层的选择展开了具体细致的论述，并对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以及宋政府在处理文武关系方面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经过宋初统治者的努力，到宋真宗朝，宋代终于完成了士大夫文官作为政治中坚力量的选择，从而确立了士大夫作为政治中坚的角色地位。王瑞来在《走向象征化的皇权》[25]一文中，也对宋代士大夫官僚政治形态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论说，认为自宋朝始，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环境下，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势力空前成长；由于士大夫政治在官僚政治形态中已居于支配地位，从而让皇帝在政治舞台上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皇权由此进入了象征化时期。张文浩在《宋儒的生存境遇与“包容政治”的蕴成》[26]一文中指出，宋代以儒立国的文治政策，使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得以提高，非其他朝代所能比拟，但宋初实行的以儒立国的文治政策，并不意味着赵宋统治者从此对文人士大夫的完全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士大夫屈尊于权势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对于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日本学者近藤一成在《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27]一文中也有所论述，认为士大夫作为一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出现于科举制度确立的唐代，并在宋代取得了稳固的社会地位。他指出，与以前的统治阶级出身不同的宋代士大夫、士人层在积极地谋求自身的社会定位；经过唐宋变革，作为新兴的士大夫官僚登上了政治舞台，科举也作为士大夫官僚再生产机器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中特别是地方社会内部的士大夫、士人层却未能确立与其应有的政治和思想地位相匹配的，并能够与之进行更稳定、更正确的整合的社会地位。
2.有关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研究
宋代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使宋代士大夫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体，这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对于宋代士大夫在崇文政治环境下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学界却是见仁见智，评价颇不一致。江冰在《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28]一文中指出，在重文轻武和科举制度改革的社会环境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虽然高于唐代文人，但其精神风貌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从总体上看，宋代文人精神仍处于自盛唐以后“滑坡趋势”的低落状态之中。郑强胜《宋代吏风初探》[29]一文认为，在宋代商品经济的冲击影响下，加之强大的皇权对官僚权力的剥夺，宋代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人生价值观有了改变，使吏风败坏，突出表现为官吏经商、贪赃枉法盛行，崇尚拜金和享乐，贪图奢华；而在右文政策影响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也表现出诸如“思想保守，不思进取”“意气用事，内讧太盛”“吏治凋敝，恶风盛行”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30]一文，对10世纪前中期文臣群体的变化、演进脉络、能力素质以及唐末至宋初文武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论及北宋初年的文臣群体时，邓教授认为北宋初年以进士起家的执政文臣中的多数以郑重勤勉著称，都是赵宋开国后一系列“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但直到11世纪的前中期，具有明确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张扬，同时兼有才学识见能力和行政能力的新型士大夫群体才从真正意义上形成。杨世利《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31]一文，主要从儒家名节观在北宋遭遇的角度对北宋士风的演变进行了探析，认为士风的好坏与儒家名节观是否得到切实践行紧密相关。仁宗朝由于有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士大夫大力倡扬并身体力行儒家的名节观，所以士风较好；宋神宗为推行变法，儒家名节观遭到批判和否定，而宋哲宗元祐年间，儒家名节又受到儒家士大夫的批判和攻击，这样破坏了自仁宗朝以来形成的良好士风。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32]一文在对中国古代士风、名节和气节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对宋朝士风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尽管北宋时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倡扬儒家的名节、气节，但事实上儒家名节观的教育对宋代儒家士大夫所起的作用不大。张邦炜在《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33]一文中，主要就学界在有关宋代士大夫评价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深入论说，指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虽然不能为多数士大夫所践行，但在宋代，范仲淹精神不仅为士大夫们普遍认同、称道，而且在当时起到了振作士气的作用，并由此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精神视作有宋一代的时代精神。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34]一文，认为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气质，不仅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一种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面貌，而且将其贯彻落实到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王瑞来的《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35]一文，以范仲淹为中心，具体论述了宋代士大夫的报恩论、爱名论、忧患论、进言论、皇权论，对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给予了积极评价。刘兴亮《北宋士风之异动——以奔竞、隐逸、政争、奢靡等风气为例》[36]，论述了在北宋特定政治环境下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奔竞、奢靡、隐逸、政争之风。他在《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37]一文中，则从官场文化、士大夫政治心态、宋代选官制度、政治运行过程等角度对宋代士大夫表现出的奔竞之风进行了具体论述，并对宋代士习奔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的《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38]一文，则就宋仁宗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高昂向上的精神风貌及原因进行了论述。张海鸥《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39]一文，从读书、为政、治学三个方面论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淑世情怀，认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进取的狂想和读书的狂热”“狂热的淑世理想与狂直的进谏风尚”“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等高尚的人文精神。陈忻《两宋文人主体精神之比较》[40]，结合两宋社会环境，分析比较了北宋、南宋文人的主体精神——北宋文人的旷达洒脱与南宋文人的坚毅执着。苗田、赵冬梅《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41]一文，则分析论证了宋代士人那种不屈不移的高扬的人格精神特质。吕变庭在《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42]一文中，主要从政治人格、文化人格、社会人格三个方面，对北宋士大夫所凸显出来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深入而又系统的论析，认为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人格的突出特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意识。易小平在《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43]一文中，主要对北宋文人士大夫“本我”和“超我”的人格矛盾以及公私分离的成因进行了论述。吴宁、范立舟《两宋士风述论》[44]，则对两宋士人所体现出来的“尚志节、重操守，成就光明俊伟人格的精神风貌”“贵隐逸、独善其身的士林风习”“明体达用，富而可求的功利主义风习”“奔竞、苟且、奢靡之士风”进行了综合性论述。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45]一文，深入考察探析了北宋后期士大夫对内在精神天地关注的心态历程，以及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转向“内在”的原因。王晓如在《宋代重文轻武国策对士风的影响》[46]一文中，重点论述了重文轻武国策对宋代士风所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认为宋代士大夫对富贵功名追求的价值观，以及或积极或消极的政治作为，与重文轻武国策有着密切关系。有的学者则主张宋代士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阶段性变化的特点，如毛元佑在《宋初文武臣僚处世态度之心理分析》[47]一文中，通过对宋初二朝文武臣僚所体现的处世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析，认为太祖一朝，文臣由五代时期的循默无为、苟全禄位变成勤于所职、锐意进取；太宗朝，官场上则是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因循苟且，墨守成规。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48]一文，认为对宋代士大夫风气与状态应该作阶段性变迁的考察，指出在长达160年的北宋时期，不同阶段表现出相互有别乃至迥异的士风。马茂军在《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49]一文中，主要对北宋初到庆历时期的士风进行了论述，认为此时期的士风表现出由颓废走向激昂的演进过程。
有的学者从科举与士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王德毅的《宋代的科举与士风》[50]，主要就宋代科举对士风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竞争激烈的科举使士习于奔竞，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但求虚名，不务实学，导致士风败坏；士风的败坏又使党争兴起，由此导致政风的恶化。李定广的《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51]一文，认为宋代文人所表现出来的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与宋太宗以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举制度有关。屈超立《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52]，主要就科举制度对宋代吏治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相对公平、完善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使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为吏治的清明廉洁打下了良好基础。高新伟《略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53]一文，则就科举制对宋代士大夫经商的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导致士人队伍急剧膨胀的科举制，降低了文人士大夫整体政治、经济地位，迫使他们将商业活动当作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重要谋生手段。胡坤的《宋代荐举与士风》[54]，对宋代士风与荐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宋代选官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荐举制，导致士人为求得荐举而“奔竞”成风，由此在客观上对有宋一代的士风产生了消极影响，加剧了士风恶化。
有学者主要就晚宋士风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张金岭的《晚宋士大夫无耻考论》[55]一文，对晚宋士大夫无耻现象以及无耻之因进行了探论，认为晚宋士大夫无耻源于皇帝的昏庸以及权相的黑暗统治，同时也与晚宋士大夫阶层自身素质的缺陷不无关系。喻学忠在晚宋士风研究上有系列论文发表，分别就南宋晚期士大夫的奔竞之风、隐逸之风、奢靡之风、贪墨之风的表现与成因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56]。他在《晚宋士大夫主流士风论析》[57]一文中认为，晚宋士风从整体状况而言一直呈现出恶化的趋势，尽管晚宋士风有忠义和醇正的方面，但这不是主要方面，晚宋士风的主流是士风败坏。陈得芝的《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58]，涉及对宋季士风与朝政、宋元交替中江南士人动向的论述与考察，认为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士风萎靡。
还有的学者对宋代士风进行了专题研究。程民生、白连仲《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贺达《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59]，探讨了宋代官僚士大夫经商的表现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两文都认为宋代官僚士大夫经商之风的盛行，不仅妨碍和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而且助长了士大夫的贪婪，败坏了吏治，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徐永斌《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60]一文，主要对宋代文人从事治生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及其所具有的商业化特点进行了考察、论析。宋东侠《宋代士大夫的狎妓风》[61]一文，对宋朝士大夫日常生活凸显出的狎妓现象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论述。程郁《宋代士大夫家庭蓄妾现象之估量》[62]，则对宋代士大夫所普遍存在的蓄妾现象进行了探析，认为在宋朝，妾的买卖日益契约化、婚书化，尤其是典妾的出现，具有雇佣的色彩。
3.关于宋代士大夫社会作用的评价
由于对宋代文人士大夫精神风貌认识的不同，因而在评价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上亦有很大差别。余贵林《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63]一文，通过对宋朝文人士大夫淡泊富贵功名的群体心态，以及隐居和皈依宗教等社会退避行为的论述，认为宋代士大夫所表现出的社会退避心态和行为，说明他们已逐渐丧失克服困难和管理国家的能力，这就为北宋王朝打上了“积弱”的标记；同时由于宋代士大夫从社会退出来后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自然和生活，并加以抽象和提炼，从而又促进了某些文化部门的发展，客观上对理学的产生也起了促进作用。贾海涛在《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64]一文中，主要对宋代文人主政和儒术治国的得失进行了论析，认为由于北宋“儒术”盛行，虽然这一时期的文治比较成功，文教事业空前发展，但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其原因除了与宋朝“儒术治国”的政治指导思想有关外，还与宋代文人士大夫因循守旧、不重实用的思想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则对宋代士大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如程民生在《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65]一文中，对宋代士大夫制约皇权的表现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析，认为在与皇帝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环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他们敢于利用种种手段对皇权进行制约，从而有效地约束着皇权，进而认为这是宋代之所以没有出现暴君的重要因素。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构架探微》[66]一文认为，宋朝保护文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增加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感到国运与己息息相关，因此“共治天下”的局面，就进一步增进了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国家的稳定。王荣科在《北宋政治得失与政治文化》[67]一文中认为，北宋文人士大夫政治角色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勇于仗义执言，对君主敢于直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宋文官政治的相对清明，而且对遏制权臣擅权专政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李华瑞在《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68]一文中，打破传统观点，从北宋士大夫阶层崛起的角度探讨了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对宋代士大夫在重建社会秩序上的理想与实践给予积极评价。范建文在《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与传统民族精神》[69]一文中认为，宋朝文人士大夫展现出来的疑古创新、忧患意识、通经致用、忠君爱国的精神风貌，对传统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焕力《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70]一文，对宋代士大夫规制后妃参政活动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宋代的后妃政治之所以能基本上运行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轨道内，宋代后妃参政之所以发挥了稳定政权的作用，与宋代士大夫政治对后妃参政的强有力规制有着密切关系。陈晔《“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71]一文，主要就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伦理与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析，认为通过对传统“思不出位”的重新诠释和挑战，宋代士大夫无论是在治学方面还是在政治领域层面，都已突破了传统的“思不出位”规范的束缚，思可出位观念已基本达成，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宋燕鹏《试论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的外在动因》[72]一文，具体分析了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的三点因素，认为南宋士人逐渐成为参与地方公益的主要参与力量之一。李同乐、母丽娜在《论宋初士大夫的角色回归》[73]一文中，从宋初士大夫二重角色的角度，论述了宋初士大夫的作用，认为相对于五代时期而言，宋代士大夫经历了由“吏能型”向“文治型”的转变，士大夫官员—学者的二重角色又重新结合到一起，从此士大夫的学术活动和政治实践密切相连，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有关宋代士大夫党派之争的研究
宋代士大夫结党成派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些党派与党派之间，往往因政见、思想的不同而相互攻讦，党同伐异，以至酿成党祸。其延续的时间之长，卷入的人数之多，斗争的复杂激烈，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一领域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成果颇丰。香港学者何冠环所著《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74]一书，从同年进士结党的角度探究了宋初朋党的形成及其斗争。对于宋初士大夫因科举而交朋结党，何先生考察指出，宋初太祖朝由于科举取士较少，未有依靠同年关系结成有力朋党的；宋太宗登位后，由于大开科举登仕之门，登科人数骤增，那些骤登高位的进士，相互援引他们各自的同年、乡里及故旧，进入政坛，角逐权位；他们登上仕途后，一有机会便走在一起，联络感情，巩固“年谊”，并没有忽略对彼此仕途之升降，彼此互为奥援，心照不宣[75]。何冠环对宋初朋党的研究应引起学界的重视，其原因正如张其凡在对该书评价时所认为的那样：历来关注且言及甚多的宋代朋党之争，首先是发生于北宋中期写过《朋党论》的欧阳修，以及范仲淹等士大夫卷入其中的“庆历党争”，而对宋初80年发生的党争言及者甚少，而注意及因同年关系结党者更少；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填补了这一段党争的空白”[76]。罗家祥的《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77]，是一部研究朋党之争的学术力作，该书在对北宋党争起因、发展和演变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党争对北宋政治及其历史发展演变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揭示了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学界对北宋党争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该论著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是不容忽视的[78]。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79]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前书以熙宁变法中的新旧党争为主线，对北宋士大夫既志在济世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以及在这一特征的作用下产生的种种历史现象诸如党争各阶段出现的文字狱与文禁，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与政治命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与主题取向的变易等，展开了全面评述[80]。后书是《北宋文人与党争》的续作，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对南宋党争背景与历程、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通过对作为南宋政治主要表现形态的党争的研究，揭示了南宋党争与政治、文学、学术间的互动，以及对南宋文人士大夫人格特征与心态的影响。刘学斌的《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研究》[81]一书，则对北宋新旧党争及其对宋代文人士大夫政治心态和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研究宋代士大夫党派之争的论文较多。罗家祥著有《试论两宋党争》和《元祐新旧党争与北宋后期政治》[82]两文，前文探讨了两宋党争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历史根源、两宋党争的特点及影响，后文则对北宋士大夫元祐新旧党争及其对北宋后期政治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论述。宋鸿《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83]一文，主要就宋代士大夫阶层中的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北宋屡兴的党祸与宋代朋党思想的炽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刘复生的《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84]，考察论述了北宋新旧党争对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指出北宋中期，由于宋代士大夫在如何改造现实社会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而不断分化，以至于“党争”不已，儒学复兴运动也在激烈的党争中发生演化。田耕宇的《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85]一文，对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两者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士庶混一政治斗争的产物，后者则属于政见之争。陈植锷《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86]一文，在对范仲淹改革主张论述的基础上，考察分析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以及北宋朋党之争形成的时代背景，认为范仲淹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士大夫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庆历党争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方健《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87]一文，则对学界关于朋党之争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并非朋党之争所致，对此该文从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交游的考察入手，证明范仲淹人品高尚，并无朋党之嫌，因此不能视朋党为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熊鸣琴《“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88]，具体考察分析了北宋新旧两党在有关“义理之辨”上的分歧，旧党在现实实践中反对王安石理财思想的表现，以及新旧两党相互对立、相互攻击的根源，认为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不仅是新旧两党相互对立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北宋中期士大夫变法图强理想破灭的原因。江小涛发表有《士大夫政治传统的重建与宋仁宗时期的“朋党之议”》《朋党之争影响宋代士风和政风》[89]两文，前文将仁宗时期的朋党之议作为考察对象，对北宋前期朋党之争的基本特征，士大夫集团“元老”与“新进”的分野以及双方势力的消长、党争对庆历新政及宋朝政治走向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相较于以往的党争，宋仁宗年间的党争更加注重道义之争；后文主要论述了朋党之争对宋代士风和政风产生的负面影响。
有的学者还对党争与文学的互动进行了研究。萧庆伟的论著《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90]，认为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它与文人有着密切关系。该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北宋文学风貌的形成和演变的轨迹。巩本栋在《北宋党争与文学》[91]一文中，对北宋党争的背景与原因、实质，北宋党争与文学思想的分化及其影响作了探讨，认为北宋党争与文学密切相关。张剑、吕肖奂《两宋党争与家族文学》[92]一文，主要从家族视角，对两宋党争的家族因素、士大夫家族成员在党争中的作用和表现、两宋党争对士大夫家族发展策略及政治地位的影响，以及两宋党争对士大夫家族文学生态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系统的论析。孙福轩的《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93]，论述了唐宋党争对唐宋科举诗赋的影响，认为唐宋时期，伴随着日益加剧和不断扩大的朋党之争，辞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也打上了鲜明的党争色彩，逐渐演变发展为科举试赋上的朋党之争，并由此使唐宋两代的辞赋创作发生变异，即辞赋不再仅仅是属于文学观念的创作，同时辞赋创作也具有了鲜明的党同伐异、政见之争的政治品格。安振轩著有《论两宋党争对宋诗的影响》和《宋代杂剧与两宋党争简论》[94]，前文主要从宋代诗人的生活经历、创作心态、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层面，论述了宋代党争对宋诗的影响，认为宋代党争是宋诗形成散文化、议论化、造意深微、闲淡枯槁等特点的重要因素。后文对元杂剧反映的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宋代党争的内容进行了探析。沈松勤《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95]一文，分析了江西诗社宗派团的出现与两宋党争的关系，认为从其形成到扬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伴随着激烈朋党斗争的。刘培《两宋之际的党争与辞赋创作》[96]分析了南北宋之际的党争对辞赋创作的影响，认为由党争养成的党同伐异的文化品格导致辞赋中理性精神严重缺失，以及辞赋创作出现远离政治的特色。
5.有关宋代士大夫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
有关宋代士大夫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专著方面，美籍学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97]，正如论著的题目一样，该书主要是一部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思维及其行为模式进行探析的学术著作。余先生认为，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思维及其行为实践中，从整体来讲，“承当天下事”是他们价值取向的主导方面[98]。在该书中，余英时将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建立期，这是范仲淹提倡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得到士大夫普遍响应的时期；第二阶段的定型期，是宋代士大夫将回向“三代”的理想转向政治实践的时期；第三个阶段的转型期，虽然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在这一阶段（朱熹的时代）发生变异，但仍没有脱离原型的范围[99]。由此而论，余英时在本书中用“以天下为己任”来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100]还是有历史依据的。卢国龙的学术专著《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101]，在对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以及庆历学术与庆历新政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对王安石、王雱、张载、程颢、程颐、苏轼、苏辙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探析。作者在绪论中指出：“反思北宋政治变革运动和儒学复兴思潮的历史进程，可以看清北宋儒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儒学复兴的核心主题在于建构政治宪纲。”[102]该书的副标题“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其意蕴亦在于此。该书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北宋儒学复兴的实质与内涵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也有助于对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理解和把握。徐红的《北宋初期进士研究》[103]一书，以北宋初期进士精英群体为个案研究对象，在对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精英分子的籍贯地理分布及特点、家世与仕途、婚姻状况及特征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忠君与弘道的政治道德、理性务实的政治观念，以及为官实践的政治行为，并对北宋初期进士精英群体的文化行为进行了探析。这不仅有助于认识宋初进士精英群体的政治特征和文化品格，而且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宋代新兴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桑子的《宋代文官集团研究》[104]，从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对宋代士大夫及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进行了考察探析，认为宋代统治者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治政策，使宋代士大夫文官集团能不顾自己的荣辱得失，而以国家社稷的安危和百姓的生计为己任。但是从宋仁宗庆历年间开始，士大夫文官集团议论之风四起，宋神宗熙宁、元丰之际，这种文人习气愈益深重，以致影响到宋哲宗元祐以后的政治生态。对此，本书通过“导论篇”“专论篇”和“个案研究篇”三部分内容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唐春生的《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105]，则是一部研究两宋翰林学士与士人文化的学术专著，书中对两宋翰林学士的具体人数、翰林学士的选任、翰林学士的基本职责、翰林学士与宋代人才的选拔、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化、文学，以及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研究。祝尚书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认为该书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如本书对两宋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的问题，进行了既定量又定性的分析，重点探讨了翰林学士成为宰辅的种种因素，厘清了翰林学士自身、封建帝王、朝中重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无论是补缀前人未周之处，还是开拓前人未行之路，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另外，作者在考察宋代翰林学士制度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将研究视野移向翰林学士与宋代文化的方向，扩大了研究的内涵，从而使读者超越学士院的狭小范围，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去追踪和认识翰林学士这个由高级文人组成的特殊群体[106]。美国学者艾郎诺的学术论著《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107]，探讨了北宋时期士大夫群体在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诗话、花谱、词等领域内对美的追求，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审美思想。作者认为，北宋时期的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的热烈，不仅开拓了大片的新天地，而且在许多不同领域对“美”的追求都跨出以往的范围，冲破以往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由此极大丰富和拓宽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精神方面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士大夫甚至接纳了商人阶级的品位，市价成为鉴定艺术品的准则之一，而一件古物值不值得保存，不再以狭窄的伦理教条为依据[108]。
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霍然的《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109]一文，论述了处于美学思潮勃兴时期的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及其美学风貌，认为与此前的美学模式风采不同，宋代文人士大夫展现出情欲萌发与理性制约相互纠缠交织的审美情结。连心达的《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110]一文，对宋代文人画崇尚神理意趣以及词在宋代的雅化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与对高尚人格理想的追求相适应，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文化艺术活动中也表现出对高雅品位的重视，忌俗尚雅，反映了作为文化精英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王瑞来的《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111]一文，对范仲淹等宋代士大夫还原的原始君臣关系论及意义进行了深入论析，认为出于维护士大夫政治的需要，范仲淹摒弃君主制出现后形成的要求臣民绝对服从的君臣关系论，而向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回归，从此范仲淹等宋代士大夫还原的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论，不仅成为后世士大夫抵抗皇权的精神武器，而且对士大夫独立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朱汉民《圣贤气象与宋儒的价值关怀》[112]，深入探讨了宋代士大夫追求“圣贤气象”所体现出的价值关怀，认为宋代士大夫所推崇、追求的圣贤气象，是儒家传统的心忧天下、救时行道与老庄道家、魏晋名士所追求的个人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精神超越的结合。张建民《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113]一文，对宋代儒家士大夫表现出的“得君行道”的政治行为模式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焕力的《宋代士大夫释义“祖宗家法”的意蕴——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114]，重点以宋仁宗时期为考察对象，对宋代士大夫释读祖宗家法以及释读祖宗家法的原因及意义进行了论析，认为宋仁宗时期宋代士大夫对“祖宗家法”的不同释读，折射出来的是宋代士大夫不同的政治诉求。刘畅《宋代文人心态的二元格局管窥》[115]一文，针对学界倾向于将宋代士人心态概括为内向型、自守型的观点，指出宋代士人心态不只具有向内收敛的性质，同时还具有向外辐射扩展的性质，并认为这种对立统一的二元格局，也是宋代文学审美的原则所在。张全明《论宋代士大夫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启示》[116]，具体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及其历史启示。徐红的《两宋时期士大夫商业思想探析》[117]，主要对宋代士大夫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商业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宋代士大夫的商业思想已突破了传统思想意识的束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邓小南的《〈宝训〉〈圣政〉与宋人的本朝史观——以宋代士大夫的“祖宗”观为例》[118]，主要从宋代士大夫“祖宗观”的角度，深入探析了宋代士大夫对本朝历史的基本看法。游彪的《形象塑造：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书写——以韩国华的碑铭和传记为例》[119]一文，主要就宋朝士大夫书写历史所坚持的立场、原则，及其所凸显出来的价值观、世界观进行了深入探论。何忠礼《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陈景良《试论宋代士大夫司法活动中的人文主义批判之精神》[120]，对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及司法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进行了论述。前文认为宋代士大夫在执法过程中除屈服于权势、违心执法外，还表现出重儒轻法的思想，并受到人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束缚。后文则认为宋代士大夫在司法活动中体现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人文精神。陈志英《士大夫的人文精神与宋代法律品格》[121]，分别从宋代士大夫的义利观、市民思想、务实精神、恤刑与慎刑思想、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等层面，论述了宋代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对宋代法律品格的影响。朱战威《浅析宋代士大夫“以人为本”的法制观念》[122]一文，主要对宋代士大夫“以人为本”法制观念的表现及其局限性进行了论述，认为在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中，凸显了人性化的因素。陈松的《论宋代士大夫阶层法律思想中的法家因素》[123]，主要论述了宋代士大夫法律主张中所蕴含的法家因素，认为先秦主张富国强兵的法家学说深刻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的法律思想。田志光《宋朝士大夫“以法治国”观论析》[124]，主要对宋代士大夫倡导的立法贵在诚信、守法贵在一致、执法贵在严明、司法贵在求实、违法贵在必究的“以法治国”观念进行了探论，认为有宋一代统治秩序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是与宋代士大夫对法制建设的重视密不可分的。马斗成、马纳《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125]一文，结合时代特点，通过对宋代士大夫中的典型代表如范仲淹、“三苏”、王安石、朱熹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的论述，揭示了宋代士大夫在社会转型变革时期社会控制思想的特征。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126]，对宋代文人士大夫在现实生活中所体现出的隐逸文化精神进行了深入论述，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吏隐意识的形成，以及圆通灵活的处世心理和行为方式，与其将传统的仕隐观以及运行机制进行重新整合、定位是分不开的。钟巧灵的《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127]，则对宋代士人“吏隐”生活方式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论述，认为宋代士人吏隐心态的形成，与当时特定文化环境、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以及宋代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有关。张玉璞的《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128]一文，对宋代文人士大夫超越苦闷、追求适意的谪居心态进行了探析，认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以前相比，表现出较为稳定、平和以及不走极端的特点。他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129]一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宋代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探析。熊良智《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130]，通过就宋代士大夫对屈原身世事迹怀疑的考察，探究了宋代士大夫面对民族危亡和人生危机对人生价值的设计和思考，以及对现实人生关注的学术精神。宋东侠《宋代士大夫的贞节观》[131]主要对宋代士大夫贞节观变化的表现进行了论述，认为宋代士大夫贞节观的变化，与传统义利观受到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密切相关。赵冬梅《试述北宋前期士大夫对待灾害信息的态度》[132]，通过对官员言论和行为的分析，论述了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对灾害信息的态度和认识。
6.有关宋代士大夫文学艺术及生活等领域的研究
学界探讨士风与文学互动的研究成果较多，如专著有张再林的《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133]，在考察中唐至两宋历史文化形态及其对词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对唐宋士风与词风的关系及其衍变过程进行了深入探析。李强的《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134]，结合北宋前期以及仁宗庆历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深入系统地分析了北宋庆历之际士风与文学的互动。刘婷婷的《宋季士风与文学》[135]在对宋季三朝社会的主要特征及宋季三朝士风进行论述的基础上，分别从宋季文学与士风、江湖文人的创作、道学士人的散文创作、西湖词人及其词、忠义士风与宋亡之际诗文新变等方面进行了探论。张培峰的《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136]一书，对宋代士大夫佛学产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进行了系统探析，从个案层面论述了佛教对宋代士大夫的影响，并对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
从文学角度研究宋代士风与文学互动的论文较多。秦寰明的《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与诗风》[137]一文，主要就仁宗朝前期士风对诗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与仁宗天圣前后士人趋向豁达放逸的生活时尚相联系，这一时期诗风体现出复古放逸的特点；而仁宗朝后期诗风之所以稍归于折中，又是与这一时期重铸士心超越社会的士风特点密切相连的。李强的《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138]，以北宋庆历之际发生的“诗文干政”事件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庆历时期文人诗文干政与士风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析，认为文人诗文干政固然激扬了士风，但同时也导致了士人阶层的内部分化以及和谐局面的破裂。周剑之《“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139]，对景祐三年（1036）朋党诗歌写作中蕴含的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内涵及影响进行了论析，认为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开启了此后至庆历时“以天下为己任”的诗风走向。李春青的《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140]，主要对北宋文人士大夫政治诉求的呈现形式及其衍化，以及在文学观念中的体现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曾祥波的《论北宋前期诗文的议论风气》[141]，主要对北宋庆历诗坛体现出来的议论风气及其形成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进行了论析。张春义《宋代士大夫之词与儒学复兴》[142]一文，主要论述了儒学复兴对宋代士大夫之词的构建、审美内涵以及审美风貌的影响。马茂军《〈宋代文人的群体意识与诗歌创作〉（上）》《〈宋代文人的群体意识与诗歌创作〉（下）》[143]，对宋代文人的结盟、结党、结社意识及其对宋代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了论述，认为宋诗所体现出的派系分明与个性化缺失等特点，与宋代文人的结盟、结党、结社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刘蔚的《宋代士风与田园诗的淑世精神》[144]一文，分析了宋代“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士风对宋代田园诗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在淑世士风影响下，宋代田园诗中的隐逸情趣不仅有所淡化，而且还表现出对社会对民生的群体关怀精神。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西派》[145]，主要考察了两宋特别是北宋中期以降士大夫的诗歌观念，并对宋代士大夫诗人的理想范型进行了论述。郭艳华在《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146]一文中，论述了宋夏战争对北宋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及其文学创作风貌的影响，认为北宋文人内敛深微、失望悲观的“倦客”情怀，以及诗词中显现的沉郁感伤和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与宋夏战争中宋朝的失利密切相关。赵山林的《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147]一文，主要从戏剧创作、戏剧批评、戏剧著作、咏剧诗歌，以及戏剧对宋代文人心态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宋代文人与戏剧的密切关系。张玉璞在《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148]一文中认为，在理学和世俗意识交互影响作用下，宋代文人士大夫心态呈现出既为理所困又为情所役的矛盾冲突，由此影响了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创作，那些“专主情致”的俗词艳曲为士大夫所青睐。付红妹、张虹、霍素君的《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149]，主要论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隐逸精神与隐逸人格对宋词创作产生的影响，认为宋词所呈现出的清旷、疏放和空淡的审美风貌，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隐逸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关宋代士大夫生活领域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马积高《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风貌与理学、文学》[150]一文，对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方式及对理学、文学发展的影响作了考察。王毅的《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变》[151]，则对宋代士大夫诸如园林、建筑、诗词、书画、金石文玩鉴赏、品茗、诗话、笔记、园艺等方面的生活艺术及其在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论述。马斗成、马纳《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152]一文，通过对眉山文人士大夫家族——苏氏家族名字号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儒为主、兼融佛道的心理结构。龙登高的《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153]，对宋朝文人士大夫家庭经济形态诸如管理与经营、消费与分配、与市场的联系等进行了深入探析，旨在从宋代士大夫家庭经济形态的角度，对宋代社会经济做一观察。苏梅、刘赦《宋代文人意趣兴起的成因》[154]，主要对宋代文人士大夫喜书作画、鉴古赏玩的文人意趣兴起的原因进行了论述，认为宋代文人意趣的兴起，对尚古与尚意美学观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梁建国的《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155]一文，深入分析了北宋时东京开封社会变迁对徽宗时代士大夫交游产生的影响，指出徽宗时代的东京社会虽然市井高度繁荣，城市市民也有了比以往更多、更自由的活动时间与活动空间，但文人士大夫的日常交游活动却是沉寂冷清，其原因在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直接影响了文人士大夫之间的正常交游往来。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南教授的两部学术力作《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156]《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157]。《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出版后，深受学界专家好评，如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认为该书“作者以丰富的资料、精练的文字、严谨的态度，深度挖掘宋朝祖宗之法话语背后的涵意与事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有叙述，有分析，有议论，不仅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更是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学术专著”；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先生则认为该书“其立意有匠心独具处，其阐发是‘立体’的，手法娴熟、剖析细腻又富于分寸感；其所揭示的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从文化角度透视中国政治，提供了新鲜启示”[158]。虽然该书是一部研究北宋前期政治制度的学术专著，而不以宋代士大夫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书中对“祖宗之法”与宋代士大夫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两宋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诠释及其在构建“祖宗之法”过程中的作用都有深入的论述，这不仅对我们理解和把握宋代士大夫在宋代社会政治中的角色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分析和把握宋代“祖宗之法”对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正如书中所讲：“对于宋代士大夫而言，影响其言行举止的，不仅是特有的制度、突发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他们参与塑成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些看似无形的‘空气’……笼罩着当时的朝野，士大夫们正是呼吸吐纳于其间。”[159]《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是邓教授另一部“填补宋代官制研究的空白”“蕴含学术品味之醇真”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160]，虽然该书是一部以宋代官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但由于文官选任制度与文人士大夫息息相关，因此通过该书对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的深入分析研究，无疑也有助于我们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及其行为方式的分析和把握。
以上主要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概述，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范围和质量上，有关宋代士大夫的研究都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一是关于宋代士大夫整体性探讨的研究成果不多，缺乏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整体形象的探索；二是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不够。
在中国历史上，受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影响，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意识及其行为方式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呈现出多元化的人格特征。可以说，探析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及其整体形象，这是宋史和宋代士大夫专题研究中有待加强的一个重要领域，学界有必要通过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考察、揭示宋代士大夫群体的基本面貌、整体形象特征及其所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
三 研究思路与主体内容概述
本书拟在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具体的研究中，该成果不是孤立地探究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而是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唐宋变革大背景下，通过宏观和微观结合研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究和审视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揭示宋代士大夫所凸显出来的主体意识及其整体形象特征。
本书除绪论外，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群体意识是时代思潮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故研究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形成、内涵及特征，必须紧密结合时代思潮和社会环境进行考察。有鉴于此，本书开章首先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审视。在此基础上，综合国内外学者有关唐宋变革观的论述，就唐宋之际具有划时代意义社会变革的几个主要层面进行了概述和总结。
第二章“唐宋转型中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宋代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蓬勃发展和壮大的时期，也是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的时期。宋代士人群体的壮大，政治地位的提高，是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的。唐宋之际，随着门阀士族的崩溃，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发展，文化的下移，教育的平民化，士人阶层的数量不仅在急剧增长，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政权依赖的主体对象，并由此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治”和士大夫政治形态。经由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士大夫文官政治，打破了魏晋以来主要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门阀贵族政治形态，相较于门阀贵族政治，它不仅扩大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广大的文人入仕给统治集团带来了新鲜血液，从整体上有利于官僚集团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本章主要在唐宋变革这个时代环境的观照下，对宋代士人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以及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的形成与确立进行探析。
第三章“宋代士大夫角色意识及观念转变”。赵宋王朝确立的重文轻武、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空前提升，使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观念及角色认同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们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积极地论道经邦，激扬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仕以行道”和“自任以天下为重”的入仕参政观，以及以“忧以天下”为核心的忧患观。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中的大多数在从政为官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事业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爱好，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王朝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文化空前繁盛的时代，无疑与宋代士大夫凸显出来的亦政亦文亦学术的角色意识及其人生实践是密切相连的。本章主要对宋代士大夫“仕以行道”的入仕参政观、“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观、亦政亦文亦学术的角色认知进行论述。
第四章“贵族政治式微与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随着宋代士大夫阶层崛起和政治主体意识的强化，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天下的治平为己任，不仅不避朋党之嫌，而且大力提倡君子有党论，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行为实践上皆凸显出一种志在经世、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围绕着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宋代士大夫自觉承担起重建伦常和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代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的凸显，是时代环境激发出的国家兴旺、匹夫有责的儒者情怀的体现，昭示了宋代士大夫阶层从追求个人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关怀的特质。宋王朝之所以会出现“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政治稳定的景观，与宋代士大夫体现出来的群体凝聚意识无疑息息相关。本章主要对宋代士大夫群体凝聚意识形成的根源及表现进行论述。
第五章“雅俗贯通与士大夫世俗意识”。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行为习惯上，皆凸显出一种强烈的悖反心态和行为。一方面，他们以天下的治平为己任，仕以行道，经纶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同时，又背礼叛教，注重世俗的生活体验和官能的感受追求，表现出雅俗贯通的文化人格和行为方式，世俗意识得到极大的张扬。与宋代士大夫雅俗贯通的人格行为相适应，宋代士大夫群体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中也呈现出雅俗贯通的倾向。宋代文学领域和美学领域中之所以能形成雅俗并峙的态势并发展成为时代的审美取向，与宋代士大夫雅俗贯通的文化精神紧密相关。本章主要对宋代士大夫凸显出来的雅、俗二元矛盾对立统一的心理结构及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
第六章“职业屏障打破与士商关系融通”。受“重农抑商”传统经济观念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士商关系长期处于情感疏隔和分离的状态之中，商因社会地位的低下而难以与士为伍进行交往，士则因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志于道”的价值取向而耻于言商、经商。然而历史演进至宋代，与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相适应，宋代士商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色：士商之间不仅联系加强，而且相互转化，相互交融，士人或士商兼营或弃儒从商，而商人则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积极主动向士人阶层靠拢或向其转化，士商之间的职业屏障不再难以逾越。宋代士商关系的相互交融和相互转化，展露了唐宋变革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社会流动的一个侧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士农工商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预示着传统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结构的解构重组。本章主要对宋代士商关系相互融通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探究。
第七章“‘心安处是吾乡’的隐逸意识”。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仕以行道”“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凸显出一种归隐、避世的隐逸意识和隐逸情怀。他们虽身居朝堂，却心怀山野林泉，渴望挂冠归隐，其日常行为举止体现出许多与隐士相通的人格特征。宋代士大夫出世的人生观更多属于精神上的出世，他们虽然渴望归隐山林，退隐避世，但并没有远离官场，也从未真正退隐，他们所追求的是以“心安”为目的的“心隐”（精神上的归隐）。宋代士大夫的隐逸意识和隐逸风尚，就是在心性主体精神化的修炼过程中，获得了“心安处是归隐”的精神性效用。宋代士大夫隐逸意识是其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鲜明体现，从个体人格建构上讲，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但是如果从个体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进行观照的话，宋代士大夫对隐逸精神的追求，显然消解了个体积极有为的用世精神，不利于社会责任感的张扬。本章主要就宋代士大夫隐逸风貌的时代特征、形成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探究。
结语。总结全文学术观点，揭示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和多元化人格特征及其对宋代历史文化风貌的影响。从对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的探析中不难看出，与以往朝代相比，宋代士大夫阶层政治主体意识和个体自我意识有了相对觉醒和强化。一方面，宋代士大夫自觉践履着儒学所规定的“仕以行道”的士道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士大夫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张扬，群体与个体、公与私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有效的调和与统一，由此导致宋代士大夫人格特征呈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儒、佛、道三教互补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尽管以积极进取为主旨的儒家文化始终主导着宋代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但在新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宋代士大夫已经摆脱了对政治的单一依附，其信仰理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及人生实践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士大夫颇具时代特色的群体意识和人格特征对宋代社会的历史文化风貌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注释
[1]《尚书·多士》中，周公称殷贵族遗民为“尔殷遗多士”。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多士第十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2]如孟子在回答战国时期卫国人北宫锜有关周王室爵位的问题时指出：“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章句下》，见（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2页。
[3]参见阎步克《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文史知识》1989年第9期。
[4]参见刘泽华《先秦时期的士》，《文史知识》1987年第12期。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即国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页。
[5]《墨子·修身》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见《墨子》，李小龙译注，《中华经典藏书》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页。
[6]《墨子·尚贤上》，李小龙译注，《中华经典藏书》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0页。
[7]《论语·述而第七》，见（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34页。
[8]载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5页。
[9]（汉）司马迁：《史记》卷74《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6页。
[10]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2《论儒第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9页。
[11]（汉）司马迁：《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95页。
[12]（汉）司马迁：《史记》卷39《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56页。
[13]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1页。
[14]陈寅恪先生认为，“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特别是经过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家世与地域之两点，换言之，“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参见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22—23页。
[15]（唐）房玄龄、褚遂良等：《晋书》卷45《刘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74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1页。
[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1上《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9页。
[18]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载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页。钱穆先生认为，进士出自白衣这一形势，直至清末，故其将宋自清朝定名为“白衣社会”。他指出：“白衣率从农村中崛起，其形势略同于汉武帝之时。所不同者，政府考试制度已大为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发明，书籍流布，较前远易。故两汉察举制度兴起以后有门第，而宋代士阶层复起，终不能再有门第形成。”同书第49—50页。
[19]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40页。
[2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70页。
[22]转引自〔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23]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4]参见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5]参见王瑞来《走向象征化的皇权》，载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6]参见张文浩《宋儒的生存境遇与“包容政治”的蕴成》，《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
[27]参见〔日〕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载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
[28]参见江冰《重文轻武与精神衰微——论宋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精神状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29]参见郑强胜《宋代吏风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30]参见邓小南《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参见杨世利《北宋士风与儒家名节观》，《中州学刊》2010年第2期。
[32]参见王曾瑜《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33]参见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2013年第7期。
[34]参见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5]参见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载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参见刘兴亮《北宋士风之异动——以奔竞、隐逸、政争、奢靡等风气为例》，《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1期。
[37]参见刘兴亮《宋代士习奔竞原因的多角度考察》，《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38]参见刘兴亮《仁宗朝士人群与北宋中期士风的转变》，《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
[39]参见张海鸥《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期。
[40]参见陈忻《两宋文人主体精神之比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41]参见苗田、赵冬梅《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2]参见吕变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
[43]参见易小平《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4]参见吴宁、范立舟《两宋士风述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5]参见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46]参见王晓如《宋代重文轻武国策对士风的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47]参见毛元佑《宋初文武臣僚处世态度之心理分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8]参见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9]参见马茂军《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50]参见王德毅《宋代的科举与士风》，《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51]参见李定广《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
[52]参见屈超立《科举制度与宋代吏治》，《齐鲁学刊》2003年第3期。
[53]参见高新伟《略论科举制在士大夫从商中的作用》，《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54]参见胡坤《宋代荐举与士风》，《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
[55]参见张金岭《晚宋士大夫无耻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56]参见喻学忠《晚宋士大夫奔竞之风述论》，《东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晚宋士大夫隐逸之风述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晚宋士大夫贪墨之风述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7]参见喻学忠《晚宋士大夫主流士风论析》，《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
[58]参见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9]参见程民生、白连仲《论宋代官员、士人经商》，《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贺达《宋代官僚经商之风摭谈》，《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
[60]参见徐永斌《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
[61]参见宋东侠《宋代士大夫的狎妓风》，《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
[62]参见程郁《宋代士大夫家庭蓄妾现象之估量》，载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3]参见余贵林《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
[64]参见贾海涛《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65]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66]参见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构架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
[67]参见王荣科《北宋政治得失与政治文化》，《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68]参见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69]参见范建文《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与传统民族精神》，《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70]参见焕力《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
[71]参见陈晔《“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72]参见宋燕鹏《试论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的外在动因》，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3]参见李同乐、母丽娜《论宋初士大夫的角色回归》，《岱宗学刊》2009年第3期。
[74]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版。
[75]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页。
[76]参见张其凡《评〈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77]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8]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可借用罗家祥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代绪论——“北宋朋党观论略”中的话说：“当我们目睹历代政治舞台上纷纭复杂的历史画面，从整体上考察历代论者的种种见解时，即可发现：北宋一些官僚士大夫提出的朋党观最为别致，最为典型。……考察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及其与宋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不仅为探讨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所必需，而且在研究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似乎也不容回避。”参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代绪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79]参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0]参见徐规《〈北宋文人与党争〉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1]参见刘学斌《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2]参见罗家祥《试论两宋党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元祐新旧党争与北宋后期政治》，《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3]参见宋鸿《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84]参见刘复生《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
[85]参见田耕宇《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86]参见陈植锷《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87]参见方健《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88]参见熊鸣琴《“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89]参见江小涛《士大夫政治传统的重建与宋仁宗时期的“朋党之议”》，载《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朋党之争影响宋代士风和政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7日。
[90]参见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91]参见巩本栋《北宋党争与文学》，《文献》1991年第4期。
[92]参见张剑、吕肖奂《两宋党争与家族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
[93]参见孙福轩《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94]参见安振轩《论两宋党争对宋诗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宋代杂剧与两宋党争简论》，《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95]参见沈松勤《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
[96]参见刘培《两宋之际的党争与辞赋创作》，《南开学报》2012年第3期。
[97]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98]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5页。
[99]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页。
[100]参见〔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页。
[101]参见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02]参见卢国龙《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03]参见徐红《北宋初期进士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4]参见桑子《宋代文官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5]参见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6]参见祝尚书《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07]参见〔美〕艾郎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08]参见〔美〕艾郎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引论》，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09]参见霍然《宋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110]参见连心达《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文史哲》2009年第6期。
[111]参见王瑞来《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
[112]参见朱汉民《圣贤气象与宋儒的价值关怀》，《湖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13]参见张建民《道势之间——宋儒“得君行道”的理想与实践》，《理论界》2011年第4期。
[114]参见焕力《宋代士大夫释义“祖宗家法”的意蕴——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历史教学》2015年第2期。
[115]参见刘畅《宋代文人心态的二元格局管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16]参见张全明《论宋代士大夫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启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2013年。
[117]参见徐红《两宋时期士大夫商业思想探析》，《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18]参见邓小南《〈宝训〉〈圣政〉与宋人的本朝史观——以宋代士大夫的“祖宗”观为例》，《北京论坛（2005）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历史变化：实际的、被表现的和想象的”历史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续）》。
[119]参见游彪《形象塑造：宋代士大夫的历史书写——以韩国华的碑铭和传记为例》，《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20]参见何忠礼《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陈景良《试论宋代士大夫司法活动中的人文主义批判之精神》，《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
[121]参见陈志英《士大夫的人文精神与宋代法律品格》，《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
[122]参见朱战威《浅析宋代士大夫“以人为本”的法制观念》，《长安学刊》2010年第4期。
[123]参见陈松《论宋代士大夫阶层法律思想中的法家因素》，《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24]参见田志光《宋朝士大夫“以法治国”观论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25]参见马斗成、马纳《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26]参见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文史哲》2005年第3期。
[127]参见钟巧灵《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
[128]参见张玉璞《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
[129]参见张玉璞《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30]参见熊良智《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31]参见宋东侠《宋代士大夫的贞节观》，《中州学刊》1989年第5期。
[132]参见赵冬梅《试述北宋前期士大夫对待灾害信息的态度》，载邓小南、林文勋、吴晓亮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3]参见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4]参见李强《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135]参见刘婷婷《宋季士风与文学》，中华书局2010年版。
[136]参见张培峰《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137]参见秦寰明《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与诗风》，《求索》1992年第3期。
[138]参见李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东岳论丛》2008年第2期。
[139]参见周剑之《“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140]参见李春青《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141]参见曾祥波《论北宋前期诗文的议论风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42]参见张春义《宋代士大夫之词与儒学复兴》，《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
[143]参见马茂军《〈宋代文人的群体意识与诗歌创作〉（上）》《〈宋代文人的群体意识与诗歌创作〉（下）》，分别刊于《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期。
[144]参见刘蔚《宋代士风与田园诗的淑世精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45]参见〔日〕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西派》，载沈松勤主编《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6]参见郭艳华《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
[147]参见赵山林《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载沈松勤主编《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8]参见张玉璞《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东岳论丛》2002年第4期。
[149]参见付红妹、张虹、霍素君《宋代士人的隐逸精神对宋词审美风貌的影响》，《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150]参见马积高《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思想风貌与理学、文学》，《湖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
[151]参见王毅《中唐至两宋士大夫的生活艺术——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52]参见马斗成、马纳《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夫社会生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53]参见龙登高《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154]参见苏梅、刘赦《宋代文人意趣兴起的成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
[155]参见梁建国《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南都学坛》2010年第3期。
[156]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57]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58]黄宽重、阎步克两位先生对《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的评价均见该书封底。
[15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5页。
[160]龚延明：《切实·务实·扎实——读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