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质量”成为国家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教育2030 行动框架》，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题，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我国高等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重器。中国如何以更为开放的高等教育格局，办出有中国特色高水平大学的面貌，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俨然是我国高教界同仁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由此，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研究越显重要和迫切，它日益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一个活跃的、主题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密切结合的重要课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究的内容包罗广泛，质量本质特性、质量观及其价值取向、质量标准、质量测量、质量问责、质量文化和质量保障伦理向度等均在其列。诚如伯顿·克拉克所言：“自12世纪大学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到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1]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也概莫能外。新世纪，我国视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高等教育事业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战略举措和核心任务。

高等教育在转型跨越发展历程中，难免出现了一些影响或制约高等教育质量的新障碍。应该说，包括质量本质、质量价值观取向、质量标准与测量、质量文化、质量道德（大学制度伦理）等内部因素，以及公众监督、质量问责、质量成本等在内的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障碍。

针对前者，我们发现，首先，新世纪高等教育质量应该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学术性和职业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现在和未来的有机融合，实现质量观从客体性向主体性转变，即朝“单向度的人”和“技术合理性”庇护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回归。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对既定质量、弹性质量、超越质量以及整体性、发展性、多元化、个性化含义的深刻注释，对特色化和适应性的再生性质量观的解读。其次，在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取向和质量文化迷失的情境下，应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圆融并构建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再次，在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方面，应该认清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的基本特征，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最后，就高等教育内部环境而言，其内部存在着产权界定和规约模糊、制度伦理失范、大学质量章程不健全等问题，其外部则存在着公众监督力度不够、公共问责和法律问责不到位、质量成本不经济等问题。

针对后者，我们认为，高等教育质量应该是质量理念先行、技术文化兼治、内外协调、宏微观结合。我们始终坚持育人是根本，文化是灵魂，质量是关键这一原则，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圆融的质量价值取向之间，引进NSSE、SERVQUAL等新兴技术与方法来测量质量的现实状态。跳出大学的圈子看质量，我们提出了高等教育质量在产权明晰、章程自律、制度伦理复兴的基础上借鉴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成功经验，引入教育判例法来加强公共问责、法律问责，加大公众监督力度，在专业设置、绩效拨款和学术与行政问责方面实行高等教育质量“一票否决制”，期许“以质量换自治”，力争大学间的有效质量竞争；以优质、高效、低成本、高产出为质量管理的成本目标，以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等理念的践行作为行动指南，无疑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先行组织者。

本书基于《教育部等五部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管放结合》的文件精神，依据高等教育具有长效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应着重前瞻力，瞄准未来，而不应以现时现报为基准；本书一改人们思维的惯性，由“站在过去，安排今天”，或者“站在今天，安排未来”，改为“站在未来，安排今天”的思路，认为质量保障的顶层设计应践行这种 “思维倒推，实践顺写”的指导思想，即以明天的质量诉求直指今日的质量保障。本书无意贪多求全，只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于厘清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依据方面有些许想法，或一家之言。本书总体写作思路为再生质量观→特征和测量→制度供给和监控机制。

本书分三编，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本书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思路，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指明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的新障碍、新趋势。前两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是在归纳与梳理、批判与建构的基础上探讨新世纪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质量观。除明确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观的内涵外，还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取舍、有的放矢；在高等教育质量观合理价值取向的引领之下，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文化组织，以质量文化为主线，从不同维度探寻破解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新障碍的有效路径。第三至五章为第二部分，主要是以质量标准和质量测量为切入视角，阐明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基本特征及一些新兴的质量测量技术与方法（NSSE和SERVQUAL技术与方法）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和特殊性。第六至九章为第三部分，主要从内部与外部相统一、宏观与微观兼顾的视角指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进路与选择。

本书各章节紧紧围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障碍和破解路径展开研究，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一方面，书中每一部分的内容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所指的每一个新障碍切入，独立成篇，如同一面镜子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进行了深入的透视。另一方面，将各个视角和新障碍综合起来进行通盘考虑，又如同所有灯光聚焦于一点，避免单一维度分析问题的偏执与狭隘，既透视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多视角和多选择，又展现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诚然，高等教育质量究竟何谓，以及如何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是长期以来困扰学者和教育管理者的重大难题。虽然说在不同的阶段，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用不同的视角，跟不同人的对话，对质量的看法和路径的选择会截然不同，但是，学者并没有就此停止对质量和质量保障进行深入研究。纵览学界对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的探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高等教育质量不能等同于企业产品质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模式和路径依赖不再停留于复制企业质量管理的模式，而是将此前的质量管理进化、迁移为适合高等教育自身特点的质量管理模式。对高等教育质量本质的探讨也不再深陷于企业产品质量的泥淖，而是从作为高等教育主力机构的大学和构成大学的主体——大学人（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等角度来破解高等教育质量的新障碍。

显然，我们所着力探寻的新路径旨在还原高等教育的本质——培养人，鲜活的生命个体才是高等教育质量探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注受教育者已有的知识图式、能力和水平是高等教育机构有效作为的体现，即高等教育再生性质量观的意蕴。由此，我们所竭力构建的高等教育再生性质量观，正是以既定质量、弹性质量和超越质量为教育及其服务底线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合理的价值取向来统领高等教育质量尤其必要。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价值取向在保持必要张力的同时将二者圆融是高等教育质量观研究的趋势，而质量保障又是一项系统的质量工程，需要理念、制度、行为的有效统一。为此，坚持以文化自觉为基石、以文化自信为灯塔、以文化自强为动力，构建内生型和外发内生型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不失为教育质量保障的有效路径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离不开人的成长和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培养人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高等教育的职能。不论高等教育机构多么复杂庞大，利益主体的需求如何变幻莫测，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从事教学与科研、进行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职能是恒定不变的。当然，也正是高等教育职能在流变中机构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需求的多变性，才赋予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既对立又统一的多样化特征。借此理论认知，将NSSE和SERVQUAL技术与方法分别应用于测量本科生教育质量和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反映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适用性和可测程度以及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虽然其反映的高等教育质量并不理想，但是在局部范围内其测量信度和效度还是具有一定适用性的，在表现高等教育的特殊性方面仍不失一定的实践价值。

因其特殊性，大学产权规约和质量制度伦理治理也是保障高等教育内部质量的必然要求。当前，在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实践中，高等教育机构开始走出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象牙塔”，健步迈进为社会服务的“加油站”，由社会的边缘转变为服务社会的轴心机构。从制度伦理视角明确大学产权并进行规约必然成为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学产权不仅成为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的对象和手段，也成为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赖以运作的基石。此外，大学章程的制定也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路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大学章程的制定有利于解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过程中大学章程认知和自律意识的缺乏；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作为大学章程的新领域，也有利于大学章程中质量保障的深入与系统化。在高等教育外部，公众对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和持续改进的呼声甚至苛责愈来愈强烈，但是公众监督意识的淡薄、监督信息不通畅、公众问责机制不完备等客观因素，使得公众监督乏力，为此，借用网络和法律作为有效路径进行网络问责和法律问责，搭建公众监督的信息平台，提高监督的法律效力，或许是今后不断提升和持续改进质量的抓手和增长点。在政府—大学—企业联姻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质量成本的考量对于提高质量至关重要。高等教育质量成本是在高等教育有限资源与利益主体无限需求的夹缝中，为赢得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改进和不断提升的利润空间，并以低成本获得最大化质量效益的必然要求。在现代质量成本观观照下，明确高等教育质量成本的特性和变化规律，树立以“低成本、高产出、优质高效”的质量理念对于质量的提升十分重要。即使高等教育有健全的问责机制和丰厚的资金，倘若高等教育机构不能以质量胜出，那么对所采取的哪怕是为提高质量的任何举措也应实施质量“一票否决制”。因此，实施公众监督、网络问责、质量“一票否决制”便成为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不二抉择。

总之，本书首先在国际国内针对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问题研究的前沿动态进行比对的基础上，明确了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理论，重构了高等教育质量观，阐明了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价值取向；其次以质量文化为主线从质量标准、质量测度、有效的制度供给、公共问责和质量成本等独特视角切入，探讨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多元路径；最后，从高等教育职能的丰富内涵角度指明了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研究的新尝试和新方向。

[1]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旭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