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视角与特点
中小城镇与城乡一体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是针对发达经济而言的静态角度，即假设城乡关系已经高度发展，具备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如何发挥中小城镇的作用以使城乡关系更加融合、城乡经济均衡趋于完善，并实现空间上的“城乡一体化”。这是发达国家研究中小城镇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关系的视角，它主要利用中小城镇“连接城乡”的特殊区位优势，通过空间的合理布局与结构优化以促使城乡经济与社会更加融合。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动态角度，即在从二元经济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小城镇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两种视角的结合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基于城乡一体化研究中小城镇发展”的研究框架：前者可以为中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一系列目标要求，或目标模式；后者可以为分析中小城镇的作用提供一条动态路径，即在城乡一体化实现过程中中小城镇能够发挥的作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二元经济的存在一方面使城乡差距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又使市场机制具有很强的城市偏向，即促使资源、要素与人口从农业、农村不断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转移和集中。这种城市偏向在一定状态下能够推动经济的较快发展，但同时也会造成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并产生一系列副作用。这不仅决定了在二元经济阶段要想消除城乡差距和直接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不现实的，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且意味着采取一些“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与措施，诸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农村建设和大规模的扶贫行动等，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在这二元经济阶段采取一些“城乡一体化”政策与措施，其实际作用主要是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可能是消除城乡差距和直接实现城乡一体化。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制度上的二元结构问题，比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二元制度安排等。毫无疑问，逐步取消这些二元制度安排对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必需的。但应当正确认识二元制度与二元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制度造成了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有其自身的成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不能认为消除了制度上的二元结构，二元经济和城乡差距也就消失了。英国没有二元制度，是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仍然存在过二元经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中所描述的“工人现状”，就是英国在二元经济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这就说明，假设中国现在将所有的二元制度都取消了，二元经济也不会消失；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这可能还会造成混乱，使二元经济更加恶化。严格地说，二元经济是农业社会发展到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所必须经历的一种经济形态，尽管它有许多缺点和负面作用，但却可能是推动经济较快发展，并走向更高级形态的唯一形式。而中国的二元制度安排主要体现的是个性和特殊性，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城乡一体化”不仅要面对二元经济可能产生的各种障碍和负作用，还要面对“二元制度结构”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
因此，可以把“城乡一体化”界定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促使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并进而使城乡关系发展到一体化状态的过程和这一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状态，即既把“城乡一体化”看成是一种高级的城乡关系形态，又把它看作实现这种城乡关系形态的过程。之所以把“实现过程”也界定为“城乡一体化”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在二元经济下的市场机制具有很强的城市偏向作用，会自发地造成农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乡村、城市体系等经济结构的失衡，从而使二元经济有可陷入长期的自我抑制状态；在这一阶段采取一些“积极政策与措施”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促使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也就是说，从城乡关系自身演变的过程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一定的政策与措施的介入是这一过程能够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把“实现过程”也界定其中，可以更好地反映我国及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的转型要求。这里的“积极政策与措施”除了指新农村建设和大规模的扶贫行动等一类政策与措施外，更重要的是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它不仅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路径，在空间结构优化和推动城乡经济均衡发展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农村城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小城镇与村镇的建设与发展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可以看成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在研究中发现，对一些小城镇“率先”进行能够体现“城乡一体化”原理的“田园城市”建设，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可行的。它在推进城乡一体化中也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总之，本书是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状态这两个视角来研究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前者为分析中小城镇发展提供了一个大跨度的演进过程，即从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再到城乡一体化这一过程；而后者则为中小城镇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目标要求。从研究角度讲，要分析中小城镇发展问题，就需要一定的框架或结构，否则无从着手。简单的方法是采用一定的空间结构，比如中小城镇处于连接城乡的区位节点，是“农村之首、城市之尾”，可以利用这种结构来分析中小城镇的作用问题。不过，这只是一种静态分析。也可以借助一种或几种特定的关系构建框架，如一种称之为“反磁力”的分析结构，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如何使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能够抵御大城市的“吸引力”，使人口和资源不会过度地流向大城市。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局部分析。霍华德著名的“田园城市”模式，可以说是一些理想化的抽象要素和祈求的堆积，是理想与梦想的一种综合，不足之处是没有解决实现路径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一些抽象的要求，如适居性、环保与生态要求、就业承载等来规划中小城镇发展，但它可行吗？本书采用的“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分析结构可以很好地弥补上述缺陷，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是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来分析中小城镇发展问题的，具有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的特点，是一种动态的分析结构。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既包括了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再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又包括了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过程。这就使我们对中小城镇作用的分析，不仅能够着眼于经济体系的转型和大跨度的城市化演变等，而且需要对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和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如产业与人口的空间结构演变、要素与资源的配置等。这样，中小城镇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源于经济与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因此其研究结论就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同时它也表明，中小城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演变过程。探讨其演变的逻辑路径也是认识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二，城乡一体化作为高度发展的城乡关系，可以为中小城镇发展提供目标要求或目标模式。作为高度发展的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内涵不仅包括城乡居民收入与效用的均衡、人口双向流动等，而且包括污染得到全面治理和人与自然处于相对和谐状态这一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重要的规定性。首先，要使城乡居民收入能够达到真正的均衡状态，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即所谓的劳动份额就要能够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劳动份额大幅度上升后最终稳定下来，又是以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为前提条件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劳动份额的上升和二元经济转型这两个方面分析中小城镇的作用与发展问题。比如，无论对于前者还是后者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都是极为重要的，而农业的持续发展又必须借助于城镇化。这不是简单的中小城镇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体系要在农业生产、农产品物流、贸易与消费等方面构建起系统的功能性服务体系。其次，要使城乡收入均衡实现实际均衡，而不是名义均衡，城乡间的效用均衡就是必要条件。而要实现效用均衡，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和农村城镇化就是必需的。这就决定了中小城镇必须在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生活城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后，城乡一体化在污染治理和修复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要求，也历史地落在了中小城镇肩上。这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一定的利益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当城市化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后大城市病会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发展逻辑使中小城镇在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又是“责无旁贷”的。
第三，它强调一般的经济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过程与其本身的内容可以借助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解读，主要包括基于二元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等进行的分析；但它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把“对象”的空间属性舍掉了。对于中小城镇的发展问题来说，空间分析是极为重要的。回顾经济学发展史，尽管从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到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勒施的市场区位论，再到藤田昌久和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所谓空间经济学，空间经济分析理论应该说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主流经济学与空间分析之间的鸿沟还远远未被填平。这样，在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研究中小城镇发展问题时，我们要想走得更远，更多地引进空间分析方法就是必由之路，这样才能够在空间上更好地描述中小城镇的发展逻辑与路径。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