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增长方式与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特点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也是增长方式的转型，而且这一过程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方式。另外，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专业化分工发展的不平衡又演化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二元结构。这种世界视角的二元结构会使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变得更加困难。
一 增长方式的比较
（一）一种独特的增长方式
上文之所以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除了它太重要之外，主要原因是它有着相对独立的增长方式。既不同于二元经济的增长方式，又有别于一元经济的增长方式；同时，它又兼备了这两种增长方式的一些特征。一方面，它与二元经济的增长都以产业结构转型为载体，但又存在质的差异，体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一些均衡增长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元经济增长方式的萌芽。这就使它既连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增长方式，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这种增长方式由生成到消失所发生的两次转型，每一次都是惊心动魄的，都很容易陷入大萧条或危机中。“中等收入或高收入陷阱”严格地说，就是这种转型中“魔洞”的表现之一，它主要源于这种增长方式的特殊性。
（二）转型阶段增长与二元经济增长的区别
刘易斯最初提出二元经济的增长理论是为了解释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出现高速增长现象的原因。他基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事实，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工资不变这一关键假设，由此又推导出稳定的超额利润的形成。这样，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才能够产生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再投资又形成新一轮劳动与资本的结合，由此便形成了刘易斯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在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中，剩余劳动力、不变工资和超额利润是三个关键条件。与此完全不同，转型阶段的增长是以剩余劳动力已经消失、工资上涨和资本只能够取得均衡利润为前提条件的。从表面上看，这两种增长都表现为劳动力不断由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和由此引起的产业结构转型似乎是相同的。但其增长性质是不同的。转型阶段增长的动力来源是结构转型内生效率的提高，而二元经济的增长则主要是由投资驱动的。再加上所转移的劳动力是剩余劳动力，后者属于典型的外延式增长。即使放宽条件，假设转移的劳动力是隐性剩余劳动力，基于农产品供求均衡也要求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的提高，因而增长也带有一定的效率性；但从主体上看，这时的增长仍然主要源于由投资驱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挤出，以增加社会总劳动中的有效劳动，因而增长仍然具有外延性。
两种增长模式的需求来源形成也不相同。在二元经济增长阶段，投资几乎可以说是需求创造的主要来源。因为剩余劳动力反映的是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短缺状态，也就意味着商品处于短缺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只要结构合理，投资一般都能够形成有效供给，并且同时拉动就业、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由于这一阶段工资是不变的，这就使得消费需求增长主要依赖于就业规模的扩大，从而使“投资—就业扩大—消费需求增长”的作用机制成为消费需求形成的主要机制。而费—拉拐点到来后，情况就不同了。由于此后资本不再短缺，投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果投资过度增长，虽然在短期内也能增加需求，但长期会形成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在消费需求的形成上，二元经济增长与转型阶段增长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前者假定工资不变，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就业规模的扩大；后者则假定工资是上升的，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工资增长而不是就业的扩大，即主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转型阶段能够推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最重要路径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产业结构转型。由此形成的消费需求增长主要取决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效率协调和劳动与资本在报酬分配上的公平。它们是这一阶段消费需求形成的主要条件。
其实，就投资创造需求而言，在二元经济增长阶段就包含了一种矛盾性，即投资形成的供给与需求有可能脱节。这一时期如果出现了产能过剩，主要是产业与经济结构失调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原来过剩的产能反而不过剩了。也就是说，二元经济下的产能过剩通常是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错配的结果。尽管这一时期的产能过剩也会引起经济危机，但危机的爆发主要是为了消化过剩产能提供时间。在进入转型阶段后，这一矛盾发生了质变，产能过剩不再仅仅表现为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的错配，更主要的是效率不匹配的结果。或者说，这时的产能过剩总是与产出效率低下相联系的。2015年，中国出现的钢铁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就属于这种产能过剩。这主要是因为在转型阶段，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促成的消费需求增长才能满足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如果投资只是在原有的资本技术条件下简单地扩大规模，它所拉动的消费需求增长就是外延性的，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投资形成的消费需求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投资的支付或花费通过一系列交易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即凯恩斯基于收入的消费函数提出的乘数效应所形成的需求；另一种是投资项目建成后通过吸纳就业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前者是一次性的，不具有可持续性。关键是后者，在费—拉拐点到来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劳动力供给曲线已经变成向上倾斜的曲线，投资拉动的就业增长会使劳动力价格上升，如果这时的投资不能促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工资的上涨是源于价值的再分配，从而挤压了资本的盈利空间；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就必然会使企业普遍陷入越来越困难的境地。要知道，投资拉动的就业边际增长所引起的工资增长涉及整个经济领域，由此形成的成本上升压力是很大的。而从供给上看，拐点出现后资本已经摆脱了短缺状态，也就意味着商品或供给不再短缺，此后的投资方向若选择不当就会形成产能过剩。而且，工资的上涨又必然会引起消费的升级，使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投资是否能够适应这种趋势的转变也成了产能过剩的重要形成路径之一。但问题不仅仅是投资方向的选择问题，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条件下，即使是投入新行业的资本，如果不能提高产出效率也会面临经营困境，结果通常是由于产品定价过高而使需求增长受到抑制，造成另一种形式的产能过剩——由于效率低、产品定价过高而相对于萎缩的需求来说的过剩。比如，中国今天城市的商品性住房供给就包含了这种过剩。相对于需要城市化、市民化的农村人口而言，现有的住房供应规模并不算过大，但在现有的高价格下，相对于农村人口的支付能力而言它确实是过多了；如果再考虑到住房消费需求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供给又过度集中，住房供给与产能过剩就是明明白白的。也就是说，中国今天城市住房供给过剩至少包括源于效率与价格原因和供给的时间分布原因这两种类型。而产能过剩从来就不是个别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是整个产业链与相关产业链的产能过剩。
因此，在转型阶段，如果仍然试图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投资不能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假设条件下，不仅投资于传统行业会形成产能过剩，即使投资于新兴行业，也会因定价过高而形成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转型阶段，只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创造顺利推进转型的消费需求，而一般投资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或者说，这样的投资增长所形成的供给与转型中的需求在效率上是不匹配的。实际上，这样的投资使供给与需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性：一方面，投资引起的消费需求增长从表面上看是源于工资的上升，而实际上源于价值的再分配；另一方面，由于产出效率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劳动力价格上升对供给侧所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无效供给面不断扩大了。如图1-4所示，劳动力价格由P上升到P1，使产品供给曲线由S上移至S1，从而使Q到Q1间的供给量转化为过剩供给。很显然，这样的产能过剩就不仅仅表现为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的错配，更重要的是效率上的不匹配，它除了被淘汰或重组外，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这里所指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个别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而是指工资品部门的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尽管前两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推动转型也能够发挥作用，但如果后者处于停滞状态，转型仍然难以顺利推进。比如，世界性的制造业供给链在中国的形成和互联网技术与电商在经济领域的广泛运用，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相关行业抵抗劳动力成本和地租上涨等原因所引起的成本上升的能力，而不是化解了这一矛盾。
图1-4 劳动力价格上升引起的供给过剩
（三）转型阶段增长与一元经济增长的区别
与转型阶段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剧烈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份额的上升不同，一元经济的增长是在产业结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劳动与资本在报酬分配上已进入新的均衡状态下的增长。其增长的动力不再主要来源于结构转型，而是由于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般将其称为均衡增长。
其实，一元经济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完美。比如，如果农业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过大，同样也能产生“高收入陷阱”。同时，仍然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困人口和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严重污染等问题。因此，一元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是要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型。
表1-6 三种增长方式的比较
二 转型阶段增长特性的几点理论说明
（一）关于转型增长的观点
首先，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其所著的《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一书中，将二元经济的增长称为转型增长，即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增长。[32]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二元经济的增长本质上是一种外延式增长，它是劳动力转移在不变工资条件下与资本长期结合所形成的增长。但问题是既然二元经济增长是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过程中所形成的增长，它是否包含结构性因素所形成的增长？在二元经济中的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剩余劳动力转移与隐性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前者来说，它实际上处于生产体系之外，仅仅通过依附于农业而获得生活来源，把这样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形成的增长属于外延性增长，界限应当是清楚的。对于隐性剩余劳动力来说，由于他是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将其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增加劳动供给的总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外延性的。但是，如果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是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为前提的，那么，即使删除隐性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品与生存工资的差额部分，劳动力由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也会引起综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当短缺点到来后，二元经济增长的源泉中所含有的结构性因素，已开始转化为混合性的增长因素。
短缺点到来后，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会引起农产品供给短缺，因此费景汉和拉尼斯强调此后农业技术变迁是增长能够持续的重要条件。他们是从农产品供求均衡的角度来分析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的。需要强调的是，效率协调也是深入认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用的一个重要视角。比如，短缺点到来后如果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得过大，这种效率差距不仅会为工业化、城市化过度侵占农业资源提供价值优势，而且会使污染农业资源因赔偿太低而变得无所谓了。
总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角度看，可以把二元经济的增长和转型阶段的增长看成是转型增长的两个阶段，尽管前者在短缺点到来前，其增长动力中并不包含结构转型的因素。其目的是强调自工业化以来的增长实质是推动社会的转型。但是，转型阶段的增长所反映的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其自身又有独立的增长方式，将其作为独立的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最主要的是这种转型反映的是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转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样一种质变，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转变为高收入这样的社会巨变。而且，这一转型又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转型陷阱就是证明。
（二）两种类型增长间的转型
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将二元经济与其后的增长分为马克思和库兹涅茨两种类型。[33]他认为，二元经济的增长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家借助于资本集中实现的高储蓄、高投资为特征的增长是相似的。马克思模型的前提条件也是由制度决定的不变的生存工资和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并用“产业后备军”来解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不断地再生产出“产业后备军”，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长期水平趋势。而刘易斯则认为，资本的增长迟早会赶上劳动力的增长，工资终将上升。但他们的共同点是把资本的积累看成是增长的源泉。与此不同，库兹涅茨通过对1875年后发达国家积累的历史数据的核算与分析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要素的投入在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工业化趋于成熟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并将其原因主要归结为技术进步。后者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一般将能够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主要概括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改进、规模经济和知识进步等。就我们的研究主题而言，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以资本与劳动的投入为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体，是如何转变为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要动力来源的。速水佑次郎给出的答案是，技术体制从常规向微观的转移和产品需求结构从标准型到差异型的转移，这二者的结合能够对这一转型做出一致性的解释。[34]
毫无疑问，把两种增长方式的转型看成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且，在两种增长方式的转型中教育、技术进步等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但问题是，教育与技术进步要转化为增长的主要源泉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能够使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为教育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呢？即这些因素既能推动转型的顺利进行，又能促成新增长源泉的形成。答案是肯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就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和第八章里讨论这一问题。
（三）剩余劳动力与失业
费—拉拐点到来后剩余劳动力消失了，并不是说经济过程中的失业现象也消失了。恰巧相反，无论是转型阶段还是一元经济阶段，失业都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纠错机制。剩余劳动力与失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资本相对于劳动在总量上处于短缺状态而使劳动力表现为相对过剩的经济现象；而后者是在劳动与资本已达到相对均衡的条件下，由于需求不足而使一些劳动力失去就业岗位的现象。失业就意味着有一部分资本处于闲置状态，二者总是形影相伴的。著名的托达罗（Michael P.Todaro）模型就是以农村已没有剩余劳动力，而城市却存在大量失业人口为前提条件的。[35]这并不是对剩余劳动力模型的否定，它只不过说明剩余劳动力消失后还存在一个二元经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失业问题成了突出的问题。实践证明，该问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转型中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根据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压制工资上涨的力量就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失业也会对工资产生压制。费—拉拐点到来后剩余劳动力虽然消失了，但这时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相对地快于农产品需求增长，就会从农业中释放出劳动力，而同时这些劳动力又未能被非农产业所吸纳，他们就会转化成相对富余人员或失业人员——一种特定的失业形式。这必然会对农业工资产生压制作用。因此，在剩余劳动力消失到劳动力转移任务完成之前，农业与城市非农产业之间仍然有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工资差距。
三 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困难
二元经济的形成、发展与转型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很强的时序性差异，当发达国家已完成转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还处于较低的阶段，这几乎自然而然地又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或者仅表现为一种较初级的形式，如发展中国家用低附加值的农副产品交换发达国家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或者表现为一种较高级的形式，如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发生的产业转移的结果。无论哪种情况，其实质都是发达国家借助于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最大限度地获取产业收益。Jeffrey Schs，Xiao-kai Yang，Ding-Sheng Zhan借助于超边际框架分析了二元结构的成因，提出了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内生了二元结构的假说，并认为国家间的专业化分工演化程度的差距又促生了国际上的二元结构，其具体表现是国际贸易收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分配的差距。[36]这种国际层面的二元结构不断发挥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不同程度地被扭曲，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其新兴产业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分工体系链条上的一环，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链条末端，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压制；另一方面，其农业及其他传统产业不仅不断地受到发达国家相关产业的冲击，而且与本国新兴部门的脱节也越来越严重了，从而使二元经济被强化为一种相互脱节、对立的二元结构。在这种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型变得更加艰难、曲折了。[37]其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导致农业的衰败。农业衰败不仅降低了本国农产品的供应能力和农业吸收工业品及服务产品的能力以及农业剩余的提供能力，而且大大削弱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消费需求增长中的推动作用，破坏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使劳动力转移陷入无序状态。可以说，农业的衰败就足以使一个经济体陷入转型陷阱。
第二，工业的低收益、低层次发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并解决就业问题，但产业上的低收益和低层次是其显著的特点。产业上的低收益是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技术、品牌、设计能力等的垄断而占有了绝大部分产业收益所造成的结果，它不仅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积累速度，而且对工资与劳动份额的上升也形成了巨大压制，阻碍了转型的进程。产业上的低层次不仅指在低层次上使用劳动力和消耗了过多的自然资源，也包括污染严重。严重的污染会给以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困难。
第三，产业发展的不稳定性与就业困扰。通常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化及服务业发展是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较大的市场空间等优势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产业链延伸的结果。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很容易处于不稳定状态。一方面，本国的劳动力、地租等成本迟早会上升，再加上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很容易引起产业的再转移；另一方面，产业的低层次状态又会迫使发展中国家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与设备，但通常引进的只是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设计和创新能力。这种所谓的先进产业不仅具有很高的不稳定性，而且其就业吸纳能力很低。这样，一旦这两种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再加上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到来，发展中国家很难不陷入就业危机。
第四，国际贸易与金融上的压制与掠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使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管理和金融调控上占有绝对优势。发达国家常常利用这种优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动旨在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调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
上述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结果并不是必然的。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及时地制定对策，把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道路虽然曲折，但转型成功也只是时间问题。
此外，费景汉和拉尼斯在描述二元经济时曾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二元经济形成之初，殖民主义的作用还使其多了一种二元结构，即在空间上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交通方便的沿海地带的生产加工区，是宗主国经济的延伸；另一部分传统的农业区，与内陆市场相联系。[38]比如，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空间上的二元结构在路径依赖作用下所形成的结果。并且，这种空间上的二元结构与国际上的二元结构的双重叠加，造成了农民工远距离流动、家庭分居与留守儿童等问题，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二元经济转型中所面临困难的又一典型例证。
[1] 陈春生：《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模式、路径的探讨》，《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55—60页。
[2]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117页。
[3] 按照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界定，所谓的二元经济是针对“为本国生产食品的农业部门”而言的。像英国19世纪前为工业提供原料，且最终产品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农业，在产业结构中实际发挥的是“非农产业”的作用，它的高度资本主义化并不能说明生产食品的农业的状态。
[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5]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6页。
[6]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7—140页。
[7]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1—162页。
[8] 郭熙保、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81页。
[9] 如在地租过高的条件下，佃农须向地主履行其他义务以获得维持生存的补贴。
[10] 曹斌：《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和刘易斯转折点》，《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40—46页。
[11]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页。
[12]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13] 郝枫：《中国要素价格决定机制研究——国际经验与历史证据》，博士学位论文，天津财经大学，2008年。
[14] “农业部门的经济租金份额”是费景汉、拉尼斯用语，指农业增加值减农业工资后的部分所占比重。
[15] 李明、邵挺、刘守英：《城乡一体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6期，第83—96页。
[16] 卿涛、杨仕元、岳龙华：《“Minami准则”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第47—56页。Ryoshin Minami（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3）：380-402.
[17]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7页。
[18] 谷军、康琳：《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行性措施研究——以美国、日本、韩国经验为借鉴》，《发展研究》2011年第2期，第82—86页。
[19]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2页。
[20]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7—219页。
[21] George R.Boyer and Timothy J.Hatton，“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Wales，”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7，（4）：697-734.Timothy J.Hatton and Massimiliano Tani，“Immigration and Inter-regional Mobility in the UK：1982—2000，”The Economic Journal，2005，（11）：342-358.
[22] 甘春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启示》，《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3期，第159—163页。
[23] A.E.Harrison，“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urs Share？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UC Berkeley，2002，Mimeo：46.
[24]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形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页。
[25] 郝枫：《劳动份额“
形”演进规律》，《统计研究》2012年第6期，第33—40页。
[26]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页。
[27]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117页。
[28] 乔瓦尼·费德里科：《养活世界——农业经济史1800—2000》，何秀荣译，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4页。
[29] 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17页。
[30]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8页。
[31] 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17页。
[32]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33]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蔡昉、张车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126页。
[34]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蔡昉、张车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4页。
[35] J.R.Harrist & M.P.Todaro，“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 Sector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6] J.Sahs，X.Yang & D.S.Zhang，“Globalization，Dual Economy，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Economic Review，2000.
[37] 周冰、刘娜：《世界体系与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83—90页。
[3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