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邵有学教授发来了《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书稿，邀请我为之作序。虽然已是隆冬时节，但我内心仍有一股温热的感觉，像是旧友重逢一样，感到高兴。我没有回电推托，姑且从命援笔而勉为之。因为，我是正在首都机场即将登机前，才看到邵老师发来短信的。电文很短，只是写道：“三审的修改稿，已发到您邮箱里了。”

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电脑一直放在办公室桌台上，家里没有安装电脑，当然此刻没法立即回去看到《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的全文了。先是感到有点遗憾，随后我的眼前又很快浮现出我同有学几次见面时的情景来。第一次见到他是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中午，他跟随自己清华大学的导师，来到了我们在三里河的办公室，赵教授和张编辑等身边同事一起接待了他。当时，他似乎有点腼腆，总是含着微笑，很少主动说话。第二次是2010年国庆期间，我们在天津财经大学第六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上见面。第三次，是同年冬天，在杭州一家宾馆的晚上。这是他忙完整天的教学任务之后，特意到宾馆来看望我们。陪伴他同来的还有他年轻朴实的夫人。他的话匣子打开后，除谈“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畔故事之外，还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在教学与科研上的重点、疑点与难点。我还清楚记得他在谈到自己科研选题时的发光眼神与坚定语气，总之是在想一定要把科研工作做好。第四次我们在2014年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4年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研讨会上匆匆见面。所以，我把这次将要看到的新书稿，当作我们第五次见面的好机会，心想又会留下亲切而深刻的印象。

邵有学教授新著《中国翻译思想史新论》（以下简称《思想史新论》）是他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及参与教育部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新书尚未出版，就已引起了解他的业内同行的热情关注。所以，我这次出差一回京后，就抓紧时间来阅读书稿，并拟借此机会，对该书作一点扼要的介绍。

《思想史新论》全书近25万字，从界定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史与翻译思想史等主要概念入手，框定了中国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追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沿革，概括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脉络，阐释其基本发展阶段及整体逻辑框架。我是断断续续花了几个周日才读完的。每次感到视力疲劳，关上电脑，伏案休息一阵时，总是感到全书很有理论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作者认为：以“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思想史不是个人学说和理论的集合，而是具有连续性的翻译思想的演化过程，这不仅包括对翻译史及翻译理论史上核心议题的反思，也涵盖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下的翻译行为和事件及背后更深层的理念、集体精神、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由此，作者进一步推论：当前学术界以“翻译思想”或“翻译思想史”为题的论文、著述，大多将翻译思想理解为翻译理论，以不连续的方式列举一些重要的译者或译论，给翻译思想史留下了大段的空白和间隔；而翻译思想史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它不是零星的翻译理论按照时间顺序的排列和集合，而应该是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重构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完整脉络和历程。

再具体一点说，《思想史新论》分为“引论”、“专论”和“余论”三大部分。在“引论”的第一章至第三章中，作者通过概念辨析来梳理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追溯翻译、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源流，从而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奠定学科基础。在“翻译思想”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第一章）、翻译思想史研究源流考（第二章）和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第三章）中，作者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一些典籍和许多名人、学者的著述内容或某些学术观点的概念，进行了主观的推断并虚心表示愿与其“商榷”的学术意见。

《思想史新论》的“专论”部分，包括第四至第九章，分别具体探讨了中国翻译起源于巫觋、早期佛经翻译中的神异现象、古代佛经翻译思想、晚清过渡时期译才的翻译思想、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林纾“不忠”翻译、诗歌翻译思想与中国诗学的嬗变，从而在微观层面考察真实历史事件中翻译思想脉络。

最后，“余论”中的第十章，是谈中国翻译史上的“李约瑟之谜”，在宏观层面考察历史上翻译在各朝各代的工具性地位，探索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和缺少相关的作品、学说。作者的文字里，饱含真情，有史、有论、有说，或者有时以史代论，或者有时以“假说”“推论”示人，积极发表一家之言，当然会受到大家的尊重与关注。

无须赘言，《思想史新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作者首次界定了“广义翻译”“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史”与“翻译思想史”等核心概念。全书从界定研究对象入手，注重翻译行为和事件，而非仅仅是翻译名家个人，把传统的“人物榜”式的翻译思想史拓展为连续的、“以事件为线索”的翻译思想的谱系。同时，借鉴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来重构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时，又深入发掘翻译事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其翻译思想的发展历程，阐释翻译活动在文化主体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和拓展翻译思想史研究的视角。作者深入史料研究，从史料中论证翻译同文学、历史、戏剧、音乐、医学等一样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巫觋。邵教授研究认为：上古时期，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方式就是最初的翻译。这对我们再一次认识翻译，又提出了新的见地。在书中有学老师有颇多创新，如对早期佛经翻译，首次从普遍的神异现象为切入口，阐释佛经翻译的最初几种形式和影响；首次用现代科学理论阐释唐玄奘“秘密故不翻”；首次推测已遗失的隋朝明则撰写的《翻经仪式》内容等。

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年来学术界已有多次热烈的讨论。何为翻译，翻译为何，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思想史新论》中论及的“中国翻译”是丰富而多方面的，是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阅览全书，以便更全面了解作者的论述，一起参与作者的互动，进一步来发展和完善中国翻译思想史的研究。

笔者认为，作者的科研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邵有学老师在积极申请并获得这个项目研究之后，就对自己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更加认真负责。他后来到国外访学期间，又博览群书。回国即向出版社递交书稿后，三易其稿，谦逊地听取同行学者和出版社的宝贵意见。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不是墨守成规进行封闭式的个人研究，而是敞开心怀，抱着开放的心态投入这项有意义的课题研究工作。作者的选题新颖，全书理论性强，具有鲜明的创新思维和学术意义，笔者在此向邵有学教授表示衷心祝贺。

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慧眼识珠的支持出版该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李亚舒于中国科学院

201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