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张桃洲：李同学的研读做得很细，相关材料很丰富。确实，这三位学者合作的这篇论文从问题的提出到发表，有一些值得留意的学术背景。论文“横空出世”的一个重要契机，是1985年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年会，青年学者在这次会议上比较集中地亮相，发出他们理论的声音。这篇论文正是三位学者向会议提交和宣读的。其对应的是呼唤思想解放、倡导文学自律的时代诉求。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氛围背景也产生一种推动力，各种思潮、观念重新焕发活力，并且出现针对五四的纪念活动等。在此有一种要求文学回归审美、追求自律的观念得到强化。这里出现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悖论——“去政治”和恪守政治的交织。一方面，文学要求挣脱束缚，追求文学自身的艺术性、内部规律和本体价值，本体观念在这时非常强烈；但另一方面，这种追求借用的动力却是思想解放的政治运动，一个“去政治”的诉求实际上借用的是一种政治色彩很重的思想与手段。它的诉求和动力之间有这样一种张力关系。文学在此表达着自己的声音但也受制于历史条件。所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的话语仍然带有某些政治烙印，与其“去政治化”、倡导文学自律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悖论。一定程度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是“以政治化的方式去政治”，它诚然有其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但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真理。
一个概念的历史价值、贡献和局限何在，我们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把握，这有利于我们对概念的认识，也是我们发现新方式来认识历史的途径。
学生A：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提出，学术史研究领域就出现了不少质疑和反思的声音，其中以四种批评观最具代表性，分别为肖君和的《论“走向世界的中国大众文学”——兼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林兴利等人的《一份颠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话语蓝图》、谭桂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性质与意义的质疑》以及吴炫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1）以肖君和为代表，一种以政治革命框架和反帝反封建思想框架为出发点的批评观，主要侧重于政治批评。
（2）以北京大学新加坡三位留学生林兴利、黄浩威和陈慧莲为代表，一种以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为标准的批评观。
（3）以谭桂林为代表，一种以反帝反封建思想框架和反思现代性为框架的批评观，侧重于反思现代性批评。
（4）以吴炫为代表，一种以文学性框架为主的对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给予总体质疑的批评观。
以上四种批评观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提出之后陆续提出来的。从它们提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视角和研究框架不断演变的进程。即从新时期前期以反帝反封建思想框架为中心，将政治框架和现代性框架结合起来的批评视角，转向新时期后期以文化批评和反思现代性的框架为主的批评视角。这种批评视角的转变，不仅使纯粹的政治标准考察视角逐渐走出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对以往曾经忽视的“边缘化”作品给予了关注，其中文化批评强调对文本中政治、伦理、知识等权力话语的解构，力求使文学批评更加关注于文本本身，而反思现代性背后也更加强调“另类”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我想，这样的学术思辨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引发讨论最大的意义。
学生B：回顾完这些批判性的历史反响，我们再回到概念本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之中有三个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表面上强调的是时代性、整体性，实质上强调的是背后的“世界化”“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支撑。“中国”自然彰显的是民族特色，“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审美性，潜台词是对政治意识形态钳制的反抗。作者们在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时也很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内部的发展等。总之，尽管《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存在一些论述空泛、例证不足以及部分概念不确切等硬伤和瑕疵，但是，我们更应该充分考虑它产生的历史语境，重回历史现场来认知，这样才能给予正确的定位和认知，而不是单纯的寻找缺陷。
学生C：“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历过万人追捧的热闹、喧嚣过后，它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了安静伫立于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时代已经过去，虽不再是舞台中心的主角，但它的存在却给予拓荒者和开路人无言的指引，引导着现代文学研究继续开垦出一篇灿烂的天地。
学生D：这篇文章牵扯到的问题很多，包括“20世纪文学”这个概念本身的问题，包括对现代性的立场的质疑，西方中心论的问题等。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非常重要，但同时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和反思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同样重要。如文章中涉及的有关“进入世界文学”的话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作者所谓“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并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来谈论中国文学，这样的认识是以中国为本位还是向西方看齐呢？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在作者笔下好像是自愿的，文化条件成熟了就能进入。但这种文化选择是自由的吗？要考虑到当初的社会经济背景则是全球资本市场由对中国的封锁到有限度的接纳。这样来看，这个概念仿佛就成了乌托邦似的概念，不是由政治权利构成的，而是理想化的。
学生E：深入来看这是个跨越学科的问题。单是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就包括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等方向都涉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对整体的文学格局思考也涉及文化霸权和后殖民等问题。
学生C：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几个整体特征，也可反观1985年以后甚至当今文艺的特征及问题。从大背景来说，现今无疑是一个与世界文学大交融的时代；从主题来说，“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总主题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文学的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相比20世纪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的发展使得生活、思想、娱乐等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大变化，文学的存在形式、功能也必须相应的改变。因此，文学的主题如果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以唤起民众的觉醒就有些牵强。那么文学的主题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应该回到表现“人”的文学，对“人”“人性”“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的挖掘似乎应该成为文学始终的任务。在当代，美感特征也不再是纯粹以“悲凉”为核心，而是显得更加多元：娱乐至死精神包装下的压抑、沉痛、欢乐、颂扬、揭露体现的是人民生活的大杂烩，很难再说哪一种情感基调是核心。从技术方面，当今文艺的畏缩不前，正说明了新的语言艺术和表现艺术亟待出现。时代的土壤没有孕育出现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这是一种缺失和遗憾。一颗种子的培养，需要必需的养料。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必要的水分。文艺的创造就需要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自由的空气、创作者本身的素养等。到底是哪一点不够呢，值得思考。
学生F：1985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共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在内涵和外延上展开了一定的论述。而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开始反思，以独立的学术意识和新的研究眼光重新打量曾经奉为圭臬的、一些在以前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某些所谓的“公论”，文学创作和批评界进入了面对当前文坛的冷峻反思。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进入学者们的反思视野。由陈思和提出来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概念以及之后展开的“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钱理群等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希望把二十世纪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并将目前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到“新文学整体观”，再到“重写文学史”等思潮，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观念、价值取向的系统呈现。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有所不足和缺陷，但它们至今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结构着新文学研究的格局，因此其魅力、价值不言而喻。这也是当今学术界仍然需继续研究、探讨、修缮之所在。
学生G：很多人都对这个概念提出了反思，学者吴炫在《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一文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性”概念的局限进行了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其阐释也很有限。首先，“非文学性”这个概念逻辑大于事实，抽空了概念的实质；其次，吴炫所指称的“非文学性”特征之二是“共同性”，继而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与“共同性”相对的“个体性”，但并没有介绍“个体性”的背景、根基，悬空了概念的内涵；最后，吴炫提出“文体性”是“非文学性”的特征之三，但吴炫所使用的“文体性”这个概念是很抽象的，并且“文体不具有文学意义”这一观念也是错误的。并且，吴炫所理解的“文学性”只是形式、审美意义上的“纯文学”，但“文学性”从定义来说是“使文学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其概念包含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因此吴炫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张桃洲：吴炫这篇论文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包含的观念进行质疑的，发表于“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后15年的2000年。现在又有十多年过去了，在今天又怎么看待这个质疑，怎么从当下的学术视野和角度重新反思这样的质疑，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涉及对一些学术话题受到的质疑进行再质疑。今后的讨论还会多次涉及怎样构架文学史的问题，与这里谈论的话题依旧会形成呼应，后面我们再拓展。
这篇论文有的同学读起来可能觉得有些隔膜，因为它不完全是一篇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虽然谈论的是一些我们并不陌生的现当代文学问题，但它的方式和思路并不单纯是现当代的（作者的出身和学术领域是文艺学和美学），所以造成了阅读的障碍。大家要注意论文作者吴炫曾出版了两部著作：《否定本体论》和《否定主义美学》。“否定性”恰好是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点，可见它们有一脉相承之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词是“非文学性”，它也出现在论文的主标题中。何为“非文学性”？这显然是针对“文学性”提出的。这几年学术界有不少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大家可进一步查阅。我们对吴炫这篇论文的分析就要基于“文学性”—“非文学性”这对概念展开。
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今天的学术进展和眼光，我们还要看吴炫这篇论文自身的局限，这就是所谓反思之反思。比如，“文学性”—“非文学性”的问题。近年来对“文学性”的讨论中，有一种对“文学性”的疑问：文学能够自己规定自己吗？这是个看似简单但却比较尖锐的问题。文学的内在属性是否需要某种其他的、外在的东西来规定呢？从这一点来看，吴炫这篇论文提出的“文学性”可能要面临一种质疑。它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质疑是基于“文学性”的立场，而其中某些表述在今天似乎过于抽象，其“文学性”更多是一种孤立的、悬空的“文学性”，把文学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中孤立出来，认为文学可以自己规定自己，对那些因素进行“穿越”和“本体性否定”。置于今天的学术语境，这样的思路恐怕是有些问题的。当然，也还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弹的声音：如果文学不能规定自己，文学里面的结构、质地、范式由什么来规定呢？大家可以对此反复、辩证地进行思索。
学生H：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革命文学史观还是主体论文学史观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指出这些缺陷的目的，不是否认这些文学史观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作为曾经存在并发挥过巨大影响力的理论力量，它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它们对历史的巨大作用都是无法否认的；反思的目的，只是要为我们今天关于文学史的认识提供借鉴。
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精神，不是体现在要将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秩序化”并纳入某种既定的历史阐释框架中，并把这样做所得到的某个结论宣布为“真理”，而是要对每一种叙述或阐释本身进行追问：应该研究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叙述”究竟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说，一种“解释话语”是如何与那些与它相关的其他各种“话语”互相作用的。要时刻认识到：我们所自以为客观的或科学的批评与研究其实是一个充满竞争的领域，是不同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因此，应该对各种自以为或宣称为“客观中立”的研究行为进行反思，应清醒意识到每一种研究行为的历史性，意识到我们对“过去”的任何描述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立场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曾说：“我们同过去交往时必须要穿过想象界、穿过想象界的意识形态，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总是要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在这里，尤其是要抛弃线状的、进化论或目的论的、本原论的历史观，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下，丰富复杂、生动活泼的历史总是被强制筛选并被强行纳入某种预设的理论框架之中。
不是在一个预设的“未来”的前提下，而是在不时地质疑和反思自己在批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在各种相关话语或事件互相作用的基础上，“重建”某一具体文学事件所可能发生的具体语境，唯其如此，文学史研究才能更好地领会到“历史”的复杂性。
张桃洲：学者汪晖曾讨论过一个概念：“短的二十世纪”，他借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后者认为20世纪是从1914年第一世界大战爆发起，至1991年苏联解体止，故称“短二十世纪”。这确实有一定道理。相对于19世纪的漫长，20世纪实在过于短促，它结束得非常早，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处于冷战格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苏联解体打破了这个格局，于是20世纪随之结束了，一种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世界趋于多极以至无极化，人类曾经面临的问题如阶级、革命问题等，演变成了别的问题，如文化、种族冲突等。汪晖将“短二十世纪”这个概念应用到对中国现代历史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思想文化的观察、论述和解释之中。这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提供了更开阔的社会文化与学术理论背景。这提示我们在讨论“20世纪”这样概念的时候，要留意概念本身的内涵和边界。
还有一点，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20世纪中国文学”与此前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最近很流行的“民国文学”等概念的关系，值得细致考量。比如，有人认为“民国文学”出来后，就可以把其他文学史概念都Pass掉。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用一个概念取代别的概念，使后者完全消失，这几乎不可能。实际上，一些概念常常是可以并存、同时使用的。“民国文学”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可以激活某些思路，延伸研究的视野，但这些角度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并不是唯一的。这个概念不可能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唯一概念。每一个哪怕是旧的概念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和它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诚然，每一种新概念会有它独特的贡献，但它同以往概念的关系也需要理顺。在多年研究中，我们生产了很多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需要详加讨论。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是，概念与概念之间和平相处、互相补充。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之后，以前的概念也会仍然承担不同的功能，新旧概念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这种共生、互补、互相激发的关系，大家应该予以考虑。
[1]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这方面著述以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 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性质与意义的质疑》，《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 “本体性否定”为否定主义基本范畴。参见吴炫《否定主义美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 吴炫：《本体性否定与艺术批评》，《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
[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版。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版。
[7]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导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2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12、15页。
[9]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19页。
[10]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2页。
[11]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98页。
[12]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34页。
[13]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43页。
[14]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8页。
[15] 吴炫：《第三种批评及其方法》，《花城》1997年第2期。
[16]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17] 《新青年》1919年第1期。
[18] 《新青年》1919年第2期。
[19]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80页。
[20] “文学三境界”一说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最早参见拙文《贾平凹：个体的误区》，《作家》1998年第11期。
[21] 《胡适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2]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18页。
[23]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81页。
[24]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25页。
[25]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37页。
[26]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第36页。
[27] 《新华文摘》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