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

一 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最早用现代性理论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是海外学者李欧梵。他正参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撰写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时，他用了一句话来标识1895—1927年的文学趋势，即“现代性的追求”。

周扬的著名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和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都蕴含着启蒙现代性的文学观，并且为其后现代性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充分展开奠定了积极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在中国大规模地兴起，在巨大的社会转型中，文学和思想文化都遭受了猛烈冲击，经受着商品化和人欲横流的世俗化的侵蚀。面对这一未曾预料到的社会现象，思想界和文坛都产生了明显的裂痕，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评判和选择。张颐武等一批学者，从理解和认同市场化时代的合法存在入手，认可纷繁现实的合理性，调整自己的评价尺度和理论立场，寻求一种新的文学态度，于是出现了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言说。

1996年，由杨春时、宋剑华合作撰写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该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并逐步形成以《学术月刊》《文艺研究》和《南方文坛》等杂志为核心阵地的争鸣场面，为时将近两年。之后，宋剑华将有关争鸣文章收集，编成一本名为《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文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11月出版，至此，这场讨论宣告结束。

1999年8月8日至11日，由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延边大学在长春共同举办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中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

2004年7月5日至7日，厦门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编辑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联合主办了“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赴会，进行了为期2天的学术研讨活动。

二 文本分析

（一）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负担

1.“现代性”话语既承担了“新文学”概念对文学特质的侧重，又承担了“现代文学”概念在提出时对时代与时间特征的体现。

2.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提出向着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然而，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提出，含有为“既定方针”寻找理论依据的企图。

3.文学中的各类“性”最终都会时过境迁，有永久生命力的还是可被欣赏的文本自身。作者提出将现代性定义回归到时代精神本身。

（二）文学现代性判断的立场和局限

立场：现代性是一种素质，一种价值，一种主体意识，它依赖于言说者的主体判断。

局限：1.现代性判断标准缺乏权威性。

2.文学“现代性”不同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不可取而代之，一律化之。

（三）一般现代性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矛盾

现代性话语的重心偏重于思想意识形态，然而“情理法则”的不和谐却往往使得文学文本更具有内部张力。

文学与普通现代性的话语模式有了通译上几乎无法化解的隔阂，文学也有创新，但那却不是现代性意念所能包容的。

（四）文学现代性形态的多侧面性

文学性由多方面因素构成，以人们不大认同的文学意识与文学形式的分别来说，二者就不能完全一致，在最时髦的形式中隐藏着守旧和落后意识的现象并不鲜见。现代性的确定和统一，与文学的不确定和意识分离，发生了矛盾。

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缺陷，在于把文学与一般社会形态的对应关系夸大了，对文学的自身特性注意不够。把现代性作为文学中的一种意识、倾向指认出来未尝不可，但它绝不是现代文学中大家必须遵守的创作模式，不是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不能代替文学的审美性和独特性追求。

三 反响

（一）直接反响

袁国兴这篇论文发表后与俞兆平进行了一场论争，这是最直接的反响。

1.俞兆平对《质疑》的辩难

袁国兴的《质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其中以俞兆平发表于2003年第2期的《文艺争鸣》上的文章《“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兼与袁国兴先生商榷》（以下简称《视野》）为典型，《视野》的副标题——“兼与袁国兴先生商榷”——便直观展示出俞兆平写作此文章的目的。在文章的开头，俞兆平就将《质疑》定性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概念及其功能的“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质疑”所持的态度。《视野》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的概念及其功能的分析，完成了对《质疑》的批评。

首先，《视野》认为《质疑》在“‘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及时间阈限”层面表现出认知层面的模糊性。《视野》认为，“现代性”概念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认识的过程中应区别于“时代性”“古代性”等普遍性的概念，而《质疑》则将“现代性”概念与“时代性”“古代性”等概念进行了类同化的思考，其对待特殊性概念与普遍性概念的态度是模糊的。《视野》以“现代性”的概念为出发点，指明了“现代性”所具备的“特定的社会和思想的结构性基础”，并援引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提出的“现代结构”^[16]（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或计划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来佐证自身对现代性概念“特殊性”的论断。与此同时，《视野》还界定了“现代性”概念的时间阈限，即“始自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及工业革命，进而延续至今的近几个世纪”^[17]，如此便从“现代性”的概念层面驳斥了《质疑》中将“现代性”与“时代性”“古代性”概念混为一谈的做法。《视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性”概念的内涵基础，即“现代性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18]，并将“科学、民主、个性”作为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视野》对《质疑》中出现的模糊主体概念的做法的批判极具说服力，因为主体概念通常是论文写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处于论文写作的中心位置，写作中心一旦出现偏颇甚至存在缺陷，围绕中心展开的论述多表现出无力感。

其次，《视野》认为《质疑》对“现代性”功能的认识尚处于表层，《质疑》的作者并未深入理解“现代性”所具备的“同体逆向张力”也即“双刃剑”的特征。《视野》看来，“现代性”两个层面——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处于矛盾对立却又相互制衡的结构系统当中，审美现代性不仅揭示和批判历史现代性的负面质素，还呈现出了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质疑》在思考“现代性”话语时只认识到二者的“矛盾对立”，偏重与审美现代性对历史现代性的批判特征，而缺少了对二者“相互制衡”因素的理性思考。因此，《质疑》排除了现代性命题之中的“二律背反”向度，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性”内涵中的“同体逆向张力”。《视野》还抓住《质疑》在思理上的模糊性，认为其在引证实例进行分析时所持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此点也印证了《视野》中对《质疑》在认知“现代性”同体逆向张力的功能时表现出模糊性的判断。《视野》提出了关于审美现代性的要义，并深入地解读了审美现代性表征出的“艺术的自律性”和“对历史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和批判”及“以独特美学构型形成对庸俗现代性的解构”^[19]等特征，以此来完成对《质疑》所持的审美现代性观点的框正。

最后，《视野》指出了《质疑》在“现代性”功能的认识中存在的第二个问题，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对《质疑》的批评。《视野》认为《质疑》在“现代性”话语能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中所持的怀疑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怀疑态度是在对“现代性”概念的误读中产生的，其中掺杂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意识。《视野》看来，“现代性”话语应纳入全球性、跨学科“现代性”研究视野当中，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目前的研究困境的途径之一。《视野》还引用了金耀基关于“现代性”的“六点内涵”^[20]（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来建构自身对“现代性”概念认识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回应了论文的标题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这一言说范畴。

由此来看，《视野》在认定《质疑》中存在着对“现代性”的主体概念认识的模糊性的基础上，生发出了《质疑》在认识“现代性”功能（同体逆向张力、作为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时存在的视野局限性问题。《视野》将“现代性”的概念与功能作为批判《质疑》的理论基石，并且贯穿到全部的论述当中，同时还兼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最终完成了对《质疑》的整体批判。如此选取质疑点的眼光值得学习，其引述例证的方法也值得借鉴。

2.袁国兴对《视野》的反驳

袁国兴针对俞兆平对《质疑》的批评，于2004年第4期《文艺争鸣》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再思考——兼答俞兆平先生》（以下简称《再思考》）一文进行回应，针对《视野》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文章的开始，袁国兴便表明了对《视野》所持的“不能苟同”态度，并试图澄清《视野》中提到的相关问题。

《再思考》首先驳斥了《视野》中认为其对“现代性”与“时代性”混为一谈的观点，作者提出了“文学研究现代性视角的多方面阐释，并不能抹杀对‘现代性’是特定的时代性体现这一认识”^[21]的看法。《再思考》认为，《视野》在指出《质疑》中模糊现代性与时代性关系的过程中，其论说基础是存在问题的，俞兆平在为“现代性”设定“时间阈限”的行为，正印证了“现代性”与特定时代性的关系命题，此种做法颇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论感。《再思考》还指出了《视野》提出的所谓的用“现代性”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做法与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从社会发展视角透视文学发展”的做法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从本源上否定了《视野》将“现代性”话语用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合理性，在反驳《视野》的同时正回应了《质疑》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质疑。

《再思考》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的特定阶段的产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殊性两个角度，对《视野》中对“现代性”概念的认知进行了驳斥。《再思考》认为，《视野》的“现代性阈限”尽管涵盖了启蒙运动至今的几个世纪的时间，但其在论述的过程中将“现代性”的范围仅仅框囿在“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范围，如此便造成了意识倾向与表述倾向的不一致，这是充满悖论感的。《再思考》还重点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的特殊性的重要作用，并将自身对“现代性”话语的反思始终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当中。《再思考》肯定了“历史现代性”在文学作品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而《视野》将“现代性”话语用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忽视了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历史现代性”倾向，过分地从“审美现代性”角度来解读作品，这与“西方的、普遍的、一般的现代性文学研究意念”^[22]无异。《再思考》指出《视野》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预设，由此掩盖了现代文学的本土性特征，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研究的片面性。《再思考》还从“文学的本性”角度出发，驳斥了《视野》中的思想意识研究倾向。《再思考》认为，《视野》混淆了“文学研究”与“一般思想文化研究”的概念，其研究中过多地呈现出了“思想意识”的倾向，而将用“现代性”话语进行的研究置于一般性的思想文化研究层面来解读，从而忽视了“现代性”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并且，《再思考》指出了《视野》在“审美现代性”层面存在着认识的矛盾性，《视野》的“同体逆向张力”包含了审美现代性反作用于历史现代性的功利性倾向，而这与其引述的康德的“艺术的自律性”是自相矛盾的，二者处于相互解构之中，如此便消解了其论述的有效性。

文章的最后，作者再次重申了《质疑》的研究视域，认为《质疑》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出发，而非从某种理论概念出发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进行思考，其质疑的落脚点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不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整体探讨；‘质疑’的是‘现代性’研究的局限和纰漏，不是对现代性视角的‘推翻’”^[23]，由此完成了对《质疑》中提到观点的再强调。

（二）相关研究

1.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起源的研究

王德威的两篇论文有力地谈论了这个问题，《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及《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王德威的观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论题的提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原因在于王德威不但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点定在了晚清，而且认为晚清作者有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

范伯群在《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中认为严复、夏曾佑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文学观念更新”的发力启动点，所以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启动点是在1897—1902年间。王一川的《晚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应从：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来考察。如晚清时期现代性在边缘地区的萌生、晚清语境中强烈的文化变革压力等。郭志刚在《“穿越时空”：论文学的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中认为“五四”才是中国现代文学之始的阶段，由此进入现代性转型。温奉桥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赞同了五四起源论。王铁仙的《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一文则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型时间，即1918年，理由是：这一年“人的文学”的思想既为众多新文学提倡者和拥护者所赞同，又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同样富于人的现代意识的文学性论文《我之节烈观》的问世。杨联芬于《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中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长期处在“五四”重重遮蔽之中的晚清民初文学，但它并非全面叙述晚清至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以“现代性”作为理论资源和研究策略，严肃而深入地考察了这一时期几个十分突出而且意涵丰富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2.关于“现代性”的终结

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盛行，并在1990年代中期大行其道，“后现代”论者提出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现代性终结论”的观点，其认为随着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商品化经济席卷全国，过去大一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结束，而相应的在文学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也逐渐让位于以非同一性、碎片化、去崇高、多元化为标志的后现代叙述，代表人物有王宁、张颐武等。张颐武的《对“现代性”的追问：90年代文学的一个趋向》（《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王宁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当代电影》，1990年第6期）。

当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跟随着西方后现代大师的步伐宣告着“现代性”的终结时，却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以杨春时、宋剑华为代表的一部分学人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围，而不属于世界现代文学的范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重要文献有，杨春时、宋剑华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杨春时的《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古典主义传统与当代文艺思潮》；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宋剑华的《20世纪：中国近代批评的历史终结》《现代主义：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未竟的使命——致王泽龙谈〈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现代意识与现代性》等。

在杨春时、宋剑华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定为近代性之后，便引起了学界许多人的异议，这些论文就杨、宋观点的很多方面进行了质疑与商榷。最先发起质疑的同样是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几篇文章。朱寿桐的《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龙泉明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刘锋杰的《何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除了上述针对性极强的一些辩驳论文外，还有一些文章从论证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存在这一角度间接地对杨、宋两人的观点表示质疑，后来这些文章也被宋剑华辑录于《现代性与中国文学》一书之中。如刘海波、魏健的《回顾与回答——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思考》（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逄增玉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陈剑晖的《现代性：百年文学的艰难历程》，杨义的《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世纪反省》，伍方斐的《现代性：跨世纪中国文学展望的一个文化视角》等。

3.有关“现代性”特征的研究

王一川发表于1998年第2期《文学评论》上的《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研究》，将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一为科技现代性，二为政体现代性，三为思维现代性，四为道德现代性，五为教育现代性，六为法律现代性，七为学术现代性，八为审美现代性，同时提出了汉语现代性。从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两个方面来论述。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一文则划分了三种不同的现代性态度，其一是理性建构式的信念式、终结性的现代性态度；其二是世俗化、体验性的现代性态度；其三是“反现代”的“审美救世主义”态度。张晓初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思考》（《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之“现代性”包括多重内涵和向度：它们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建构、启蒙主义的文学叙事、文学的自律性追求和现代都市通俗文学的萌动”。王富仁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认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一个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立的创作方法。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融合，是把中国文学提高到现代性高度的文学，体现作家对现代世界的感受和情绪。这种观点已经完全跳出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范畴，以中国文学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来为本民族文学的“现代性”正名。

赵恒谨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精神也分为四类：启蒙文学精神、爱国主义文学精神、都市文学精神以及通俗文学精神。胡鹏林《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的“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化”一章则将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划分为四次现代性转化：清末民初以王国维戏曲论、审美论和梁启超的小说论、国民论为代表的文学观念，五四时期以胡适、鲁迅的文学进化论、革命论为代表的文学观念，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观念以及最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

4.“现代性”与“民族性”

有的研究者则涉及“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探讨，如龙泉明的《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徐珂的《对〈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的商榷》，王晓初的《承传与变异：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学——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文学发展略论》，陆耀东的《文学转型：传统与创新》，李俊国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一个互涉互文的当代美学命题》，武新军的《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朱德发、贾振勇的《现代的民族性与民族的现代性——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规范》，任传霞的《在冲突中延续——论中国文论现代性追求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

5.“现代性”与文艺理论

余虹《五四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一文分析了五四文学理论内在的政治现代性与艺术现代性的追求，并揭示由这两种诉求所导致的文学工具论与文学自主论的内涵及其相互冲突。童庆炳《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与维度》一文充分肯定了其转折性，并进一步把转型的维度分为文学观念、文体观念、批评观念、文论话语四个方面。论述简明，条理清晰。南帆《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一文则在现代性、阶级认同、民族认同的复杂关系背景下探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存在状态。王钦峰《社会主义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一文认为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分裂型现代性不同的特定质态，并提出“社会主义现代性”一说。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再谈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两篇文章也颇具视野。

除以上诸方面外，现代性相关话题还包括“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现代性”与文学流派、“现代性”与文学史、“现代性”与文类特征等。另外，对“现代性”话语的质疑除本课篇目探讨外，还有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高玉《意义与局限：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文章。

（林琳 张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