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名义增长带来的挑战与问题
服务业“名义”增长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本节分析物价水平、交易费用和公共服务可持续性三个方面。
（一）物价上升的长期压力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由于服务业价格上升速度高于制造业，服务业较快发展有可能引起价格总水平的较快上升，因此在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比重上升的时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倾向。鲍莫尔用投入产出表对美国1947—1976年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相当一部分服务业虽然产值比重上升，但实际产出比重基本不变，证明了这些服务业具有劳动生产率上升慢、价格上涨快的特点，由于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价格上升将推动物价总水平加速上升，其他研究者也有类似发现（Baumol etc.,1991;Kravis etc.,1983）。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近年的经验都表明，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无论是家庭支出增加还是物价总水平上涨、服务价格上升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服务业的这种特性，有学者称之为服务经济的活力悖论（Raa and Schettkat,2001）：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以服务量衡量的产出增长缓慢（例如一个保姆只服务一个家庭的情况长期不变）；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服务业，以产值描述的产出量却呈现快速增长（例如以家政服务员工资衡量的服务产出）。理解这个悖论，是理解服务业对增长和价格影响的一个核心问题。
（二）增加交易费用
服务供给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能够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和提高生产率。但是，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机制并不免费，原本内含在企业内部的生产和服务独立出去，从内部生产变为外部供给，由内部指令性生产变为外部市场化供给，必然产生新的交易费用和新的风险。由于以下原因，服务专业化比制造专业化可能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第一，服务质量事先约定难。制造业中间投入品是质量和技术标准明确的零部件、元器件，在合同中可以明确规定相关内容，不合格产品易于判别。而许多服务中间投入的质量和标准难以把握，愈是高知识含量和专业化程度高的服务，投入和结果之间的不确定性就愈强，例如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市场营销、管理活动等，都不易事先确定衡量标准。因此，将这些服务切割出去，由专业化机构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在制定和履行服务合同时会很麻烦，达不到预期的风险相对较大。第二，外部提供服务与内部生产的衔接较难。许多生产型服务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中，而不是像零部件制造和加工工序那样可以完全独立进行，例如开发新产品要与企业各个部分的能力相匹配。将这些服务移出企业由外部供给，需要与企业内部各个环节反复沟通，交易成本可能很高。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长期以来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大大低于零部件的专业化程度。总之，在专业化的益处和市场交易的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点，将是生产性服务业选择产业组织模式的长期权衡。
（三）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长期上升
公共服务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单位服务成本长期呈现上升趋势。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公共服务提供要长期面对财务压力，这是由公共服务的供求双方都不完全受市场机制调节这个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供给增长慢，这是因为公共服务是非市场化的服务，提供者感受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弱，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增加供给的动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需求增长快，这是因为公共服务消费不完全由消费者个人付费购买，需求增长缺乏有效约束，公众以各种方式迫使政府不断增加供给。同时，公共服务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单位服务成本长期呈现上升趋势，即使提供同样服务量，也需要愈来愈多的财政支出。这些因素叠加必然导致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把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投入这些领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此长期下去难以为继。有研究者将公共服务部门的过快增长看作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8]
参考文献
陈宪、黄建锋，2004,《分工、互动与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第10期。
程大中，2009,《收入效应、价格效应与中国的服务性消费》,《世界经济》第3期。
［加］格鲁伯、沃克，1993,《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陈彪如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黄少军，2000,《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江小涓，2011,《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
江小涓，2004a,《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No.2：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江小涓、李辉，（2004b）,《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第1期。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世界投资报告2004：转向服务业》，冼国明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萨伊，1997,《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许宪春，2004,《中国服务业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载于江小涓主编，2004a,《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报告NO.2：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结构》。
［美］B.约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尔摩，2012,《体验经济》，毕崇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罗默，2006,《市场经济下取得平等前景的思考》,《比较》第25辑，北京：中信出版社。
Baumol,W.J.1967,“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an Urban Cri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 （3）.
Baumol,W.J.,S.A.Blackman,and E.A.Wolff 1991,Productivit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The Long View,Massachusetts:MIT Press.
Gershuny,J.1978,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London:MacMillan.
Park,Se-Hark 1994,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ASEAN Economic Bulletin.No.10.
Kravis,I.B.,Heston,A.W.and Summers,R.1983,The Shard of Services in Economic Growth,at Adams and Hickman（ed）,Global Econometrics:Essays in Honor of Laurence R.Klein,the MIT Press.
Raa,T.and R.Schettkat 2001,The Growth of Service Industries:The Paradox of Exploding Costs and Persistent Demand,Cheltenham:Edward Elgar.
Bryson.J.R.,and P.W.Daniels 1998,Service Industry in the Global Economy,Vol.I and II,Cheltenham:Edward Elgar.
Eichengreen,B.,and P.Gupta 2009,“The Two Waves of Service Sector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Series 14968.
Falvey,R.E.,and N.Gemmell 1996,“Are Services Income Elas tic?Some New Evidence”,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42（3）.
Fuchs,R.V.,1968,The Service Econom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rubel,H.G.,1987,“All Traded Service Are Embodied in Materials or People”,The World Economy,10（3）.
Hill,T.P.,1977,“On Goods and Services”,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3（4）.
Bacon,R.and W.Eltis,1996,Britain's Economic Problem Revisited,London:Macmillan.
[1]这个案例及后面分析的部分内容，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使用过。考虑到案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能恰当表明本章理论观点的现实意义，因此再次引用。见江小涓（2011）。
[2]程大中教授（2009）对这个问题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表明近些年中国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主要受服务价格上升的影响。
[3]此案例内容的背景资料引自2011年1月30日新华网的报道，本章中的一些数据和具体内容由笔者据此报道以及更多资料整理和计算，其中会成门市场的情况是笔者自己做的调查。
[5]Gershuny,J.1978,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London:MacMillan.
[6]1994年，Se-Hark Park使用投入产出表，对8个太平洋地区国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行分析（Park,1994）。此后许多学者沿用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