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三家《诗》文献成果概要
《四库全书总目》云：“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71]虽元、明两代《诗经》学的发展都与朱熹的《诗集传》有密切的关系，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两代在《诗经》学发展方面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元代国祚短暂，《诗经》学均是沿朱熹《诗集传》而来，在三家《诗》辑佚和研究方面无甚可言。明代《诗经》学的发展，刘毓庆先生概括为“从经学到文学”的发展历程[72]，洪湛侯先生认为是“‘《诗经》宋学’的余绪”。[73]总之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还是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在三家《诗》学研究领域，除了一些具有考据特色的著作中有对三家《诗》的运用外，还有两部伪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及丰坊自撰《鲁诗世学》的出现，它们既是明代学风空疏的反映，又与三家《诗》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总述
明代中期，考据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林庆彰先生分析其兴起的原因有：理学发展内部之要求，废弃古学之反动，复古运动之影响，杨慎之特起，刻书业之兴盛等。[74]在这一大环境的影响下，明代《诗经》考据学兴起。同时，《诗经》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复古的倾向，洪湛侯先生分析道：“主观因素是：朱熹《集传》，自南宋末叶至明代初期，经过众多诗家的发挥、阐述和订补，似已剩义无多，不可能再有多少新的作为了，于是治《诗》之家，遂转而上溯古义，复宗毛郑；客观原因则是受到当时‘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号召的影响，于是《诗经》研究，也开始改弦易辙，复宗汉学。”[75]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诗经》考据学研究领域的复古，反映在三家《诗》研究方面有考据异文和采用三家《诗》说两种形式，前者如陈士元的《诗经异文》、周应宾的《诗经考异》等；后者如朱谋
的《诗故》、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冯复京的《六家诗名物疏》及杨慎的《升庵经说》《风雅遗篇》等。
1.陈士元的《诗经异文》与周应宾的《诗经考异》
陈士元《诗经异文》八卷，主要从许慎的《说文》、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捃摭异文。周应宾《诗经异文》，主要以陈书为蓝本，而稍拓充之。他们已经意识到《诗经》中存在诸多的异文需要钩辑出来，但他们还没有把所钩沉之异文派入三家的观念，故他们仅是抄录文献中的有关《诗经》异文，而不辨识出自何家。与清儒在《诗经》异文方面的研究比较起来，他们的辑佚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但正如刘毓庆先生所说：“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在王应麟《诗考》基础上的一个发展。清代大批三家遗说考证著作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76]他们的这种研究考证《诗经》异文的取向，对清代《诗经》异文的研究起了导向的作用。
2.朱谋的《诗故》
朱谋，字郁仪，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第七世孙。其《诗故自序》云：“说诗者，毛、韩、齐、鲁互异，非一传一说可得而概也。愚者胶其师授，窃窃然自以为知诗，其用陋且隘矣。予之说，非敢尽诗之用也。将以通夫毛、韩、齐、鲁之固也。”[77]他认为说诗之家有毛、韩、齐、鲁之不同，一般人自以为知诗，其实既陋且隘，他之所以要作《诗故》，是要“通乎毛、韩、齐、鲁之固”，也就是要打破四家《诗》的偏蔽。《四库全书总目》云：“其曰《诗故》者，考《汉书·艺文志》《诗类》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颜师古注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谋是编，盖用汉儒之旧名。故其说《诗》亦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集传》多所异同。”[78]四家《诗》之间存在差异，并且终汉之世没有沟通的机会。《诗故》就是要从解读诗篇文本入手来阐明诗篇旨意。
《诗故》全录《诗序》首句之说，据林庆彰先生考证：“赞同其说者仅183篇，不赞同者有120篇，修正其说者有2篇。”[79]在训诂方面，试图从名物、字词考证方面来寻绎诗篇文本之旨，故有驳《毛传》之失者“近二十条”。其中，亦有兼采三家之说者，如《硕人》，《诗故》先列“《硕人》，闵庄姜也”后，曰：“非闵也，盖述庄姜始自齐来适卫也。”其后，从诗篇字词入手，一一解释字义，最后曰：“孽字，《韩诗》作
，训长貌；朅字，《韩诗》作桀，训健也。”以《韩诗》之训为长而采用之。又如《缁衣》篇，《诗故》曰：“席有四训，《毛传》训大，《韩诗》训储，许慎训广多，为朱《传》训安舒者得之。”采已以为是者而从之，完成了“通毛、韩、齐、鲁四家之固”的意图。
朱谋的《诗故》，林庆彰先生称“是宋学转变为清代汉学的过渡桥梁”[80]，虽然它不是辑佚三家《诗》或发挥运用三家之说的著作，但他明确地打破四家《诗》壁垒的意识和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亦可以称为是从宋代三家《诗》学初步兴起，到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全面开展，以及清儒探讨以三家《诗》义补充毛义，而完善《诗经》学的桥梁。
3.冯复京的《六家诗名物疏》
冯复京（1573—1622年）字嗣宗，常熟人，撰《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81]所谓“六家”，即鲁、齐、韩、毛、郑《笺》、朱《传》。此种提法被四库馆臣批评道：“所称六家，乃谓齐、鲁、毛、韩、郑《笺》、朱《传》，则古无是目，而自复京臆创之。且毛、郑本属一家，析而为二，亦乖于传经之支派。”[82]冯氏疏释名物除采用上述六家外，还兼取他家。《六家诗名物疏·叙例》有言：“汉世说《诗》者，齐、鲁、毛、韩分镳并驱。……虽三氏沦亡，而群书错引，固可得而备论也。”[83]认识到了三家遗说的存在对疏释名物具有补充作用。如：“罍，《韩诗说》：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饰，诸侯、大夫皆以黄金饰，士以梓。”“觥，《韩诗说》云：觥受五升，所以罚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过廓然著明，非所以饷不得明觞。”“《芣苢》，引《韩诗说》云：‘芣苢木名，实似李，直曰车前，瞿曰芣苢。’又云：‘芣苢，泽寫也，臭恶之菜。’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以事兴芣苢，虽臭恶乎，我犹采取而不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冯复京按：车前子，今方剂中恒用，不闻其臭恶。泽寫，又别一物，未知《韩诗》所以云然。”不仅引用《韩诗》说，而且加以辨明。如“‘终风’，《韩诗说》云，‘西风也。’《毛传》云：‘终日风为终风。’”“‘雉’，《韩诗章句》云：‘雉，耿介之鸟。’”
冯氏在征引三家《诗》说用以疏释《诗经》名物时，并不具体注明出处，且时有对三家所说不明意处，予以案语考证。其著作是以三家补《诗》义在名物疏释方面的尝试，虽对三家的运用未标明出处，或所搜集未备，采集有限，但这种以三家《诗》说补充《诗》义的做法，在明代《诗经》学著作中比较突出，上承朱子《诗集传》中兼采三家之义的做法，下启清人《诗经》著作中对三家之义大量引用，并对清人三家《诗》辑佚的兴起均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又被收入《四库》之中，这种示范的效果对清人《诗经》研究的影响亦是必然的。冯氏遍考古代群书，采择三家《诗》说，用以释证《诗经》所涉名物，是其体例之一。他的这一运用，有助于认识《诗经》中所保留的先秦名物，是《诗经》名物学的一部力作。
虽然明代《诗经》学著作中对三家《诗》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但从上述三部与考据学密切相关的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可以看出，三家《诗》说的被采用是为了更全面地考证诗篇的相关说法。或许这也给了清儒一很好的提示，在考据学如日中天的清代，之所以会形成三家《诗》辑佚与研究的高潮，明代学者的运用以及三家《诗》说在考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不引起清代学者的重视。明代承宋代《诗》学之余绪，受朱子《诗集传》的影响，在以考据为主的《诗经》著述中对三家《诗》说的引用，与王应麟的专门辑佚三家的《诗考》结合起来，成为清代三家《诗》学发展的渊薮。
二 丰坊《鲁诗世学》及伪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
丰坊字人翁，又字存礼，更名道生，号南禺外史。浙江鄞县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主事。其父丰熙，《明史》有传，弘治十二年（1500年）榜眼，累官翰林学士，以“大礼议”事，得罪嘉靖，被贬死。曾祖父丰庆是正统四年（1439年）进士。再上溯北宋，其家族就有丰稷，官至礼部尚书。明代则有丰寅生、丰庆、丰耘、丰熙等数代为官者。因谓其家“自唐世以来，名儒辈出”，家学渊源深厚，家有万卷楼，藏书六万余种。
《鲁诗世学》，所谓“世学”，是指此成果乃其家世代研究《鲁诗》所得，内题“正音”为远祖宋之丰稷所为，“续音”为丰庆撰，“补音”为丰耘撰，“正说”为丰熙撰，“考补”为坊自己所撰，“续考”为门人何昆撰。实皆为坊一人所作。早在明末，就有学者开始怀疑它们的真伪。周应宾，是较早对《鲁诗世学》《申培诗说》提出质疑的学者。他的《九经考异》中有《诗经考异》云：
嘉靖中，予邑丰道生以其先世所传《鲁诗世学》行于世，谓是魏正始中虞喜奉诏摹石，而宋王韶开河时得之者也。其篇次句字大与《毛诗》不同，其意义亦多可取，然予邑先辈咸以为道生私撰，非石经也。[84]
又说：
近又有刻《诗说》者，其体与《毛诗小序》相类，云是申公所著，其说与丰氏尽同，惟篇次稍异耳。余考《汉志》有《鲁说》二十八卷，既与今《诗说》卷数不合；而唐人言《鲁诗》已亡，则安得复有是书也。是又依仿丰氏而为之者耳。[85]
因为《鲁诗世学》中首列《诗传》，所以周氏在这里以为《诗传》为丰坊私撰。对于《诗说》，虽没明确提出乃丰氏所为，但却从史籍的流传记载上表明其不可能为申培所作，认为是当时学者依仿丰氏《鲁诗世学》而创作的。
随后的学者，如朱朝瑛、陈弘绪、陈元龄、何楷等，都有关于《鲁诗世学》与《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的考辨。陈元龄在《思文初编》卷三中，有对二书颇为详细的考辨，最后云：“今所传申公《诗说》一卷，不详其出于何时。以余所睹记考之，大抵后人伪作也。……或曰‘宁波丰氏所造也’。丰氏有《鲁诗世学》，想当然，想当然。”[86]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凭着他的学术经验，已推测出《诗说》为丰氏伪造。
与丰坊同时代的姚士粦指出，伪书作者为王文禄（沂扬），他在《见只编》中言：“王沂扬先生家多藏书，所萃《丘陵学山》，有《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云皆出其手。”[87]
可见，明末学者已对《诗传》《诗说》的真伪产生怀疑，并提出了疑似丰坊伪者的结论，这些都为清初学者进一步考辨提供了帮助。在此基础上，清初学者钱谦益、王士禄、姚际恒、朱彝尊、毛奇龄等进一步深辨，遂提出了将这两部著作定性为伪作的确论。[88]
钱谦益首先指出《诗传》作者为丰坊，他说：“坊字存礼，鄞县人，嘉靖二年进士，除礼部主事，以吏议免官。家居坐法，窜吴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贫病以死。存礼高才博学，下笔数千言立就，与十三经皆别为训诂，钩新索异，每托名古本或外国本。今所传《石经大学》、《子贡诗传》，皆其伪撰也。家藏古碑刻甚富，临摹乱真，为人撰定法书，以真易赝，不可穷诘。”[89]
姚际恒深受钱谦益的影响，他在《古今伪书考》中，考辨《诗传》《诗说》，力证二书乃丰坊伪作。毛奇龄专门撰有《诗传诗说驳义》一书，逐条、逐步推理，详为考证，最终使得《诗传》《诗说》伪作的面目完全呈现出来。他们对《诗传》《诗说》全面考察，为此后三家《诗》研究的全面复兴和《诗经》研究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那么丰坊又为什么要选择《鲁诗》作为作伪的对象呢？王学泰先生认为：“西汉时被官方承认的《诗经》学者只有今文学派。而今文学派又分齐、鲁、韩三家。皮锡瑞说：‘汉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经学历史》）如《齐诗》中有‘五际’之说，专讲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这种诗学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当时理解尚有困难，后人则更难为伪造；《韩诗》尚有《外传》传世，从中可见韩氏之学在于利用政事推演诗人之旨，以证明诗之古义；追求大义微言，以便通经致用（最初《韩诗》不以章句训诂见长，后世方有《薛氏章句》和杜琼《韩诗章句》之作）。《韩诗》中讲到用《诗经》解决政事时都要与一定的历史故事相结合，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情节，这就很难造伪，如造伪则容易露出马脚。而《鲁诗》亡佚较早，从一些史书来看，《鲁诗》还是以解释《诗经》正文为主的，这样造伪较为容易。更重要的是汉代《熹平石经》中尚有《鲁诗》的残石传世，这就给丰坊提供了作手脚的空间。”[90]《汉书·艺文志》的“鲁最为近之”之论，也给了丰坊伪造的信心。
《鲁诗世学》并不是真正的《鲁诗》学，把它的一些说法与清儒的《鲁诗》说相对照竟有诸多可笑之处，如开篇《关雎》，《鲁诗》以为“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而《鲁诗世学》云：“《关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嫔御之职，而供祭祀宾客之事，故作是诗首章于六义中。”可见两者说法是相反的。实际上《鲁诗世学》是丰坊个性、才性及其对当时社会《诗经》研究的反思。“如果我们从明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它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唱反调，并在阐释《诗经》的某些篇章时表现出独立的见解。”[91]
《鲁诗世学》的出现，虽然创作动机不纯，但从三家《诗》学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它或许是受了朱子《诗集传》及一些明代学者著作中采用三家《诗》说的影响。它的出现虽在当时已被一些学者所指责，但其在明末的重大影响无疑对清代的三家《诗》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在清代学者对其进行辨伪，开创了清初三家《诗》的辨伪学，如毛奇龄就撰有《诗传诗说驳义》。由于三家《诗》文本已经亡佚，三家《诗》学本身就是钩沉、辑佚之学，其中对搜集过来的相关材料进行辨伪至关重要，关系到三家《诗》辑佚学的发展及其是否具有价值的主要标尺，丰坊的伪作《鲁诗世学》及其关联而产生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为清代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当然在清代还有一些学者在辑佚《鲁诗》遗说时采信此三部著作，说明其影响之大，迷惑程度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