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学术路径
立足于西方仪式研究与“传播的仪式观”来研究电视节庆,是文化传播领域内的重要课题。通过考察中国电视节庆文化传播的历史动因、功能与结构、途径与模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创造,以探索电视节庆传播的现象、机制与规律,当是华夏传播学求“本”、求“实”的有机内容之一。关于“社会主义节日体系”的现代化、本土化研究,也属于党的十九大所表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之一。
一 研究思路
本选题以西方仪式理论与传播的仪式观为学术起点,对传统仪式的演进、电视仪式的承继,以及二者的共生关系进行论证,对电视节庆仪式传播与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行学理探讨,全篇遵循“概念界定→历史梳理→理论探究→个案研究→问题分析→对策建言”的整体思路:首先,确定社会转型期电视节庆这一研究对象,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次,以“特定时代语境”的“特定研究对象”的“特定问题”为研究原点,对电视节庆的典型文本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以作为重点分析的材料支撑;再次,从微观的仪式理论、仪式情感学、电视类型理论、话语理论等维度入手,剖析电视节庆仪式的组织化、功能化、情境化、神话化与符号化表意,并对其社会影响力与认同效果进行探析;最后,基于媒介管理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建言电视节庆的仪式体系建构,为电视公共话语的文化形构做出一段小小的探索。
二 学术路径
正如詹姆斯·凯瑞所言:学术上的事往往是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71]有别于相对静态的、技术的实证研究,受选题与知识结构所限,本书更偏好于一种历史的、质化的和偏向文艺批评的研究模式。
(一)基于在地化接合的意义阐释
文化研究专注于社会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意义是如何赋予的,以及文化领域的权力与形式。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任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葛兰西转向”的思想承继中形成自己的“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即一种强调实践的特定性以及分析对象“语境化”(contextualizing)的方法。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也说,“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a context theory of context)”[72]。可见,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正是在这样的体认下,本选题锁定中国特定时期的传播现实,重在历史纵深感与文化现实感,努力实现对于重大媒介现象的再语境化研究,虽然论述不一定深入,但至少避免了因对象不准、症候分析混乱而误开药方的情形,本书重心放在如下两个维度。
首先,电视节庆的仪式机制、功能与价值研究。本书侧重于电视文化生产及框架规则、电视节庆的仪式表征与文化认同、电视节庆的视觉消费,对1958年尤其是对1983年以来电视节庆仪式的发展路向、风格脉络及意义生产进行分析,深入论证电视节庆在仪式表征上的共同性,这些仪式化的电视实践放大了什么、赋魅了什么、建构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回避了什么、它的权力关系是怎样的;其仪式作用机制、仪式情感情境、仪式传播体验如何,以及国家如何利用电视节庆来重构认同传统、阐释现代国家政体的合法性等问题。
其次,聚焦“象征形式”的电视文化批评。节庆仪式是人类学领域的象征形式,电视仪式是传播学领域的象征形式,本书直面其认同建构与接受之间存在的断层,并试图分析造成这一差异性认同的内外因素与深层因素,从而指向电视节庆仪式与认同中的诸多难题:权力政治、象征资本、地方性文化资源、资本扩张、媒介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论证电视节庆中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以及本质症结所在,最终探寻电视节庆仪式从“实然”(事实)到“应然”(规范)的突围路向。
(二)以问题为导向的文本解读
文化分析应该用当地的历史来支撑,以防止文化研究的过于理想化与玄想,而将质化研究与深描(thick description)研究结合起来,是对电视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因此,本书以问题为统帅,试图追问:成长中的中国电视经验为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怎样的范本?电视节庆的长存与哪些因素相关?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如何制衡,又如何影响文化认同?本书并非附和于现有的话语模式,而是以“在解构中求建构”的学术勇气,对既有的学术成果保持一种尊敬、亲和但又有所区别的理论创新。笔者力图从中国电视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面临的文化现实去理解电视节庆文本,将之还原成主创者的言说,从而把握其传播主旨,领会其经验局限。书中涉及的电视节庆文本有:1983—2016年以来的历届央视春晚,1992年以来的央视中秋晚会、元旦晚会、元宵节晚会,2010年以来的省级卫视跨年演唱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直播影像,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影像,2009—2013年的湖南卫视电视“成人礼”盛典,2010—2016年七夕节晚会庆典,1992—2016年的“3·15”晚会,2001—2016年的中华大祭祖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2004—2016年“9·28”山东省曲阜孔庙祭孔大典、浙江衢州南宗祭孔大典影像、2008年以来省级卫视的清明节、端午节特别节目等。著述还涉及出现在省级卫视中的“影视节庆”“体育节庆”等主题性节庆。本书以上述个案为传播的现实依据与材料支持,书中涉及的解说词均为笔者观摩、听音记录,图片来自视频截图,书中不做另外说明。
[1] 参见[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2]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纪元指南》,何道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3]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中国应用电视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4] [美]简·福伊尔:《类型研究与电视》,桑重译,《世界电影》1990年第4期。
[5] 彭怀思:《大众传播理论讲义》,风云论坛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9页。
[6] [法]雷吉斯·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陈卫星、王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6—457页。
[7] [法]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吴云凤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页。
[8]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14页。
[9] [美]约翰·菲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0] [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11] 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页。
[12] 袁同楠主编:《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1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14] 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15] [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95页。
[16]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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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阅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上),《现代传播》1996年第4期。
[22] 石义彬、单波:《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新闻与传播复印报刊资料》2000年第5期。
[23] 参阅彭怀恩《大众传播理论讲义》,风云论坛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0—57页。
[24] 参见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瑞传播仪式观的解读》,《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Ⅰ)》2006年,第8—17页。
[25] 参见陈力丹《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一种仪式?——关于传播“传递观”与“仪式观”的讨论》,《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26] 参阅米莉《詹姆斯·凯瑞传播仪式思想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年。
[27] 参见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8] 参见王晶《传播仪式观研究的支点与路径——基于我国传播仪式观研究现状的探讨》,《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
[29] 樊水科:《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1期。
[30] 朱杰:《仪式传播观浅议》,《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
[31] 张孝翠:《论仪式传播与参与主体性》,《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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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Malinowski,Bronislaw,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New York:Dutton,1953。
[38] 参 见A.R.Radcliffe-Brown,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Essays and addresses.The Free Press,1965。
[39] 参见Geertz,C.,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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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阅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53]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王志弘等译,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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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E.J.Hobsbawn,Hugh Trevor-Roper,Prys Morgan,David Cannadine,Bernard S.Cohn,Tcrence Ranger,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56] 参见Bataille,G.,Theory of Religion.New York:Zone Books,1992。
[57] 参阅[德]约瑟夫·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黄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58] 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9] 参见Connerton,P.,How Societies Remember.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0] 参阅[德]阿莱达·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2页。
[61] 参见Chaney,D.,“A Symbolic Mirror of Ourselves:Civic Ritual in Mass Society”,Media,Culture & Society(5),1983。
[62] 参见Lane,Christel,“Ritual and ceremon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society”,The Sociological Review,27(2),1979。
[63] 参阅[德]克劳斯·罗斯《从传统到文化工程再到全球“节日化”:东欧的节日、假日、节宴和仪式》,中国民俗学会、北京民俗博物馆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211页。
[64] 参见吕新雨《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读书》2006年第8期。
[65] 参阅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3年。
[66] 参见张华《作为电视仪式的春节联欢晚会》,《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67] 参见邵静《以不变应万变——试析我国春节联欢晚会的仪式化特征》,《中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
[68] 参阅邵培仁《媒介理论前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3页。
[69] 参见卞冬磊《从仪式到消费:大众传媒与节日意义之生产》,《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
[70] 参见周文《传统节日国家传播的仪式体系构建》,《现代传播》2012年第7期。
[71] 转引自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9页。
[72] 转引自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