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20世纪上半叶，声画一体的现实影像复制技术走过一系列的实验性阶段，在1936年正式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媒介发明：公共电视台。电视是20世纪最具渗透力的媒介，是社会体制的重要构成与文化体系的延伸，发挥着支撑、维持及再造强势意识形态的功能，对国民的精神生活有重要作用。“复现”，指媒体对真实时空的复制与重现，在所有媒体中，电视的复现本体最为突出。正如美国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将传播代码的功能分为三类：展示性媒介（the presentational media）、再现性媒介（the representational media）、机械性媒介（the mechanical media）。[1]这三种层级彼此渗透，电视这一示现、再现的媒介系统，是意义的浓缩形式（condensed form），而意义（meaning），是20世纪各批评学派共同关心的理论命题，亦是当代思想的核心问题。
随着全球化思潮的推进，中国电视缠缚于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深刻变局之中，走过了广播电视事业的最高峰。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接收终端的多元化、多屏化使学界业界对电视的出路多有悲观论断。笔者以为，当我们讨论电视是否会终结、何时终结时，最好分清讨论的是电视机还是电视屏，是电视台还是电视节目，否则就意义不大。不可否认，多屏合一对电视这一中心化传播模式带来巨大震荡，但电视的内容生产依然是新媒体的重要内容之一。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曾提出媒介演化的三阶段论说——玩具、镜子和艺术，显然，电视已走过了作为游戏的“玩具期”、历经“镜像期”，但仍未来可期，“与其说新技术将其先驱埋葬了，不如说是将先驱技术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把它们推向了令人钦佩的地位，虽然不再使用它们”[2]。地位衰落的同时也说明了电视作为新媒体时代“艺术品”的珍贵性。
今天人们对电视媒体的实际需求大为弱化，但人类天性中有一种要聚集起来、要中心化的冲动，但凡我们承认日常生活有一些特殊时刻需要休整，各式节日聚会就依然是注意力管理的重头戏——节日（包括节俗）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是具有群体性、周期性以及相对稳定性和程序性的特殊时日。节日不仅重温、解释和继承着人类的过去，也塑造、演绎和维系着人类的现在，并昭示、鼓舞和开创着人类的未来。节庆传播的电视实践是家庭关系聚合的有效平台，节日传播的广场效应尤为电视所擅长。而哪些节庆作为复现、如何复现、向谁复现，既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媒介软实力的重要诉求，也是电视适应新媒体生态的重要举措。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电视节庆的研发与研究，已成为文化管理、社会整合的重要路径。
电视中历来有各种类型化文本，“类型”是多个文本相互之间的关系，内含“模式”“类属”之意，电视节庆是电视综艺的子类型，相较其余，电视节庆是更具仪式化传播特征的节目类型，是转型期深具中国特色的电视景观。美国学者伊莱休·卡茨所说的大众媒介带来的满足感，在电视节庆中全部可以找到：“认识的需要；感情的需要；人格的综合需要；社会性的综合需要；紧张—放松的需要。”[3]融媒时代的电视优势减弱，但电视节庆依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要平台，是一种重大的社会需要、国家需要、媒介需要，能带来最大范围的仪式性收视。美国学者简·福伊尔（Jane Feuer）认为影视类型研究可有三种取向：美学方法、仪式方法、意识形态方法。[4]在福伊尔看来，美学取向强调艺术表现的成规体系，用以评估作品是否达到或超越了它的类型要求；仪式取向看重媒体产业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为某种文化提供自我展示的机会；意识形态取向将类型视为一种实施管理的控制工具，以便能够更好复制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电视节庆作为典型的电视综艺（特别）节目，比电视新闻、电视剧、电视真人秀等更符合“美学取向、仪式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这三种研究维度是本书的框架要旨。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工作重心的转场，学者李泽厚、刘再复提出“告别革命”，不论知识界对此如何争论，“现代化叙事”替代“革命叙事”确实已在文艺生产的各领域发生，电视节庆这一“现代化叙事”在时代变革中不断思索影像的书写方式。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国家，而“国族”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否能有效涵盖各民族并具有同一性，在意识形态的认知领域内越来越不是铁板一块。当“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杜威）成为广泛共识，如何形塑一个边界清晰、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就成为电视节庆这一宏大叙事的根本诉求，也是意识形态传播的迷思所在。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迷思”（myth）是一种“神话”，“迷思是一套套源于文化并通过工具传播的、先在的、偏向于赞同特定价值的思想观念。例如，关于国民性或国家的伟大，或关于科学或自然，都可能存在着迷思”[5]。神话的功能就是将历史转换为自然的常识性，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聚合成概念系统，以符号的含蓄意指来实现“神话性”的植入。节日的保护传承以及电视节庆的研发生产如何服膺于国家、社会、文化的发展目标，从而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并创造性地建构“节日电视”的传播场域，是电视文化传播、也是中华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维度。
20世纪90年代，法国媒介理论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基于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媒介域”（media speres）的三种类型：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6]媒介域概念从宏观层面说明了传递技术及其制度配置如何被牵连进社会信仰、社会秩序的确立和改变之中。无疑，以电子媒体为主要载体的“图像域”情境早已成为传播的主场，媒介技术、记忆手段都偏向于此，“图像域”成为当代决定人类思想活动的主要线索及人们理解时代的主导性象征系统。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播历来存在多重“传播场”和“媒介域”，图像域是其最重要的传播场域。但在后电视时代，节日传播的效力正随着社会、文化、媒体场域的嬗变而出现文化折扣现象；互联网视频的崛起使得图像域内部发生裂变，当多屏进入融媒、智媒时代，仪式发布者是否能有效控制仪式效果？在社交媒体“集市式”传播的对冲之下，电视节庆这一“教堂式”传播是否持续奏效？怎样的节庆复现才能实现意识的入心、入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坚持一些‘过时的’艺术形式。‘现代’作品是来源于它们自己时代的作品，而‘过去的’作品使旧有形式永存。”[7]电视节庆之于传统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关乎国家记忆工程的推进、公众审美旨趣的培养及电视话语表述的经验。“重复”（Repetition）原本是各种传播中常用的说服技巧，能提醒受众记住某种高可信度来源、记住传播内容本身、增加情感联结。在华夏传播的视域之下，本著述基于电视作为再现性媒介这一基本属性，以“电视节庆”对于“现实节庆”这一“周而复始”“差别重复”的艺术传播为起始，聚焦新时期以来电视节庆的意义生产，对其仪式表征、权力实践、情感认同及制约影响认同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考察电视节庆的类型传播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动态特征。尤其在“图像域”内部明显裂变的多屏时代，审思电视节庆的认同折扣及其价值重建，当是电视文艺传播与文化情感认同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