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域性与文学风格
唐宋之后，随着地域意识的强化和深入，文学的地域性也日益彰显。比如宋元以来众多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以地域命名的诗文别集、选集、总集，都昭示着地域文化与文学的重要关系。地域文学研究或者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其根本目的是要从地域的角度来讨论文学，研究地域及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研究在地域及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文学的发展规律，从而丰富、深化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明清以来区域经济的普遍开发，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多元发展。人们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统的认识，随着交通和传播的发达而加深，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并在人们的风土和文化比较中得到深化，成为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参照系[55]。
一 文学地域性的文化学考察
区域地理赋予地域文学以乡土感，区域的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也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56]。地域文学伴随着地域文化的观念会积淀下来，借助传统力量延续和传递下来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它主要从地理空间、区域景观、环境系统方面来研究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题材、体裁、意象、形式、语言等构成地域文学的主体。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的多样性。中国古人也认为人们的风俗习惯乃至性格品质都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57]这就把各地风俗之异与其自然地理风貌和气候联系起来。《礼记·中庸》中关于“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论述：“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间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情刚猛，恒好斗争”[58]。宋代庄绰则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厚重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59]李淦《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
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为一道，谓之西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60]。
早期文献史地纵横，文学蕴含其中，“风俗”作为“萃取剂”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由风土出发进行的民俗比较，反映在文学批评中就变成一种由环境决定论出发探讨其地域特征的方法论，它渗透在人们的审美体验与文学创作之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曾记载南北风俗云：“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离。”[61]显然，北方多豪情，南方多柔情。鲁九皋《书勉哉游草后》曾从古者采诗之典与政治的关系，论及人与地气的关系时说：“后世采诗之典不行，学士大夫有所著述，人自为书，要其声之本于地气者，识者犹能辨之，是故后之论诗者，论其人当亦论其所得之地，而其地气见，其人亦可见。”[62]这种以地域差异为着眼点的比较批评，在文学中似乎也是由南北比较开始的。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曾说：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又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若者，而西北顾鲜其人，何哉？[63]
近代较早认识到地域与文学关系并付之于研究实践者当属梁启超先生，其《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国地理大势论》等论文论及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学术文化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极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他深切感叹“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64]。
关中地区相较东南地区雄厚伟拔，风俗勇而尚朴，《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65]。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他的《朱子诗传》里对秦人作了精辟的论述：“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66]清初屈大均与关中士人李因笃、王弘撰等人交情深厚，往来秦晋间，对关中深有好感，认为“（关中）土厚水深，风俗刚厉，人鲜骄情。国易富强，为可畏而爱者也。某某王子，自富平来游岭南，出所为诗相示。大抵规矩子美，咳唾梦阳，其慷慨气概，重厚质直之姿，不问而知为秦之风，与予向者相与倡和之人同一，刚毅果敢，为山东诸国所不及。吾尝谓秦人之为诗，当以周之典型，汉之经术为本根，其音乃纯乎诸夏，既不流于浮靡，亦不过乎廉劲，有风人温厚之旨”[67]，作为文化外层和内核的统一，地域的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对人的心理意识及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对其研究能够描绘出复杂多样的文化场景。关中地区土厚人朴，形成了关中地区人群特定的性格和文学风尚，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68]同东南相较，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文风，北雄南秀之别更为明显，“诗文之体气相因，岂不以其地哉？西北山川所自起厚重闳深，故硗确湍悍，往往碍舟车害行旅。渐至东南则秀拔涟漪，可游可赏，然峭削漫涣矣。其地之人性行才力，文章各因其山川之气而加之以习，罕相能也”[69]。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也颇为学者所推崇。他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声能成章者谓之言，言之成章者谓之文。古代音分南北，河、济之间，古称中夏，故北音谓之夏声，又谓之雅言。江、汉之间，古称荆楚，故南音谓之楚声，或斥为“南蛮舌”。……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70]。
以上诸说为关中文学风格的形成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认为相对稳定的时间空间对特定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是理解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基点和参照系，为后面进行相关问题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关中士人文学的地域意识
明清文学史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更为明显，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这一特征理论上表现为对以乡贤为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明清关中士人文集的命名明显具有这一特性，如孙一元《太白山人集》、胡缵宗诗集《雍音》、李梦阳文集《空同集》、李颙《二曲集》、李念慈《谷口山房集》、刘绍颁《二南遗音》和《关中两朝文（诗）钞》，皆以地域命名。
明代人品评诗文有很强的地域意识，对不同的地域间文学传统及文学风格的差异，也有清楚的认识。如邓原岳（1555—1604）论闽中文学诗派云：“余闽中之诗，唐初仅仅已，其在国朝，大较可得而言。洪、永之间，专谈兴趣，则林膳部、王典籍名其家。弘、正之时，气格为宗，则郑吏部擅其誉。至隆、万以来，人操风雅，家掇菁华。”[71]与强烈的地域意识相联系，明人进行文学批评还常以南北对比为切入点，表现出强烈的南北意识。如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对地域文学传统的体认，不只激发乡邦文化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对传播地域文学史知识，培养地域文学观念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编集某个地域范围内古代和当代的作品，通过序跋、评点和诗话的批评，地域文学传统日益清晰地浮现出来，成为现时文学批评的背景和参照系，无形中营造出一个相当于小传统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创作风气和批评趣味[72]。胡缵宗在《雍音》中对关中地区从周至元的诗歌进行了钩稽、选编，其云：“今观苏、李之淳朴，秦、徐之悽惋，傅、阴之质邃，李、杜之雄浑，王、韦之精湛，益、贺之隽奇，权、窦之冲澹，白、杜之平逸，以至宋元之疏散，大都《三百篇》之余韵而西周之流风也。凡我雍人，所当先天下士，庄诵佩服以羽翼风雅者，缵宗山居颇暇，乃裒而辑之，以与我秦陇士说诗者共之。”[73]
尽管明清的关中文学实力同江南和京畿无法抗衡，但士人都有强烈的地域意识，往往以秦人自居，“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许人。人问其邑里，曰：‘我秦人也。’”[74]在许宗鲁刻书的序跋中也常见“关中许宗鲁”、“樊川许宗鲁”、“西京许宗鲁”等字眼，以志籍贯。流寓江南的雷士俊常以秦人自居，“雷伊蒿，吾秦人也，少从先大人筮仕兰陵，遂歌鹿鸣于其邦而为鲁人矣”[75]。
关中士人对先秦以来所形成的“雍言”和“秦风”都能够自觉地继承和维护，吕柟从本体论的角度写道，“陕西山川之初而天地之首也。故群圣多自产，六经咸自此出”[76]，其言辞之间充满自豪之感，胡缵宗对“秦声”有所梳理：“雍之文肇於伏羲，阐於文、武、周公。《易》，源也，《诗》、《书》、《礼》、《乐》，流也。逮秦焚坑，文几熄矣，至宋而有张子《西铭》，斯文续焉。《三百篇》多出于岐、丰。汉苏、李变为五言，唐李、杜加以七言，虽非风雅颂之基，然亦赋比兴之蕴也。汉诗曰苏、李，唐诗曰李、杜，触物兴怀，出骚入雅，不愧三百篇，雍之文不有余韵乎？”[77]尽管李、杜二人并非关中士人，但胡缵宗认为二者文学创作的题材和风格是关中风气之所在。马汝骥在评明代复古思潮所列之关中文人时，同样充满自豪：
明兴，雍当西檄，先进尚质。弘治间，李按察梦阳谓诗必宗李杜，康殿撰海谓文必祖马迁，天下学士大夫多从之，士类靡然。而空同、对山因得罪世之君子矣。时则有若王太史九思、张民部凤翔、苏司寇民、段翰检炅、马太卿理、管中丞楫、吕宗伯柟、韩中丞邦奇、参伯邦靖、王宪使九峰、王翰检元正、南郡守大吉、刘宪使储秀、马太史汝骥、许中丞宗鲁、王佥宪讴、何中丞栋、张比部治道、李佥宪宗枢、王宫谕用宾、吕郡守颛、胡鸿胪侍、赵兵部时春、孙羽士一元，实与李、康同趣。虽言人心殊，而其归则太史公与工部也。因文达术，岂无意于十翼、九畴、二南、三帛、五王乎？若缵宗亦窃有志焉，而未能也。而伯循、仲木尤加意于横渠之业。虽未敢与天下学士大夫谭文，然自西方学者观之，不谓之雍音乎？故雍之学得称于弘治、正德间也。仲房自南银台寄一帙曰《西玄集》，视予济上。予观之，殆雍雅也。一日视幼通，幼通曰：“固雍文也。风格韵致要不出于少陵，自为秦中一诗品焉。丰镐诸君子，或以缵宗之言为然也。”[78]
清代文学从地域文学的实力而言，“秦风”和东南诸多文学流派根本无法抗衡，且往往受到一些诗派的诘难和批评，诸如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明清关中诗人的评价。作为本地文学领袖都有维护“秦风”的自觉。李因笃才力富赡，在审美风格上尊崇雄放苍莽的“秦风”。他在《康孟谋诗序》中说：“孟谋诗数百首，诸体略具，雄姿逸气，不受羁衔，故皆直抒性灵，磊落壮凉，得秦风本色，视工饰皂粉，及依托藩篱者，不啻径庭矣。”[79]他对“秦风”充满了自豪感。他推崇李梦阳，也突出其“秦风”本色：“沧溟表齐帜，北地本秦风。绝构皆千古，雄才有二公。雪岗尝抱日，金翮久摩空。薄哂看流辈，江河逐渐东”[80]，所以他对钱谦益以“秦声”贬李梦阳深为不满：“关中北地崛起，含宫吐角，其乐府汉人矣。近钱侍郎受之，顾摘其字句微疵，至诋之以秦声。不曰关中丰镐旧畿，二雅之遗音俱存，而诗十五风，如召，如王，如郑，如魏，如豳，皆在城邦之中，不独秦也。”[81]寓居东南的雷士俊、孙枝蔚不忘“秦声”。孙枝蔚虽侨居广陵，其诗风却以“秦声”著称。陈维崧《溉堂诗集序》谓其虽年老为客，“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痿人不忘起。”[82]吴嘉纪则曰：“有明风雅推西秦，前有献吉后豹人。”[83]将其与李梦阳并记。其实，孙枝蔚对李梦阳极为推崇，“借问西陵友，谁如北地才”[84]。而他在创作倾向上颇异于七子，在清初以尊唐主导倾向的北方诗人中，显得十分突出。雷士俊在《送王幼华归秦》中说：“近诗推秦风，高古比驷
。”[85]“梁鲁望诗在嘉隆间亦一作手，仆生长广陵竟不知前辈有鲁望，非足下表章之，几谓秦无人矣”[86]。
三 汉唐气象的遗韵
文学团体的产生及其风格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文体自身的历史渊源直接相关，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87]在性格与艺术风格关系上，有些问题仍值得注意。性格对风格形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上云：“大抵人性类其风土，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88]金代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就以为“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89]。关中是汉唐文明的故土，风土所系，“有秦汉之旧”，所以文人谈论古文辞，也动辄称“西京”。在此，关中风气与文学创作风貌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清楚的表达。至嘉靖时，南方文人薛应旂说得更为明白：“关中风声习气，淳厚闳伟，刚毅奋强，莫不有古之道。然自汉以降，其所谓豪杰者，大都欲以古文辞名世，故至于今，关中士人动称‘西京西京’云。”[90]康海的《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写道：“予览传记至所载，关中风声习气，淳厚闳伟，刚毅奋强，有古之道焉。”[91]评价吕柟“钟以关中风气，浑厚雄伟，刚毅奋强，而直气将塞乎天地，富贵焉得以淫之，贫贱、威武焉得而移且屈之乎！”[92]所谓关中风气“淳厚闳伟，刚毅奋强”，无疑是西北文人“重乎气质”的集中表现。“关中风气”与西北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透露出古学复兴的精神渊源与地缘因素。明中叶，李梦阳、康海等关中士人倡导“古学复兴”，实际上是以关中葆有的“秦汉之旧”洗拆举业与台阁文化的庸俗流易，以“古之道”挽救日益浇漓的文心士气。而“淳厚闳伟，刚毅奋强”的关中风气恰恰为明代中叶的文化注入了一股“质直之气”，故能在明代中叶的靡弱习气中，卓然树立，振起一代，对明代文学起到革故鼎新、开源导流的作用[93]。
“淳厚闳伟，刚毅奋强”的关中风气对关中士人的性格乃至个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作家的个性是形成其创作个性的基础，作家的作品是其个性在创作实践过程的体现。创作个性主要体现在作家独特的感受方式，以及在艺术传达过程中独特的构思与表达方式上[94]。钱谦益在给李念慈的《谷口山房诗集》作序时就提及关中士人的创作个性的问题：
余观秦人诗，率多伉历用壮，有《车辚》、《驷》之遗声。韩驷
遗声。屺瞻独行安节和，一唱三叹，殆有得于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音，其诸风雅之余音乎？诗曰“眉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盛名之世，大人君子诒谋善物，皆有温柔敦厚，恺悌易直之风流。观于屺瞻之诗，余之颂慕渐庵为不徒也已[95]。
关中士人的这种创作个性是他们独特的生活经验、世界观、政治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素养、性格气质以及创作才能的有机统一体，反映出关中士人性格、气质、兴趣、才能与习惯等诸多方面。
李梦阳“五言古宗法陈思、康乐，然过于雕刻，未极自然。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96]。《皇明诗选》陈子龙曰：“献吉志意高迈，才气沈雄，有笼罩群俊之怀。其诗自汉、魏以至开元，各体见长，然峥嵘清壮，不掩本色。”其源盖出于《秦风》，李舒彰曰：“献吉以雄厚之思，发清刚之气，如华岳秋高，奇云秀彩，变动不竭。古诗、乐府纯法汉、魏，下及阮、谢、无不神合。近体则专宗少陵，然于合处反见其离，于离处反见其合。”[97]北地（秦）区域文化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但尤为突出的方面是性格“质直”，“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尤质直”[98]，而且汉、唐等朝代的建都之地，其区域文化中渗透着隆汉盛唐的遗风，李梦阳极力攀附汉唐文化及文学，他在《张生诗序》中说：“唐之诗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99]以汉唐陇西李氏的兴盛为荣。他在《族谱》中说：“至汉则有陇西赵城之李最显着，诸李莫敢称并陇西之后生。唐高祖是后，枝叶愈繁，布遍天下，然无专著姓如陇西赵城者。乃后不知何自有贞义公（李梦阳曾祖父李恩），贞义公有曾孙曰梦阳。”[100]以汉唐陇西李氏的兴盛为荣，将崇尚汉唐时期的文化与秦地区的文化的两种心态融为一体。
康海自少年时就鄙弃浮华不实的文风。早在弘治七年康海还是白衣书生时，就对《上林赋》以来越趋浮靡芜漫的文辞表示不满，其《梦游太白山赋》小序云：“余历览载籍所志，古人之辞由屈原、宋玉以来不可胜计，而浮靡侈放之辞，盖托讽寓兴者之所共趋。上林之后益芜益漫，无能尔雅，志士之所贱也。余感风人之意，因梦游太白山，历见奇瑰骇异之状孚于人言。退而作赋，凡若干言。虽极假借，要皆自喻其迹，少有虚谬谀驾凌绝之病。”[101]作为嘉靖八才子中唯一的西北文人，赵时春的身上同样体现着鲜明的“西北雄俊之气”。所谓“诗有秦声，文有汉骨，朴厚而近古，慷慨而尚义，此三秦风气。”[102]王九思在《韩五泉诗集》中曰：“五泉子七言绝句类杜子美，古词歌浸淫唐初，逼汉魏”[103]，“《鸟鼠山人集》，明胡缵宗撰，其诗激昂悲壮，颇近秦声，无妩媚之态，是其所长，多粗砺之音，是其所短”[104]。
清初关中诗坛对“秦风”有自觉的意识与继承，刘绍颁《二南遗音》中云：“先天图坎、艮居于西北，故天下山水之源多在关中。山水者，上应元象，下循地络，郁而为人文，是以《风》始二南，《雅》、《颂》始丰镐，五言始苏、李，皆关中也。代有传人，世所共见。”[105]北方诗坛，李因笃以其渊博奥雅的学问，高古豪宕的节义和雄赡苍莽的诗风为世所称。傅山《为李天生作》曰：“南山寒天地，不屑小峰峦。灌薄冥苍翠，神仙谢羽翰。心原滂浩绰，胆岂大江寒。何事亭林老，朝西拟筑坛？”其自注曰：“宁人向山人云：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106]李因笃的好友潘耒说：“（李因笃）自负经世大略，无所试其奇，一吐之于诗。其诗原本风骚，出入古歌谣、乐府，而以少陵为宗。意象苍莽，才力雄赡，既与杜冥合，而章法、句法讲之尤精，千锤百炼而出之。此学杜而得其神理，非袭其皮毛者也。”[107]认为李因笃的诗歌主张和创作风格是对宋元之流弊的矫正，“诚得先生辈数人，主词盟而树之帜，大雅元音，庶几不坠矣乎！”[108]李因笃崇尚盛唐气象，追求清新蕴藉，他在《复李武曾》中说：“近时作者多以朴胜，试观宋人诗何尝不朴老，究其终逊于盛唐者，失其秀令也。夫秀者清新，令者蕴藉之谓也。合此四字，古人之能事过半矣。”[109]李因笃生长秦地，深受其文化传统、民风习俗的陶冶，其创作也颇具秦风特色。他的五言长律最为人推重，屈大均《荆山诗集序》曰：“予向交富平李孔德。孔德诸体诗陵轹少陵，而五言长律尤善。曹秋岳使君尝叹为空同以后第一人。”[110]杨鸾《玉堂诗钞后序》视王又旦、康乃心和李因笃同为“同嗣北地”的作家，云：“往者富平李子德先生，嗣音北地，树帜词坛。郃阳则有王黄湄、康孟谋两先生，风格峻洁，不染恒蹊，卓然成一家之言。文章千古，公论攸存，固非乡曲所能阿好也。”[111]可见清代关中诗人能够自觉继承自身所属的地域诗歌传统。
作为周秦汉唐腹地，关中地区所形成的独特文化对关中地区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尽管明清时关中地区风光不再，但包括诗歌风格在内的文化传统影响典型不坠，关中士人能在文学认识、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等方面自觉继承，在明清诗坛曾一试锋芒，在一定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占有明清时期地域文学中之一隅，但“秦风”在明清发展中的地位总体不平衡，清代由于关中士人的政治地位不及明代彰显，“秦风”也呈现出衰弱的趋势，但在文坛仍有一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