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学部时期回忆
敬爱的周总理对考古文物工作的关怀[1]
夏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即1950年的春天，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始、百废待举的时刻，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在文化部设立文物局，同时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主管文物工作的政府部门和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科学研究机构。周总理的这项决策性的安排，对于新中国考古文物工作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使两个新机构更好地分工合作，周总理还任命郑振铎同志为文物局的第一任局长兼考古所的第一任所长。后来，郑振铎同志任文化部副部长，经常列席国务院的一些会议。每当国务院批准或下达考古工作任务时，他总是兴冲冲地告诉我们，周总理怎样大力支持这项任务，有时还传达总理的具体指示，表示一定要抖擞精神干一下。为适应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展开，文化部文物局和科学院考古所等单位合作，短短几年内，先后于1952年至1955年举办四届考古工作人员短训班，1956年联合召开全国考古工作会议，还在1955年至1957年组织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进行三门峡、刘家峡水库区考古调查发掘的大会战。这些工作的顺利进行，都同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空前未有的创举。
周总理非常重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以用来进行历史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古代遗迹和珍贵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颁发了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发掘办法等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指示；1961年3月，国务院又颁发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并且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总理对文物保护工作抓得很紧，1958年明十三陵的长陵棱恩殿被雷击起火，他得知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勘察，并且指示全国所有古建筑都要迅速安装避雷针。在首都的市政建设中，北海团城、观象台等古建筑，也是根据周总理的批示，得以妥善地保存下来。每当我们路过这些地方，仰望巍然屹立的历史遗迹，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敬爱的周总理。
1967年5月，在周总理的支持下，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避免了损失。同时，周总理还亲自指示，要继续配合生产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工作。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便是周总理接到解放军某部的发现报告后，亲自批示交给中国科学院的任务。这项任务，后来由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协作进行，在解放军指战员和当地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收获。1970年成都凤凰山明墓的发掘，也是周总理指派科学院考古所的同志进行的。工作结束后，总理亲自看过我们送去的情况汇报和相册，并且作了批示。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总理亲自批准举办出国文物展览，同时批准《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三种杂志复刊，以应国内外的需要。当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全国公开出版的期刊寥寥无几，周总理一次批准恢复三种考古文物期刊，这对考古文物工作者是莫大的鼓舞。每当我们瞻视周总理的这一批示，办好考古刊物就有了力量。正是由于我们努力照周总理的批示去做，所以考古刊物刚刚复刊的时候，受到工农兵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热烈欢迎。至于在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自1973年5月以来，分两组先后在欧、亚、美、澳洲的14个国家展出，观众累计500余万人次，受到各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增进了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周总理对革命极端负责、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也在关心考古文物工作方面体现出来。1971年，出土文物展出时，故宫的宫廷陈列原定同日开放，周总理一字一句地详细审阅《故宫简介》的初稿，并且作了具体指示；为了慎重起见，又请郭沫若同志邀集一些历史考古学家，进一步订正史实，宁可推迟几天开放，也要把《简介》改好。周总理的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
“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总理不但多次批准外国考古学者来我国访问，而且亲自批示要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出国访问。例如，1972年，一个秘鲁的代表团，向周总理提出希望中国派遣考古学家前往访问。周总理在答应秘鲁朋友邀请的同时，还亲自指示，可以顺便到美洲另一个文明古国墨西哥去参观访问。1973年，当我们前往秘鲁、墨西哥两国的时候，不论是在古代城堡和神庙废址进行考察，还是在琳琅满目的博物馆参观学习，远隔万里，时时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提醒自己不要辜负总理的期望，在学术交流活动中努力遵照总理一贯指示的精神去做，既要积极宣传中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要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以促进我们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团结。
1972年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大规模发掘和各种出土文物的系统研究，也是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周总理对那具在医学史和防腐技术研究上有重要价值的女尸十分重视，曾经指示不要把女尸仓促地公开展览，以免受到损坏。1972年12月，湖南省委和国家文物局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长沙召开关于女尸解剖问题的工作会议，对女尸要不要解剖和怎样解剖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当时，华国锋同志曾亲临会场，并作了重要指示。在接到周总理批准方案的电话通知后，在12月12日那天，女尸被运到岳麓山下的一所医院进行X光检查，参加工作的同志们夜半返回滔滔北去的湘江东岸，皓月当空，江风凛冽，大家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正在关注这里的工作，不禁精神百倍，寒气全消。那次解剖的结果和随后进行的各种研究，获得了极为难得的珍贵科学资料。1973年秋，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前，周总理又对发掘领导小组的人员组成，以及发掘经费、设备和影片摄制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作了非常具体的批示，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务期比一号墓取得更多的成绩和收获。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正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进行的，发现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帛书等珍贵文物，这是我国考古文物工作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收获。
敬爱的周总理也很关心重要古迹的修复工作。1973年，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去大同云冈石窟参观，看到石窟年久风化的情况，曾询问当地有关部门的人员，是否已做了修复计划。当他听到修复工程是列入十年计划中的时候，便连说：“不行，不行，时间拖得太长了。”有关部门的人员说：可以提前于五年内修好。总理说：还是不行，要在三年内修好。当时他便把这事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宣布了。听说周总理重病卧床时，还问起云冈修复工程进度如何。现在，云冈石窟已经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按期修好了。虽然这消息来不及于周总理逝世之前当面向他老人家汇报，但是，修复后的云冈石窟将永久使每一个参观者联想起当年周总理对这座艺术宝库的亲切关怀。
（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忆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的创建[2]
于光远
在纪念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成立40周年的时候，我想回忆一下这个组创建的过程。我是应该把这件事讲得最清楚的一个人。而把这件事讲清楚也是我应尽的一个责任。不过事隔40年，40年前的事情的细节，早就忘记了许多。现在即便努力去回忆，有些事也记不起来了。也许经过他人提醒，或者看到当时的档案资料，会多记起一些。
一
这个研究组是制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1956—1967发展远景规划的产物。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可以多说一些这个远景规划的来龙去脉。
制定中国1956—1967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个工作应该追溯到1954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归来后写的《目前中国科学院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所作的批示。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根据中央批示的精神，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提出有必要制定我国科学发展长远规划的问题，并开始制定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5年1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前，国务院决定扩大中国科学院远景规划范围，在科学院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全国全面的科学规划，并立即着手工作。这项工作先是在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的李富春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而且在他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以范长江为组长，于光远为副组长，张国坚、周光春、武衡、刘皑凤、李登瀛、刘杰、崔义田、叶锋为组员的十人规划小组。范长江在国务院，我在中宣部，其余八人是交通运输、轻工业、中国科学院、教育、农业、核工业、卫生、重工业等各部、委、办、院的负责人。那时要编制的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规划。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主持这个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写的还是李富春同志负责这个规划工作，可是会后改由主持科学工作的陈毅副总理领导，成立了由陈毅、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杨秀峰等人组成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建立起的十人小组便成了这个委员会中的一个做具体工作的机构，人员不变。1956年6月30日，周总理召集各部、委、办、院的人举行了一个会议，宣布这个委员会成立，动员正式开始制定规划的工作。
就在这个会议上，我向周总理提出这个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另外还要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周总理对我的这个建议立即表示同意，并且要我负责去抓。他指示，把编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这件事列入国家科学规划管理委员会所管辖的范围内。
于是我就向中宣部科学处的同志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成立了以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主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隶属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但由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指导。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由学部副主任潘梓年负责。郭沫若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但因他是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就不兼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具体负责工作。当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秘书长刘大年做这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他和他领导下的刘桂五同志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中宣部科学处林涧青、龚育之等同志参加了不少研究和讨论。制定这个规划的班子建立起来后，立即组织力量开始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起步比自然科学要晚三个来月，但是范围比较小，在同志们的紧张努力下工作进度赶上来了。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主要部分是各学科规划，其中有1956—1967年各学科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要写出的重要著作。在这之外还有若干部分。它们之中有的是保证科学规划实施的措施，如培养人才，为研究工作提供条件的图书资料情报工作，以及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所需要的经费等。这些都是为落实工作计划所必须的前提。此外规划中还有必须做的若干综合性的超出一个学科范围的重要工作，如编辑出版大型百科全书和编辑出版全国各地方、各少数民族的地方志、地方史、民族志、民族史，等等。自然辩证法本来是哲学这个大学科中的一个小学科，在哲学这个学科规划中有它应有的地位，但因为在哲学学科规划中要与其他哲学学科平衡，它的分量不可能很大。因此我动了一番脑筋，取得潘梓年的支持（潘梓年同志对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工作一直很热心），决定同时制定了一个独立的、它的分量不受限制的专门的“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1956—1967年的远景发展规划”。这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给它吃的“偏食”。在编制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时，因为有制定自然科学规划的做法参考，也利用我同时正在参与制定自然科学远景规划的日常领导工作的便利，和得到同我一起领导自然科学远景规划制定工作的张劲夫、范长江、杜润生等同志的支持，这项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了。自然科学规划编制工作实力雄厚，经费充足，包了整个西郊宾馆的四座楼，二三百个专家整天都住在里面工作。张劲夫、范长江、于光远、杜润生和中国科学院院部许多同志也住在那里。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也集中了一批专家。各学科都有人，但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在那样的工作条件下搞自然辩证法规划。因此我就利用许多自然科学家住在西郊宾馆的条件，在西郊宾馆召开了几十个自然科学家参加的会议，动员他们参加这个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的编制工作。这些科学家大部分是本来参加制定自然科学规划工作的，他们就在西郊宾馆一面参加制定自然科学远景规划工作，一面就开会研究和编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围里的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我对张劲夫等同志说，这些科学家参加自然辩证法规划的制定工作，不但不会妨碍他们制定自然科学规划的工作，反而会有利。也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参加自然科学规划工作的，他们就每天去西郊宾馆“上班”开会，晚上回去“写作”。从事这个规划的也有好几位做组织工作的同志，除许良英在西郊宾馆本来就有他的房间外，龚育之（还有一位哈尔滨临时调来的岳宗武）等也住进了西郊宾馆。科学院研究室的汪芝华等同志也住在西郊宾馆。他们虽然忙着搞自然科学的远景规划，但也常常来到许良英、龚育之等的房间参加议论。因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课题的一个基础是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制定自然科学规划时，也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西郊宾馆搞自然辩证法规划有许多便利之处。这样的条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来说是难以具备的。规划的框架是大家商定的（我也参加了）。大体上是按照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思想，把自然辩证法各方面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要求写出的重要著作作为规划的主体，同时也吸收制定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划的经验，对每一个题目都要求写出必要的说明。也由于这部分规划是独立制定的，所以比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规划要细，并且在一个学科规划里不仅写了要研究的问题，而且也写进了保证完成工作的措施。在哲学研究所建立自然辩证法组和创办自然辩证法的刊物，就是这样的措施。这些应该说是可操作的、有效的措施。
制定的这个规划起了提高认识、明确方向的作用，也起了建立和加强与自然科学家联系的作用。在制定这个规划中表现出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开始就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有较好的联系。参加规划的自然科学家们都是学术水平高、思想水平也高的专家，工作也很负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苏联好得多。
编写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的工作最紧张的阶段，只有三四个月。到1956年冬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完成后，那个文件的封面上有“草案”两个字，因为我们那个自然辩证法规也有“草案”两个字。这是一种“留有余地”的做法。我记得在自然科学规划的文件完成后也有“草案”两字。国务院批准那个规划也是作为“草案”下达，要各单位各部门参照执行。
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完成后，以陈毅副总理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且在中南海内成立了一个机关，它是负责实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姜群辰同志到那里担任专门负责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规划的副秘书长。我在这个机关中是同时负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规划实施的副秘书长。1957年10月我和刘导生去苏联谈判中苏两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合作交流问题，去时带了规划的文件给他们看，想听听苏联学者对我们这个规划的意见。在这期间我也同苏联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专家有所接触，了解了一些情况，但说不上有多大收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在苏联大多数只是二流的学者。见过他们之后我对我们的水平倒是有了比较大的信心。
1957年上半年，聂荣臻副总理接替陈毅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科学工作。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就改由聂荣臻担任。到了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改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之后，就明确以后再不管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了。国务院也正式下文，通知各地方各部门，以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实施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由于学部没有政府的权威，也没有强有力的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中宣部能够支持这项工作也很有限，同时也没有比较多的经费，加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规定的工作实施情况很差，许多措施没有落实（例如编写大百科全书这件事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姜椿芳等同志的努力，才真正干起来的）。
在许多规划中也许自然辩证法这个规划要算是贯彻得比较好的。
二
我在回忆过程中，有一个看法在我的头脑中更加清晰起来。那就是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的确是创造性比较强的。
在这里我只想说一下，把自然辩证法当作一个学科的名词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创造。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强调学苏联。在苏联就没有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他们利用的学科名称是“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是我们不照搬苏联，而主张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来称呼这个学科。我们这样做，倒并不是为了不照搬苏联而不照搬苏联，而是认为用自然辩证法来称呼这个学科，更能体现科学精神。“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个名称至少有这样两个缺点：（1）我们的研究似乎只是为了解决自然科学中的问题，这样以自然为对象这门哲学就不能很好地表示出来了。（2）采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这种命名方法，也就相应有“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与之并列。而历史上从来没有“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一个学科。所以我主张不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作为我们要发展的那个学科的名称。但是我又考虑到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已有不少人知道苏联这个学科的名称，同时也考虑到“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也是这个学科中应该研究的一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名称下加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哲学社会科学”这个用法是我提出的，那是表示我不赞成把生物学归入社会科学的范围之内，同样“数学自然科学”的用法也是我提出的。这表示我也不赞成把数学视作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而有关哲学和数学的这种观点是很流行的，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我们把“自然辩证法”作为学科名称的看法，是坚定的。成立研究组时用的名称就只有“自然辩证法”这五个字，而把规划括号内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简略了。
在决定使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词来称呼这个学科时，我还考虑了一下这样做是否与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有抵触的问题。“自然辩证法”这五个字本来是恩格斯的一本著作的名称，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在我们讲“百家争鸣”方针时也的确说过“允许唯心主义有宣传的自由”那样的话。我们称这个学科为自然辩证法，会不会起不允许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自然界的哲学问题的作用，对这个问题当时我考虑的结果是，在学术问题上固然应该“允许唯心主义有宣传的自由”，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相反地应该更加强调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必要回避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这个学科名称。
当然并不是一切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都非接受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名称不可。是否坚持唯物主义是一个哲学立场问题，而用不用自然辩证法称呼我们要研究的那个学科只是个名称问题。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人中也许会有人出于某种考虑，认为用别的学科名称更好。不过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不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的意见。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名称就用开了。
我一直认为这个名称很好，因为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名称能够很好地表现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自然辩证法”五个字的本义就包括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创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承认第一推动力等，只承认自然界自己在运动、变化和发展。自然界辩证的发展就是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在发展。
唯心主义当然不会接受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不接受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的并不是一定持唯心主义观点，而持唯心主义观点的人却一定不接受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因此唯心主义者是会被排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围之外的。但这并不是不允许有宣传研究唯心主义的自由。他可以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不过他不必到自然辩证法的队伍里来。他可以不打这个旗号去坚持他自己的“百家争鸣”，并不一定要在一个学科内、一个组织内允许唯心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坚持超自然的信仰去做研究工作。这个政策可以体现在允许不同人打不同的旗号，在不同的机构内工作，彼此进行政治上平等的争论，这正是“百家争鸣”的表现。所以1956年我们一方面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另一方面提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规划，并使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名称，建立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组，这并不矛盾。
写到这里我想讲一下，这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从1978年起改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扩大了规模，这一点我是很高兴的，但是后来听说在1993年又改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我是不赞成的。
作这种改变据说有两个理由，我都认为是不充分的，道理上是不那么站得住脚的。
我知道这么改的理由有两条，理由之一是为了与国家教委规范的学科名称相一致。我不知道教委做出这种规范根据的什么。但是在我的工作方法中有一条原则性的考虑，那就是在接受某种规范化之前应该先问一下这种规范化是否正确。在这里就要问一下“科学技术哲学”这个名称恰当不恰当？在这种改变已经成为事实之后，有一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很难同意。因为“科学技术”从字面来看，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也不仅是自然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这样来理解“科学技术哲学”这个词当然不是研究室改变名称的本义。“科学技术”四个字也可以视作自然科学与自然技术合起来的简称。从1958年在我国开始使用的“科技”两字时，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按照这个含义，用“科学技术哲学”分析起来就是“自然科学哲学”“自然技术哲学”的合成物，而“自然科学哲学”“自然技术哲学”这样的概念，显然不是准确的。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这一点，不妨试写篇文章来讲清可以用这样名称的道理，看看是否站得住。至于与国外交流为什么一定要迁就人家？1956年我们就没有因为要便于与苏联交流而不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今天何以一定要牺牲科学性去作这种迁就？而且也可以采用保持自然辩证法的名称，再加上某个外国人可以了解的括号的办法来解决。
话又要说回来，关于学科名称毕竟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已经改过去了，也就不忙再改回去。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个研究室一个单位的问题，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名称就议论过许多次，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比较细地谈这个问题，今天就利用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成立40周年的机会在这里说一说。
三
最后我想再写一段创建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也就是在编制自然辩证法远景规划时的学术方面的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斯大林、日丹诺夫毫无根据地给自然科学的某些学术思想甚至学术研究成果戴帽子、打棍子。苏联的这一套在我国也有过不小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这种做法内心是不接受的。中宣部科学处联系自然科学界工作的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大都是大学学习自然科学的，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接近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到了斯大林逝世、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之后，大家的认识也就更加清楚明白。特别是1956年5月（这时编写规划还在紧张进行），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题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演讲，明确地批评了给某些自然科学学术思想戴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帽子的错误做法之后，思想更加明确。因此那时在规划中苏联那一套的痕迹是不存在的。
同时有一些新的思想也在酝酿中，那时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观点开始引起了我们更多的注意。苏联有一个作者叫孔恩的写了一篇讨论自然科学是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章，也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在编制远景规划的过程中，许良英同志同我商量应该加一个“对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的课题。规划的这个部分就由许良英同志来执笔。在这时候中宣部科学处已经有一个把自然科学作为对象来好好地进行研究的思想，并让龚育之写了一个《论科学》的提纲（这个提纲的草稿前几年我找到了，复印了一份给了龚育之）。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作为科学处本身的思想建设工作来做。
在这个规划中，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中凡是重要的、新生的东西都写进去了，我想不会有很大的遗漏。它的确是一个有远见，而且很全面的规划。它的制定在我国自然辩证法史上是重要的一页，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当然在40年后来看，需要大大补充。如果今天能再来做这样一件工作，那就非常之好。在20世纪末本来应该做这样的工作。不过今天恐怕很难做到像40年前那样把我国有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集中在一起，用充分的时间研究世界科技的发展和我们的任务，同时我国负责自然科学工作的干部从头到尾和科学家们在一起，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智慧，想方设法支持他们的研究。
那时我还没有把“社会的自然”也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对象的思想，产生这样的思想是晚一些时候的事。
最后再声明一句，对40年前的事很难记得清楚，有些自认为记得清楚的事，难免记得不准确。希望在听到看到更多的情况，特别是有共同一段经历的人一起来回忆之后，能回忆起更多的事实和回忆得更准确些。
（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我与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3]
——为纪念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成立40周年而作
龚育之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成立于1956年，到1996年已经整整40年了。
1956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国家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开始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
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部署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这个规划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大部分。自然科学部分，由新建的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直接组织力量进行编制；哲学社会科学部分，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主体组织成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下进行编制。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既是参加自然科学规划编制的日常领导，又是负责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编制的日常领导。处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边缘和交叉地带的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列入哲学规划之中。但是参与这部分规划的讨论和编制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所以又同自然科学规划的进行有更多的接触和结合。
于光远从延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用“自然辩证法”来命名这个学科就是他的主张、当时苏联一般是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来统称这个方面的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规划，更是他直接在掌握，他还借此参考自然科学规划的做法取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经验。作为中宣部科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于光远抓这项工作的助手。
当时，参加自然科学规划的许多科学家，为集中精力工作住进了西郊宾馆。我们请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家来参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规划、动员和部署的会议，就是在西郊宾馆开的。记得有几十人参加，其中不少是参与自然科学规划的科学家，也有没有参与自然科学规划、专为参与自然辩证法规划而来的科学家。于光远要我在会上作部署这项工作的发言。当时我还年轻，才二十六七岁，向这么一些科学家讲话，还有些胆怯，但是，于光远很鼓励年轻人，放手让年轻人工作。所谓部署，无非初步设想一个规划内容的思路和框架，列几个大的综合的方面和题目，请到会科学家按学科分开，讨论在这个学科中应该提出哪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并确定哪位同志就哪个问题的研究写一份说明书，申述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外研究的状况，展开研究的途径和建议，等等。为组织这项工作，还请几位同志到西郊宾馆住了一段时间，记得有岳宗伍（搞物理学的，是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来的），许良英（是从中国科学院来的），还有没有别的人，现在记不清了。
规划的结果，是形成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和关于这个草案的《几点说明》。这个草案和说明由我起草，由许良英完成。52位专家就总题和题目写了说明书。许良英就“科学方法论”这个总题写了说明书。我就“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与科学分类问题”这个总题写了说明书。我还写了一篇《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上发表，介绍这个规划的主要内容和如何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指导思想，起初设计规划的时候，没有列入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这一类题目是由许良英提出来并补上去的，所以我的介绍文章中没有提到，说明书也付诸阙如。
这次规划工作，对于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规划这个文件本身，就停止在这个草案上，后来并没有最后定稿和完成。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大概也是这样。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国一直没有像自然科学研究工作那样走上正轨的一个表现。
说这次规划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在工作的推动和组织的建立方面。《关于规划草案的几点说明》中，确定了四项具体工作。头一项就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辩证法组”。哲学所所长当时是潘梓年，那时人们就叫他“潘老”了。潘老从筹办哲学所起就重视自然辩证法研究，并在筹备专门建组，规划一搞，就下决心正式成立自然辩证法组了。于光远被邀请兼任这个组的组长，林万和兼任副组长（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物理教员，写过联系物理学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文章，在潘老主持的《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算个兼职研究人员，因为要协助于光远联系这个组的工作，当时还说要我兼这个组的学术秘书。另外，许良英完全调到这个组来了，他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编辑过《科学时代》杂志，1953年调来中国科学院主持《科学通报》杂志。又调来了赵璧如，研究巴甫洛夫，从心理研究所来的；赵中立，搞数学的，从国家经济委员会调来；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何成钧也来兼职。此外，还有几个年轻人，孙焕林、胡文耕、张乃烈，等等。还准备把陈步从中宣部国际处调来，接替我当学术秘书。在专职人员中，成立了一个由赵中立负责的领导小组。
这个组当年做的主要一件事情，就是办一个刊物，这也是《关于规划草案的几点说明》规定的四项具体工作之一。刊物定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由潘老题写刊名。创刊号登的就是规划草案和专家们写的说明书。1957年起出季刊。许良英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
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机构和中国第一个这方面的专门刊物，草创的情况，就是如此。
1957年夏季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个组里的许良英、赵中立都在哲学所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兼职的何成钧、陈步也在各自的机关被错误地划为右派。这对他们本人是极大打击，给组的工作也带来很大困难。组里的几位同志吃力地继续着刊物的编辑工作。刊物登过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也登过一些跟形势的、没有多少价值（但也是记载一种历史）的内容。讲一件事：“大跃进”中各地放高产卫星，河南的小麦“亩产7320斤”夺得冠军，刊物上登了一篇《揭开了7320之谜》，是当地生产大队长在全国科联科普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后来高级党校杨献珍讲哲学课，多次举这个例子批评搞哲学的搞主观主义。
这几年中，孙焕林是组里具体负责的学术秘书，刊物和工作中的事情，一般由孙焕林和后来的傅愫和同我商量，大一点的事，由我向于光远汇报请示。那时，科学处往往是晚上开会，讨论处里的工作，到12点散会了，我才得到机会同于光远商量自然辩证法的事情。我们曾戏称为“半夜的自然辩证法”。
这期间，除了刊物继续出版以外，做了一件较有影响的事就是：1960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座谈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辩证法学术讨论会。那时正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潘老、于光远、李昌（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主持了这次会议，我们给潘老准备了一篇大会报告。那时又是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高潮，提交会议的这方面论文不少，其中有一篇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积木式机床和机床矛盾运动的论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要《红旗》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且替编辑部拟了一封信给作者们，约他们写一篇更详细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在《红旗》上和在机械学界引起了一场学术讨论。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没有能够反映这次全国讨论会的成果，因为这个刊物在1960年夏天停刊了。为什么停刊呢？原因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那时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有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被苏联方面抓住向中国抗议，而这些文章并不是中央部署的，从而就提出了现在刊物过多、发表文章无人把关的问题，要求每个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不要过多，并且都得由所的领导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所提出所里办好一个《哲学研究》就行了，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哲学研究》可以发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所里本来没有管，现在也没有力量管，就不要办了。当时于光远和我只好同意这个意见。
到了1962年，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加强自然辩证法组的工作，刊物要复刊，研究要规划，干部要调集，还要大批培养研究生。这个报告得到批准。我正式兼任副组长。于光远和我着手组织实施报告中提出的任务。这里说几点：
一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
调来范岱年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63年秋天出版了复刊第一期（总第16期）。复刊号上发表了从苏联《哲学问题》上转译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极大兴趣。这一年的12月，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跟聂老总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发展十年（1963—1972）规划。毛泽东问道：“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于光远作了回答，回来告诉了我们。1964年夏天，为了写讲一分为二的哲学文章，《红旗》杂志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因为要涉及自然界的问题，要我参加了这个小班子。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同这个班子的人讲哲学，讲了很长一篇话，其中讲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说：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用了列宁的话。8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与会各国科学家，坂田在座，毛泽东同坂田握手，还说他读了坂田的文章。坂田很惊讶。8月24日，毛泽东又找周培源和于光远到他的卧室里长谈，谈的也是坂田的文章。后来，我们找人从日文重新译出了坂田的文章，加了注释，并按照毛泽东谈到这篇文章时讲到的一些意思，为《红旗》杂志写了一长篇按语。由此，在我国科学界和哲学界引起一场广泛的讨论。中国物理学家关于层子模型的研究，同这个讨论是有关的。
二 培养研究生
1962年，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当年哲学系和哲学所各招四名，一共八名，于光远和我担任导师，北大哲学系的孙小礼具体主持。学制定为四年，比别的专业多一年。办法是：先在北大学习两年，原来学哲学的，各选一门自然科学专业，到那个自然科学系学习两年基础课；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在哲学系学习两年基础课。后两年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即《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结合参加编辑工作、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做毕业论文。当时认为，这样自然科学基础、哲学基础和实际工作基础都能够扎实一些。1963年以后，在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继续招研究生，只是每届人数少一些。后来文科师生和研究人员大批下乡搞“四清”，这些研究生的后期培养没有能按原计划实施。
三 组织编译基本学术资料
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自然辩证法的一点意见》（1962年9月9日）一文提出，现在亟须制订出规划，组织力量、分工合作、逐步把自然辩证法方面的基本学术资料的建设工作做好。首先是把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学者、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哲学家有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和论文，系统地编译出版。同时做好当前国内外有关的研究论文和表彰的编译介绍工作。当时也颇有雄心，提出：所有对哲学问题有探索和发挥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全给他们编一部哲学著作选集。首先从现代自然科学家做起；对于西方科学哲学各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都应该搜集和编译有关资料。这方面工作的规划，当时同商务印书馆上海的同志一起商量过，自然辩证法组的同志和已经不在自然辩证法组的许良英、陈步都花了不少力气。以后陆续出了一些成套的（如《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共八集）和分散的书籍，特别是在编译现代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维纳、玻姆、秦斯等）的哲学著作集方面有显著的成绩。这当然是编译者和出版者的劳作和贡献，但与当时组织编译基本学术资料的动议和规划，也是有关系的。
四 两部大部头著作计划
新的十年科学发展规划在哲学社会科学部采取了只做重要著作计划的方式。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只列入两部：一部是于光远主持的《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这是一部多卷本的大部头；另一部是由我和何祚庥负责的《自然科学方法论》。
大约是1964年吧，调来了查汝强（原来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做过理论处长）做自然辩证法组的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少管一些组里的事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这部大部头的部署，我没有参与，查汝强帮助于光远召开过大连会议，做了不少组织工作，编写已经着手进行，由于“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而被打断了。那本《自然科学方法论》，我和何祚庥分头写过一些文章，整体编写后来也没有可能进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宣布为“阎王殿”给砸烂了，于光远和我都被当作“牛鬼蛇神”给横扫了。于光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我》一书中写过我们俩被哲学所揪斗的情况。我当时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思想不通，还是认真努力去领会，去检讨。但是，当我在哲学所作检讨时，我发现人们似乎对我的检讨、对过去工作得失教训的总结，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批判我时，竟有人发言说，宣传坂田的文章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号召的学习雷锋的运动！这发言的不是自然辩证法组的人，在座的自然辩证法组的人也只能相视无语。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在我那种处境下很不应该有和不容许有的滑稽感和不敬感。
“文化大革命”十年，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也包括对自然辩证法组造成极大破坏。组里有两位年轻同志朱西昆、许醇仁，自杀身亡，现在想到都是令人伤痛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同自然辩证法组就没有兼职的联系了。但还做过哲学所（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已从中国科学院分立出来）的学术委员。1979年秋天的时候，我曾向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提出，希望调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从事研究工作。多次请求，终蒙应允，方自欢喜，但又被告知并不能离开本岗位，就是说还是兼职。不久，据说已有通知任命我为哲学所副所长。我想，既不能离开现在的岗位，又到那边去兼个行政职务开许多行政会议，耗去几多宝贵时间，何苦呢，所以就没有去上任。后来学术委员会也多年没有再通知开会，大约是换过届了，我和哲学所职务上的关系就终结了。
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成立40周年，我接触多的是初创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正值动乱。最近20年，同我们国家和我们学术界的情况一样，自然辩证法组（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的事业、成果、人才，取得的成就和进步，都已经远非昔比。我为大家这20年的成就高兴，向大家祝贺。叙述一点旧事，无非是给那些有点历史兴趣的人提供一点儿史料吧。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曾任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副组长、博士生导师）
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成立前后[4]
许良英
1952年6月22日早晨我到了北京，第二天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当时的院党组书记恽子强告诉我，这次从杭州调我来，是要我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我曾负责《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及全院对外宣传工作。在党内，我担任过科学院秘书处、计划局、编译局的党支部书记。
一 建立学部
1953年11月，科学院党组给党中央的报告和科学院给政务院（1954年宪法颁布后改称国务院）的报告（两个报告基本内容一致）都提出了建立学部问题。建立学部是科学院按照苏联科学院模式建院的最重要措施，目的是加强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上述报告于1954年1月和3月先后经政务院和党中央批准后，科学院即开始酝酿遴选学部委员事宜。
科学院党组为确定学部委员人选开了很多次会，逐个讨论、审定由各部委、各省市党委提出的名单，着重审查其政治表现。由此我了解到，有些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于某些言论，甚至一件原因不明的事故，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怀疑。当时中央分管科学院工作的是陈毅副总理。陈毅素以有魄力、敢于负责而著称。他反对批判“成名成家思想”“白专道路”和“个人奋斗”，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就是要成名成家，我们国家专家太少，凡是对国家有用的专家就是红的，不是白的。要钻研科学，就依靠个人奋斗。这些见解，对纠正思想改造运动后所出现的“左”的偏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学部成立大会从1955年6月1日开始，开了10天，地点在北京饭店。参加会议的除了学部委员200人以外，还有列席的500多人。大会秘书长为吴有训副院长，秦力生为副秘书长，会务工作由秘书处负责，郁文为秘书处主任，下设5个组，我为宣传组组长。“科学通报室”的编辑绝大部分参加了宣传组的工作。大会期间，我住在北京饭店，每天要接待来自十几个宣传单位的三四十位记者。他们有搞文字采访的，也有专门拍电影和照相的，晚上为他们审查稿件，天天搞到半夜一两点钟。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会上毛泽东说，要“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并且“要钻原子能”； 6月上旬召开的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这个中国科学界的空前盛事，理应是当时全国的头等大事。可是，5月中旬开始，《人民日报》版面上占压倒地位的是胡风事件，在公布第一、二批材料时，称胡风及其同道为“反党集团”； 6月10日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改称“胡风反革命集团”，并发表社论。相比之下，关于学部成立大会的报道就很不显眼了。想不到开完十天会回科学院后，我就因为曾在1950年介绍“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方然入党，受到历时一个月的批判和将近一年的停职审查。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受到政治打击。
1956年5月，院党委书记郁文找我谈话，说：“这次肃反审干，对你大有好处，党组织花了很大的力量对你的历史进行调查。调查回来的材料都说你很好，证明你是一贯积极的。”几天后，党委给我看了正式的审干结论，要我签字。一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就这样静静地收场了。
二 参加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工作
1956年3月，中宣部科学处通知我参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十二年研究规划的制定工作。第一次会是筹备性的，在科学处开，参加的仅十余人，几乎全是科学处的干部。会议由于光远主持，主要讨论可以邀请参加规划制定的各行科学家的名单。以后两个月我就集中精力参加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一部分，于光远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
全国科学发展规划是依照1955年初中共中央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来制定的。1955年6月学部成立大会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就组织各学部着手科学远景规划的准备工作。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阐明了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全国科学规划制定工作最初由陈毅负责领导，后改由聂荣臻领导。参加制定规划的各行科学家后期都集中在西苑旅社（今西苑饭店）。他们工作的主要产物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有关的“说明书”。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有关学者拟定了《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16个学科，其中哲学又包括9个“重要问题”，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我所以被邀请参加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规划的制定工作，是因为我是开展这项研究的倡议者。早在1954年春，科学院决定按照苏联科学院模式，着手筹建学部（初期是4个学部：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调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潘梓年（曾长期担任《新华日报》馆馆长）来负责筹建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在一次讨论筹建哲学所的院务会议上，我向潘老建议：哲学所内设一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组长可请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于光远兼任。潘老当即表示同意。1955年6月后，4个学部和哲学所相继成立，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主任由郭沫若院长兼），兼哲学所所长，他聘请于光远筹建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组，并调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张乃烈协助工作。
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规划最初名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把科学哲学称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原是依照苏联的。参加这项研究规划的制定和讨论的，前后共60多人，其中52人还分别写了各类题目的说明书，他们大多是对哲学感兴趣的各个科学领域的专家。规划分8类题目：科学基本概念和哲学范畴，科学方法论，运动形态和科学分类，科学思想的发展，对于唯心主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歪曲的批判，以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1956年3月开始我就投入科学哲学规划工作，参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讨论会，查阅了不少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大半是我1938—1946年接触过的，以后十年同它们绝了缘，现在仿佛重逢久别的亲人，感到分外喜悦。在参加这个学科全面规划讨论的同时，我还分工负责科学方法论研究规划说明书的起草。为了便于集中精力，于光远还让我住到西苑旅社（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地点）工作，后期所有讨论会也都在那边召开。
我写的科学方法论研究规划说明书《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和物理科学方面的问题）》，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框架的，其研究的途径和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来全面分析和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地接受从F.Bacon到目前各国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澄清目前科学方法论上的各种混乱和错误的观点，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体系。说明书分三个层次列举了将近50个题目，包括：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科学经验与客观实在、世界的可知性、科学真理的标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关系、观察和实验、工具的作用、比较和类比、模拟实验、抽象的作用、假设、统计方法、历史方法、数学方法、理论体系的建立、描述与解释、典型分析、经验公式和经验定律、理想实验、度量问题、数学化问题、观察的干扰问题，微观现象形象化问题。预计在七年内分头就各个专题写出80—100篇有分量的论文，然后以两年时间集体编写科学方法论的专著。研究工作从两方面入手：（1）批判地研究前人已有的著作；（2）了解和分析目前各门科学中所应用的重要方法的实际情况。
三 调到哲学研究所
1956年5月中旬，科学规划工作告一段落，我从西苑旅社回科学院。就在这个时候，科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我的审干结论。我在结论上签了字后，就向秦力生提出，请求调我到哲学研究所搞科学哲学研究工作，理由是：我的性格不适宜搞行政工作，而适宜搞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是空白，亟须抽调力量把它开展起来。可是秦力生不同意，说院部组织机构正在酝酿调整，准备加强各学部的职能，撤销学术秘书处，恢复办公厅和计划局，另又成立宣传局，让我负责宣传局工作。我向他表明，坚决不愿继续搞行政工作。6月中旬，我给科学院党组正式写了个报告，详细陈述请求调动工作的理由，并附上由我执笔的科学方法论研究规划说明书的打印件。一个多星期后党组就批准了我的请求。
5月26日我在怀仁堂听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向知识界所作的著名报告《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他强调，要贯彻这个方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还进一步提出，要“开放唯心论”，要“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这个声音，在当时确是发聋振聩，冲破了知识分子多年来被强制思想改造的禁锢，预示了繁荣科学文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可能实现。它是中国知识分子黄金年代的标志。
“双百”方针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喜悦，也使我更向往科学研究工作。6月28日上午我在文津街科学院院部办了转关系手续，到中关村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报到。我是抱着极大的热望到哲学所报到的，以为自己后半生都将在这里搞研究工作了。当天的日记（1943年后这是第一次记日记）上这样写着：“这是自己一个‘终生职业’的开始，兴奋极了。我从1938年看了些现代物理的小册子时，就对哲学发生兴趣，1940年希望自己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1941年皖南事变后，自己正面地参加了政治斗争，哲学和物理一样，再没有系统地搞下去。但兴趣一直是高的，也经常关心哲学问题。希望科学院成立哲学所，希望自己能到哲学所工作，也已经是想了四年的事，现在居然成为现实了。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不是有去年七、八月间的惊涛骇浪，我不会想到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的。党也不可能让我完全摆脱行政工作的。”
四 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成立
我向哲学所报到的当天中午，于光远就电话通知我第二天下午去中宣部开会。那时中宣部已从中南海的旧平房搬到沙滩北京大学旧址新建的大楼。会在中宣部科学处开，到会的除了我和张乃烈，还有科学处的龚育之和人民大学的林万和。一开头，于光远就宣布我们这个研究组（开始时名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组”，以后于光远把它改名为“自然辩证法组”）正式成立，于光远兼任组长，龚育之兼任秘书。林万和在此以前已被哲学所聘为兼职副组长。我们这个组最初5个成员中，只有我和1955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张乃烈是专职研究人员。
在这个成立研究组的第一次会议上，于光远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施政方针是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思是说，他在中宣部工作较忙，很少能分出时间去哲学所，对组里的工作主要通过龚育之进行“远距离控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是个新领域，谁也没有经验，大家先读几年书，组里不规定具体研究任务。他要求我们做两件事：（1）编辑《研究通讯》；（2）组织一些座谈会或讨论会，邀请有关科学家参加，以建立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联盟。
我到哲学所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研究通讯》创刊号。这是一个内部发行的双月刊（因稿件缺乏，1957年改为季刊），在我写的作为发刊词的《编者的几点说明》中，说明这个刊物“是为了推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工作而创办的”。鉴于这项研究工作“在我国可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尝试”，“我们不可能要求在短期内就得出多少成熟的研究成果”，“任何有独创性的见解，只要言之有据，哪怕是零星片段的，或者远不够成熟的，都值得大家欢迎”；“为了使作者能畅所欲言地充分发挥自由思想，本刊对刊登文章的选择，不预先立出什么固定的标准”。这与前不久还在强调的所谓“政治把关”，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研究通讯》创刊号的内容是：1956年3—5月集体讨论制定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以及53篇研究题目说明书（另有几篇说明书在第2期刊出）。这个规划原来的名称是“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定稿时，于光远把“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改为“自然辩证法”。我不同意，因为这有明显的倾向性，会束缚人的思想，不利于研究工作的自由开展。最后于光远采取一个妥协的折中方案，把原来的名字加个括号保留下来。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或简称“自然科学的哲学”。关于学科名称问题的争论，在于光远、龚育之写的《关于研究规划草案的几点说明》中有所反映，并表明：“关于这门科学的名称问题，随着研究工作的实际开展，有必要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在编辑第一期《研究通讯》稿件时，我发现原来制定的研究规划缺了一大块，这就是关于自然科学总体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于是我在原有8大类研究题目之外，加上“第9类题目：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内容包括：“自然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同生产、技术的关系。自然科学同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同政治的关系。自然科学同宗教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关系。自然科学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于光远完全同意我的补充，于是正式发表时，研究规划就列了9类题目。第9类题目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由于这类题目是付印前临时加上去的，事先没有讨论过，因此没有说明书，长期以来也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关于这个学科名称的争论，也反映在这个刊物的名称上。创刊时，这个刊物名为《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1958年开始，括号连同里面的字全被删除了。
《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和所有“说明书”的公开发表，在这次全国科学研究规划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各门科学的规划都是作为“密件”，只供极少数有关人员参阅。这也表明于光远思想的开放和相当程度的自由化，在当时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但现在看来，整个规划草案的指导思想还是有明显的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例如第5类题目专门批判各门科学中的唯心主义。我自己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认识到这个错误，并予以摒弃的。
编完《研究通讯》创刊号以后，我考虑写一篇关于“百家争鸣”问题的论文。题目定为“百家争鸣是科学的发展规律”，试图从科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系统论证，并着重以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和欧洲古代的希腊以及近代的文艺复兴为例证。我拟了一个研究提纲，找了4个青年人合作，他们都是195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分别分配到哲学所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组、辩证唯物主义组、历史唯物主义组、中国哲学史组。我们准备用半年时间完成这项研究。所长潘梓年对我这个计划很支持。可是于光远却不同意，我同他争论了很久，最后终于接受了他的意见。他的理由是：“百家争鸣”是党的政策，论证一个政策问题，在学术上意义不大；我们组是以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为主，而我是目前组里的主要研究人员，不宜花太多精力在这个题目上。他建议我不妨先抓科学方法论和运动形态问题。
哲学研究所1955年筹备成立时是在东城马市大街，后搬到1954年开始兴建的中关村科学园区。先暂时安顿在一幢宿舍楼里，1956年9月初搬到新建的办公楼里。这座三层办公楼，位于中关村体育场北面，哲学所占用第一、二层，文学研究所占用第三层。1958年秋冬，哲学社会科学部连同在中关村的哲学所、文学所、经济所等搬到了建国门内原海军司令部大楼。那时我已经回老家当农民。
我们研究组从1956年9月以后人员陆续增加。10月，何成钧和赵中立相继来到。何成钧是兼职的，他是成都人，比我大5岁，1938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49年以前在清华任教，科学院成立后在计划局工作，1953年回清华任副教授。赵中立和我同龄，祖籍浙江镇海，生于安徽宣城，1945年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1949年入党，曾在北大任助教，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物资局任秘书，他调到哲学所后同我住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无所不谈。他到时，自然辩证法组已增加到15人，大部分是大学刚毕业分配来的，也有两个高中毕业生，从事资料和事务性工作。
在哲学所工作时，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中关村。为照顾知识分子，1956年汽车公司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设定时专线，有大面包车来往于西郊和东华门之间，专供科学院和北大等校高级知识分子乘坐。车子很空，往往只两三人坐。“反右”后，这种车也就取消了。那时新华书店还在锡拉胡同设一个“外文书籍专家服务部”，里面有各种进口的原版书和国内影印的书籍，任你选购。里面有沙发可坐，还有茶水招待。可是顾客却寥寥无几。因它距我家很近，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去光顾一次，每次都拎回一摞书。这个服务处也只有一两年寿命。
那时哲学所的主要研究人员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沈有鼎、汪奠基，黑格尔专家贺麟等。金岳霖任副所长，已61岁，还申请入党，于1956年9月支部讨论通过。当时为了表现“百家争鸣”和“开放唯心论”，北大哲学系请金岳霖开设“罗素哲学”，贺麟开设“黑格尔哲学”。这两门课我都去旁听。
要正式开展科学哲学研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研究资料的缺乏。因此，我一到哲学所，就把选购和预订国外有关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的书刊作为我们研究组的一项基本建设。我多次去国际书店查书目，先后选订了近千种图书和50来种期刊。这些书刊半年后陆续寄到。但到了1957年，哲学所全年外汇只有500英镑，就无法多买书了。
到了哲学所，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自由的读书和清谈生活，每天晚上读书到12点，早晨6点半起床，生活既紧张而又闲逸。由于自己的科学业务已荒废了10多年，需要温习和补修原有的基础，而且还要了解科学理论前沿，同时更需要进一步在科学史、哲学史和科学哲学方面锻炼基本功。我常到物理研究所（前身是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其中一部扩建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借书、看杂志，并把自己1948年以前买的一些书全部搬出来，整天钻在书本里，如饥似渴地吞食知识，海阔天空地思索问题。学习情绪很有点儿像1938年家居自学那一年，既兴奋，又超脱。不过那时很有孤独感，而现在却到处有可以谈心的朋友；那时是在彷徨地探索人生道路，而现在却充满自信。
虽然于光远希望我们尽量多读点儿书，不要急于搞具体的研究题目，我还是计划在1957年写出一篇关于运动形态的论文，题目定为“物理学、力学和化学运动形态的相互关系问题”。现在既然要正式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首先必须打破“经典著作”教条的束缚，就这个自己早已思考成熟的问题，花半年时间写出有分量的论文。我把准备工作的重点放在Dal-ton原子论创立的历史和现代的物理化学结构。由于不久政治气候骤变，这篇论文始终未能动笔。
鉴于教条主义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最大障碍，必须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此，于光远原则上也同意。我们认为，苏联专家最多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教条主义堡垒。
对于研究工作，当时自己有一个基本思想，以后也没有改变过，这就是：要搞研究工作，就应该有所发明、创造，应该敢于打破一切旧框框，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否则就是没有尽到责任，是白吃了人民的饭。青年时代我就非常欣赏鲁迅的做“牛”的精神，即“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1945年在报刊上读到徐特立一篇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我也很受启发。他说：“有不少人写文章，你说他错吧，他倒是处处引经据典；说他对吧，却又空洞无物。他们是在搞商品贩卖，不是搞劳动生产。他们所关心的是市场价格，而不是使用价值。”我们应该有吃草的精神，把草消化后生产出奶供人营养，而不能自己光喝现成的奶。
在哲学所一年的书斋生活中，读了不少书，积累了一些研究资料，思考过许多问题，同时也经常看科学新期刊，听学术报告，增加了一些新知识。李政道、杨振宁1956年发表的粒子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曾引起我很大兴趣。胡世华为我们讲解Gödel的不完备性定理，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为了重温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1957年2月我开始重新翻译Lindsay和Margenau的《物理学的基础》，并和科学出版社订了合同。此书1946年曾强烈地吸引了我，我用两个多月时间摘译了4/5。
在哲学所开头一年，是我的学术生涯中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虽然除了关于“百家争鸣”的论述外，我还没有写出一篇研究论文，但在知识、资料、思想上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特别是思想上，敢于吃草，敢于创新，敢于独立思考。这一部分是由于受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百家争鸣”政策的鼓舞，一部分是由于于光远的自由主义的“施政方针”，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青年时代所受的科学训练和爱因斯坦思想的启迪。这里要特别提到于光远的开朗、超脱的领导作风。他每次来哲学所，都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神聊，大部分话题同研究工作无关，但给了我们很多国内外政治、社会信息，更使我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在这个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生活在这样一个舒畅的研究环境中，自然是理想中的理想。可是好景不长，在我到哲学所还不满一年时，骤然刮起了反右斗争的风暴，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梦完全破灭了。
五 反右运动
我在哲学研究所安逸的书斋生活只持续了11个月就中止了。最后一项业务工作是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审校《列宁全集》第14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5章《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的译稿。在当时，为“经典著作”审校译稿，被认为是无上光荣甚至是近乎神圣的任务。任务是交给哲学所的，哲学所交给我和赵中立。列宁这本著作，1939年我买过一个中译本，着重读了同物理学关系密切的第5章。1957年5月下旬，我用了4天时间，根据英译本校了这个新译稿。我所提的修改意见只被采纳了一部分，译稿中有许多明显的错误依然未改过来，如把“缓慢（moderate）速度”误译为“中等速度”，把“电的力学理论”误译为“电力机械理论”。由此可见，那些编译者虽然自知缺乏科学知识需要我们帮助审校，但又很不虚心。他们在“译后记”中写明，我们曾“给第5章的译稿提了许多修改意见”，似乎是要我们为他们的错误和自负分担责任。
反右运动中，我因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分子”。1957年8月1日，科学院召开一整天全院大会批判我和另一个同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3篇文章批判我。哲学所当时仅有工作人员140人，被划为右派的达14人（不包括兼职人员）；其中党员7人（全所党员共40人），而且都是1949年以前入党的。哲学所右派比例之高，在科学院各单位中名列第一。1958年3月1日，吴传启代表哲学所整风领导小组宣布我受“第二类处分”，要去黑龙江密山国营农场劳改，每月发29元生活费。我腰部患有十几年的关节炎，吃不消东北的严寒，只好被迫选择了“自谋生路”。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1957年1月曾向科学出版社签订过《物理学的基础》一书的约稿合同，出版社还预付了360元稿费。当时我约赵中立合作，请他译其中关于统计理论的那一章。这本美国物理学家R.B.Lindsay和 H.Margenau 合著的介乎哲学和理论物理学之间的名著，1946年初我曾翻译了一大半。在荒废了科学业务多年之后，1957年重新捡起来，利用业余时间重译，由于鸣放和反右运动，又搁下了。在得到出版社方面首肯后，我终于又一次把它捡起来，花了两个月时间完成全书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并且重译了赵中立译的那一章（为了统一译文风格）。最后又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写了一篇13000字的“译后记”，在介绍了两位作者的简历和肯定本书4个值得称道的特点之后，着重分析批判了作者的实证论哲学思想，并且扼要而全面地论述了1927年出现的“物理学的第二次危机”（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当时我虽然已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但依然虔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和共产党，学习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所谓“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的语言，尖刻地批判Eddington，Bridgman和本书的作者。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是很粗暴的。可悲的是，自己刚挨了别人很多难以忍受的棍子，而转身在学术问题上也用棍子来打人。更为可悲的，我当时写这个批判完全是自主自觉的，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或暗示。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醒悟到这种心态的可恶和可悲。
1957年6月初我向科学出版社交了稿后就回故乡。想不到2个月后出版社把稿件退给来棣，退稿信中说：此书虽有学术价值，但已“时过境迁”，无法出版。不过，以后事情的发展又出乎意料，这部已被当作废纸的书稿4年后终于被商务印书馆拿去出版了。
（许良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学部”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单天伦
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60周年活动，白春礼院长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成立“学部”的重要意义、“学部”对科学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多家媒体做了报道。这确实是很值得纪念的事，无论是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制度，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成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名单。1955年6月1—10日中国科学院举行“学部”成立大会，共设四个“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其中之一（另三个“学部”是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共有233名学部委员，其中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61人。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副主任为潘梓年。会议听取并讨论了郭沫若院长的工作报告和各学部的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出席学部成立大会并做报告。
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列有十项重点任务，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有两项，即中国过渡时期国家建设中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和近代、现代思想史研究。规划纲要还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各个领域开始建立与发展若干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研究机构及研究工作。大会期间，科学家们还提出建议，希望迅速制订全国科学事业发展长远规划，并把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长远规划结合起来。这个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1956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委派聂荣臻副总理主持制订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科学院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投入很大力量，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担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另一位副秘书长姜君辰后来也调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
1957年5月23—3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聂荣臻副总理出席了开幕式。院长郭沫若做工作报告，各学部负责人分别报告各学部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国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1958—1962），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章程起草委员会。潘梓年报告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两年来的工作，学部委员们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应进行有系统的资料调查、整理、提炼和理论研究。
第一次、第二次全体学部委员会议都是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1958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报了《关于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独立工作单位和调整三个历史研究所机构的请求报告》，报告建议将哲学社会科学部从科学院分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单位，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并建议“学部主任仍由郭沫若院长担任，副主任除由原来的潘梓年、刘导生担任外，另增张友渔、姜君辰二同志为副主任。学部建立党组，党组成员由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刘导生、刘春、尹达、孙冶方、何其芳、刘大年九位同志组成。党组书记由潘梓年担任，副书记由张友渔、刘导生担任”。是年11月6日，哲学社会科学部迁至建国门内大街5号原海洋司令部和炮兵司令部大院办公。从此，哲学社会科学部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部门，与其他几个“学部”相比，除了是学术制度的组织形态之外，更具有了组织管理职能。具有双重职能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建立研究机构的同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科研辅助机构。
此后，在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部于1961年1月、1963年10月在北京先后单独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三次、第四次学部委员扩大会议。
1961年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了学部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及其所属各研究所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各地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等100多人。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二次学部委员会议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讨论了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和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会议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总结、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和各种新的问题，来研究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来整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同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会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研究范围必须广阔，要包括古今中外各个方面，但对于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应当提到首要的地位。关于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大家认为必须注意划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方向下，各种学术上的意见都有广泛的发表自由。各种学术问题都要自由讨论、自由争辩，不但要有批评，而且要有反批评。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要提倡旗帜鲜明、勇于坚持真理，反对模棱两可；提倡有科学分析、有充分说服力的商讨态度，反对简单粗暴的态度；各种不同的学术派别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学术工作者，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反对互相排斥的宗派门户之争。会议还讨论制订了哲学社会科学部1961—1962年重点论著、重要资料整理以及古籍整理、国外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翻译的计划。很显然，哲学社会科学部单独召开的学部委员扩大会议，与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员更广泛，更有宽裕的时间深入讨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关问题。
1963年10月，哲学社会科学部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至今仅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陈毅、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等接见与会人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国际形势，强调要在思想战线上开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在实践中培养、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薄一波副总理在会上做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宣部副部长、学部委员周扬做了会议主题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审定的。会议实际上是传递党和国家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声音，彰显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出党和国家通过哲学社会科学部推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和组织开展研究工作，客观上反映出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国家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中心地位和组织者、指挥者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之后，“学部”在研究机构建设、学科建设，在组织管理机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建设性的工作，使“学部”逐步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体系的独立科研单位，为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55年6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之前，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6个直属院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50年4月），社会研究所（1950年6月，1953年改名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1950年6月），考古研究所（1950年8月），历史研究一所、二所、三所（1954年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改作三所。1960年一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三所恢复原名近代史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之后，又陆续建立、接收、调整扩建了一批研究机构，到1977年5月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共有15个研究所，新增了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新建设》杂志社这10个研究所和一个杂志社。如果加调整后合并的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所，成立后划给中联部的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组建的研究所是12个。尽管经调整变动，但在“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仍有15个研究所和1个杂志社，有职工（包括研究人员、科辅人员和管理人员）约2200人。这其中有一批从全国遴选调集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如范文澜、潘梓年、陈垣、陆志伟、金岳霖、贺麟、陈翰笙、郑振铎、罗常培、冯友兰、侯外庐、顾颉刚、罗尔纲、夏鼐、梁思永、尹达、吕叔湘、刘大年、丁声树、冯至、何其芳、钱锺书、俞平伯、唐弢、包尔汉、骆耕漠、狄超白、严中平、任继愈、翁独健、向达、钱俊瑞、张友渔、孙冶方、钱宝琮、李俨、黎澍等。这些学术大师，不仅个人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而且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风形成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赢得了哲学社会科学部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望。他们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财富和骄傲，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财富和骄傲，我们在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成就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成果。
此外，哲学社会科学部时期还创办、编辑出版有《历史研究》《考古学报》《考古》《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学评论》《中国语文》《世界文学》《民族研究》《新建设》等刊物，在学术界甚至在社会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这些刊物除《新建设》“文化大革命”后没有恢复，其他刊物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要刊物，有些是社会科学核心刊物。
“学部”这笔“财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得到了传承和发展，而且至今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座学术殿堂的重要支柱，是优势所在。
基于上述史实，所以我在给科研局同志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历史时，表示赞成蔡美彪、张海鹏、林甘泉、王仲殊、陈筠泉、侯精一等同志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起点应为1955年6月1日建立“学部”时起算。
我在介绍中根据主要领导办院的指导思想，党组确定并为之奋斗的院的目标模式，采取具有特点的重要举措，把社科院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即郭沫若、潘梓年时期（1950.5—1977.5），胡乔木、马洪时期（1977.5—1985.5），胡绳、王忍之时期（1985.6—1998.2），李铁映时期（1998.2—2003.1），陈奎元时期（2003.1—2013.4），王伟光时期（2013.4—）。郭沫若、潘梓年时期又分三个阶段，即1955年6月学部建立之前、1955年6月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包括1975年7月林修德三人领导小组进驻学部时期。
归结起来，我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从1955年6月起算，理由有四：
第一，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呈报的请示报告是改名，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也明确表示“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即日起用新名称”。请求件和批准件，都是改名，不是新建或新成立。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部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机构、人员、学科都是很重要的基础。即使是后来新建的研究所，其中相当一些研究所如工经所、财贸所、农村所、数经所、南亚所、人口所、城环所、政治学所、边疆研究所等，都是在“学部”时期成立的老所中的某个研究室或以某些人员为基础扩充建立的。“学部”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骨干，如刘国光、汝信、邢贲思、陈筠泉、林甘泉、李学勤、陈高华、王庆成、余绳武、李宗一、张海鹏、王仲殊、任式楠、徐萍芳、刘庆柱、张椿年、廖学盛、董辅礽、周叔莲、陈吉元、田雪原、张卓元、何建章、赵人伟、王叔文、王家福、吴大英、刘海年、照那斯图、杜荣坤、邓绍基、张炯、张羽、吴元迈、黄宝生、刘坚、刘魁立、李琮、谷源洋、裘元伦、杨圣明、黄长著、黄心川、陆学艺、于祖尧、李惠国等，也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所的主要领导和学科带头人，还有像蔡美彪、丁守和、张长寿、佟柱臣、刘起釪、张泽咸、朱寨、贾芝、钱中文、刘世德、樊骏、吴宗济、杨季康、陈燊、陈毓罴、柳鸣九、高莽、董衡巽、吕大吉、余敦康、金宜久、杨曾文、瞿同祖、道布、朱绍文、李步云、汪敬虞、汪海波、周定一、巫白慧、叶秀山、赵凤岐、梁存秀、徐崇温、黄绍湘、耿云志、杨天石等，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学科的领军人才，中坚力量。
第三，从研究机构到管理机构也都是已具规模、自成体系相当完备的独立单位。
第四，几乎所有的单位在讲述自己历史时都追溯到源头。这是通常的做法。甚至尽可能地把自己单位的历史向前追，将历史说得悠久些。江苏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都是同样校龄，同日校庆，因为都追溯到同一个源头。就社会科学院系统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除北京、西藏、青海三地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上海（1953年建）、陕西（1958年建）建立有社会科学院，其他24个省市自治区于1950年（河南）至1964年（广西、甘肃）先后建立了研究所（黑龙江开始叫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也改称研究所），“文化大革命”都被冲垮或被撤销了。直到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出任院长，联合教育部，主持制订《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广泛发动全国各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反复深入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转发全党全国，即人们熟知的中共中央48号文件；一个是呈报国家计委并根据国家计委意见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对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展规划的综合意见》。在这期间和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原来有研究机构的恢复了，没有的也新建了，并先后升格为社会科学院。他们的院龄都不是从改名算起，而是无一例外地追溯到源头。就是我院在1977年5月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的15个研究所（包括1977年10月30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划归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无论是1955年6月成立学部之前成立的研究所，还是1955年6月之后至1977年5月间成立的研究所，它们的所龄都是追溯到源头。
我的发言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可称之为里程碑，大大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较哲学社会科学部有很大发展，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我赞成蔡美彪等先生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应从1955年6月1日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起算。这是历史事实。
（单天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研究员）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推动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
周叔莲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说，的确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因为从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1977年诞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由哲学社会科学部更名而成立的。今天我们纪念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6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好的传统，以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部一开始只有经济、语言、考古和近代史四个研究所。学部成立时，我已在经济研究所工作。我是1953年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毕业公布分配名单时，我问经济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经济系许多老师都不知道。只有蒋学模先生说，它可能是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更名成立的。当时的经济所在社会上还没有什么影响，全所只有30来个人，分经济史组和现实经济组两个研究组，但是两个组的研究任务也不明确。我先被分配在经济史组，不到一年又被分配到现实经济组。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先后参加过经济史、统计、手工业、畜牧兽医、水土保持等调查研究工作。1954年，狄超白先生来经济所担任所长，他又从外面聘请了几位专家来所工作。1953年，国家开始给经济研究所分配大学毕业生，包括我在内共分配来了四位。1954年又分配来近十位。学部成立时，经济研究所已有60多人。所里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组、经济史组、农业经济组、手工业经济组、生产力配置组，还编辑出版了《经济研究》杂志。
狄超白所长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学部成立后，经济研究所的发展也就更快了，名气也越来越大了。所里又从其他单位聘请了更多的学有所长的专家，国家又抽调多位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干部来所工作，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也被分配来了。从苏联毕业回国的第一位经济学副博士罗元铮也来到经济研究所工作。在我的印象中，经济研究所的规模接近200人。新组建了国民经济平衡组、工业经济组、财贸经济组、经济思想史组、世界经济组等研究机构。除了《经济研究》外，又创办了《经济学动态》杂志。
1977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时，经济研究所的工业经济组、农业经济组、财贸经济组均独立出来，分别建成工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和物资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财经战略研究院）。1979年我从经济研究所转到工业经济所工作。当时工业经济所只有工业发展、企业管理、国外工业3个研究室。而现在工业经济所已经有了工业发展、工业运行、产业组织、投资市场、资源环境、能源经济、区域经济、企业管理、企业制度、中小企业、财务会计11个研究室。出版了《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学人》等杂志。现在全所在职人员将近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于2006年成立了文学、历史、经济、社会、国际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六个学部，从规模上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大扩展了，学科也更齐全了。它之所以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和学部20年的发展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推进了人才培养工作。经济研究所1956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孙尚清、何建章、田光等人就是被招为研究生来所的。由于专家多了，新来的大学生多了，所里就实行专家带助手的制度。我记得骆耕漠就带过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学问。张卓元、桂世镛都做过孙冶方的助手。
经济所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地调查。曾在河北昌黎县农村办试验田，写过全国闻名的关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那时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研究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很高。桂世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用一个小时学习《资本论》。长期的坚持使他既提高了理论水平，又增加了专业知识。他后来成了孙冶方的得力助手。
经济研究所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新兴学科的引进和建设。1959年2月，孙冶方访问苏联。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运用经济数学方法进行经济研究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国后，他写报告要求在中国也开展类似研究，并获得批准。后来，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组（室）内设立了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它就是今天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前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继承和发扬了重视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这是我后来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所深切感受到的。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推动了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当时经济学科的学部委员较多，他们中有于光远、薛暮桥、骆耕漠、陈翰笙、王亚南、郭大力、许涤新、钱俊瑞、沈志远、千家驹、陶孟和、王学文等。他们对推动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一度比较活跃。例如讨论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再生产等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学部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学部的改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运而生。各学科的科研人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对“四人帮”炮制的歪理邪说进行批判和清理，推动了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清除了“四人帮”对学部造成的恶劣影响。经济学科的科研人员积极投入到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当中，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涉及的领域主要有：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革新经济学方法；等等。
回顾“文化大革命”前旧学部20多年的发展历史，既有很多经验，也有很多教训。我在从事经济研究的工作当中，深刻体会到一点：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孙冶方的许多著名观点大都是在实行“百家争鸣”的气氛中提出和发表的。而当禁止或限制“百家争鸣”时，经济学界就比较沉闷甚至鸦雀无声。科学研究是探讨和追求真理，探求真理难免会犯错误。对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必须宽容，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用“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办法加以解决。
现在，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情况和问题更加复杂和艰巨。我们纪念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60周年，要认真吸取它在成长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更加努力地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更大的成绩。
（周叔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考古所与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5]
——纪念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60周年
王世民
考古所是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第一批筹备建立的研究所之一，1950年8月1日正式成立。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四个学部时，我们所正、副三位所长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郑振铎所长和尹达副所长是兼职的，实际主持工作的夏鼐副所长刚满45岁。
中国的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比较年轻的一门学科。虽然古物收集与研究在中国肇始较早，北宋时代形成金石学这种注重古代铭刻的学问，但是迟至20世纪初期现代考古学思潮才传入中国，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则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还不满100年。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考古学仅有初步发展，科学的考古发掘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点，全国仅有十来位田野考古专家（包括1949年初去往台湾的考古学家），总共出版过十来本田野考古的书刊。因而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基础十分薄弱。
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中国科学院成立伊始建立的考古研究所，主导了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进程。而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以后，考古所进一步加强诸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则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考古所建所之初，将大力开展重点的田野考古和在实践中培养年轻干部，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当时，周恩来总理任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郑振铎，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身份兼任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两位大陆仅有的既在国外经受过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考古专家出任副所长。当时，卧病多年的梁思永先生，在病床上主持日常所务；唯一能够亲临第一线的夏鼐先生，则以较多的时间，亲自率领年轻的“小伙计们”去野外摸爬滚打。而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家建设高潮，为了培养急需的考古人才，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文化部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创办历史系本科的考古专业，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先生连年亲自讲授最基本的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另有多位专家为北大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讲课。考古所还派遣苏秉琦先生，长期主持北大考古专业。考古所还承担北大考古专业和考古训练班的田野实习，由得力人员手把手地传授考古工作技能。这样就将考古知识和考古技能迅速普及全国，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田野考古骨干。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考古所集中力量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及内蒙古东南部地区，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调查发掘，为判明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类型、分布、分期和相互关系，逐步建立完整的发展谱系，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全面地揭露了西安半坡等一系列原始聚落遗址，以及氏族公共墓地。1955年科学院举行四个学部成立大会时，考古所人员在会上做了关于半坡遗址发掘情况的报告，曾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历年来，考古所在安阳殷墟和西周丰镐地区，在汉唐时代的两京（长安、洛阳），北京的金中都和元大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勘察发掘，探讨中国古代都城的形制、布局及其演变规律。这段时间，徐旭生先生以古稀之年，在初夏时节前往河南西部地区探寻“夏墟”；孱弱的黄文弼先生，年逾花甲仍远道去新疆，率队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夏鼐先生抱病对北京明定陵进行现场指导，特别是在定陵发掘的最后时刻，深入阴暗潮湿的墓穴十多天、匍匐进行万历皇帝和皇后棺内珍贵文物的亲手清理，尤其令人感动。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我们根据科学院编撰“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的部署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安排，由夏鼐先生主编、集体撰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以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的丰富考古成果，于1962年出版。这部书，虽然只有十几万字，却是第一部中国考古学的综合性论著，曾在国内外产生相当的影响，迅速被日本考古学家翻译出版。我们曾自行将其译成英文，英国方面也曾要求出版，后因“文化大革命”延误而未能实现。这段时间，夏鼐亲自开拓了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土文献的研究方面，陈梦家先生撰写的《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至今仍是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方面最好的通论性著作，《汉简缀述》则开拓了汉代简牍的考古学和文书学研究的正确道路（后二书，是陈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不幸罹难后，由后辈学者整理出版的）。陈梦家先生还负责筹划编纂《殷周金文集成》（“文化大革命”后由后辈学者继续进行编纂，全书18册，于1984—1994年陆续出版）。
为了造就严肃认真的优良学风，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成果的把关非常重视，截至20世纪70年代，所内外的二三十种考古报告和专著，从建所初期的辉县发掘到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考古所主办的《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几乎都在出版前经过他的仔细审阅，无论学术观点的审定，还是文字、标点、图表和外文提要的核校，都要求得十分严格，他为此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考古所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建制独立以后，仍然与中国科学院保持相当多的联系。我们通过科学院器材局，调配、购置仪器设备。《考古》和《考古学报》，直到两三年前一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考古所还在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方面得到科学院的支持，曾经几次从科学院系统调进人员。开始是从物理所调进被错划“右派”的一对夫妇，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使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继而又从化学所调进分析化学人员，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调进体质人类学专家和动物考古人员，以丰富中国考古学研究。我们还委托上海的硅酸盐研究所，进行古代陶瓷的工艺研究。同地质等研究所也有一定的关系。郭沫若院长本人更对考古所关怀有加。“文化大革命”期间，郭老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责成考古所人员协同河北省文物单位进行满城汉墓的发掘，第一次完整地复原金缕玉衣；北京地铁工程中在西直门发现元大都的和义门瓮城城楼基址时，年近八旬的郭老两次亲临现场，登上城楼视察，使我们获得两三天的缓冲时间，抢救性地进行必要的记录。后来，又是郭老亲笔向周总理打报告，使《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三个刊物，在1972年率先恢复出版。
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前后，考古所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本所人员集体撰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组织所内外人员编撰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对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多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进行不同形式的全面总结。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出版。这两部综合性的考古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业已建立的重要标志。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进入更加成熟的全面发展新时期。最近30年来，考古所人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致力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学科结构，曾先后参与和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以及列入院创新工程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在利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新的进展，多种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级和社科院的大奖。其中，集体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已陆续出版了新石器时代、夏商、两周、秦汉四卷，合计达464万字（全书出齐将1000万字），是中国考古学界前所未有的巨著。考古所的田野考古在地域上不断扩大，不仅派考古队前往过去未曾开展工作的地区（全国除台湾地区外的各个省区及香港、澳门地区，都曾做过考古发掘），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除在国内进行的多项中外合作考古外，还曾走出国门，前往德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发掘，在国际考古论坛上不断发出我们的声音。本人作为一名退休20年的老兵，展望未来，感到无比喜悦，一定要为考古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进一步辉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发挥余热，贡献一分绵薄的力量。
（王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纪念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举行
张凤娜
本报讯（记者张凤娜）6月19日（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主办的纪念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6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汝信，原副秘书长单天伦等做主题发言。座谈会由院老专家协会会长张椿年主持。
蔡昉说，195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在这里凝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培养了一批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77年，经党中央批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自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始终充分发挥着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3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和60年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传承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精神和传统弥足珍贵。希望我们以此为契机，继续弘扬优良传统，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
随后，蔡昉介绍了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实施情况以及新型智库建设情况。他说，我院创新工程自实施以来，总体看，效果十分显著，科研数量大幅度提高，拿得出手、经得起检验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提出的政策信息、决策咨询报告也显著增加，院“三个定位”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好的体现；我院的智库建设将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以深厚的基础研究为后盾，进一步部署工作，继续履行加强智库功能，为党中央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和重大理论直接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局长刘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局长助理王子豪、离退休干部工作局局长助理曾军、院团委书记闫小娜等出席座谈会。
与会者表示，学部的成立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走上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师来到这里，他们胸怀祖国、治学严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造就了大批学术人才，创作出了许多优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这些学术大师既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财富和骄傲，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财富和骄傲。
“把哲学社会科学部办成社会科学最高的研究机构，把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院。”在汝信的记忆中，从学部成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这一思想一以贯之。
张椿年则表示，我们今天纪念学部成立60周年，目的是要铭记学部的历史作用，缅怀大师们的学术风范，发扬学部的优秀传统，为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服务。
院老专家协会部分成员、各单位离退休专家学者代表、青年学者代表80余人参加座谈会。
（张凤娜，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