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贺吾师仁之先生百岁喜寿诞辰，学习吾师仁之先生三大治学风范
2011年即将到来的12月6日是吾师侯仁之先生百岁喜寿诞辰。作为他的一名“文革”前的入门弟子心中自是不胜欣喜！回忆起近半个世纪来受到仁之先生在治学与为人方面的亲炙浸润，常常心潮澎湃，思绪激荡！尽管仁之师八十寿辰前我曾撰一长文《师教琐记——为恭祝我师侯仁之教授八十华诞而作》（载于史念海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辑“恭贺侯仁之教授八十华诞专号”上），详叙了1962年春我在中山大学读到仁之师那篇被公认为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奠基之作的论文《历史地理学刍议》，大受启迪与激励，决心投师侯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于翌年报考侯师的研究生，竟如愿以偿得以进入燕园，之后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学习与科研实践诸多方面得到侯师耳提面命、言传身教的悉心教导以及“文革”后在他多方帮助下专业归队，来到他的挚友史念海先生领导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等种种难忘情节；在侯师九十寿辰前撰一联，上联为“史学眼光地学视野奠定学科理论基础”，下联为“仁者胸襟智者识见倡扬一代学术风范”，请著名的书法家、陕西师大曹伯庸教授以楷体书就进献给侯师；2010年12月5日在北京大学为侯师百岁寿辰举行庆祝会，会前我曾撰七律一首（姑且不计较用词遣字是否符合韵律平仄，认定为七律诗吧）。全诗如下（所附注释置于全文后）：
恭贺吾师仁之先生百岁诞辰
吾师长寿逾百年，[1]神态飘逸人中仙。
培植弟子弃旧途，传承学脉开新篇。
该诗撰成后我也请陕西师大青年书法家微末（本名沈兰荣）以草体书就，由尹钧科学弟装裱后送于祝寿会场。
此外，我还先后撰写了《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和统万城遗址的考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专辑《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2003年6月）、《倡扬学术民主的一个范例——记侯仁之院士坦承对城川古城定名有误之感人事迹》（载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等文，以倡扬仁之师深邃的治学理念与崇高的学术风范。然而面对就要来临的2011年12月6日这一喜庆日子，我感到过去所写的尚只是对侯师治学与为人的事迹陈述（当然仅为一部分），现在还需要在以往陈述的事实基础上，再作更深层次的剖析。基于这一认识，经我多年对仁之师治学实践与理念亲身感受的深入思考，拟从他具有的开创的精神、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三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是开创的精神。仁之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开创精神在他毕生治学实践中时时处处都有体现，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当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上。这当中又以下述两篇论文作用最为显著。
其一是1950年7月发表于《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1期上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这是仁之师于1949年夏初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9月底回到北京不到一年时间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针对我国古老的沿革地理学在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倡导成立禹贡学会后所取得的多方面重大进展的实际情况，吸纳了西方英、美等国历史地理学家，特别是他的导师达比教授有关这门新兴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还结合他在利物浦大学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的心得体会，郑重地提出：“旧日大学里被称作‘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应该尽早改为‘历史地理’。”正是在此文的推动以及他身体力行的带动下，我国一些高校纷纷将原开设的沿革地理课改为了历史地理课，或新开设历史地理课。自此，历史地理学也就在我国这一东方沃土上扎下根基茁壮成长起来。
其二是1962年3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8卷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该文深刻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与学科构成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特别强调要着重结合人类历史时期人为活动与地理环境变迁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这实际上已明确宣示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为“人地关系”理论。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仁之师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促成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正式建立；而《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则奠定了历史地理学之学科理论基础，并由此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全面蓬勃的发展。所以这两篇论文在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与作用。
当然在上述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之后，仁之师在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建设上还有不少新的建树。诸如1978年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80周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地理学分会上作的题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阐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之“历史时期”要扩展到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开始产生日益显著影响时，就是地质史上的“中全新世”或考古学分期上的新石器时期中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一文中倡导的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相互结合开展统一的综合的研究等，无不映射出仁之师开创性的思想火花。它们对历史地理学之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均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继之是开阔的视野。仁之师于1932年秋参加北平燕京大学特别考试，因成绩优异获四年奖学金得以到历史系学习。后因参加了禹贡学会，本科毕业后留校作顾颉刚教授硕士研究生，并兼任顾颉刚先生所任历史系主任助理，协助顾先生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常到北平郊区进行现场调查，又曾赴坝上张家口与黄河河套地区进行考察，这就使他的专业领域超出史学范围。抗日战争胜利后仁之师赴英国留学，师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已跨入地理学领域。1949年9月回国后，先曾应梁思成先生之邀至清华大学建筑系讲授城镇地理基础课，后至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出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在领导该系所设的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地貌学、古生物学、地质构造学、岩石矿物学6个专业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中使他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自1960年夏起连续几年赴西北沙漠地区进行考察研究后，为探寻沙漠中的遗迹与文物，借之研究一些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形成、演变之历程，仁之师又主动邀请考古学家参加工作，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效果。因而他在之后写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中（该文收入仁之师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曾深有感触地写道：“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在探讨现代地理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文物考古工作者参与协作，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就很难圆满解决。”同样，仁之师为了全面推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充分完成历史地理学肩负的研究任务，也十分强调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与地质学工作者，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纪地质学工作者协力合作。正是因为仁之师具有如此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历史学与地理学、地质学（二者可合称为“地学”）以及考古学（以前我国教育部颁行的学科目录将之归属到历史学，2011年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集纳于一体，所以方能在历史地理学之理论建设以及他具体进行过的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沙漠地理等分支学科研究中取得创新的成果，他由此也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推进历史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他不仅自己具体践行，而且也将之传授给学生。例如，我于1963年秋进入燕园后，他一方面亲自给我讲授历史地理学理论课与中国疆域沿革史等专业基础课；另一方面安排我到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地质学专业着重学习考古学与第四纪地质学课程，我从中亦受益良多。所以“文革”后我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后，在协助史念海先生培养研究生以及我后来独立培养研究生时，也遵奉这一理念。对大学本科学历史学的学生，让他们加学地理学方面的课程；而对大学本科学地理学的学生，则让他们加学历史学方面的课程，以促使青年学者能充分适应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发展的需要，胜任有关科研工作，成为出色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
再者是开放的胸襟。仁之师一贯将学术成果视为社会之公器，不将之当作为个人争名逐利之私有财富。正因为他有着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就使他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既十分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又能虚心听取批评问难，以使其研究成果能为人类增添知识宝藏，为社会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所以他的学术论著一旦推出问世，都能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学术界与社会的商榷、评论，并服膺真知灼见，择善而从。其中最令人敬仰的例子就是他在“文革”中发表于《文物》1973年第1期《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一文中，坦然承认他刊载于《地理》月刊1965年第1期上的《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一文将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东南端城川镇的“城川古城”定名为唐代的旧宥州城“是错误的”，并采纳了我于1965年夏再次前往城川地区进行历史地理综合考察与研究后所得结论，即前述“城川古城”当为“唐代元和十五年（820）以后的新宥州城”。应该予以特别说明的是，我的这一见解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也没有向仁之师正面提出；而是1965年暑假当我遵奉仁之师的安排只身一人在城川地区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气候、地貌、河湖、植被、土壤与城川古城及其附近地区古代遗址、遗物（如古代钱币等）考察，工作已近尾声时，突接系里电报通知，命我立即结束工作返回学校；当我数日后回到学校后一位系领导告诉我，因我父亲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学校认为我不能继续研究生学习，要我参加当年本科毕业生分配，尽快离开学校。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我只能服从。于是在赶写出考察报告《对城川地区湖泊古今变迁的初步探讨》后，将该报告连同在城川地区采集的一箱拟做孢粉分析的土样送呈仁之师，不久即匆匆离开燕园前来西安工作。之后因是在陕西省水利厅属下的水土保持局任职，远离了历史地理学学术领域，所以对上述情况从未对人道之。不曾想到，过了将近八年，仁之师在1971年10月从江西省鄱阳湖滨之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回到燕园，1972年应约于“文革”爆发后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即将仅仅他知我知的城川古城定名事在论文中原原委委和盘托出，没有丝毫遮掩躲闪辩白解释，其真诚坦然之情跃然纸上，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令我肃然起敬！这在当时神州大地上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科学民主精神被横扫殆尽，野蛮愚昧言行充斥于世的时代氛围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该期《文物》印出发行后不久，我即在1973年春夏之交收到仁之师邮寄给我的一本。当我读到仁之师论文中那条详叙城川古城定名经过情节的注释时，内心所感受到的震撼真是难以名状！当然我从中也深深感悟到，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是多么的伟大！自那以后我也下定决心，一定以仁之师为楷模，终身学习笃行他这种精神；并在1982年1月专业归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后，给自己确立了在学术研究中“不怕有人提出不同见解进行争鸣、不怕有人指出错误进行批评、不怕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三不怕”的准则。
当然，面对学界的辩难与批评，仁之师对一些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在认真听取后仍然坚持自己见解的同时，也注重从不同的意见中确立新的突破口，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演变问题，面对有学者认为该沙地史前时期即已存在的不同观点，他毫不为之所动，只是更为坚定了朝着既定研究方向继续加强工作的信心。可惜的是这方面工作因“文革”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了十几年。
以上所述仁之师在学术研究中遵循的开创的精神、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三大治学原则，是他自青年时代求学燕园起，直至耄耋之年时，始终坚持不渝的。这也就使他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一株永葆青春的不老松，始终充满激情与活力，每项成果都闪耀出创见与新知。现在我们在敬贺他的百岁诞辰，衷心祝贺他长寿更长寿之际，我们作弟子的，以致他的后辈学人，还当认真学习他那三大治学风范，以使我们个人终身受益，也使我国整个历史地理学术园地繁花似锦，长盛不衰！
2011年8月23日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走进侯仁之——恭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1] 吾师侯仁之先生，诞生于1911年12月6日，即将满99周岁（因本诗作于2010年11月12日），按通例习俗可称百岁。“逾百年”者含祝愿之意也！
[2] 仁之先生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倡导“跳出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并身体力行，先在北京城郊，后又奔向大西北沙漠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充分表明他治学既注重史籍文献考证，又重视野外实地考察。而他治学的根本目的是在推进学科发展，为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
[3] 仁之先生在1962年3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8卷第1期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强调指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在人类历史时期是经常变化的，而其变化又主要是在人为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要复原历史时期之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探寻其发展演变的规律。这一理论观点，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界研讨学科理论的先河，奠定了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的坚实基础。
[4] 仁之先生在1950年7月出版的《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论文。该文在主张将当时我国大学里开设的“沿革地理”课程改为“历史地理”课程的同时，还以北京城为例，阐明了研究城市产生形成，必须从复原城市形成时之地理环境入手，从中探明这座城市之所以在当地兴建的地理环境上的条件与原因，并以之作为起点来揭示这座城市发展特点与变迁规律。这一见解不仅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指明了研究的科学途径，还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地理学之“人地关系”理论。
[5] 仁之先生自1958年出席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西北六省区治沙会议”后，从1960年起先后多次赴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西榆林地区毛乌素沙地进行考察，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从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出发，不仅阐明我国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由于受到人为不当活动影响加剧了沙漠化之规模与范围，还论证了我国北部贺兰山以东地区一些沙漠实际上是在人类历史时期主要因为人为不当活动，再加上自然因素自身变化而形成的。也就说明了我国沙漠不全是在史前地质时期形成的。他的沙漠考察实践活动与这一理论观点不仅开创了历史地理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沙漠历史地理学，而且还给沙漠学研究与治理工作注入了新的理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