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其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一门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在他撰写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1]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入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在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同时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一方面则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开始进行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2]。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的环境史。迨到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院士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3]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大册[4]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5]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丰厚的史学以及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 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前一问题的论述已可明显地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6]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见前引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 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相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为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学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个“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
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7]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以后到1997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衣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系统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即下图[8]：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1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系统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9]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的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系统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见前引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所以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论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设定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可行而有效的途径。
四 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纂修中设置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而且除在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21世纪初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志”，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教授及笔者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红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的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一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入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有清一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工作，也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各地之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从《清史·生态环境志》的纂修工作中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倡议我国各级行政区域在修编各自的地方志时，增加“生态环境志”，将本辖区内整个历史时期或近现代的主要生态环境变迁状况据实记录下来。很明显，这样动态的生态环境志比现有的地方志设置的静态的自然地理志能更深刻地反映环境特点与人地关系实质，也更有利于当地的生产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可以预期，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我国各级行政区域修编的地方志中补上了这一部分鲜活的内容，再加上一大批环境史学家与相关学科专家对我国环境史的专门性、区域性与断代性的深入研究，一部大家十分期待的规模宏大、体例完备、内容翔实、论析精准的《中国环境通史》就可积渐而至，应时而出。
2005年10月10日
（原文刊载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
[2] 详见杜瑜、朱玲玲编《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1900—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270页，“历史自然地理”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竺可桢：《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国风》1933年第2卷第4期；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禹贡》1934年第1卷第2期；姚宝猷：《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之另一研究》（指对象和鳄鱼产地变迁的考证），《史学专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程伯群：《中国北方沙漠之扩张》，《科学》1934年第18卷第6期；顾颉刚：《说丘》，《禹贡》1934年第1卷第4期；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史语所集刊》1930年第2卷第1期；李素英：《大野泽的变迁》，《禹贡》1934年第1卷第9期；黄文弼：《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禹贡》1936年第5卷第2期。
[3]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4] 该图集由地图出版社于1982年10月出版了第一、二、四、五、六、七册，后又于1987年4月出版了第八册，1990年2月出版了第三册。
[5] 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6] 参见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第125—126页。
[7] 该文之摘要先登载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之论文集《自然地理与环境研究》，全文则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于1994年7月出版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第1辑。
[8] 该文载于由笔者与D·Vajpeyi教授联合主编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9] 载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胡春惠主任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陈璋津教授主编《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列入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文丛书系列143），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