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科理论探索之创获
论中华文化传承与地理环境变迁之关系
——兼论面向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
一
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自新石器时代初期起，在近八千年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创造了震烁古今辉耀环宇的古代文明。尽管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特别是自秦始皇帝扫灭群雄，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国家之后，王朝时相更迭，国势屡有盛衰；然而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却代代相传，一脉相承，不仅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未曾稍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多次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支撑起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由乱而治，由衰而强，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相应的是，广袤辽阔的中华大地在这一人类历史时期，由于自然因素本身的变化，特别是又加上人为活动的影响，不论是自然生态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值此世纪之交，当人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面对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冲击下，世界各大区域文化将如何发展以及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形势下，人类将如何应对等重大问题，自然会十分关注古老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地理环境变迁之相互关系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包含有：中华文化历数千年久传不衰，与中华大地之地理环境有何关系？中华文化对历史时期中华大地上之地理环境变迁有何影响？面对当前生态环境严峻的现实，中华文化有无需要反思自省处等。这些问题既宏大，涉及的内容也很复杂，但也均与历史地理学之基本理论问题，即“人地关系”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作者不揣浅陋，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与阐释。
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其传承绵延相续，未曾断绝，史籍昭然可考，已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不争的史实。古代世界上出现过的另几大古老文化，有的早已死亡，如北非的埃及文化、西亚的巴比伦文化与美洲的玛雅文化等；有的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中途却死亡过，如南欧的古希腊文化等。唯独东亚之中华文化，虽屡经历史风雨的侵袭，也曾有过曲折的行程，却始终与中华民族并存共荣，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唯一未曾中断死亡的常青树。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中华大地独具之地理环境特点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从宏观整体的地理环境论，中华大地西倚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邻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境内四横三竖的高大山脉，构成她的坚固骨架；黄河、长江等众多河流，构成她的血脉经络；平远坦荡的高原、平原，大大小小的盆地、谷地，构成她的丰腴身躯。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与中华文化的孕育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空间与环境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她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大部分处于温带、暖温带与亚热带，这较之热带与寒带都更有利于人类的生活与发展；同时她又处于东亚季风区，多变的气流与雨带，较强的大陆性，既给农林牧业生产带来了必需的雨水与热量，但季节更替与降雨量变化频度、幅度过大，也易造成旱涝霜冻灾害。这虽对居民之生产、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但也锻炼了中华民族战胜自然灾害，追求更大发展的精神勇气与智慧才能。上古先民既祈盼风调雨顺，也大力治水治田，以达到“水旱从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同时中华大地周围环境并不闭塞。其东边之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有可靠的史料证实，早在夏、商时期海滨先民即有海上交通活动。[1]而北部与西北部之草原大漠，公元前6世纪时，即已开通了横跨欧亚草原的丝绸之路。[2]西南方面，虽有高大的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脉分布，但公元前4世纪时已实际存在一条由巴蜀通过滇西至东南亚与南亚的交通路线。[3]由此可见中华大地早在远古时代，就通过陆路、海路，与欧洲、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等地区开始了政治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这显然对中华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从微观区域的地理环境论，正如前面已论及的，中华大地面积广阔，地貌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各区域自然地理状况分异明显。这一区域地理环境分异格局，既给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也给缤纷多彩的区域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我国区域文化丰富多样，举其大者即有河洛、三秦、陇右、三晋、燕赵、齐鲁、荆楚、巴蜀、吴越、八闽、岭南文化等，而且其下还可细分。这些区域文化，既有共性，即均以儒家思想作为主体，且均具开放性与兼容性，因而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同时又各具自身之个性，而且还达致“和而不同”[4]之境界。中华文化之各区域文化之所以能“和而不同”，尽管与各区域之民族组成及政治斗争、政权分立等因素有关；但与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互异以及高山大河之阻隔也有一定的关系。班孟坚在《汉书·地理志》中，论述各个区域之风俗时，首述其分野、四至，次及其历史沿革，再论其自然环境特点，因而在继论其风俗文化状况时，其特征就分外鲜明。足见其识见之卓越。当然我国各地之区域文化，其形成都有一个过程，而在历史时期各区域文化也都发生了一定的衍变。实际上，各区域文化之形成、衍变，也都与其所在地区之自然环境及其变化有相当之关系。应该说，中国各区域文化，长期以来共存共荣和谐相处，拥有相同的文化因子，即儒家思想，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彼此间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这也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一个原因。[5]由此可见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地理环境之分异与各具特征，确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可知，不论从中华大地之宏观整体或是微观区域之地理环境特征论，中华大地特有之地理环境条件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持续至今之传承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可说中华大地之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就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基础条件。
三
在古老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而传承不绝之中华文化也对中华大地之环境演变施加了明显的影响。
前已述及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对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其对中华大地环境变迁之影响论，则主要集中在对人地关系的阐释及其嬗变上。而其所造成的影响，则又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与消极的破坏性的两个方面。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先民们通过长期的农牧业生产实践，积累了大量的观天象、辨土性、识草木以及兴修水利、发展航运、择地建城、选线修路等地理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由先哲们总结概括了一些有关人地关系的学说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孔子的“畏天命”[6]、孟子的“天人合一”[7]及荀子的“制天命”[8]三者。实际上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与代表性人物，所以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他们的人地观对后世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畏天命”的人地观远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反映了远古时代居民们生产力与科学知识水平低下，屈服于自然力，将自然灾害归因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殷墟卜辞中有“帝其令雨”[9]“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10]。说明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晴雨变化与雨量多少以及收成的好坏都是上天（帝）掌控的事情，人们只能向上天（帝）祈求。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又加以发展，提出“天人感应”论，更将这一观点推向极致，将人间的种种灾异，均视作上天的“谴告”，这就严重束缚了人们改善环境，抗御灾害的活动，造成消极的影响。后世中国农村修建的众多的土地祠、龙王庙及祈雨、禳灾等活动，均是这一人地观之反映。
“天人合一”之人地观，按张岱年先生的阐释，初源于周代，从先秦时代至明清时期，被历代大多数哲学家所宣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特观点。其要点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有规律的，人也得服从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界应和谐发展。[11]尽管近来有学者认为以“天人和谐”解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是对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误读。[12]然而在孟子的论述中，确有人地和谐思想。如在《孟子·梁惠王》中述及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又如在《孟子·公孙丑》中所论及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就是主张要遵循自然规律，善待自然环境，崇尚“天地人和”。以后北魏贾思勰在他写的《齐民要术》一书中揭示了“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的著名论点；清代刘继庄在所著的《广阳杂记》中提出要注重研究“天地之故”，也即人地关系，均是“天人合一”人地观之发展。与“畏天命”人地观相比较，这是一种积极的科学的人地观，也正是因为在历史上有这种人地观存在，促使先民们在兴修渠道、运河、堤防、陂塘等水利工程，创建区田、梯田、圩田、坝地等丰产农田，平治水土，保护山林等方面，才不断有所建树，既改造了自然环境，也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制天命”人地观在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况的著述中有明确的宣示。在《荀子·天论》中，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强调了自然界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有所改变。在《荀子·王制》中，他主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现代学者有的即指这就是“人定胜天”思想的滥觞。[13]以后，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传》中有“人众胜天”说；唐代刘梦得曾论述道：“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14]我国现代教育家徐特立1941年在《怎样发展我国的自然科学》一文中进而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命题。[15]这对鼓舞人民群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地认识自然并创造条件改造自然显然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我国政府一些领导人片面夸大人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导致了对人力与自然资源的滥用及对自然环境的肆意妄为。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违反科学原则的口号。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在政府当局开展的“评法批儒”的斗争中，甚至将荀子改称“法家”，对其“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进一步加以扭曲，使之一度成为“唯意志论”的理论工具，也使“制天命”之人地观及“人定胜天”这一本具一定积极意义的口号达到癲狂的境地，因而也给中华大地一些地区之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中华文化除上述儒家人地观外，其所包含的内容中，诸如典章制度与历代统治者为御外制内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措施也对自然环境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是这部分内容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留待以后再做研究。
四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状况日趋严峻，我国境内之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黄河的断流，塔里木河的干涸，长江的洪水泛滥，珠江、淮河的严重污染，西北、华北的沙尘暴与沙漠化，江南地区的酸雨，森林横遭砍伐，草原严重退化，水土流失仍在肆虐，珍稀动植物日渐减少，西部高山雪线上升，东部海域赤潮频现，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严重缺水，大量湖泊萎缩消失等。种种事实表示，我国生态环境确乎出现了“危机”。上述问题，有些是现代工业生产造成的，有些却是历史时期人为不当活动长期积累造成的。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华大地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又当如何看待孕育滋生于中华大地上，且与之息息相关的中华文化？
回顾历史，尽管辟草莱，伐山林，开荒垦田，刀耕火种皆为劳动人民所为，但对破坏生态环境应承担责任者还当是历代统治集团。尽管历史时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现在这种程度。但是正如前述，也有一些贤哲之士通过实践与思考，提出过不少具有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的观点与思想。到了唐宋以后，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保护山林，平治水土，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但均未被统治者认真采纳。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在掌握政权时，主要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着意追逐奢侈淫乐的生活，一味聚敛财富，兼并土地。基于此，他们往往从狭隘短视的角度，放任军民滥伐滥垦，不惜用破坏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迫使众多平民百姓流散逃亡，依靠毁林毁草开荒扩种来维持温饱，求得生存。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理当完全由历代列国的封建统治集团来承担这份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责任。
当然从中华文化自身而言，也有值得反思自省之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且也都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就中华文化之人地观而言，正如前节所论到的，先秦时代就已萌生形成的几种基本观点，如“畏天命”与“制天命”的人地观，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一些消极的影响。而“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在早期其人地和谐的观念也不是十分自觉与明确的。只是到了近代，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等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思想家的努力下，才赋予这一人地观新的内涵，进一步体现出对人的当代命运与未来发展的关注。到现代，在又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全球与中华大地上之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突出之后，为促进人地之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应对中华文化中之“天人合一”人地观，进行新一轮的扬弃与发展。使中华文化“天人合一”人地观之精华部分得以继续发展下去，使中华民族在其精神与内涵的感召鼓舞和具体指引下能更好地适应中华大地生态环境的变化，能切实地改善并治理好中华大地之生态环境，使中华文化也能继续传承下去。
五
前文所述，尽管笔者已感殚精竭虑，然掩卷细思，深觉仍还只是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华大地环境变迁相互作用关系这一深邃的理论问题的表层做了些文章。这当然是因为中华文化太过庞大精湛，中华大地历史时期之环境变迁又太过纷繁复杂。而两者间相互作用之关系，即具体体现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与中华大地环境演变历程之间相互作用之人地关系问题，既是历史地理学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凭笔者现有的学养，目前只能做到这个地步。由此笔者又联想到，萌生于20世纪初，正式形成于50年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面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也就是她发展历程上的第二个世纪，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奋斗目标？应在新的世纪里取得什么样的新的发展？笔者认为，经过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薪火传承与孜孜不断的开拓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现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在理论思想与个案实证研究方面均有丰富的积累，既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还在国内现代化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影响与作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才会于1999年年底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国家级文科科研基地。这既是对历史地理学一个世纪来之进展与成绩的肯定，又为她在21世纪里取得更大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界之大幸！同时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国家正大力推进的西部大开发建设事业也为历史地理学取得新的进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我国西部地区当前生态环境十分恶劣，既制约着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还危及我国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更为重要的，我国西部地区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劣是历史时期人为不当活动与自然环境自身变化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西部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变迁及人地关系规律，既可推进历史地理学的深入发展，也可为西部大开发做出切实的贡献，而这正是国家所迫切需要而又会大力支持的。所以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历史地理学界紧紧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团结互助，分工合作，就一定能使历史地理学在21世纪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
为此建议：
（1）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继续抓住如本文讨论的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华大地环境变迁之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就是作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人地关系问题，深入展开全方位的研讨，以便以中国作为典型例证，建立起结构严密而又内容详赡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2）在实证性之部门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面，还应继续注重填补空白与加强某些较薄弱领域的研究以及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以使历史地理学内容更加丰满；与此同时，为配合促使历史地理学整体学术水平与应用价值的提高，应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中，着重从整体性、贯通性与综合性上确立课题，刻意研究。
所谓整体性研究，即对某些特定区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进行包括各组成要素的全面研究，从中可探明各地理要素彼此间之作用机理。
所谓贯通性研究，即对某些典型区域历史时期之地理环境变迁做全程式首尾完整的研究；若有可能，还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之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以便为当前之建设工作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咨询意见。
所谓综合性研究，即对某些有代表性区域既探明其历史时期该自然环境变迁之历程与原因，还要将历史时期该区域之自然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探讨相互作用之机制。其目的在于深入而具体地揭示人地关系规律，以求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所创获。
强调着重开展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并不是要反对进行历史时期单要素的、断代性的研究，那些研究仍然是有意义的，也是需要继续进行的。这里只想说明，上述三方面研究既是个案性实证性研究，还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与实用价值，所以是值得我们多所致力的。当然以上所述都是个人意见，同行学者见仁见智不必完全认同。但是只要我们历史地理学界的同仁，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与优势，踏踏实实地开展研究，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在21世纪全球性的追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大潮中，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大行于世的显学。
（原文刊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
[1] 参见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马雍、王炳华：《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3] 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 《论语·子路篇》。
[5] 此观点系由赵连稳《“和而不同”——中国地域文化的特征》（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5期）一文中有关论述引申而来。
[6] 《论语·季氏篇》。
[7] 当代哲学家余谋昌主此论（见余谋昌《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年第3期）。在《孟子》之《梁惠王》《公孙丑》等篇章中有与此说相关的论述。明确提出这一命题的是宋儒张载（见《易说·系辞下》，载《张载集》）。
[8] 《荀子·天论》。
[9]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
[10] 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
[11]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2] 刘学智：《“天人合一”即“天人和谐”——解读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一个误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13]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 《刘梦得文集·天论》。
[15] 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编：《徐特立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