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我国历史地理学学术传统的传承创新
作为我国现代学科之一的历史地理学，一般均认为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伴随顾颉刚、谭其骧两位先生共同发起创建禹贡学会而开其端，正式建立于50年代初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而勃兴发展于80年代后之改革开放时期。至今已在国内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史念海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三大历史地理学术重镇；同时在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太原师范学院、西北大学、西安文理学院、郑州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高等院校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建立了研究机构，或拥有了颇具实力的专业研究队伍，形成群星闪烁众花争艳的繁荣局面。在2011年之历史学学科体系调整中，在世界史与考古学由原历史学之二级学科升格为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一级学科后，原历史学留下的六个二级学科合并精减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与专门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等四个二级学科，共同组建为中国历史学。这充分表明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现代新兴学科，经过数十年发展，已成为在现代学术园地里扎牢了根基，在其众多分支领域均取得显著成果，并对多门相关学科产生了促进作用，还在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效应的一门显学。
回顾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不到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历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所以能持续地茁壮成长，既是时代风云际会使然，也得力于这门新兴学科的开创者顾颉刚、谭其骧以及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者倡导并践行的对我国自最早成书的舆地学典籍——《禹贡》问世以来，在两千多年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舆地学优秀学术传统的认真传承与锐意创新。现仅就其主要的几个方面进行初步论析。
一 对经世致用治学理念的传承创新
我国古代圣贤研治学问著书立说多是从探究前代与当世之因革得失入手，以达到匡时救弊经世致用的目的。此一治学理念也常为古代治舆地学之学者所奉行。如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的《禹贡》篇，尽管其成书年代目前尚有分歧[1]，但却被历史学界与地理学界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典籍。其作者撰写该篇的目的，我国禹贡学会创建者之一的顾颉刚先生在论及其“九州制”时，指出它“用征实的态度联系实际，作出全面性的地理记述”，“扫除原有的国界痕迹，用自然界的山川作分州的界线，作大一统的前驱；又规划了全国的交通网，希望加强统一的力量；又对于全国的田赋和贡物作出比较合理的规定”。[2]而王成组先生在论及该篇是孔子编定时，认为是“借以表现他的政治抱负”[3]。总之《禹贡》作者这种政治诉求或政治抱负，对后世从事舆地学或地理学研治的学者影响十分深远。至明末清初，先后有顾炎武（1613—1682）、顾祖禹（1631—1698）等学者，在他们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时，也都是为着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因而均带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理念。[4]
迄到20世纪30年代初，也正是在上述“经世致用”治学理念的浸润以及在清代后期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侵略，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全国军民已忍无可忍的形势激励之下，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发起，于1934年2月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顾先生寓所成立禹贡学会，并于3月1日出版了《禹贡》半月刊第1期。该期之“发刊词”即是由谭先生撰写，顾先生改定。这篇“发刊词”，揭櫫了禹贡学会同仁们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计划以及《禹贡》半月刊之办刊原则，实则为禹贡学会之活动纲领。在“发刊词”中除阐述了“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法了解历史的”这一研究沿革地理学，也即以后由之发展形成的历史地理学的必要性的学术观点外；并着重阐述了研究我国沿革地理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揭穿我们的东邻，即日本，假学术研究之名，对我国沿革地理恶意进行歪曲，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内地18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可以任由他们侵占的阴谋。继而禹贡学会相继组织会员与同仁赴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与山西省北部）等地进行调查，在《禹贡》半月刊接连出了西北、东北、察绥、康藏以及南洋等专号[5]，以激励国人的民族意识，发动各阶层人士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之后，顾颉刚先生在与他的学生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6]一书第一章绪论中，他们更是痛切陈明：“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爱国忧时之情溢于言表，犹如井喷！
由于《禹贡》半月刊之英译名自1935年第三卷起由创刊时之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Semi-monthly Magazine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因而禹贡学会的成立与《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已被学界视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另一位开创者侯仁之先生于1950年7月在《新建设》第2卷第11期上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明确建议将旧日大学里开设的沿革地理课改为历史地理课，此建议被采纳后，促成了一批大学设置了历史地理学课程，从而也终于推动了历史地理学这门现代学科，从我国古老的“沿革地理”中脱胎而出，得以在现代学术园地里茁壮成长。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迄今的60余年间，我国老、中、青数代历史地理学人，秉持先贤“经世致用”治学思念，以几位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在30年代初创建禹贡学会，在50年代初倡议开设历史地理课之创新精神，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既培养出一批批学有专精的学术传承人，还在学科领域开辟出一些新的专业方向，取得多方面超越前贤的学术成果。如谭其骧先生自1955年至1987年历经30余年，以历史地理学者为主体，组织国内一大批相关学科学者编绘并公开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先后于1982年2月至1988年12月出齐，现概称为“谭图”），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又如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以及在他开辟的历史城市地理学与历史沙漠地理学研究方向上取得的诸多创新性成果[7]，史念海先生开拓中国古都学研究领域以及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等，[8]均是对经世致用这一治学理念传承创新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史念海先生还由此总结概括出“求真求实，为世所用”作为自己治学的最高目的，[9]且已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共同心声。这也是对“经世致用”这一我国传统治学理念的创新式的传承发展。
二 对考据式治学方法的传承创新
考据，也称考证、考订，这是至少在西汉时即已盛行的一种研究古代典籍，以之补正文字，阐明音义，纠察谬误，厘清史实的研究方法。司马迁著《史记》，就曾“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原始察终”[10]，实际上也就是主要运用考据的方法，著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成就这一史学巨著。后至明代中叶，甚至兴起考据之学，至清代中叶乾隆、嘉庆时期（1736—1795、1796—1820），达到成熟，并臻于鼎盛。对于清代之考据学，学界中不少人认为顾炎武导之于前，钱大昕等继之于后。[11]至民国初年又有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大家承袭这一方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的顾颉刚先生，也被认为是以考据方法治史的史学大家之一。[12]他的《古史辨》，即是受清代考据学影响而撰著并撰成的一大成果。而谭其骧先生等也是对考据方法十分重视，并严谨采用。甚至他还常对他的弟子们说道：“我当然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更应该超过我，要不，学术怎么能进步？”[13]钱大昕（1728—1804），清乾嘉时代人。我国当代史学史专家陈其泰教授曾评论道：“钱大昕治史具有严谨的态度与严密精审的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相符合，他的丰富考证成果和精良的治史方法，为20世纪考证学的崛起打开了广大法门，成为传统学术向史学近代化演进之重要中介”[14]。王国维（1877—1927），清末民初时人，倡导二重证据法，即以考古所得地下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治史。[15]郭沫若称他“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新史学的开山”。[16]由此可见，谭其骧先生是从深刻认识到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所具文理交叉的特点出发，而将钱大昕、王国维两位考据学大家作为学习与赶超对象，并激励他的学生们更要超过他的。而从现代历史地理学形成以来的发展历史看，自顾颉刚、谭其骧两位前辈学者以下，历史地理学界几代学人均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在超越钱、王两位前贤上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例如，谭其骧先生在领导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中，因是采用当代最新测绘技术绘制的带有比例尺与经纬度的高精度地图作底图，在其上将历史疆域与政区边界以及各类都城、各级政区治所等主要地理要素标示出来，也就是要将需标示的上述地理要素的每一条线、每一个点在今地图上确定位置，用相应的图例标定下来。所以参与编绘这套大型图集的学者们在收集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还尽量采用了考古发掘与考察的成果，他们所作的考证也更为缜密精审。[17]又如史念海先生与笔者等，在复原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历史时期植被，特别是森林分布之变迁时，既依据多种史籍文献资料，还参考了考古发现的地面遗迹与地下古木以及孢粉分析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18]不仅拓宽了研究资料的来源，在将多种资料相互结合进行校勘映证并作出论定方面也都超越了前清考据学派诸位先贤。
三 对征实性治学精神的传承创新
顾颉刚先生在为《禹贡》篇作全文注释时曾在释文前的总论部分指出：“禹贡篇开了征实的一派，后来班固作汉书地理志、郦道元作水经注，以及唐、宋以下的许多地理专著，没有不把禹贡作为主要的引申和发展的对象，人们都用了严肃和尊敬的态度对待它。”[19]而征实派地理学家，除引征资料宏富，考证精严外，另一重大特点就是注重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得进行如实记载与深入研究。顾颉刚先生在论定《禹贡》篇作者是西北地区秦国人时，就曾以该篇中对于今陕西、甘肃、四川间的地理状况最清楚明白，也即作者曾亲历过这些地区作为证据。[20]之后西汉的司马迁、北魏的郦道元、明末的徐霞客以及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皆踵行此道，均比仅依靠史籍文献获得了许多新的创见。如徐霞客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对岩溶地貌与溶洞的观察与研究即为显例。[21]迨至20世纪30年代初禹贡学会成立后，已如前述，顾颉刚先生也很重视对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后至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他那篇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奠基之作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在第一部分论述了“什么是历史地理学？为什么要研究它？”接着在第二部分论明了历史地理和沿革地理的关系；在第三部分专门阐述了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举出例证说明野外考察足以发现文献资料中所不能发现的问题，还可采用一些新的科技手段可以发现一般在地表所不能或不易看到的现象。如河流的故道、湖泊的旧迹、聚落的遗址等，这些对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复原古代地理状况是非常有用的。[22]而他在这方面更是身体力行。还在该文发表前的1960年夏，为推动我国沙漠化研究与治理工作，他就带领历史地理小组，前往宁夏回族自治区河东沙区进行考察；接着又于1961年夏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布和沙漠考察，1962年夏赴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与陕西省榆林地区沙漠考察，1963年夏又赴乌兰布和沙漠考察，1964年夏再赴伊克昭盟与榆林地区毛乌素沙漠考察。“文化大革命”后，于1978年6月还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与甘肃省敦煌市等地沙漠进行考察。[23]通过他上述多年来一系列对我国西北地区多个沙漠的实地考察，获得大量实物证据，揭示了上述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由于人为活动影响而形成或扩展的变迁历程，从而为科学地治理沙漠与防止沙漠化提供了历史借鉴，也开创出历史沙漠地理这一历史地理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也正是在前述沙漠考察实践活动获得具体进展的激励与启示下，1963年秋至1965年夏，笔者作为他的及门弟子之一以及1964年夏、1965年夏毛乌素沙漠考察参加者之一，就亲聆他多次述及作为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工作者，要“跳出小书斋，走进大自然”的切身体验，从而使笔者受益匪浅。
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一的史念海先生，为求得真知灼见，也积极践履野外考察。史念海先生原是秉承乾嘉学派治学方式，以考据见长，进行野外考察起步较晚，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机缘所至使他参加了当时陕西省军区组织的兵要地理研究，历经数年，在黄河中下游以致淮河下游与江南太湖流域进行了颇为广泛深入的考察，由此也让他从亲身接触到的大量现场实物资料中，破解了许多在文献中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也纠正增补了一些文献中错讹阙漏的史料，使他对诸如某些古战场的具体所在、古城址与古关隘的位置、古泽薮范围、古代水利工程的作用、古代沙漠的演变、古代河流河道的变化及其对流经城镇废毁的影响、古代森林分布变化、古代农田与土壤的变化、行军路线与运河的走向、长城遗迹的探寻等都获得了真切的了解。他因大得其益，深深钟情于兹。因此，他在论文集《河山集》二集[24]所写的长篇《自序》中，在陈述了该集的几篇论文和初集[25]有些不同，即“初集主要利用历史文献，二集则兼结合野外考察的成果”之后；即强调指出：“以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历史文献不可能没有讹误和疏漏，这就要作一番考证。可是考证也并非都能解决问题，如果能够到当地进行考察，问题有可能会迎刃而解。”为充分证明他的上述论述的正确性，他接着一口气举出他亲身经历的23个例证，剖析深透，气势雄劲，极具说服力与示范性。而且之后史念海先生一直乐此不疲，并带动他的学生与晚辈后学以他为榜样，在治学中求真求实，在需要时自觉进行实地考察。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瞿林东教授曾多次著文盛赞史先生这种“河山之峦”的浓郁情结。[26]
当前，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30年代前期萌生以来，已走过近80个年头。其间经历八年抗日战争与十年“文革”动乱，几陷中断；后于改革开放时期又发新枝，始茁壮成长起来。纵观其发展历程，正如本文所述，可以鲜明地看到，在促进其不断发展的多种因素中，几位学科开创者在传承创新我国数千年来舆地之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并认真发挥传帮带作用，深刻影响了他们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以致现在正成长起来的第四代学人的示范引领作用，也起到了重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所以可以预期，在这一良好的学术风范的带动下，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必将在今后我国大力发展学术科技事业，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大潮激荡下，取得更大的进展，发挥更大的“有用于世”的作用。
2012年11月18日
（原文刊载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1] 《禹贡》写作年代，目前主要有三种见解：其一是顾颉刚先生论定的“它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见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此为“战国后期说”。史念海先生也认为是战国时期的著作（见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载《河山集》第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页）。其二是王成组先生论定为春秋时孔子编写的（见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此为春秋说。其三是辛树帜先生论定的西周初年（见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9页），此为西周初期说。
[2] 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第9页。
[3]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第6页。
[4] 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7—70、75—76页。
[5] 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60、165—166页。
[6] 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1997年再版（横排本）。
[7] 详见拙文《恭贺吾师仁之先生百岁喜寿诞辰，学习吾师仁之先生三大治学风范》，载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走近侯仁之——恭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278页。
[8] 详见朱士光、李健超《从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飞跃——访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载刘纪远主编、姜素清执行主编《现代中国地理科学家的足迹》，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8页；拙文《深切缅怀史念海先生三大学术功绩——为纪念史念海先生百岁诞辰而作》，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河山之恋——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012年，第238—243页。
[9] 见刘济远主编《现代中国地理科学家的足迹》，第188页。
[10]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 参见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所论系引自汪喜孙《国朝汉学师承记跋》，崇文书局2001年版，第6页。
[12] 见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第5、300—301页。
[13] 引自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14] 陈其泰：《钱大昕与20世纪历史考证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15]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王国维”条（耿云志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2—1193页。
[16]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06—307页。
[17] 详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之第十二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286页。
[18]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中相关各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与拙文《全新世中期黄土高原地区天然植被主要类型与分布概况》，载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9] 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第6页。
[20] 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辑，第4—5页。
[21] 详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63—66页。
[22] 该文载《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后收入北京大学院士文库《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3] 参见陈光中《侯仁之》书中之“侯仁之年谱简编”，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23页。
[24] 该论文集于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25] 初集于196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入有关历史地理论文12篇，除一篇是1945年所作外，大部分是1956—1962年的作品。
[26] 详见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编《河山之恋——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册》，2012年，第147—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