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信仰普遍流行于从帝王到庶民的各个社会阶层，佛教文化得到全面发展，佛教在中国社会奠定的新地位、确立的新形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膨胀、组织规模的壮大、社会信仰民众的增多，对佛教的管理已经不是国家事务中可有可无的事情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都把对佛教事务的管理纳入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与政治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僧众与当政者应该如何相处，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获得共识。与前一个历史阶段相比较，隋唐五代时期王朝的佛教政策有了重要变化，为以后各朝代制定佛教政策定下了基调。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信仰在社会各阶层普及的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势头之强劲，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民间佛教的兴起，成为这个时期佛教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由于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扎根和生长，由于佛教进入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由于佛教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佛教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到了这个时候，任何国家政权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政治、军事手段，都不能将佛教从中国社会彻底清除了。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大，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远。

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影响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应该说，从东汉开始，佛教就逐渐影响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此后不断有所拓展。但是，只有到观察隋唐五代佛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列举佛教影响中华文化的具体领域、具体方面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列举了诸如哲学、宗教、民间信仰、文学、艺术、建筑、中医、民俗、伦理方面，但总有列举不够详尽、不够全面的感觉。原因就在于，佛教的信仰、思想和观念已经进入相当多的中国人的精神活动领域，这样一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印迹就遍布于中国人精神活动有关的各个方面，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佛教经过与中国文化的水乳交融，几乎在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留下了印记。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佛教已经在改变中华固有文化的某些风貌甚至某些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整体中华文化更为厚重、更为多彩、更为博大。这是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广覆盖”的特点。

佛教传入汉地伊始，就在与儒家、道家的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中发展。到了唐代，三教最终形成了在中国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在这个阶段，佛教与儒家、道家虽然也有相互排斥、相互对抗的方面，但是斗争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激烈、那么轰动，主基调是相互协调和相互适应。佛教对儒家和道家的重要思想自觉吸收、主动运用，已经是显著的现象和发展的趋势。当然，在这个阶段，从三教各自的教义内容上讲，还没有完全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从三者的社会关系来讲，还没有达到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命运联系。

总的来说，隋唐五代时期，佛教理论创造之所以能够达到高峰，佛教之所以能够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实现自身转型，在于佛教生存的社会基础空前扩大、佛教的社会地位快速跃升以及佛教的社会新形象被成功塑造。

由于涉及内容方面的原因，本卷邀请的作者比较多，其中，张淼撰写第一和第二章，董平撰写天台宗，华方田撰写三论宗，张总撰写三阶教，杨维中撰写唯识宗，黄夏年撰写律宗，王公伟撰写净土宗，吕建福撰写密宗，魏道儒撰写禅宗、华严宗、绪言以及对个别章节进行必要增补删改，并负责全卷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