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智与天台宗的创立

智（538—598），俗姓李，字德安，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后随晋室南渡，寓居荆州华容（今属湖北省）；智生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8）十一月。^[1]其18岁时双亲亡故，旋出家。出家以后，初依慧旷学律部^[2]，兼通《方等》。又至湖南大贤山，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20岁受具足戒。23岁时，即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智涉险北上，诣光州大苏山，师事慧思，证得法华三昧，慧思许之为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并常令代讲《大品般若》，闻者服之，由是闻名遐迩。

时慧思欲往南岳，智欲从之，而慧思戒之曰：“吾久羡南岳，恨法无所委，汝初得其门，甚适我愿，吾解不谢汝，缘当相揖。今以付属汝，汝可秉法逗缘，传灯化物，莫作最后断种人也。”^[3]又云：“汝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4]既禀承师命，智遂于南朝陈光大元年（567年，时智30岁）南下陈都金陵。

至金陵，智大展其宏富之辩才，深获道俗钦仰，又得一时名臣如仆射徐陵、尚书毛喜、尚书沈君理等人的推重，名动朝野，其辩说恢宏，闻者折服。陈宣帝太建元年（569），沈君理请居瓦官寺，开讲《法华经》，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群臣往听。自是至太建七年（575），智前后居瓦官寺八年，创弘禅法，宣讲《大智度论》、说《次第禅门》等，又为毛喜出《六妙门》。这是智一生弘法活动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其精湛的佛学造诣及卓越努力，金陵不仅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而且以定慧双开为基本特征的南北禅风之统一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强调止观之不得偏废，以南方之义学与北方之禅法相互贯通，乃为智在金陵弘法的基本重点，其所创宏的禅法能够获得巨大成功，表明其融会南北之风的卓越努力实际上已开创出了新的佛学风貌。

但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北方在周武帝建德三年（陈太建六年，574）发生了大规模的灭佛事件，金陵僧界的状况也不尽令人满意。智尝叹云：“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吾欲从吾志……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宫……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5]北方的灭佛事件，无疑强化了他受慧思所熏染的末法情绪，“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各随所安”的教内现况，则激励他对佛教之整体及其本人之佛学思想做进一步的反思，因此之故，他遂不顾陈宣帝的敕书挽留以及徐陵的“泣涕请住”，辞别金陵而直指东川，于太建七年（575）秋九月入住天台山。

初至天台，智尝流连于幽谷飞瀑，往返于山涧鸣泉，凭吊支道林等往贤遗踪；旋止佛垄岭之北峰，创立伽蓝，栽植松竹，汲引清泉；复于次年在华顶峰独修头陀之行。头陀既竟，旋归佛垄。其所居之地，道路艰阻，舟车不至，适逢年岁不丰，匮于资供，其弟子皆散去，独与慧绰种植乌苣、采拾橡子以充饥，甘之如饴，安贫无戚。不久，即太建九年（577）二月，陈宣帝下诏云：“智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即天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给薪水。”^[6]于是其散去之徒众又皆返回。次年五月，陈宣帝敕智所止寺名为“修禅寺”，由毛喜题篆。

南朝陈后主至德二年（584），永阳王陈伯智出镇东阳州，尝致书三请，智遂往，昼讲义理而夜习禅定。至德三年（585年，48岁），在陈后主的多次敦请之下，智遂再往金陵，初止于灵曜寺。旋应诏赴太极殿，开讲《大智度论》及《仁王般若经》等，后主亲往听法。后以灵曜寺过于偏隘，遂迁光宅寺居住。至德四年（586）正月，诏赴崇政殿，为皇太子授菩萨戒，设千僧法会。祯明元年（587），于光宅寺讲《法华经》，弟子灌顶与听，记为《法华文句》。次年陈亡。

陈朝既亡，江南处于一片亡国的乱离之中，佛教也由于隋军的南下而遭受破坏，于是智遂离开金陵，杖策荆湘，备尝路途颠沛之苦，过江西而憩于庐山。隋开皇十年（590），隋文帝下诏敕问，对智于陈亡之际即离金陵而西行表示了明显的不快情绪。诏书虽存礼问，而其意亦在恐吓，目的在于敦促智与隋朝合作。时秦王杨俊镇扬州，复致书延请，而智对来使云：“虽欲相见，终恐缘差。”不受其请。次年，即开皇十一年（591），晋王杨广代其弟杨俊总管扬州，复遣使奉迎，智一方面认为“我与大王深有因缘”，另一方面又再三予以推辞，“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然“三辞而不免”，于是与杨广约定四项条件，声明不会将他独有心得的禅法传授给杨广，并且他“若丘壑念起”，便即离去，杨广不能以别种理由对他再行羁留^[7]，体现了智崇高的独立人格。在杨广允诺此四项条件之后，智遂从庐山前往扬州，于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总管大厅设千僧会，为杨广授菩萨戒，取法名“总持”，杨广则号智为“智者大师”。授戒既毕，智即出居城外，同时坚请再赴荆湘。杨广固请，予以挽留，而智云：“先有明约，事无两违！”^[8]即拂衣而起，出扬州而溯江西去。

开皇十二年（592），智再经庐山，度夏毕，于八月至潭州，往衡山营建功德，报慧思之师恩。十二月至荆州，答地恩。次年于荆州当阳县玉泉山创立玉泉寺，又重修十住寺，并于玉泉寺讲《法华玄义》。开皇十四年（594）于玉泉寺讲《摩诃止观》。由此而完成天台宗思想体系的完整建设。荆州玉泉寺是智晚年弘法的重要场所，其一时法席之盛，不减于当年之瓦官。“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因此而招致州官的恼怒干涉，以为有乖“国式”，智对此遂有“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之遗恨。^[9]十五年春，杨广以久留京师，将还扬州，遣使奉迎，智遂顺流东下，再至扬州，止于禅众寺。六月，杨广奉书求学禅慧，智数辞不获，乃为撰《净名经疏》。

开皇十六年（596）春，智再还天台，当地人民迎于道次。自陈后主至德二年（584）离开天台山至此还归，其间已经一十二载，山寺久已废坏，人踪久断，竹树成林，然智雅好泉石，负杖闲游，自得于林泉之幽趣，尝自叹云：“虽在人间，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静夜，澄神自照，岂不乐哉！”^[10]但是这种山野闲云的优游之乐并未持续多久。开皇十七年四月，杨广遣使入山参问，并克期于是年秋天迎觐江都。未几，据《别传》记载，一月明之夜，智尝梦大风吹坏宝塔，又梦慧思令其说法，智即告其弟子，以为乃“死相现也”，遂对其弟子口授《观心论》。同年冬十一月十七日，杨广所遣使入山，敦促智赴江都。智遂散去各种什物，用施贫困，又对其山下拟建寺庙式样规模做了筹划，交代若后造寺，一依此法。次日，即随杨广来使出山。行至石城寺^[11]，“乃云有疾”，不复前行。对其首座弟子智越曰：“大王（指杨广）欲使吾来，吾不负言而来也。吾知命在此山，故不须进前也。”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乃口授与杨广之《遗书》^[12]，并手书四十六字，略云：“莲花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遐远，长保如意也。”未几，命弟子洒扫净室，唱《法华经》及《无量寿经》，又索香汤漱口，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无量心、四悉檀、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一一法门摄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凉池。说竟，又答弟子之疑。遂作跏趺坐而入灭，如入三昧。时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598年1月7日），春秋六十，僧腊四十。其明年，杨广为建寺天台山麓，一依智生前所定之形制规模，寺初名天台，至炀帝（广）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

智为弘扬佛法，毕生讲说，故著述极多，但大多为弟子灌顶所笔录。灌顶尝云：“智者弘法三十余年，不畜章疏，安无碍辩，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间所伏。有大机感，乃为著文。”^[13]就天台宗佛学思想的研究而言，则以“天台三大部”最为重要，即《法华文句》20卷、《法华玄义》20卷、《摩诃止观》20卷，均为弟子灌顶笔录。

智的一生，是为弘传佛法而贡献其智慧的一生。他生当乱离之际，却信仰坚定，心系众生，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怀抱着浩大的悲悯情怀。作为一名佛教徒，他毕生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实践着“六波罗蜜”，体现了其人格与僧格的光大高明；作为一名思想家，他精研覃思，基于大小乘佛法的精通以及佛教之根本精神的心领神会，以其广博的知识与深邃的智慧，兼综博会，独运孤明，建立了体大思精、圆融无碍的天台宗宗教哲学体系。智是中国最为伟大的宗教哲学家之一，而他所创建的天台宗，则为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所取得之思想成果在当时历史条件与思想条件下的总结，实集中国大乘佛学之大成，正因如此，天台宗以止观学说为核心的整体理论构成，实际上也在理论上预示、涵盖了此后中国大乘佛教诸宗派之基本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