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选题意义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唐代文学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显学”，是古代文学断代研究中成果最多的一段。晚清民国以来，许多前辈大师从事唐代文学研究，为此作出了杰出贡献。唐代文学研究繁荣的原因主要是：唐代文学本身空前繁荣，成为后代文学家学习的楷模；唐以前文学作品流传太少，史料十分缺乏，给研究者带来很大麻烦；唐以后文学作品流传又太多，浩如烟海，难以穷尽；古人在整理唐代文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太平广记》《全唐诗》《全唐文》将传世的唐代小说、诗歌、骈文和散文搜罗殆尽，为我们留下了较为完备的资料。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唐代文学成为众多学术大师研究的对象。近半个世纪以来，仍有大批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成为许多硕士、博士论文和专题研究的选题。
我们在为唐代文学研究的成绩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感到自身的困境，那就是，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公认的巨大成就，已经很难找到可以开发的空间。过去认为，唐以前史料保存太少，唐以后史料太多，唐代史料适中，正好可以穷尽。现在看来，在前人已经开垦的基础上，唐代史料还是太少了。于是拓宽学科视野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必然。
美国学者鲁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
生长、生活的文化环境对于个人的文化习惯、文化影响十分巨大。个人生长、生活的文化环境包括所处的地理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古时期，我国进入门阀社会，家族成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家族文化的影响超过地域影响。
六朝时期，士族掌控了国家政治、经济特权，成为这段历史必须研究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先生开始以士族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古史，将士族研究作为中古社会研究的关键，成为这段历史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作《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正是以“地域 -家族”作为其基本研究思路的，“地域-家族”的研究方法也成为其史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唐代士族来源于东汉、六朝，我们在研究唐代士族的同时，不能不关注唐以前士族研究的成果。有关唐以前士族的研究成果大致如下：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日]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王伊同《五朝门第》、于迎春《秦汉士史》、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王永平《六朝江东世家大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等。
中古山东士族个案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下半期，国外学者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如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G.Johnson）著有《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及长篇论文《一个大姓的末年：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著有《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
近年来，对中古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正在具体深化，夏炎著《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致力研究中古时期山东高门清河崔氏发展史；王力平著《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专门研究中古时期关中郡姓京兆杜氏家族发展史。
日本学者对中国六朝时期士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生了谷川道雄、池田温、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等研究专家，代表作有池田温《唐朝氏族志研究》、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等，后者在探索中国中古社会的研究中创造了“共同体”理论。
山东士族在唐代的社会地位压倒同时代的关中士族以及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刘禹锡《乌衣巷》诗中所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唐代士族地位下降。但是，“如果放眼全国，通南北士族而言，我们还可看到北方的山东士族入唐后仍不失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但与迁居南方而倏然消失的侨姓士族不同，亦吴姓士族所望尘莫及。究其终极原因，还是由于山东士族具有更为长久的宗族历史和更为深固的经济根基，所以政治变化虽然极为频繁巨大，其社会影响仍得发挥久远。”[3]
从汉末至唐亡的七百多年中，士族是结合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关键力量，此期间他们在统治阶级中所占的比例，始终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唐代士族力量仍然十分强大，清人顾炎武说：“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4]宋赵明诚《金石录》载：“唐以前士人以族姓为重，故虽更千百年，历数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乱，在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谱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岂不可惜也哉。”[5]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叙述了他作“宰相世系表”的原因：“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6]
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家族伦理之制度发达最早[7],“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8]，将家族文化研究作为其隋唐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和文学，往往与家族有密切的关系。与魏晋士族研究相比，对于唐代士族的研究较为薄弱。陈寅恪先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唐代士族的学者，其后，岑仲勉先生以唐史作为研究重心，观念与陈寅恪先生多有不同，但研究方法与陈寅恪颇有相似之处，其代表作《隋唐史》《唐史余渖》等皆对唐代士族给予关注。岑仲勉还对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纂》进行考订辑补工作，使我们对林宝原著以及中古士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利用敦煌文献与存世资料逐一校对，展现了士族各姓氏在唐代的概况。
近年来，唐代士族研究再次受到关注，产生了一些优秀论文，如查屏球《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李光霁《简论唐代山东旧士族》、田廷柱《关于唐代门阀士族势力消长问题的考察》、田廷柱《隋唐士族》等。
文人既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导致其作品风格的不同。我们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风格的话，就会发现地理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直接影响指创作常常要以自然作为加工材料；间接影响是指地理环境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进而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又影响着作品艺术风格。
随着文化、文学研究的深入，很多研究者认识到地域与文化、文学的密切关系。地域文化研究逐渐深入，代表作品有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陶礼天《北“风”与南“骚”》、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
我国自古就有通融文史哲的优良传统，20世纪唐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行卷与文学》，拉开了跨学科研究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初，傅璇琮先生撰写了《唐代科举与文学》，以科举为中心，将它与文学联系起来，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兴起了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热。薛亚军《唐代进士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紧随其后，将唐代科举与文学之联系逐渐深化。与文学有关的其他门类研究亦在深入，如王昆吾研究音乐与文学，孙昌武、陈允吉研究佛教、道教与文学，戴伟华研究幕府与文学，孙琴安、胡可先、王汝涛研究政治与文学。另外，还有交通与文学、关中士族与文学等。
秦汉以来，文学与家族就有密切关系，如枚乘与枚皋、张子乔与张丰两家父子，均有赋作（据《汉志》），杜延年与杜钦、王吉与王骏、杨敞与杨恽、司马谈与司马迁等父子均能文。西汉刘辟疆家族相继涌现了刘德、刘向、刘歆等作家。魏晋时期，文学更是集中到家族内部，著名者如“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二阮”（阮籍、阮咸）、“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等。南北朝时期，文学与文化更加集中于少数世家大族，与政治、经济特权一起世代相传。
以唐代士族与文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首推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该书是第一部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唐代关中地域文学的专著。书中对关中文化精神、关中方土气息与文学趣味、唐代关中文学士族的崛兴、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的构成、唐代关中士族的教育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分析。
其后，士族与文学的关系开始进入其他断代文学研究，如曹道衡先生《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以南朝文学大族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蓝旭《东汉士风与文学》研究东汉士风与文学的关系。
纵观中古时代，士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高门过渡，其文学成就在唐代尤为突出。作为唐代的最高门第，山东士族文学成就也远远超越其他士族，达到了极盛。明胡应麟说：“唐著姓若崔、卢、韦、郑之类，赫弈天下，而崔尤著……皆矫矫足当旗鼓。以唐诗人总之，占籍几十之一，可谓盛矣。”[9]并列出崔姓诗人50多人。另据《唐代文学家大辞典》以及《唐诗大辞典》，仅出自“山东五姓”（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的文学家就不可胜数。唐代士族问题，主要是山东士族和关中士族问题，明李东阳说：“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魏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10]唐代江东士族呈衰落之势，沦为关陇贵族的附庸。对于关中士族与文学的研究已有李浩的专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而对于唐代门第最高、地位最为显赫、文学家数量最多的山东士族与文学的关系至今尚无专门研究。
学术研究如同积薪，后来者居上。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更加开阔，信息科学的发展又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方便，很多前人无法进行的研究工作在今天成为可能。本书以山东士族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确定山东士族在唐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唐代文学的重要影响。
二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书在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唐代士族最高门第山东士族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唐代的发展及其对唐代政治、思想、科举制度、婚姻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并着重研究他们对唐代文学的贡献和影响。
第一章分析中古山东士族发展简史。第一节分析中古士族的产生，士族是“士”与“宗族”的结合，西汉的强宗大族发展到东汉的士族，开始以诗礼传家为主要特点。阐述郡望和房支的概念，郡望和房支来源于姓氏，其作用由区分姓族发展为辨别身份贵贱。第二节分析山东士族地位的确定。魏文帝定九品中正制度，中国进入门阀社会。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随晋室南迁。由于东晋正朔无人怀疑，故东晋侨姓士族地位最高。南北朝时南北士族势均力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山东士族成为北方士族的代表。南方士族在隋唐完全衰退，山东士族成为最高门阀。第三节分析唐代的山东士族与唐代的山东。首先分析山东概念的演变，指出唐人主要以河北为山东，河北在安史之乱前后成为胡化区域，山东士族迁往两京一带。分析唐代山东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山东士族的重要社会地位。第四节分析唐代江东士族的形成，江东士族诞生于江南文化，由江东吴姓士族和永嘉南渡的侨姓士族构成。入唐后江东士族有的繁衍贵达，有的则沦为凡庶，唐代江东士族虽被皇权有效肢解，并被重新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内，但其社会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第二章主要研究唐代山东士族的特点。第一节分析山东士族的家风。山东士族家风来源于儒家礼法，“山东五姓”皆重孝道，唐代五姓子弟多出自孤寒，保留了节俭的美德。李德裕重用孤寒并不指他不重门第，实际上他重用的是出自孤寒的高门子弟。以《新唐书·列女传》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山东士族女子多守礼法，分析山东高门女子作为女儿、妻子、母亲三方面的特点。第二节提出唐代山东士族是文化士族的概念。唐代山东士族已失去了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特权。研究唐代山东士族不能照搬研究六朝士族的方法。区别唐代士族不能完全按照血缘关系，最重要的是依照其家族的文化传承。作为形而上的精神士族，山东士族保留了文化传统，文化修养极高，包括经史、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第三节从关中、山东的历史沿革来区分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的不同。受商鞅变法以及胡化的影响，关中地区尚武之风大盛，山东重文教，文化之发达远胜关中。山东士族文化传承超过关中士族，社会地位在隋唐远胜关中士族。第四节主要阐明陇西李氏属于山东士族，本节从唐、五代、宋人的观念、婚姻角度总结出陇西李氏属于山东士族。再分析陇西李氏加入山东士族的过程，批判以自然地理划分士族的错误。第五节分析“牛李党争”中的“用兵”“销兵”之争。山东高门对藩镇持用兵之议，主张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原因是山东高门祖居地及祖先坟茔所在地落入藩镇以及吐蕃手中，这是他们坚决主张用兵收复失地的原因。
第三章分析唐代山东士族的兴衰，主要考察山东士族在中唐的复兴。第一节分析山东士族在初唐的处境，由于唐初朝廷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文化高门山东士族受到打击。武后以文学取士使得山东士族有机会走上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玄宗朝山东士族则未受重用。第二节从山东士族拜相的情况分析山东士族的崛起，并与关中士族作对比，统计出山东士族的崛起和关中士族的相对衰落。分析两种社会势力在唐代前后期力量的消长，并分析关中士族盛衰的原因。第三节分析山东士族复兴的原因。主要从三点考察：首先中唐以后帝王多好礼法，山东士族作为礼法之门受到朝廷的启用；山东士族反对永贞革新，因而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掌握国家中枢权力；安史之乱后，胡汉关系发生了变化，山东士族作为传统汉文化的代表受到社会的重视。第四节分析唐代山东士族的衰落。山东士族衰落源于唐末五代的战乱。唐末五代战乱性质不同于六朝战乱和安史之乱。六朝战乱和安史之乱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即胡汉之争。唐末战乱是农民的暴动，属于阶级斗争。胡汉矛盾使山东高门作为汉传统文化的仅存硕果受到重视，其宗族凝聚力反而在战乱中增强，势力在战乱中扩大。农民暴动属于阶级斗争，作为贵族的山东高门成为革命的对象。山东士族衰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谱牒失传，从而使其失去了作为高门的凭借。第五节分析唐代四次官方谱牒的修撰。四次官方谱牒的修撰无不贯穿了统治者的意图。前三次修谱反映了关陇集团和掌权寒族的利益，中唐时期《元和姓纂》的修撰反映了山东高门全面复兴后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意图。《元和姓纂》的修撰代表了山东士族的利益。
第四章分析山东士族的复兴与科举取士。第一节分析山东士族在失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被迫利用其文化积淀加入科举考试。第二节研究山东士族在科举考试中的出色表现。从山东士族在唐代状元中的比例、科举及第者的比例以及科举及第的宰相比例中发现山东士族在科举考试中有出色表现，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山东士族正是凭借科举考试全面复兴的。认为山东旧族与科举制度水火不容或者将山东旧族与新兴进士划成两大阶级是不符合史实的。山东士族是科举制度最大的受益者。关中士族的政治地位与科举成绩基本相符，江东士族衰落较为明显。第三节分析唐代山东旧族知贡举的情况。找出唐宪宗元和元年至唐末科举考试中的知贡举者，分析其家族出身，发现山东高门知贡举者比例极高，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士族。得出山东士族借科举而复兴与其掌握了知贡举的大权有密切关系。第四节分析唐代私学的兴起，由于官学衰微，官员子弟失去科举中的优势地位。唐代山东士族属于文化高门，家学渊源，保存了私家讲学之风。社会对乡贡进士的重视使得他们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认为重乡贡不利于门阀士族是错误的，乡贡不利于当权冠冕才是实际情况。
第五章分析唐代山东士族的婚姻。第一节分析唐代山东高门通婚的对象。初盛唐时期唐代山东高门婚姻十分尴尬，李唐皇室在婚姻上打击山东高门，但民间仍然重五姓婚姻，一些出自山东地区的新兴士族偷偷与五姓通婚，婚姻也是初盛唐山东士族入仕的重要原因。第二节分析李唐皇室不守礼法与山东高门门风存在根本矛盾，这是唐代山东士族“不乐国姻”的原因。第三节分析唐代山东士族对于唐代女性观和婚姻观的影响。唐代山东士族反对女子干政，在武周革命后维护了封建纲常，对李唐皇室和民间婚姻有重要影响。
第六章分析山东士族的思想。第一节分析山东士族的家学，以《新唐书·艺文志》为研究对象，分唐以前和唐代为前后两个时段，考察山东士族的著作在四部中的分布，分析山东士族著作前后的变化，发现唐代山东士族经学的衰落和文学的兴起。第二节分析山东士族与“三教合一”的关系，从隋代王通至唐代慧能，部分山东士族为了调节三教矛盾走上了融合三教的道路。第三节分析“三武灭佛”与山东士族的关系，部分山东士族极端分子从夷夏大防以及儒家节俭思想两方面反对佛教，最终走向灭佛之路。
第七章分析唐代山东士族的文学创作。第一节分析唐代山东士族重视文学的原因。唐代统治者重视文学，唐代皇帝、唐代后妃、唐代掌权的宦官、唐代重臣皆好文学。他们对山东士族家学从经学向文学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文学地位超过其他艺术门类。第二节分析山东士族重视文学与唐代科举取士有关。由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积极入世的山东士族开始重视文学，并以文学仕进，家传儒学开始向文学转变。第三节论述唐代四个时期山东士族文学创作皆有不俗表现，尤以初盛唐为最。初唐时期王绩以及“初唐四杰”扩大了文学表现内容。山东士族对律诗的形成，卢藏用对于古文，山东高门对于盛唐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大历十才子对于律诗的规范化，李绅对于新乐府运动都起到重要作用。另外，山东高门对于古文运动和韩孟诗派的古体诗等也有重要贡献。第四节分析唐代山东士族在文坛地位的升降。山东士族在初唐文坛地位很高，盛唐时期达到巅峰，中唐仍有不俗表现但已呈现颓势，晚唐由于南方文化兴起，山东士族文学地位下降。
第八章分析唐代山东士族与唐诗流变。研究初盛唐山水田园诗以及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考察山东士族对初唐诗风的转变以及律诗形成的贡献，分析山东士族热衷于此类诗歌创作的原因。第一节探讨山东士族与初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兴盛的关系。唐代山水田园诗与山东高门有密切的关系。在山水田园诗人中，出自“山东五姓”的有王绩、王勃、卢照邻、卢僎、卢鸿、王维、崔兴宗、卢象等人。山东高门诸士人成为唐代最为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与其家学中的道家思想有关，与当时的隐逸之风与走终南捷径的时风有关，其家族深厚的文化修养提高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水平。第二节探讨山东士族与初唐诗风的转变。唐初诗坛笼罩于宫廷诗风之下，而出自山东士族的魏徵与王珪却不入俗流，在野的王绩、崔信明、郑世翼、王勃、卢照邻诗歌表现题材多样，将诗歌表现内容“由宫廷走向市井”。初唐山东士族诗人能够走出宫廷诗绮靡诗风的窠臼与他们远离中枢权力中心有关，与其家传儒学中的复古思想有关。第三节探讨山东士族与近体诗形成的关系。出自山东高门的王绩、王勃、卢照邻、李峤、崔融、崔湜兄弟、李乂兄弟等人对近体诗形成与定型居功甚伟，成绩在“沈宋”之上。原因除了他们的创作实践之外，还在于其律诗理论上有诸多建树，还在于他们在政坛与文坛上的地位。第四节探讨山东士族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唐代出自山东高门的边塞诗人包括初盛唐时期的王勃、卢照邻、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王翰、李颀等人，中晚唐时期出自山东高门的边塞诗人则包括卢纶、李益、李端、王涯、高骈等人。山东高门边塞诗创作繁荣的原因一是军功成为山东士族复兴的重要渠道，二是山东士族祖居的河北地区胡化，其家学中有儒家强烈的“尊王攘夷”与“大一统”的思想。
第九章分析唐代山东士族与唐诗流变。研究唐代山东士族对大历诗风以及韩孟古体诗派与新乐府运动的参与和影响，并分析其原因。第一节探讨山东士族与大历诗风的关系。曾被称作“大历十才子”的李嘉祐、李端、卢纶、崔峒、李益都出自“山东五姓”。由于山东高门祖居地河北地区的胡化加上安史之乱，山东高门不得不迁离原籍，前往南方以及两京地区，南方成为他们新籍，失去祖居田产的山东高门子弟很多成为权贵的文学侍从。他们的创作题材体现出他们作为文学侍从的特点，对江南的景物描写，寄托了乡愁哀思。第二节探讨山东士族与中唐韩孟诗派的关系。韩孟诗派的主要人物韩愈、孟郊、崔立之、李观、卢仝、刘叉等多出自山东士族，并处于山东士族的婚姻圈与文化圈内，韩孟古体诗从产生至成熟与山东士族的提携与参与密不可分。他们秉承了山东士族的复古传统，加入古体诗歌的创作中。第三节探讨山东士族与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关系。盛唐时期，出自山东高门的高适、王昌龄、王维、王翰、李颀、崔颢等诗人已开始创作大量“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歌，大历时期，出自山东高门的卢纶与李益亦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乐府诗歌。中唐时期，出自山东高门的李绅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直接带动了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元稹成长于山东士族的家庭，白居易亦深受山东士族的影响。新乐府宗经复古、“尊王攘夷”的传统以及实用主义的精神与山东士族的古老门风是一致的。
第十章研究唐代山东士族的古文创作与骈文创作，探讨山东士族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关系。古文运动宗旨与山东士族门风近似，古文运动与唐代科举取士有密切关系。第一节分析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关系，很多山东高门子弟是西魏以来的复古主义者。盛唐以后的很多古文家出自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与重要古文家关系密切，他们影响了古文家的思想。第二节分析唐代山东士族的修史传统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史书修撰，史书的载体——古文因此绵延不绝。唐代山东士族本就具备修史传统，史学是其家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唐代得到更大发展。唐代大多数古文家兼具史家身份，山东士族的修史传影响了唐代的古文发展与古文运动。第三节分析科举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科举考试内容是齐梁体格的诗歌，很多研究者依据科举考试内容浮华就认为科举考试带来了浮华之风。实际上，唐代科举有其特殊性。科举的录取很少决定于考试内容，往往决定于科场之外的印象。由于中唐以后的君相多好礼法，知贡举者多为礼法之士，通榜者往往是复古主义者，他们很多出自山东高门。中唐杰出古文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通榜者，因而，科举考试反而带来了复古之风。第四节分析唐代山东士族的骈文创作。在骈文笼罩下的唐代文坛，山东高门的骈文创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出现了王绩、王勃、卢照邻、李峤、崔融、王维、李华、李德裕等骈文大家。受家族门风的影响，山东高门子弟的骈文创作融合南北文风，摆脱了传统骈文的窠臼。其骈文创作往往情文并茂，雄健而气象阔大，笔力遒劲。他们将古文的创作手法融入骈文的创作之中，减少了骈文的用典，使得语意更加通俗易解，句式不再板滞，语言更加生动。他们给唐代骈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十一章研究唐代山东高门的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的创作，探讨唐代山东士族分别在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中的形象，分析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科举行卷的关系。第一节分析山东士族笔记小说创作与传奇小说创作中的出色表现，认为山东士族创作笔记小说与其家学重经史有关，也与唐代修史地位崇高有关。第二节分析唐代山东高门在小说中的形象。他们在笔记小说中多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传奇小说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成为门第较低的新兴进士的攻击目标。第三节分析唐代传奇小说与科举行卷之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唐是传奇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山东高门全面复兴的时期。山东高门在中晚唐几乎控制了科举，一方面，传奇小说文风与山东士族门风迥异，因此，不大可能用传奇小说来行卷。另一方面，唐代优秀传奇常常攻击山东高门，自然难以用来行卷。唐人主要以诗文行卷而缺少以传奇小说行卷的证据，创作传奇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出名和醒人耳目。
第十二章研究山东士族的复兴与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山东士族复兴后带来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对古文运动、韩孟古体诗派以及新乐府运动的复古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节探讨山东士族复古宗经的传统。自东汉以来，山东士族以儒学为家学，秉承复古宗经的传统，世代冠冕不绝，产生了崔骃、卢植、郑玄、卢玄、王通等大儒。第二节探讨中唐文坛的复古思潮。中唐文坛三大文学思潮：古文运动、韩孟古体诗派、新乐府运动都高举复古宗经的大旗。第三节探讨山东士族与中唐文坛复古思潮之间的关系。
[1][美] 鲁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2]参见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4]（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页。
[5]（宋）赵明诚：《金石录校证》，金文明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458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一上《宰相世系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9页。（书中引用该古籍均是此版本，后文中只标明书名和页码，特此说明）
[7]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