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为国家之基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我国古汉语中，道和德最初是作为两个独立的概念出现的。《道德经》这样论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这里的“道”是指自然运行及人世共通的道理，“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后来，人们将道和德连用，并赋予较为明确的意义，使道德向今天的含义转化。《荀子·劝学篇》表述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儒家认为“礼”是一定的行为规范和特定仪式。学习达到“礼”的境界，就是达到道德的极致。可见，我国古代典籍中，“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行的必要行为规则，也是人们遵行之后的品质表现。在西方，道德一词兼具社会风俗和个人品性的含义。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认为，道德是为了通达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是思考“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大问题。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独立自由，不是由于他的臂力，而是由于他的心灵的节制。”可见，西方的道德语境以理性为核心，强调理性对人道德生活的省察。

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道德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生产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并产生了调整利益矛盾的迫切需要，形成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类的行为规范——风俗、道德、法律，其最基本的形成动因，就在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生产秩序。因而从本质上讲，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意识。道德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规范，“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道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道德的变化。人们正是通过对道德的把握，来感受社会关系的脉动，识别社会发展的方向，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自觉地扬善抑恶、明辨荣辱、选择高尚、弃绝卑下，使自己的行为逐步从“实然”向“应然”转化，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健康发展。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任何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都需要道德来维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英国18世纪小说家菲尔丁曾经说过：即使在一个法纪最松弛的国家里，一个有良心的人也不会胡作非为的，他会在内心替自己订立出立法者所忘记订立的法律。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讲过：有两样东西，我们愈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对它们历久弥新和不断增长之魅力以及崇敬之情就愈加充实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就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而言，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由于人们实践行为的复杂多样性，有一些行为是法律法规约束不到或者说约束不了的，这时候就需要发挥人内心道德准则的约束作用。道德和法律一起，构成了社会的行为约束体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崇德向善的悠久传统，对高尚道德的强烈呼唤始终伴随着社会前进的脚步。《贞观政要》一书中，记载了唐代著名谏臣魏征劝谏唐太宗李世民的这样一段话：“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意指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得更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要想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从上古时期开始，尧禅位舜、周公辅政等一直是传为美谈的道德故事；始于西汉的举孝廉制度、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中，对德的要求和考核都是其主要内容；宋明理学崇尚道德，重义轻利，强调自我约束，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着积极影响。可以说，源远流长的中华道德文化，为我们实施以德治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我们党坚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注重道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变革进步是客观真实和有目共睹的。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