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述一则鬼怪故事：有一个官员死后去见阎王，自称自己为官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水，如今无愧于鬼神。阎王讥笑说：“朝廷设置官员以治理百姓，下至管理驿站闸门的小官吏，都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如果说不要钱就是好官，那么树立一个木偶在堂上，连水都不喝，岂不比你更强？”官员又辩解说：“我虽没有功，但也没有罪。”阎王说：“你一生处处只求保存自己，某案某案为避嫌疑而不言，不是辜负了百姓吗；某事某事怕烦难吃重而不办，不是辜负了国家吗；国家三年一次考核官吏成绩，是为了什么？无功就是有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官必须有所作为，否则，无功就是过。

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官员的功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其中的立功，就是指立下功业。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既体现了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同时也蕴含着为人、处事、成业的朴素道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对那些居其位碌碌无为的官员，老百姓轻蔑地斥之为“禄蠹”。宋代有一个“三旨宰相”王珪，《宋史》记载：“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堂堂宰相，爵显而禄厚，位高而权重，但他每天所做之事就是“请旨”、“领旨”、“传旨”，自己一点儿也不动脑筋，国家大事如此岂不荒废？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魏晋时代，士大夫崇尚清谈。西晋大臣王衍才华横溢，谈论精辟透彻，神态从容潇洒，曾任司徒、太尉等要职。他精通玄理，专以谈论《老子》、《庄子》为事，享有很高的声誉，令世人倾慕，凡是求仕进的年轻人，纷纷景慕仿效他的行为，成为世间风气。倘若他发现所说的道理或有不妥，就予以更改，且能自圆其说，世人称他为“口中雌黄”。许多士大夫认为他应该做士族的首领。王衍虽能夸夸其谈，但治国理政却束手无策。东海王司马越去世后，朝野共推王衍为元帅，石勒（后赵开国皇帝）来袭，他却率部逃跑，导致晋军全军覆没，自己也被石勒捕杀。王衍去世几十年以后，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感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字号）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凡事都“要落在实处”,“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要看实绩，要以此为标准，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系列重要讲话，都强调领导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作为党的执政骨干、科学发展的带头人，坚持居其位谋其政，干事创业出实绩，是推进事业发展、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相比，有更多的机会干事，有更大、更好的舞台展现自己的才干。领导干部有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影响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如果不是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做“思进型”的干部，而是“不思上进”、做“懒惰型”的干部，迟早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

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经常想着如何弄权，把职责忘在一边，把公仆意识丢在脑后。有的沉不下去、心浮气躁，有的懒散懈怠、不思进取，有的弄虚作假、好大喜功，有的滥施号令、颐指气使，没有把精力用在工作上，凭经验做事，凭感觉做事，凭个人喜好做事，对党的决策部署置若罔闻，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视若无睹，解决难题没有思路，推动工作没有办法，遇事能拖则拖、能躲则躲。某省一家新开的乡镇液化气站燃气公司，因为有关部门批文的一个错别字，导致这个投资上千万的招商引资项目只开业了3天就被迫关门。为了修正错误，燃气公司历时14个月跑了30多家单位盖了100多个公章，各类评估报告重达40公斤，仍无法拿到相关许可证，被当地群众斥为咄咄怪事。这说明，一些党员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会给人民群众的利益，给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

事有千件，贵在实干。“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中才能破解；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中才能把握；一切愿景，只有在实干中才能实现。在现阶段，每个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事创业，都是必须做好的光荣事业。要真正把精力和才干集中和用在所干的每一件工作上，夙兴夜寐地真干、实干、苦干、巧干。杨善洲同志曾担任云南省保山地委领导，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退休后，为了兑现自己当初“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他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且将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流传于滇西保山市施甸县的民谣，不仅唱出了当地群众对杨善洲同志的敬重，还向世人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实干苦干的崇高精神。

实干兴邦要注入激情。激情是一种可贵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品质，往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潜能。有人说，灵感可以催生不朽的艺术，激情能够创造不凡的业绩；缺乏激情，疲沓涣散，很可能一事无成。领导干部对待工作必须始终保持高昂的激情，用崇高的精神支撑伟大的事业。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你追我赶的时代，是一个大潮涌动、不进则退的时代。对于有志于伟大事业的领导干部来说，干工作就应当有争创一流的志气、百折不挠的勇气、奋力开拓的锐气。这种志气、勇气和锐气，是内心激情的外化，凝聚着理想、责任和追求。只有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把高昂的激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才能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杨善洲在大亮山林场

实干兴邦要改革创新。富有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有的理论品质和政治勇气。改革开放之初，深圳蛇口只是一个毗邻沿海的小渔村，只有几百位居民，基本靠打鱼为生。1979年年初，蛇口工业区正式创办，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第一批创业者开始了大胆探索：最早按照国际惯例与初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机制；最早更新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最早成功地建立健全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蛇口在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缔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塑造了被全国广泛赞誉的“蛇口模式”。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企业创办的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诞生了我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三资”企业。蛇口发展的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的强大动力。领导干部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以新的认识、新的思路、新的举措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昔日蛇口

高楼林立的新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