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是习仲勋同志主政的终极目标

采访对象：卢瑞华

采访组人员：琚立铭（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3月12日上午

采访地点：卢瑞华同志家中

卢瑞华，

1938年11月出生，广东潮州人。

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

1966年中山大学物理系分子光谱专业研究生毕业。

1966年9月参加工作，在佛山市开关厂当工人。

1972年6月入党，后任广东省佛山市分析仪器厂技术股长，工程师、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

1982年后，任广东省佛山市经委副主任兼分析仪器厂厂长。

1983年后，任中共广东省佛山市委常委。

198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佛山市委副书记，佛山市市长。

1991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1993年2月，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1993年5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

1996年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1996年2月至2003年1月，任广东省省长。

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

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广东还是在北京，无论广东发展成什么样，超过了香港也好，超过了台湾也好，所有那些成绩、政绩，都不及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让他关心，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关心的终极目标，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卢瑞华

采访者：卢省长，20世纪80年代，您和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上曾经有过一些交往，所以这次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卢瑞华（以下简称卢）：好的。我也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谈一谈我认识的习老。其实我和习老年龄相差很大，我今年76岁，习老如果健在已经超过100岁了。

采访者：是的，习仲勋同志出生于1913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卢：我们相差差不多一代人。习老是革命老前辈了，我是晚辈，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长。不过，在和习老仅有的几次见面当中，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位老革命家，他的言行举止，他对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说的话，他的那些鼓励，那种温暖、亲切的感觉，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1980年7月2日，习仲勋出席中共佛山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与代表卢瑞华亲切握手。

采访者：您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80年代初吗？

卢：是的。那是1980年夏天，习老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下称习书记）。我记得是在7月初，佛山召开第四次党代会，习书记来我们这里开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在会上，他还很亲切地跟我们握手，有一张照片专门拍下了他和我握手的镜头，那张照片照得很好，他笑得很慈祥，很开心，大家也都很开心。

采访者：那时您是什么职位？

卢：那个时候，我还在佛山市分析仪器厂工作，同时我也是市委委员，在党代会上见到的习书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觉得不得了啊，能见这么大的领导。他很多年前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我们知道，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为我们的革命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毛主席曾经多次赞扬他。所以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地方上的党员都知道这位老革命家的一些事迹。

习书记虽然身居高位，又年事已高，但仍然保持着那种勤勉和努力的作风。特别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他到广东以后总是有一种紧迫感，他说：“要把一天当作两天来用，努力地工作。”

那一次为了参加佛山的党代会，他特意前一天晚上同广州和省委的其他几位同志赶过来，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下乡、视察、开会，经常晚上也要赶路，其实，这基本上是他在广东工作的常态。

习书记一直很关心佛山的经济发展，尽管那天到达佛山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并没有休息，而是立刻听取了佛山地委书记杨德元、副书记兼佛山市委书记吕金湖同志的工作汇报。

当时，杨德元和吕金湖两位同志送给习书记一本纪念册，还有大会主席团佩戴的红色绶带，习书记很高兴地收下了礼物。到了第二天，习书记在代表大会上说：“大会赠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可是我什么礼物也没带来呀。既然大会的主席团让我讲讲话，这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吧！”吕金湖同志说：“这是最好的礼物。”习书记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好礼物，同志们听了再说。”

接下来，习书记的讲话很细致，涉及当时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很实在，而且他不用稿子，要讲的东西都装在脑子里，思路非常清晰。习书记的那次讲话，思想很解放，当时我们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可以说，这确确实实是送给我们的一份很珍贵的礼物。

采访者：您还能回忆起来他当时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吗？

卢：可以，我挑重点的内容讲一下。习仲勋同志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作风就是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他在党代会上的讲话，就很能体现他的这个作风特点。他首先就跟我们讲：“做工作，一定要群策群力，要加快发展，要本着有利于佛山的职工，有利于郊区农民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做决策，做领导。”这个很重要，他当时在会议上就提出来了。

习书记为什么重点提郊区农民呢？这是有原因的。当时，习书记已经在广东工作两年多了，这期间，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中央要权，给广东要来了很多“先行一步”的政策。而佛山这个地方，在整个广东省里面，“先行一步”表现得更为突出。为什么呢？因为佛山与广州近在咫尺，又在珠江三角洲最富的地方，历史上农民的商业意识一直都比较强，除了种田以外，像顺德、南海等地，桑织、鱼塘、甘蔗等农业项目都发展得很好。比如除了鱼塘养鱼，农民还在鱼塘的周围种桑、养蚕，让不同的农业项目之间的养分、肥料，可以互补，进行立体化的循环，取得了很不错的收益。

特别是1978年以后，国家大的政策发生了调整，习书记到广东主政，顺应了历史潮流，积极地给广东要来了很多好的政策，佛山的农业很快就发展起来，老百姓的生活很快也改善了。百姓买新自行车了，买缝纫机了，盖新房了，穿新衣服了，咱们的农民有钱了，精神面貌也一天比一天好。

习书记肯定了佛山的大好形势，号召我们加快步伐，在全省中等城市的“四化”建设中跑到前面，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先走一步。习仲勋同志提到这些的时候非常兴奋，他看到佛山发展这么快，我们能看出来他发自内心的那种高兴，真是溢于言表。习书记的心确实是跟群众连在一起的，只要群众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他就发自内心地高兴。

习书记当时不仅讲到了郊区农民的问题，而且也讲到了城市的职工问题，他希望佛山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把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奋斗目标贯彻下去。这个是习书记当时提到的一个重点内容。

1980年7月2日，习仲勋在中共佛山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左一为吕金湖）

那么，怎么做呢？习仲勋同志讲道，希望我们贯彻的工作方法，还是最有效的群众路线——要做好什么事，必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

他在会上跟我们讲，希望我们接下来要发动整个佛山市的工人和农民，让农民、职工参与到我们的各项奋斗目标中去，一定要想方设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加快步伐发展，为我们实现“四化”闯出一条路子来。在全省中等城市中，佛山要能够跑在前面，能够起好带头作用。佛山是富饶的珠江三角洲中的一颗明珠，一定要把佛山这个中等城市建设好，使这颗明珠更加明亮。

习书记讲了这么一个期望，而且重点强调了群众路线这个工作方式，同时还结合实际讲了很多具体的内容，这些都很深入当时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他讲的话很实在，我们听得自然就开心，而且确实有效果。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当时结合实际都讲了什么具体的内容？

卢：内容非常丰富，工业、农业、商业、外贸、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我举个比较有特点的例子吧。习书记当时讲到一个我们重点要建设的内容，就是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什么？一方面，社会风气当然包括一些官僚习气、拜金主义、低级趣味啊，这些相对比较隐性的东西，需要靠法制、教育来转变。另一方面，更广泛更常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比如，不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不大声喧哗，这些是最基本也是最显性的社会风气。那么要想改善社会风气，需要谁来支持我们？那肯定就是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社会风气就根本不可能改善。

习书记对佛山的历史是很了解的，他当时跟我们讲：“佛山是一座历史很悠久的城市，1500多年的历史中，手工业一直很发达，这是很了不起的。清代中国有四大名镇，汉口镇、景德镇、朱仙镇，还有一个就是佛山。佛山也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到了解放以后，佛山的生产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还得到过全国‘卫生红旗城市’的荣誉，也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表扬，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我在北方都知道。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很多东西都毁了，还造成了很多不讲礼貌、不文明、不卫生的恶果，原来保持得很好的那些传统丢掉了，所以佛山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就比较落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佛山干得很好，工人、农民收入都提高了，精神面貌也比以前好了，现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我们领导干部一定要把社会风气这个问题重新重视起来，一定要重夺红旗。这个红旗可不仅仅是卫生红旗，还有讲礼貌、讲文明，使佛山重新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文明城市，带一个好头，把好的社会风气恢复起来。这个城市的‘四化’建设搞得如何，对全佛山地区、对全省都有影响。”习书记又强调：“做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效果不会好，社会风气的转变也不会快。”

采访者：确实，习仲勋同志在工作中特别重视“群众路线”这个基本点。

卢：没错，这是他很鲜明的一个特点，而且他对这一点也是很下功夫的，他的工作都不会脱离这一点，这也是他从革命年代就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习仲勋同志的这种工作方式是出于他的群众情怀，他就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他不忘本啊，他对群众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工作方式。

那一次，习书记在我们佛山开党代会，还讲了一个重点，也是很鲜明地体现出他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的就是关于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选拔的问题。他讲道：“一是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组织路线，这是基础，是纲。二是要做大量的工作，从群众里面，从中青年里面，大量地挑选干部出来，提拔上来，为我们的群众服务。”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的组织观念也是紧贴群众路线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卢：是的。他在广东两年多的时间一直是这么贯彻的。他在我们那次党代会上指出这个思想的时候，他已经快要离开广东调到中央去了，之所以当时提出这个，实际上是再一次强调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他已经一直在贯彻实施这个思想了。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我当时42岁，是工厂里的一个工程师，没当过官，也没想过当官。我是学物理学的，不是学社会学也不是学经济学的，就这么当上了党代表，就可以在市委和习书记一起开会了。

现在想想，我是怎么上来的？就是与当时习书记主政广东期间提倡的一些组织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要年轻化，要从群众中选——在这个大气氛里，我也就被推出来了。

我是从“臭老九”里面选出来的。既然是“臭老九”，肯定就是个群众嘛，“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里，“臭老九”不被算作敌人就已经很客气了。那么党代表是什么？就是市委委员。你说一个“臭老九”，一个刚获得了群众资格的人，一下就选上了市委委员，那简直跟开玩笑一样嘛。当时市委书记就跟我开玩笑说：“小卢，你原来是个‘臭老九’，现在香了啊。”

习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很高兴的，老同志主动退下来，年轻人上来了。因为当时广东的历史现状，也确实需要这种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个地方都需要大批的人才，习书记在那次党代会上就首先表扬了梁广华和赵瑞德同志。他说：“老同志主动让出位置，由那些年轻的、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来工作，这是让贤、荐贤，这个行动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

习书记还说：“我们党经过十年浩劫，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的都老了，年轻的还没有上来，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选拔上来。特别是我们上年纪的同志，老一点的同志，要让位，要退下来，有些可以退到第二线、第三线嘛。有些就干脆退下来当个顾问，一样工作嘛，我们的老同志要都能像梁广华和赵瑞德同志这样做，就是对党的事业做了贡献，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他的话讲得很中肯，老同志听了很感动，我们这些新一届市委的委员也都觉得很受鼓励。

后来习书记离开广东，到了中央工作，他的这个组织原则，提拔年轻干部的这些思想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拿我自己来说，到了1980年底，我就被提拔为厂长，在广东，这还是第一个知识分子当厂长，以前是没有的。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您又和他见过面吗？

卢：有几年的时间没见到他，再见面就到了1987年了，那个时候佛山已经很出名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把佛山作为一个定点，改革进度非常快。那次他是专门到佛山去视察的。

198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视察佛山时在市迎宾馆怡园题字。（右一为卢瑞华）

采访者：当时您在佛山担任市长职务是吧？

卢：是的。当时我是佛山市市长。习书记来了，我接待他，这次我们交流就很多了，而且是双向的交流，我汇报，他听；他讲，我听。他很关心佛山的经济发展，问的问题基本也都围绕国企的技术革新，围绕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设备改造这些方面。

他特别关心缴税的同比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还有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因为这些都是和民生密切相关的，直接决定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对这些是非常关切的。从他问的问题，就能看出他真正关心的内容——人民的生活，群众的福祉。

采访者：当时佛山的情况怎么样？习仲勋同志听了以后有没有什么评价？

卢：具体来说，当时佛山的国企改革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特别是在引进资金、技术、设备改造这些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当时我都向他做了很详细的汇报。这个和当时国家经济开放的大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特别是在1985年2月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把珠江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变化就更快了。本来佛山底子好，飞得高，这就像空中加油，佛山发展的动力就更强了，不仅我们自己有信心，而且准备来佛山投资的人也有信心。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历史机遇，佛山抓住了。怎么抓住的呢？当时根据中央的政策，我们也对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做了一定的调整。大的方向定得更明确了，从性质上来说，我们的目标是把佛山建设成为一个内外市场相通的，城乡密切联系的、外向型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经济区。具体都涉及哪些重点范围呢？当时我们做了认真规划，主要是鲜活商品、食品、纺织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生产和出口基地；初级产品精加工出口基地；引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吸收、消化、创新后向内地转移的基地；旅游胜地，等等。

要抓重点嘛，这是习书记的内行，他本来就对佛山很了解，像佛山这种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手工业本来就发达，我们做的这些规划都是既创新又符合地区传统的，就很合拍。

习书记听了以后很赞许，连说：“好，好，好。”那么，通过这种规划，佛山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将会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内引外联的桥头堡。市管县^[1]后，这是佛山第一次被定位，这之前是没有定位的，也没有这么清晰，这么具体。

当时我们技术改造的规模就更大了，外商投资的规模也是空前的，还有贷款我们也尽量放开，当时我们就鼓励企业借钱搞技术改造，如果不改，落后的产能耗下去，肯定越来越被动；鼓励他们借钱去搞改造，改了就有出路。

1997年，卢瑞华（左一）到深圳看望习仲勋。（右一为齐心）

不过，这可是有一定的风险啊！但是做生意不冒一点儿风险，也别想更快、更好地发展。当时这些措施在全国都是引起了很大轰动的，当然也有一些争议。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条路显然是走对了，那时候冒一些风险其实是必要的，换来的是国企发展的资金和设备的技术改造，还是非常值得的。

当时我们有一个涤呢织染厂，设备全都改造了，用的喷水织机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生产的速度、质量在当时国内是最好的。我们的容声冰箱，也是整体设备都改造了，生产出来的冰箱质量非常好，能和当时那些日本的产品相媲美，“容声冰箱”这个品牌一直在做大做强，到现在都发展得很好。还有利华瓷砖，也是整条生产线都改造了，其中很多部分是直接引进的，既节能环保，又提高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我们当时还有易拉罐厂，那是国内第一家生产线，还有无线电厂、风扇厂、健力宝集团，这些年产值都过亿。创利税，带动周边产业，当时的佛山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很多外省的领导都来考察取经。

这些我都跟习书记做了很详细的汇报，他越听越高兴，对佛山的发展评价也是很高的，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老人家看到佛山发展得这么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这么快，我能看出他真的是很欣慰。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一直心系群众，是不是问了很多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卢：对，是这样的。那次我们一起吃饭，他问了很多，我也给他讲了很多，他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很关心城镇居民的生活情况，也很关心农民生活。

我就跟他说：“习书记，佛山的农民开始富裕了！”

他说：“哦，这样的，富裕到什么程度啊？举个例子讲讲。”

我说：“‘万元户’好多了。已经数不清了，统计不了了！80年代初，什么地方出个‘万元户’就很轰动。但是现在几年过去了，在佛山，在街上走一圈就能碰到很多‘万元户’了。”

习书记就笑，特别高兴，他接下来就问我农业的情况，我料到他肯定会问的。因为习书记主政广东的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以粮为纲”嘛，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都把农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所以习书记肯定特别关心农业生产。但是到了80年代末，毕竟时代不同了，我就跟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我当市长，基本上种田的事我没管过。”其实当时我管农业，确实相对工业来说要少很多了。我这么说，原本以为他会比较诧异，会马上问我：“哎？小卢，你这个市长怎么能不管农业呢？”

没想到他很平和，只是问：“为什么呢？”

我就跟他解释啊，我说：“其实这个种田的事，最有本事的是农民，南海的农民跟我说，过去都是县委书记指挥种田，好像全县只有县委书记会种田，他说今天插秧，我们就插秧，结果最后搞的我们都没东西吃，现在我们自己种田，什么都有。现在县委书记叫我们种什么，我们绝对不种什么，种了你就倒霉了！”

习书记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他说：“对呀！只有农民才最懂得种田！”

其实，习书记虽然离开广东了，但是他一直关注着广东，我听到有的同志跟我说，习书记在北京还给广东出了不少力，帮了不少忙。虽然我们在地方上，但习书记对产业结构的认识也是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转变的，就是他给广东要权，大力促进改革开放的，那么广东产业结构的这些转变，他怎么会预料不到呢？他早就预料到了。

那些大的企业我陪他去参观了，也陪他到乡镇企业去考察了，当时我们去看了一个玩具厂，农民企业家搞的，他看了，很高兴。无论他到哪里去都会问：“工人生活怎么样？哪里来的工人？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

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广东还是在北京，无论广东发展成什么样，是超过了香港也好，是超过了台湾也好，所有那些成绩、政绩，都不及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更让他关心，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人民过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关心的终极目标，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