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
采访对象：贾巨川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5日上午
采访地点：陕西省渭南师范学院专家公寓
贾巨川，
陕西省合阳县人。
196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文书，连、营职干事。
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习，1996年调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历任期刊部副主任、征集研究处处长、研究处处长、副巡视员，承担《习仲勋传》研究和写作课题。
他总是站在群众的观点和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就怎样处理解决问题，从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的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说假话。
——贾巨川
采访者：贾巨川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采访您。您是大型党史著作《习仲勋传》（上卷）的执笔人，对习仲勋同志的生平材料掌握丰富，希望您能全面、系统地谈一谈习仲勋同志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并对我们的工作多给予一些帮助和支持！
贾巨川（以下简称贾）：谢谢！非常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对中央党校我是心怀感激的。2011年8月中央党校将由我执笔的《习仲勋传》（上卷）与《毛泽东传》《邓小平年谱》一并列入第二批“读百本书”书目，深感荣幸。今天党史人见到党校人像似家人相聚，倍觉亲切。
我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而全身心投入对习老的研究及其传记写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习老还健在，有了近距离请教交谈的条件，当然大量的资料占有和对馆藏档案的查考，使我对习老其人其事、其功业、其精神有了较多了解，加之我从事这项研究相对早一些，时间长一些，用心执着一些，可以说是独得天时、地利、人和。
习老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言一行堪称践行群众路线、善做群众工作的典范。学习和发扬习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2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示同意编写《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和《习仲勋传》系列丛书，并由陕、甘、宁、青、新、广东、中央档案馆共同来承担编写任务。其中《习仲勋传》一书的规格和篇幅就类同于彭德怀、贺龙等地位相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一样，出一本书，写四五十万字。
我第一次见习老是在1996年12月，那时他已经离开领导岗位，在深圳休养。当时我们一行好几个人。因为是从家乡来的，习老显得很亲热，先是询问了每个人的年龄、籍贯等有关情况，接着便拉起了家常。三十分钟的谈话，有两个有趣的细节给人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老人家的群众观念和平民情结。
第一个细节是，在谈话中他随意问：“你们在哪儿住？”我们回答说：“在迎宾馆的翠湖楼。”他沉吟了一下，又问：“哦，翠湖楼，一天多少钱？”其实那个时候深圳的消费水平远比内地高，宾馆价格也比较贵，我们的住宿是习老秘书帮助安排的，所以稍稍便宜一些。我们即告诉他：“房费是150元”。或许是老人家年纪大了，没有听得很清楚，就点了点头，满意地说：“50？好。50元好，就是要俭省节约。”
第二个细节是，当我们告别离开时，老人家拄着拐杖把我们送出大门，一边走一边用浓重的关中乡音嘱咐说：“可不能打着给谁谁写书的名义，到处游山玩水噢！”习老表达的意思很明显，对我们是一种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节俭，花公家的钱要知道心疼；出公差是工作需要，但不能借此游山玩水。虽是言谈之中的短短几句，但老人家的节俭作风和群众平民意识溢于言表，促人警醒。
习老晚年在深圳休养期间，广东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去看他，说：“您为广东的改革开放立了很大的功劳，广东的干部对您的评价都非常高。”习老听后平静地说：“你们听没听到群众是怎么说的，老百姓对我还有什么批评意见？”这个谈话记录我当天在秘书室就见到了。由此可以看出，习老即使在晚年退出领导岗位以后，依然认为任何人对他的评价，也没有人民群众的意见更为重要、更值得珍惜、更让他期待。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是非常诚挚深切、真实可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价值观。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要了解其人生经历和心路旅程，探析其思想、品质、性格形成的轨迹。习老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身上流动着劳动人民的血液，他与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割舍不开的感情。他一生的革命经历和工作实践，都在高擎群众路线的旗帜，夙夜在公，鞠躬尽瘁。
习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生活成长在中国北方农村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出生于陕西富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祖辈耕织传家，桑田劳作而又颠沛流离。他祖父是从河南邓县（现邓州市）逃荒迁徙到陕西富平县的。我采访习老的弟弟习仲凯时，他说他的姑妈和大伯就是祖父用挑担挑到陕西的，父亲是在富平出生的。在富平扎根以后，他们的父辈一直以务农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习老从小耳闻目睹了劳苦群众生活的穷困，生存的艰难，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就开始参加中共组织发动的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广泛接触了基层民众。他被反动政府关押期间，和当时的西北军马鸿宾的逃兵关押在一起，习老曾回忆说，当时自己年龄小，脚被镣铐磨烂了，被关的士兵还把自己的衣服扯了一块，帮他包扎伤口，所以他对下层士兵的生活以及心理状况有深入的了解。
习老儿童、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他终生的信仰和价值取向有着根本的影响。他的躯体涌动着劳动人民的血液，心里始终揣着群众的疾苦和诉求。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地改革时期；无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岗位上，还是遭康生诬陷受迫害期间；无论是在复出主政广东推进改革开放，还是再回中央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老人家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实事求是，心系百姓冷暖，情牵群众忧乐，一生都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相关。
2001年3月，习仲勋与贾巨川在深圳迎宾馆留影。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的出身和童年生活，让他有了深厚的群众感情，他少年时代的革命经历，又让他有了鲜明的群众观点。那么接下来，您能否具体讲一讲他践行群众路线的事例？
贾：发生在老人家身上这样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习老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奉献出了一颗拳拳赤子之心。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陕甘根据地为群众做了许多在当地广为传颂的事情，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爱戴和尊重。
抗日战争时期，习老担任关中分委书记时，非常重视党政机关和部队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严守群众纪律。1940年4月3日，关中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老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他在信中说：“由于关中生产条件有限，加上战争环境的影响，部队因急于生产，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属不少（东区的报告附上，请阅）。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在上卷出版时，我即把这封信影印件收入书中了。
这是一封写于70多年前的信，他在信中敏锐地提出了要保护群众利益以及森林资源和经济发展问题，不但显现出在战争环境下，他对群众纪律的重视，而且对自然环境保护和对民生问题的长远思考。
1941年，因关中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习老提出每人种2亩荞麦，以秋补夏。当年20万亩荞麦收获了40000石。秋种时，习老又要求每人多种1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
习老一直尊奉的人生信条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关中地区农村和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至今还流传着习老体贴爱护干部、关心帮助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一位农民的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老知道后，马上派警卫员请来大夫，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请这位可亲的分委书记给小孩起个名字。
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老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面对面地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嘱分委机关的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大家都称赞说：习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心啊！
有一段时间，关中分区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病流行，且日渐严重呈蔓延趋势。习老得知情况后，马上指派专人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治愈了染病的回族群众，并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战争年代习老就十分关心抚恤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问题。他曾在关中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请求边区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俘虏，“发给他们些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老身体力行，以模范行动带动和影响着分区干部和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限制，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3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湾一带。每当此时，习老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火。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参加劳动蹭破点皮算什么？”
当时对分委书记出行配有马匹，但每次去农场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他总是把马匹让给大伙驮行李，而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的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了一件棉布大衣。习老知道后，找到管理员张贵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需再做了。你看看其他同志的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正是由于习老对群众利益的关注和重视，群众也衷心地拥戴这位年轻领导者。
有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到分委驻地看望习老，还带来了10颗鸡蛋。他亲自将鸡蛋送到机关伙房，让给病员补充营养。厨房师傅感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你连尝也不尝一口，我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最后，习老还是将面条让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我在中组部习老档案中查阅过一份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对他做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地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旁边，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的，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作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的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习老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去年6、7月间，他病了，于是许多群众都来看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留下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敌视成分，但是习老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习老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区司法会议上作题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一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二是不当“官”做“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三是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四是有出息和没出息。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下功夫，刻苦钻研。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的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再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作表率。果真如此去做，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
习老在这里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了谁的问题，即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而不是其他少数人方面。二是在群众面前要当小学生，而不是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三是提出了共产党人和新生政权的作风问题，要走出衙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他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要求，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当时为了取得发展生产的经验，他亲自带工作组到郝家桥蹲点调查，发现典型，表彰劳模，推动全面工作，就是其中一例。
习老说“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这样的话，也是一句非常朴实、通俗、幽默的群众的语言，表达了他敬人民为父母，爱群众似亲人，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时期，都把人民群众深藏于心，这是他终生不懈奋斗、献身民族和国家的不竭思想基础和力量源泉。
采访者：刚刚您回顾了习仲勋同志在陕甘边区群众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从4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通过这些片段，再现了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一幅幅图景。那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习仲勋同志实事求是，从群众利益出发，联系实际地纠正和抵制土改中的极左倾向，您能否谈谈这些方面的情况？
贾：我们谈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中发生的事情。当时有许多复杂因素对土改政策制定和贯彻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党内“左”的倾向，使边区土改工作出现了大的偏差，走了不少弯路，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觉得凡能把政策制定好、贯彻落实好，把工作做好，只要把握住实事求是、从群众利益出发就有了牢靠的前提和基础，这才是真本事、硬功夫。习老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就是群众路线最根本的体现。习老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坚持防“左”纠偏就是突出的一例。
1947年冬，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左”的思潮和做法在陕甘宁边区一度蔓延滋长。一些开明绅士包括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等都受到冲击，许多革命干部亲属也被批斗，不少地方出现了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严重混乱。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由于受晋绥地区某些“经验”的影响，“群众说咋办就咋办”成了流行口号。他们不加区分地平分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成土改对象，把已经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拉出来批斗。习老对此忧心如焚。
“群众说咋办就咋办”是群众路线吗？其实不是，而是一种以多数人名义无政府状态的滥权现象，肯定地说也不可能是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是群众真正的意愿表达。所以我说，那个历史时期的土改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习老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与西北局其他领导分别到边区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之后，又在一个月内先后三次致信毛泽东，提出了土改要区别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确定不同的方针政策，正确引导，有序进行，并提出坚决纠“左”的建议。
1948年1月4日，他电谏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老区和抗战时期建立的新区情况不同。老区中农多，少地无地的贫雇农最多也不超过总户数20%，许多原先的地主、富农土地已经被没收，参加劳动至少7年以上，成分已经转化。1月19日，他再次向毛泽东建言，提出了克服土改中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等极左做法的九条措施，包括：表彰和保护劳动致富；承认业已变化了的新的阶级成分；不要怕中农当道；不应算政治老账；采取感化争取政策等。2月8日，他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就土改政策问题又提出四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密切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进展的毛泽东，看到这些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十分欣慰，先后三次复信并批转各解放区参照执行。1月9日，毛泽东回电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其中写道：“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20日毛泽东复电习仲勋：（1）19日来信完全同意。（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同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又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2月6日，毛泽东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还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于2月8日发来的电报稿，并特别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老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初上调北京任中宣部部长后相继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务，这期间他与基层群众的联系，您能否谈一谈？
贾：即使到了北京，习老似乎离基层远了点，与群众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直接接触的机会少了点，但是他仍然与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心系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
他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时，十分注重对基层调查研究，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倾听来自工人农民的声音。他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习老经常告诫政府工作人员，要重视民生，关心民情，了解民怨。他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重要群众来信来访选编，直接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
习老这样做，就是要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能及时听到群众呼声。他认为：越尖锐的意见，越能使执政者警醒。因为尖锐刺耳的批评，大多是人民群众急切、真实的诉求，多是人民政府亟待落实的工作。事实也证明，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所提出的要求，与一个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高度一致的。
20世纪50年代，习老接到来自家乡的群众来信，反映农村的一些实际问题。信中说，现在食油供应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百姓都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信中还举例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习老要求把这些问题写入信访简报。秘书觉得此种例子不是很妥当，没有写进简报稿。习老看后说，这样的例子很真实很生动，简报就是要把最真实的情况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1954年年底，西北地区来人来信反映一些地方有强迫命令、大吃大喝等问题，干群关系相当紧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甚至发生了农民因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问题。习老看后拍案而起愤怒地说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习老特别重视基层反映的问题，也能特别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主政广东期间接到了一封群众来信，是惠阳地区一位干部写的。来信批评他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处理群众信访不及时等问题，还有群众来信说他“习以为常”。对于这样尖锐的批评，习老都能非常耐心细致妥善地予以处理。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报刊杂志都有很多的介绍，你们在采访中一定会听到更多更细的事情，我就不再赘述。
采访者：是的。不过习仲勋同志从广东上调中央以后的事情，前面采访的同志讲得较少，您能否补充一些？
贾：习老无论是主政地方还是在中央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始终是他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是上调中央后，他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更加关注和重视。我讲两件事。
1983年4月10日，习老路经位于北京宣武区红莲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大院时，看到部队驻地附近农田中间被人踩出了一条便道，而当时正有人安然自得地从这条便道上经过。习老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当即停住脚步，劝阻便道上的行人改走大道。之后，他在那里站立许久，接着步入田边的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大院。他在了解了相关情况后，严肃地对指挥部负责同志说：“为了省自己一脚之力，践踏大片农田，糟蹋庄稼，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影响军民、工农关系。请不要践踏农民的一寸农田。”随后，他要求指挥部牵头通告附近的驻军、机关和其他单位，进行宣传教育，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继续发生践踏农田的事情。习老离开大院后又亲自走访了附近农户，询问对此事的意见，并将群众意见反馈给附近驻军和单位。时隔不久，习老又一次到那里检查落实整改情况。
由于习老的严格要求与严谨作风，“不要践踏农民一寸农田”一时成为当地驻军和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和生活纪律。黄金指挥部领导专门召开了会议，寻找思想差距，研究落实政策。他们觉得通过这件事反映了部队政治思想上的迟钝，践踏农田平时也看到了，有的同志也曾在会上讲过，但没能像习老那样，把这件事提高到党和军队的宗旨，保护人民利益的高度来认识和教育部队，因此没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并表示一定要从中很好地吸取教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5月7日，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党委、中国黄金总公司党委向基建工程兵、冶金工业部写出《关于落实中央领导同志“不要践踏农民一寸农田”的指示的情况报告》。黄金指挥部与冶金指挥部、冶金地质研究所、冶金安全仪器厂的领导同志共同开会，提出贯彻意见，分别下发了“不要践踏农民一寸农田”的通知，并商定各单位分别写出检查报告。会后各单位立即向全体同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做好保护农田的工作，并检查了有关影响军民、工农关系的问题。
四个单位的主要领导还一同走访了驻地农村和村民委员会，同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领导方面主动作检讨，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共同研究了保护农田的措施，把践踏的农田土地翻松，在路边架起了铁丝网，以彻底杜绝践踏农田现象。他们共同约定在“八一”、春节期间各进行一次拥政爱民教育，检查群众纪律执行的情况。平时则加强管理教育，积极搞好军政、军民、工农关系，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习老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深感满意放心。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两年以后的1985年11月中旬。其时，老人家刚从中央书记处书记岗位上退了下来，赴江西访问考察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在去井冈山的途中，省里领导告诉他：这里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是苏区，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还有更多的不知名的烈士。习老听后深情地说：“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解放30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贫困现象。对此，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
从南昌到井冈山的路上，习老听到前面的警车不时鸣响警笛，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警笛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不要因为我们赶路，而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发生在80年代的这两件事，表面上看，事情不大，但反映了习老“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连民生”的群众观念。第一件事反映出习老对违反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行为的深恶痛绝。第二件事体现了习老谦逊爱民、严于律己的良好作风。
其实，践行群众路线并没有多么复杂，从习老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为什么别的领导干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却能发现违犯群众纪律问题的存在，并且能严肃地指出，及时纠正，追根溯源就在于是否把屁股真真正正坐在了老百姓一边，是否切切实实地把心和群众贴在一起，是否时时处处替群众着想。
[1] “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西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武装兵变也是在甘肃发动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兵变于1932年4月，由陕西省委指挥许天洁、刘林圃、习仲勋等人在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发动，最终兵变失败。
[2] 华清池，亦名华清宫，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西距西安30公里，南依骊山，北临渭水，是以温泉汤池著称的中国古代离宫，周、秦、汉、隋、唐历代统治者，都视这块风水宝地为他们游宴享乐的行宫别苑，或砌石起宇，兴建骊山汤，或周筑罗城，大兴温泉宫。白居易、杜牧等诗人在诗作中均有提及。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华清池具有6000年温泉利用史和3000年的皇家园林建筑史。1982年，华清池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风景名胜区，2007年5月8日，华清池景区被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3] 公元1370年前后。
[4] 老婆：西北方言，意思是老太太。
[5] 能成：陕西方言，表示极其痛快地同意。
[6] 娃：陕西方言，一般是长辈对晚辈的亲昵称呼。
[7] 么清醒：没清醒，意思是“没睡醒”的，表示责怪人做了糊涂事。
[8] 嘹咂咧：陕西方言（读音），特别好，非常棒之意。
[9] 哥老会：源于四川和重庆，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和重庆的哥老会被称为袍哥。哥老会在川军和湘军中影响巨大，对清朝末年的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
[10] “布尔仲维克”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多数派。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两个对立的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列宁为首的是布尔什维克，并且创造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共产主义化。
[11] 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系全国人大原代表、全国政协原委员。
[12] 今甘肃华池县。
[13] 是中国北方最常见的面食吃法之一。传统的做法是用一种木头做的“床子”，架在锅台上，把和好的面（通常饸饹用的是荞面）塞入饸饹床子带眼儿的空腔里，人坐在饸饹床子的木柄上使劲压，将饸饹直接压入烧沸的锅内，等水烧滚了，一边用筷子搅，一边加入冷水，滚过两次，就可以捞出来，浇上事先用豆腐或者肉、红白萝卜等做好的“臊子”，就可以吃了。饸饹美味可口，香气溢鼻，广泛地流传在陕西的宝鸡、铜川等关中地区，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河南一带也深受人们喜爱。
[14] 干大：陕北方言，“义父”之意。
[15] 即是西北局的机关报，不久后更名为《群众日报》。
[16] 机动记者就是不受部门限制，可以到处采访、采集的记者。
[17] 当时西北局驻绥德霍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