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

采访对象：张勃兴

采访组人员：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郑国强

采访日期：2014年7月14日下午

采访地点：陕西省委东院张勃兴同志办公室

张勃兴，

生于1930年8月，河北霸州人，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1947年参加革命，曾任国防大型企业、西安市和省级机关处长，陕西省石化副局长，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陕西省副省长、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常委。

像现在一定级别的领导会配有专车，习仲勋同志这个时候也配备了一匹“专马”，但是他带同志们一起出去劳动的时候，这匹马他从来不骑，都用来给同志们驮行李，尤其是妇女干部，她们身小力薄，行李背着很辛苦，他就让马驮行李，他跟同志们一块走，一边走一边聊天、唱歌，还吼秦腔。

——张勃兴

采访者：张书记，您好！您20世纪40年代末从北平来到大西北工作，那时和习仲勋同志就有过工作上的接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任陕西省长和省委书记之后，和他交往也有多次。您还曾主持《习仲勋传》的编写工作，对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请谈谈有关他的群众观念和群众工作实践的情况。

张勃兴（以下简称张）：非常欢迎你们前来采访，发掘、收集和整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传统事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对于后人会有很大帮助。

我跟习仲勋同志算是两代人，他是1913年出生的，我生于1930年，他大了我17岁，当时我们之间的职务相差很大。新中国成立前后，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是第二书记。而我还是个刚来西北的年轻干部。

我要先说说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待群众的态度。那是在1950年快过年的时候，西北局办公厅让我们提供一些资料，介绍一下有关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我是统计处的负责人，是由西北局研究室黄植同志找的我，我以为向他介绍一下情况就行了，后来才知道，是要向习仲勋同志汇报。我当时很担心，因为那时候我的工作经验不足，而且也没有跟这么大的干部接触过，所以有点紧张。但是一见面这种顾虑就消失了，他非常随和、平易近人，我进门的时候，他特意站起来跟我握手，让我坐下，还让勤务员给倒了茶水。

他很亲切地问我：“你是哪儿的人哪？”

我说：“我是河北省霸州白洋淀的。”

他说：“哦，白洋淀，听说那个地方很好！”

我没想到习仲勋同志对白洋淀还有所了解，经过初步交谈，我感觉轻松多了。他问了有关大企业的情况，我讲了甘肃玉门油矿、西安大华纱厂的概况以及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修枪炮、修汽车企业的有关情况。他还问了工会组织和职工的情况，了解得很仔细。最后他说：我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力量，所以工会工作很重要。他还讲搞生产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国民党败退时破坏的工厂就不能尽快修好，生产不能尽快恢复，企业也管不好。在整个谈话过程当中，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关心基层工作，关心职工生活。通过这次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之后，我们召开了西北地区工会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当时西安很落后，没有像样的地方开大会，所以就借用位于后宰门的西安高中礼堂。西北局对这次大会很重视，彭德怀、习仲勋同志都到会讲话，彭德怀同志讲的是学习问题，习仲勋同志主要讲职工运动和党要依靠工人阶级问题，会前会后他主动同工人交谈，问寒问暖，十分亲切。

1950年下半年，大华纱厂出了事，临近解放时，工厂资方和管理层由于对党的政策不了解，跑到四川成都的厂子去了。当时他们为了笼络人心，实行了一个政策，叫做发“出数奖”，就是生产多少布匹相应地给发多少奖金，把奖金定得很高。解放后恢复生产时，军代表因为资金紧缺，而且这种奖励办法显然是为了给共产党出难题，就停发了，因此和工人发生矛盾，职工不理解就闹罢工。情况十分危急，军代表和工会干部就去给工人解释，可是他们听不进去，闹得很凶，骂工会干部是工贼，甚至激化到工人把军代表的枪都给抢了。这时候，个别军代表要进行镇压。习仲勋同志知道后，坚决表示：对工人绝对不能动武，哪里有共产党打自己阶级兄弟的道理，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嘛！工人群众罢工，说明我们工作没做好！他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工人，把问题处理得很好，随后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把危机化解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还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反复向大家说明在政府和群众发生矛盾时，一定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牢记工人阶级是我们依靠的基础。

习仲勋同志把握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也非常好，始终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并对军管会反复强调不能侵犯资方的利益。当时成都还没有解放，他让军代表通过各种渠道和民族资本家沟通，劝他们回来，并告诉他们：你们的工厂军管会和职工保护得很好，包括家里的财产，保护得都很好，丝毫都没有受到侵犯。成都解放以后，这些人都回来了，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感动。

从回顾上述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对处理工人闹事、罢工问题，政策把握得非常好，坚决制止了某些人企图镇压工人的错误想法，在工人冲动、闹事，甚至夺了军代表枪的情况下，他能够冷静对待，从维护国家大局和群众利益出发，强调要保护工人，要耐心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这样闹下去，跟自己的政府闹，是不对的。实践证明，用这种方式很好地化解了危机。同时他对民族资本家把政策也讲得很透彻，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们：你们是共产党和工人团结的对象，只有加强团结才能搞好生产，你们才能谋利。

1952年，他被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从此同他的接触很少。30多年后，我于1986年担任陕西省省长，1987年任陕西省委书记，这时，一方面为了表达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他是政治局委员，主管人事工作，所以有时候就去看望他，听取他的指示。见面后感觉很亲切，他询问了陕西有关情况和发展前景后，对我说，要多关心群众，多深入基层，扎扎实实地搞好调查研究。他的这些嘱托，充分显示了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陕西的重视和关爱。后来他还多次听取我的汇报，并于1989年春节来陕，我陪同他在宝鸡进行了考察，十分愉快！

从多次接触中我感觉到：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可以说是言传身教，讲革命传统和作为领导干部应有的价值观。他一再向我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要关心群众。我虽然同他接触的次数不多，但是耳濡目染，从点点滴滴的教诲中学到了他的崇高精神和对党忠诚、对人民群众热爱的优良品德。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可以说非常高尚，非常有作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干部，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后来却遇上那样的遭遇，被康生等人诬陷、迫害，在16年里遭受审查和批判，荒废了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光，使他身心遭受到很大的折磨，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但是他对毛主席依然是那样崇敬、热爱，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复出以后，从来没有听到过他有什么抱怨，而且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继续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非常值得我们尊重。

采访者：您在担任《习仲勋传》编委会主任期间，对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一定有着更系统、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他早期的革命经历，我们在之前的采访中涉及比较少，想请您重点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张：1992年，在我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中央指定我担任《习仲勋文集》《习仲勋革命生涯》和《习仲勋传》三部书的编委会主任，我感到责任重大，而且很荣幸有机会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先出版了《习仲勋文集》，然后出版《习仲勋革命生涯》，最后出版《习仲勋传》。编写传记上卷的时候难度不是很大，因为涉及的大都是历史事件，敏感的问题也相对少一些。而下卷编纂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内容涉及到他受迫害历时16年的整个过程，牵涉到很多方面、很多人，而且其中有些档案当时还没有解密，我们看不到相关资料。

编写组在拟定提纲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生涯实在是太丰富了，太精彩了，70多年的革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鸿篇巨作。从开头做这件工作，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好奇心理，也正是这种心理促使我们把编写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完善。

采访者：请问好奇的是什么？

张：我们好奇的是他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念，有那样崇高的革命理想，有那样强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泛泛的历史脉络其实我们是清楚的，但是要撰写一部史诗般的传记就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掌握翔实资料，所以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把这段历史真正弄清楚，把一些关键问题和细节吃透。

这里首先要探寻其家乡和家庭对他的影响。习仲勋同志家乡陕西富平县，据古县志记载是一个富庶太平的地方：“邑有山川，物阜财丰，富称沃壤，利甲关中。”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这里就是京畿之地，可见其自然条件之优越和区位之重要性。而更为可贵之处还在于这块肥沃乐土创造了颇具特色之人文历史，培育出众多杰出人才。秦统一六国时的杰出大将王翦、东汉检校刑部尚书李彦温、明朝吏部尚书张忱、嘉靖河南道御史杨爵，鸦片战争中抗敌英雄张青云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他幼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富平县习姓的历史源远流长，其祖先原居住在贵州习水一带，是以国名为姓，习国灭亡之后，其家族迁居到湖北襄阳。据晋书记载：“习族诸氏，乃为荆土之豪族。”著作《汉晋春秋》的东晋文史学家习凿齿便是习族人士。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襄阳连年遭受大旱灾，习族大部分人迁居到河南南阳一带。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因南阳历经战乱和灾荒，他们又开始迁徙，其中一支最后落足陕西富平。他幼年时就经常听到长辈们讲述这些故事。其家族也是在清末迁徙到这里的。他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家教非常严格，他有兄弟姐妹七人，父母对他们的要求很严，而且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他六七岁时父母就送他上小学，开始接受学校正规教育，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这也是他小小年纪就能够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重要原因。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在青年时能够成为一位革命家，是否因为受到了客观历史和现实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影响？

张：是这样的。20世纪初，陕西是拥护孙中山民主革命最早的地方之一。胡景翼、冯志明、张义安等人都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元老。后来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陕西也是带头的省份之一。那时习仲勋同志正处于少年岁月，他耳濡目染接受了革命思想，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先进理念，所有这些，对他的幼小心灵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习仲勋同志于1926年春考入富平立诚学校，从此受到了良好的民主革命思想环境的影响，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这首先得益于时任共青团富平县特支书记严木三校长教导，严校长在校内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经常把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以及进步报刊发表的文章重要观点自己先背下来，然后在课堂内外给学生们讲解。同时他在县内还组建了“渭北青年社”，社员多达200余人，在立诚学校设有分社，社员30多人。习仲勋同志就是这一年加入该社的，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富平县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庄里镇召开第二次斗争恶霸地主大会，他参加了这次大会，受到深刻的教育与锻炼，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激烈的阶级斗争活动。当年冬季，他又参加了学校进步学生发起的驱除反动校长郗敬斋的学潮，再次经受了激烈的斗争锻炼，通过参加这些实际革命斗争，他的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们去拜访习仲勋同志，了解有关情况时，他对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立诚学校是渭北的革命据点。我在立诚时，严木三校长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还有革命者方仲如也来到立诚作报告，很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他们的讲话使人一下子开阔了眼界，深受师生的欢迎。”后来，国民党当局把严木三解雇了，派来一个思想反动的校长，他对学校的革命师生镇压得很凶。但是习仲勋同志依然坚持革命斗争。如果他没有先进思想基础，在那样高压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1928年3月，习仲勋在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同年4月，习仲勋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图为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室外景。

对他思想影响较深的还有一位很关键的人物，这就是立诚学校的创办者胡景翼。习仲勋同志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父亲说起胡景翼的革命斗争故事，对他幼小心灵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了解情况过程中，他介绍了对胡景翼的人品、学识、为人等方面的赞赏：“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从习仲勋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来看，他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学习胡景翼。

1926年夏，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随即发动党员和进步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一些村庄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发动农民抗粮、抗捐、反霸。习仲勋同志是其中的积极分子，经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把传单送到农民手中，有一次在上官村集中了50多名农民，他和几名学生随同严木三去发表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还号召大家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的富平虽然还是白区，但蒋介石还没有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的一些主张表面上还是可以接受的，国共双方仍然是合作关系。那时候富平县也开展了减租减息与对恶霸地主的斗争，这些都给习仲勋同志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又多次参加过这种斗争会，经受的锻炼日益增多。

1927年，因为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转到具有革命传统的富平第一高级小学读书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个学校在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就有过革命活动，多次兴起过学生运动。

1928年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原县是陕西文化最发达的县之一，这个学校也具有革命传统，从建校一开始，师生就举起了反军阀的旗帜。于右任对这个学校的影响很大，胡景翼也曾出资帮助过这个学校。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位于陕西省三原县。图为三原县城门。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该校首当其冲，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大都被抓，进步学生也受到监视，习仲勋同志和李彦昌等学生运动骨干分子被关押。后又被转到西安军事裁判所关押，一度兴起的轰轰烈烈学生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可是习仲勋同志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在被关押期间会同其他同学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经受了考验，由于他表现英勇，在关押期间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我介绍习仲勋同志青少年时期的革命历程，也是我们在编纂习仲勋同志传时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说明他正是由于在这样残酷的斗争锻炼中，奠定了坚实的革命思想基础，树立起解救贫苦大众的理念，并学会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所以才能够成为我党的一位杰出年轻革命者。

采访者：您刚才讲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而习仲勋同志是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就是说他是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这也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能够夺取革命最终胜利充满信心。

张：是这样的。习仲勋同志在参加学生运动时被反动当局抓进了看守所，并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仅仅15岁。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先是受党组织委派在杨虎城部队警备骑兵旅做兵运工作，秘密发展共产党员，策划和实施“两当兵变”^[1]的准备工作，“两当兵变”虽然最终失败了，可是他遇到这样巨大的打击并没有影响革命意志，相反却更坚定起来。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习仲勋同志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失败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强调要坚持依靠士兵，这是对的，可是对官长却一概反对；二是发动群众不够深入，未能使大家了解革命的目标，因而失去了依靠群众的坚实基础。也正是从“两当兵变”失败的教训中，使他的群众观念日臻成熟。

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图为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说到这里还需要说一下，陕西在民主革命时期涌现过两位革命英雄，这就是谢子长和刘志丹，在他们的影响下相继创建了数处革命根据地。其中就有金理科和习仲勋同志于1933年春领导农民在陕西照金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虽然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但是习仲勋同志在刘志丹同志指导之下发动广大群众冲破了“围剿”。此后革命虽处于低潮时期，但是陕甘宁三省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声势却日益壮大，在取得军事斗争不断胜利之后，他又领导当地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山寨和农户当中去开展工作，通过访贫问苦，调查研究，与群众密切接触，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

1933年的冬季，他还与红军42师特派员张策一起到甘肃合水县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同时还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有一次我见到张策同志，他对我讲：“习仲勋在土改工作中表现出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工作起来非常得力。那个时候，因为根据地还不巩固，他一方面要发动群众搞土地改革，另一方面还要防范敌人前来侵犯，坚持武装斗争，扩大根据地。”在合水县工作中他们二人密切配合，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农民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游击战争体系，红色区域得到了不断扩大，而且把合水县的土地改革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斗争高潮迭起。习仲勋同志从中经受了磨炼，积累了经验。

1936年夏，党组织派习仲勋同志到甘肃环县任县委书记，环县处于甘肃与宁夏两省边境地带，社情十分复杂，当时农民的思想顾虑很多，再加上反动派对农民镇压得非常凶狠，大家都不敢接近工作组，这个时候如何把群众发动起来，确实是一个难题。为了打开局面，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就深入到农民当中去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告诉人们怎样才能推翻欺压人民的政权，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行，通过深入细致地做群众思想工作，促使土改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习仲勋同志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良好表现，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因此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李富春的赞赏，表扬他动员群众工作做得好，推动土改成效显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也正是因为他工作出色，从环县回来不久，就被提拔到关中苏区任苏维埃政府第一副主席，后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时年23岁。由于他跟老百姓关系好，所以大家对他也非常关心。有一次，一位老汉给他送来10个鸡蛋，可是他都送到大灶让大家吃。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他在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积累和群众的感情，树立起联系群众的良好作风。还有他对干部遵守纪律抓得特别严，有的干部损害了群众利益，都会受到严肃处理，他亲自去给群众赔礼道歉，从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采访者：随后习仲勋同志被调到绥德地区主持工作，毛主席还找他谈过话。请您讲一讲这段历史。

1949年5月29日习仲勋向党中央报告西安解放情况。图为习仲勋给中央的电报。

西安解放后，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反扑，1949年6月，西安各界召开保卫西安动员大会。图为习仲勋作动员报告。

“两当兵变”指挥部及部分起义部队驻地旧址。

张：正是因为他的杰出表现，所以1943年春节刚过就被调到绥德任地委书记。当时毛主席接见了他，一见面就问长问短，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表扬与鼓励。并一再叮咛：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把守好边区北大门。这次接见给习仲勋同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去拜访习仲勋同志，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当年毛主席对他所说的话，后来我们把这个故事写到《习仲勋传》里了。

习仲勋同志一到绥德就普遍走访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很快就对绥德的敌情和民情了如指掌。他非常善于思考问题，对如何防范国民党部队对边区侵犯分析得很透彻。此时绥德还是国共两军的拉锯区，许多高层人士都处于观望状态，他就主动做团结工作，对反动分子也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而团结了广大群众，孤立了反动分子。

为克服严重困难，绥德军民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全区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图为参加1944年第二届劳模大会的代表合影。

这个时候边区的生活十分困难，缺吃少穿，冬天大家还穿着单衣。当时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后来在延安又重申了这一号召。习仲勋同志对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执行，即发动农民群众又动员机关干部大力贯彻，给大家讲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怎样才能渡过难关，使边区的红色旗帜永远高高飘扬。他很讲究斗争策略，严格区分团结谁、孤立谁，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上中农、中农、下中农。由于政策把握得好，团结了大多数，孤立了敌对分子，巩固并扩大了边区。

担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期间的习仲勋。

在此期间他表现出工作能力强，善于抓典型，运用树立旗帜的方法带动全面工作。他到边区不久，就注意培养年轻农民刘玉厚，去他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刘玉厚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了好日子。习仲勋同志抓住这个典型，向广大农民进行启发教育，动员大家尽快行动起来向他学习，也依靠自己劳动致富，不久绥德地区的农业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习仲勋同志还在郝家桥村进行过一次大调查，这次调查在边区很出名，受到毛主席的赞赏。他通过培养这个典型带动了其他村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由于他在绥德工作成绩突出，群众反映非常好，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因此于1945年10月被提拔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后的土改运动中，是如何抵制“左”倾危害的？

张：他能够一贯抵制“左”倾危害，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去处理问题，主要源于对农民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通过长期做群众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也就为他在搞土改等工作中稳妥地掌握政策，避免“左”倾危害打下了基础。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这些优良作风却被当作“地主路线”受到批判。

解放后不久，党中央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党委积极做好土改工作的准备。在新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土改，最关键的是如何深入发动群众，因为群众力量是制胜法宝。解放战争中战士们之所以能够出生入死，顽强作战，就是因为农民分得了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这个通知是1949年末1950年初发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发展生产”。

到了1950年5月，中央又发出补充通知，把“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改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显然两个通知的提法是有本质区别的。早期在一些解放区某些领导人之所以犯“左”倾错误，可能就是受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提法的影响。而习仲勋同志在早期土改中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从1950年开始他又领导了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此时他工作的最大特点依然是坚定依靠群众，严格执行政策，他对那些违反政策的人处理得十分严厉，并多次发出通报批评一些地方“左”的做法，以引起大家警戒。

习仲勋逝世后，郝家桥村村民自发建立了习仲勋纪念碑和纪念室。

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原则。陕西的耕地集中程度跟东北、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不一样，像河北省有的地方一户地主就拥有几百顷耕地，而陕西的地主一般只有几十亩或上百亩土地，与上述省份区别很大，当然，小地主也是剥削阶级。他在主持新解放区土改划阶级的时候，把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严格区别开来，坚决实施党中央1950年5月通知规定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西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搞得好，没有发生过严重乱批乱斗问题，更没有出现大批地主分子非正常死亡事件，这主要是因为他领导有方。

我今天主要谈的是他在早期革命生涯中，是如何形成坚强的群众观念、出色地贯彻群众路线的。这些多是通过一些老同志讲述得知，有的则是在参与编写《习仲勋传》和《习仲勋革命生涯》的过程中接触到的一些档案资料，印象十分深刻，从中受益匪浅。

采访者：您认为在习仲勋同志身上具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品质？

张：我概括一下，大致有这么几点：第一，他具有谦虚谨慎、朴实和蔼、尊重群众的优良作风。他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在同群众接触中多是以探询的口气问长问短，以商量的态度征求意见，从来不对下级干部发脾气、耍态度。从不宣扬自己、显示自己，比如在谈工作经验的时候，他很少以自己作比喻，都是用周总理是怎么做的，毛主席是怎样说的来说明问题。他还一再告诫我：你当省长、书记应该始终保持甘当小学生、谦虚谨慎的好作风。

第二，他心中始终有群众，能够把自己融于广大群众之中。他之所以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始终保持着鲜明的群众观点，对工农群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并通过长期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

1989年2月9日，习仲勋到宝鸡考察，张勃兴陪同（右一）。

第三，他勤奋好学，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他原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可是由于勤奋学习，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看问题很深刻，对事物分析得十分透彻。我们在编写《习仲勋传》的时候，看到过他的许多手稿或批示文件，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很深刻。比如“大跃进”期间他写的“长葛调查报告”，就坚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贯的正确政策，反对“左”的东西，这是难能可贵的。上世纪70年代末，他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在创建经济特区等问题上则充分显示出开拓创新精神。

正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所以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着很高的威信。直至如今在他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一说起习仲勋同志来，大家没有不说好的，不少人都回忆起他从西北局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人们恋恋不舍的情景。后来习仲勋同志在深圳休养，我去看望他听到广东的干部和群众对他反映也非常好。

作为领导干部只有为群众做了实事，做了好事，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了，群众才不会忘记他们。人们不是常说嘛：“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而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正好印证了这一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