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话从来不唱高调子

采访对象：孙仁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5日上午

采访地点：孙仁同志家中

孙仁，

1931年7月出生，黑龙江依兰人。

1947年6月参加工作，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1年8月后，任江门市甘蔗化工厂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江门市委常委，省革委会委员。

1980年8月后，任珠海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

1985年8月后，任广东省劳动局（厅）局长、党组书记。

1988年9月后，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副社长。

1993年4月后，任澳门中旅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他不但要听你的汇报，还要实地去看，他要看看具体情况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样，看看我们落实的情况，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所以习书记这位老革命，他干工作绝不是那种走过场，形式主义，而是扎实认真地去调研。

——孙仁

采访者：孙书记，您好！习仲勋同志于1980年6月9日视察了江门甘蔗化工厂，您当时任厂党委书记，整个视察的过程能否帮我们回忆一下？

孙仁（以下简称孙）：好的。6月9日那天，习书记要来江门甘化厂视察，是当天临时通知的。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车间里呢，当时还穿着工作服，一身的汗。我就问：“习书记什么时候到？”那边说：“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到。”我就着急忙慌地赶回家，洗了个澡，找身干净衣服穿上，然后到厂门口等习书记来。不一会儿工夫，习书记他们就到了。

那天，和习书记随行一起视察的同志有佛山地委书记杨德元，还有副书记兼副专员姚文绪，我在厂门口迎接他们，大家互相介绍，认识，握手，之后就来到工厂的会议室里就座，和习书记第一次接触，他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老人家非常平易近人，也没有什么架子，也不像有些领导那样趾高气扬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随和，很亲切，说话也很实在。

会议刚开始，杨德元就跟我说：“习书记很关心江门甘化厂的各方面情况，这次特意来视察，现在请你把你们厂的情况给习书记汇报一下吧！”

1980年6月9日，习仲勋视察江门甘蔗化工厂。（中间为孙仁）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正打算开讲呢，习书记对我说：“来，你坐我跟前来说。”

但是我看了看大家坐的位置，没好意思动。因为当时习书记是在我们面前，面向我们所有人。地委书记他们坐在前排，我们坐在后排，如果我越过他们，显得有点儿不礼貌。当时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当时的那些等级观念，还是让人有一些顾虑。

我就说：“习书记，我就在这说吧。”

这个时候，习书记的秘书就跟我说，“你最好坐过来吧，因为习书记过去打仗的时候，被大炮震伤了耳朵，如果声音小了他就听不清楚，你说话声音要大一点。”

我说：“行！那我就声音大一点！习书记你听得清楚吗？可以吗？”

习书记说：“可以！”

我说：“那我就坐在这儿汇报了。”

之后，我就开始给习书记讲江门甘蔗化工厂从建立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江门甘化厂的原名是江门北街糖厂，这家糖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我们国家一个重点的食品工业项目，早在1955年就开始筹建了，在波兰的帮助下，1956年破土动工。当时的设计建造规模是日榨甘蔗3000吨，也是亚洲的第一大糖厂。与此同时，江门同时上马的一个纸浆厂也开始筹建，纸浆厂和甘化厂是相关度很高的两个生产行业。甘化厂生产蔗糖剩下的废料甘蔗渣可以造成纸浆板，这种纸浆板是造纸的原材料，专门供应给上海造纸厂和北京造纸厂。

周总理于1958年7月到正在建设当中的江门北街糖厂来视察，他当时听我们的老厂长邓文志介绍说，甘化厂和纸浆厂这两个正在筹建的工厂在产品上联系非常多，属于典型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关系，就提了个建议说：“你们把这两间工厂合并在一起不是更好吗？你们分两个厂，利益不一致，就会产生矛盾。而且两个工厂要用两套班子、两套管理人员，也是一种浪费。你们合并以后在一个院子里，宿舍也建在一起，你们的蔗渣，打包运到原料厂，就给它作原料。”

1980年6月9日，习仲勋在江门甘蔗化工厂生产车间视察。（左二为梁威林，左四为孙仁）

邓文志就跟周总理说：“能够合并当然是好事。但是制度上有障碍。我们甘化厂生产糖，是归中央食品工业部管；纸浆厂生产纸浆板，是归中央轻工业部管。两个厂的上级主管单位都不一样，如果想要合并在一起，就要分别向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请示汇报，双方都同意了，才有这个可能。”

周总理说：“制度上的事我来帮你们，我回北京就给你们沟通这两个部。你们合并以后，就不只是糖厂了，我再重新给你们起个名。你们制糖以后，所产生的剩余化工原料、辅助材料和制糖后产生的蔗渣、废糖蜜，这些基损，你们多动脑筋，多搞综合利用，把它们变废为宝。”

之后不久，在周总理的沟通和协助下，江门北街糖厂和江门纸浆厂顺利合并成一家工厂，而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也不仅仅局限于糖，而是致力于搞甘蔗的综合利用。所以周总理后来给我们命名为——江门甘蔗化工厂。1959年2月，江门甘化厂建成投产，江门工业化建设中，这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习书记听我讲到江门甘化厂建设初期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出他的心情很愉悦。就我个人的理解，因为习书记在受迫害之前任国务院副总理，曾经和周总理一起长期工作，在他受迫害的时候，周总理又通过各种途径对他进行保护。所以习书记对周总理的感情很深，听到周总理为这间工厂做了这么多意义重大的事，他当时感到十分高兴。他说：“孙书记呀，总理给你们指明了方向，两个厂合并，统一管理，减少矛盾，提高效率。你们要大力发展原料的综合利用，变废为宝。”

简要地讲完了建厂的历史，我又开始比较详细地给习书记汇报工厂的各项工作。这个就讲的时间比较长了，习书记到我们江门甘化厂来视察，来了三个多小时，我向他汇报就用了一个半小时。汇报的时候，他一声也不吭，他就听，他也不插话。

我汇报完了，就陪习书记到车间去看，看的时候他问的话特别多，特别具体，特别细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汇报的，我认真听，我也信，但是我还要眼见为实，你说完了，我要到车间去看，我看产品是怎样一个流程，从原料进车间，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看，一直到产品出来，是怎样生产的，我要搞清楚，整明白。把这些整明白以后，我再判断你的汇报靠谱不靠谱。

习书记还有一个特点。他说话很直，从来不唱高调子，那些空话、套话，他一句也不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实际，都切中要害。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求真务实，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当时我们工厂在“四人帮”的时候发展得很差，各种没用的制度，“管、卡、压”，把工人都卡死了，把技术人员也卡死了，全厂上下积极性也没有，业绩也差。习书记来了以后，他就想了解工厂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没有什么好的变化，他就问：“你们现在总的要求是什么？”

我说：“我们的总要求是高产、优质、安全、低消耗。”

他问：“你怎么落实？”

我说：“四大管理。”

他问：“哪四大？”

我说：“劳动管理、技术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

习书记听我说完这些，他就到车间看，对照我讲的内容，一项一项去看，具体怎么落实的，执行得好不好，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空话，他全都实地看清楚。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具体都看了哪些地方？在哪些方面给你们做出了指示？

孙：习书记进车间以后，就看工人的操作，第一个干什么，第二个干什么，第三个干什么，第四个干什么，直到他看到一批糖出来，糖上面各种规格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他把整个生产流程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是先陪着习书记从制糖车间开始视察的，这个车间是制糖工序的第一步，把甘蔗放到压榨机里面，把糖分从甘蔗里面榨出来，当时工人正在往压榨过的甘蔗里面放水。

习书记就问：“这个放水是起什么作用？”

我说：“是为了增加糖分的抽出率。因为经过第一次压干，甘蔗就变得干燥，纤维组织里面剩余的一些糖分就很难再榨出来了。我们往里面再勾兑水，被压过一次的甘蔗遇水就再次膨胀起来，再压干，糖分就可以随着水再次压榨出来。这样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原料。经过这道工序，甘蔗里面糖分的抽出率可以达到98%，还剩余的2%糖分就没办法再抽出来了。”

习书记说：“如果再放水，再压榨呢？”

我说：“那样水里面糖分的比例就很低了。因为到后面的工序里，蒸发罐就得消耗更多的蒸汽，耗电量大，而我们用煤发电，煤消耗得也就多。所以只为了那2%消耗很多煤炭，就得不偿失了。”

习书记听了很高兴，他称赞我说：“哎呀，孙书记，你现在也钻进去了，成了专家了。”

我说：“习书记，您这是鼓励我。我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向技术人员、工人到岗位多学习。”

我陪习书记视察完制糖车间，出来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工人推着小车出来，上面放着很多零件。

习书记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他是到供销科的仓库，领备品备件。就是万一出了什么毛病马上就换嘛。”

他说：“这样的话，以后你们怎么计算呢？”

我说：“习书记，我们经济核算很严格的。车间有核算员，厂里有总工程师，哪个财务人员管哪一个车间，最后往省里报的时候，我都到招待所和总会计师，关起门来，谁也别找我，一项一项审查，审查清楚了，最后才敢签字。假如说你这个生产原料不够了，上不去了，你这个收入少了，财政厅就来找你来了，什么原因，他就来查。所以我们从自身就严格审查，不出纰漏。”

我们走出制糖车间，习书记看到外面堆了一堆水泥和砖头。

他问：“这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这都是我们造的。”

习书记说：“你们还造水泥和砖头？”

我说：“习书记，是这样的。我们厂的制糖工艺采用的是碳酸法，制作过程中，要用石灰乳液把蔗汁里面的沙和泥土等杂质清除干净，这样才能保证糖的质量。但是因为我们的工艺流程比较先进，不需要那么多石灰，就可以制造出高级糖。我们制造出来的苗花牌砂糖专供出口，质量很好，不需要检验。所以大量的石灰没有用处，石灰要么积压着占库存，要么就受潮结块，要么就白白倒掉了，造成很大的浪费，这样的话还不如搞点水泥呢。所以我们就造了一些水泥，让它发挥价值。”

习书记说：“那个砖头也是你们造的？”

我说：“是啊，我们全年生产，锅炉一直运转，每年都要烧掉两千万吨煤。剩下大量的煤渣，雇船往江里倒，就会阻塞河道，造成污染；运到远的地方去处理，又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就研究怎么把它变废为宝，于是我们就搞起了煤渣砖头，这种砖头很结实，经过检验，比红砖要坚固得多，现在它销得很好，是热门货呢。”

习书记听了以后很高兴：“现在你们搞轻工业、食品工业，也搞建筑材料啦。”

接下来我就陪着习书记视察酿造车间。

酿造车间主要生产酒精，我就给习书记介绍其中一种产品说：“这个酒精的纯度达到了96%，属于药用酒精，已经达到了可以制造酵母的等级。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期，有很多人吃不饱饭，严重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这个酒精救了很多人的命。”

他问：“酒精为什么能救人？”

我说：“这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如果在做汤的时候放一些进去，就能补充一些人体需要的营养和热量。”

接下来，我又陪着习书记视察了仪表车间，我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刘同昌。这位同志非常热衷于钻研技术，是我们厂的人才。

习书记很高兴，跟他握手，鼓励他说：“多钻研技术，多学习是好事。年轻人要好好干。”

接着，我陪习书记视察纸浆板车间。习书记看见那些废蔗渣造成了纸浆板，感到挺高兴，他说：“这个能不能用于装修，当墙纸？”

我说：“这个不适合当墙纸，因为它是草类浆，纤维脆，韧度不够。所以它只适合搞纸浆板和其他纸张。”

他又问我：“这些纤维板是什么做的？可以干什么用？”

我说：“这些也是用蔗渣压成的，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所以强度还是不错的。它能做成建筑隔板，也可以做家具，很抢手，供不应求。”

习书记在参观我们产品展示柜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玻璃柜里面的32种产品一个一个地给他汇报了一番。

我说：“我们的主要产品是糖，在煮完甲糖以后，因为原料中的糖不能完全提取出来，我们就再煮乙糖，之后还可以在那些地方小厂煮丙糖。我们生产剩下的那些废糖蜜里面还残存有一些糖分，我们就利用废糖蜜来制造酒精、酵母、干冰，这些化工产品的用途都很广泛。最后我们把甘蔗里面有用的物质全都提取出来了，剩下的甘蔗渣再运到纸浆厂，继续加工，甘蔗渣最后制成纸浆板，中央轻工业部部署我们把纸浆板供应给上海造纸公司和北京造纸总厂，作为造纸原料使用。这还不算完，我们生产纸浆板之后，会剩下大量的蒸煮废液，这些物质排放了就会造成污染，处理它需要花钱，我们就经过研究，把这些废液也利用起来，制造黏合剂、糖醛。”

习书记感叹道：“甘蔗用途这么多，真是个宝啊！周总理说让你们多多研究，多搞综合利用，变废为宝，你们执行得很好。”

之后我还介绍说：“习书记，我们还有自己的钢铁车间呢。”

习书记问道：“你们搞食品和轻工业的工厂，怎么还搞炼钢炼铁呢？”

我说：“我们厂里这些从国外进口的设备共计有几万吨，大部分都是用钢材制造的，因为工厂里面长期高温高湿，这些设备非常容易腐蚀，我们需要及时用新的钢材维修，每年下来，日常的更换和每次大修加起来，生锈和替换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钢材，钢材紧缺，上面给得不够，最多占需求量的六成，有很大缺口。那剩下的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想办法炼。我们自己炼的钢，就把那40%的缺口给弥补了。”

习书记肯定地说：“你们能够这样动脑筋，自食其力地解决问题，很好啊！总理当初给你们指明了一个大方向，你们自己干得也不错，不错！”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视察了工厂的整个生产区，还有没有去其他区域视察？

孙：后来我陪着习书记到生活区视察了一圈，他看了以后很满意，还表扬我们厂里的设施好。

他说：“你们建厂的时候，整体布局是很科学的。生产区和福利区分开，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你们的福利区设施挺齐全，篮球场、足球场、大礼堂什么都有。平时职工的活动内容可选择的也很多，能下象棋，能打扑克。你们还有游泳池，有的地方整个县，整个地委都没有一个游泳池，你们有这么好的游泳池，你们的设施真是好啊！”

我陪同习书记看完了生活区，又陪他去码头视察。

习书记一看到码头的规模就很高兴，他说：“这个码头岸线看上去都有几千米，真是好，而且繁忙得很。”

我介绍说：“我们的码头利用率很高。我们制造的糖大部分都是出口的，需要从码头往外运输；我们的原料也要从这个码头进，特别是甘蔗开榨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甘蔗和芒草等原料，都要从这个码头运进来；其他的一些化工原料，比如石灰石、氧化镁、硫铁矿，也都是从这个码头运进来的。”

采访者：在习仲勋同志视察的过程中，他重点强调了什么内容？

孙：整个视察的过程中，习书记最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安全生产的问题。通过视察，详细了解情况，习书记知道了我最初在会议室汇报的并不是空话，落实的情况大体还是让他满意的。

习书记说：“刚才你汇报的，再结合我看到的情况，可以说你们各方面落实得都很到位，管理得也很到位。所以，不要再延续过去的那套‘管、卡、压’，那些都没有用。这么大一个厂，主要就是抓生产和安全。特别是安全，各种生产流程，无论是燃料还是原料，危险很多，你们一定要牢牢把握安全生产这个红线。如果不能很好地严格管理，一旦出了大事故，国家财产会不受损失？个人不也受损失？利益是一致的嘛。”

我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安排俩钟头，去查找不安全的地方，严控严查安全隐患。凡是需要整改的，我们层层整改。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专门在一个车间里面，有机械设备工在那儿轮流检查。我们就是要消灭安全隐患，如果等到出了事故以后再补救，那就晚了。所以我们只要发现了苗头，或者不是苗头，只要看它有点儿危险性，就要严格检查。所以我们一环扣一环，一直把安全工作抓得非常紧。”

他说：“好！”

我们跟其他糖厂不一样，我们厂因为运营方式不同，全年都是生产的。

当我谈到这个情况，习书记就说：“那你不大修吗？”

我说：“大修，但是不停产。大修的时候三班倒，日班，上夜，下夜。到最后，我们给工人发加班费。”

因为我们全年生产，所以煤炭的消耗特别大，因为煤炭短缺，后来我们就用原油做燃料，储存原油的油库安全保障就成了重中之重。那个时候我们从上到下，从领导到调度室，到基层员工，都特别重视油库的安全。为了更好地保障油库的安全，我想了个办法，工厂领导值班，实行领导负责制，监督保卫油库安全。哪个领导晚上跟上夜，第二天就可以休息。我说我带头，我就在办公室放了个床。

关于这一点，我跟习仲勋同志汇报说：“习书记，我们厂专门设有车间安全员，专职负责安全。另外，厂领导每天晚上轮流12小时值班。我们会特别注意安全的，请习书记放心。”

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油库？因为油库如果一旦爆炸，就像个特大号的炸弹，连江门市都要受到影响的。他一看到这些问题，就特别强调：“你们一方面要全厂上下紧抓安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研究安全技术和安全科学。”

春节的时候，我就站在大门口，嘱咐工人和技术人员们：“别喝酒啊！注意安全啊！”因为人喝了酒以后头脑不清醒就容易导致误操作，造成安全事故。

我们全厂从上到下都紧绷着神经，处处强调安全，时时强调安全，车间里也有安全员，我们领导的重点工作也是抓安全。所以习书记一眼就看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又看原料厂堆的原料很多，比如那些打包的蔗渣，因为打得很紧，还有点潮湿，如果遇到火，着得还慢一点。但是芒草很松软，很干燥，一旦着了火，是没得救的。

他就特别强调说：“你们厂大，原料多，尤其是芒草和蔗渣，容易着火，你们要注意安全。要着火可不得了，生命财产都要遭到重大损失。”

习书记基本上每一个细小的方面都问到了，所以我看他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实际，注重基层调研。

他不但要听你的汇报，还要实地去看，他要看看具体情况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样，看看我们落实的情况，看看还存在什么问题。所以习书记这位老革命，他干工作绝不是那种走过场，形式主义，而是扎实认真地去调研。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在视察江门甘化厂的过程中，有没有和工人谈话？

孙：没有。习书记除了和技术人员刘同昌说过话，没有和生产工人直接说话。我们工厂的工序都连接很紧密，工人挺忙的，如果领导去和工人说话，工人还要放下手里的工作来陪领导，会影响生产。习书记看出这一点了，所以他就在旁边看，从不打扰工人，他有问题就问我。

他问：“工人都是几级工？”

我说：“分岗位不同，级别也不一样。煮汤工看似是主力，但他最高是七级，机械工分八级。”

他问我：“工人生活如果有困难，你怎么办？”

我说：“职工有困难，他提出来，我们会给他补助，我们工会讨论，会给他发放福利费。”

后来他又谈到住房的问题，他问我：“你厂长可以多住点儿房子吧？”

我说：“不行，分房子就按规定分，我跟工人是一样的，我有四个孩子，我们夫妻两个，还雇了个保姆照顾孩子，一家七口人，我们只分有一间大的，一间小的，我和我爱人住那间小的，那间大的放碌架床^[2]，勉强挤五个人。”

他说：“哎呀，你是厂长，还不能多一点啊？”

我说：“多不了啊。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厂长、书记各住一层楼，厂里的造反派就很不满，他们就冲到厂长、书记家里面，把沙发什么的，都给从楼上扔下去了。这种极端的行为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做法，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分配不公，群众不满意。后来我们甘化厂为了完善制度，就成立三个结合小组，一个是技术革命小组，还有一个财务监督小组、一个生活福利小组。一个小组管一摊，生活福利小组会系统安排工厂里的福利和分配制度。无论领导还是群众，只要你生活上有困难，你就可以跟厂里申请困难补助，小组会根据你的情况讨论、定方案，帮助你解决一定的困难。那么像福利分房子这种就属于大事，一点都不能错，厂里确定了原则，大家就都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办事，根据你家里的情况，你的级别等多方面因素，制度化地去实施。任何人都不能搞特殊化。”

习书记肯定地说：“你们这个制度很好，让专人参与工厂的管理，既能保证公正性，又能减轻你们的负担，这样你们就可以主抓思想政治工作、生产工作、安全工作。你们职代会开不开？多久开一次？”

我说：“开，每年都要开一次。”

习书记又问：“你们的技术人员有多少？”

我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技术人员流失了很多。那个时候对知识分子歧视，他们很多人不愿意当技术员，倒甘愿到车间去当工人。现在，经过我们的说服和动员工作，技术人员陆续返回了岗位。现在我们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一共有50多个人，中等技术人员也在不断地回归技术岗位。”

习书记问：“那他们现在情绪怎么样啊？‘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弄得很惨，他们现在还是会怕人们议论他们是‘臭老九’吧？对以后的前途也会有一些顾虑吧？”

我说：“是会有的，所以我们也很注意这方面的思想工作。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知识分子很受歧视，大家骂他们是‘臭老九’。所以在一个阶段，他们的思想不通，而且‘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自己很多人都把技术书籍、资料烧掉了。即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仍然害怕政策再有变化，以后又要被骂‘臭老九’，挨批挨斗，所以宁愿下车间当工人，也不愿意返回技术岗位。这种思想上的错位，只靠做思想工作有时候是不好扭转的，所以我们经过研究和实施，又在福利上给他们一定的照顾，比如分房子，我们就对技术人员多倾斜一些。现在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了，厂里的知识分子都很受尊重，待遇也提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回到了工厂科研工作的核心岗位上。”

我跟习书记讲的这些，也确实是我们甘化厂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时期的工作重点内容之一。从我们厂的风气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特别是他们的职称评定，符合条件的，我都会帮他们奔走。但是往往我不愿意报轻工业厅，因为它也保守，它也不下基层来。所以有时候我也胆子大，我想要把一个中级的技术员提到工程师，我就直接报到地委，地委就批了。

习书记主政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也一直在抓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整风等工作，所以他对我们下力气抓的这项工作是满意的。他说：“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你们对知识分子，要多关心他们，支持他们，爱护他们，让他们钻研，提高业务。但是有一条，你也要让他们多到岗位，跟老工人结合。除了技术人员外，你们还要多征求车间工人，尤其是老工人的意见。老工人可能没有啥文化，写不出文章来，但是他有实践经验，遇到问题会处理。而知识分子，往往有书本知识，理论知识却缺乏实践经验，所以也不是一个全面的人才。所以，你们要鼓励知识分子，多学习钻研技术，跟工人结合，你们领导也多下车间，多到班组，这样，你们才能进一步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力，有新的创新。周总理给你们指出这个大方向，应该是肯定你们干得不错，但是你们要看到，你们还有很大的潜力，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习书记讲的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后来我们也是按照他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学习哲学的时候，讲究全面思考问题，一个思考，一个实践，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书记在这次视察中跟我讲的知识分子要和工人结合，这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一个过程。

习书记还问：“你们厂里也没有女同志当领导啊？”

我说：“习书记，我们这点做的是不够的。”

他说：“只要重视起来就好，慢慢来，这个事情要提到议程上。”

后来，我们确实有女同志担任了工厂的领导职务，还有年轻的女同志当了车间的副主任，并且我为了锻炼她，带她去参加全国学大庆会议。

习书记在这次视察的过程中反复跟我提到，比如工人和技术人员结合、安全、开职代会、多听群众意见这几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习书记虽然没有和工人个别交谈，但是他在谈话当中把这些群众观点都表现出来了，他非常重视工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个方面，督促我们做好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