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来书写“群众路线”这四个大字
采访对象：张汉青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邱然 陈思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20日上午
采访地点：张汉青同志家中
张汉青，
1931年11月生，广东揭阳人。
1949年8月入团，1950年3月入党。
1951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干事，以后长期在党委机关和新闻战线工作。
1963年5月开始，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秘书，后下放中央办公厅、广东省委“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到南方日报工作，任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1978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
1985年6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广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1992年起，任广东省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区。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
——张汉青
采访者：张书记，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起就长期在党委机关和新闻战线工作，对党史有很多深入的研究，那么您对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以前的情况应该比较了解的了。
张汉青（以下简称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革命和建设比较顺利发展，成绩显著，但以后在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中，我们党也犯了错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不断，有很多老同志遭到错误批判甚至迫害。比如习仲勋同志就是这样的，威望很高的一个西北局书记，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他都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结果康生利用《刘志丹》这本小说，捏造罪名，迫害了他这么多年。
习仲勋同志是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那个“理论权威”康生挑起的《刘志丹》小说事件和所谓“利用小说反党”问题，从此蒙冤受屈，开始了他人生一段坎坷漫长的受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在“北戴河会议”结束时，康生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开幕时，康生写了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条子，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念了这个条子，就变成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广为流传。后来康生任“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同志遭到长时间的迫害。
首先，那本书是以小说形式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同志生平的文学作品，完全没有反党；况且，由于习仲勋同志对刘志丹同志非常了解，他对那本书提出很多修改意见，并曾经不同意写这本书，并不是积极推动那本小说出版的人。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习仲勋同志所经历的这16年的审查都是彻头彻尾的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习仲勋同志才于1978年初复出，并奉中央之命南下主政广东，“把守南大门”，当时他已65岁。
这16年，对于习仲勋同志来说，正是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时期，很可惜呀，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不仅对习仲勋同志造成了非常残酷的迫害，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千万不能搞，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多少人，对我们国家伤害非常大。
所以，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以后，平反冤假错案，非常坚决。他到广东半年左右，就向中央汇报了有关广东历史上反右派、反地方主义等问题，后又明确提出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把冤假错案基本处理完。同时，他对落实人的政策，采取入情入理的态度。就是对确有错误的同志，按他的说法，也要“心硬手软”，对其所犯错误要严肃指出，但处理要宽容些，要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习仲勋讲过这样一句话：“犯错误同志的心情，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知道。”1979年2月到肇庆地区，在同基层干部座谈时，发现有些同志挨了整，受了委屈，心里不大痛快，习仲勋跟大家交心。他说，要说委屈，我也是受委屈的。把我关起来，监护起来，不让工作，一共16年，要发牢骚是有很多可发的，但我把这个当作是对自己的锻炼。我已60多岁了，要把一天当做两天用，尽量多做些工作，这才称得上是毛主席亲自教导出来的老干部。希望受了委屈的同志，振作起来，好好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谈，比空空洞洞讲理论有用得多。因为习仲勋同志和他们一样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他受到的迫害比他们要严重多了，所以他说的这些话更有分量，更让这些干部受到教育启发。
习仲勋同志受迫害的时候，周总理尽力保护他，后来在他复出之前，叶帅、王震同志的意见，还有邓小平同志的批示，最终使他摆脱了困境，当时有很多老同志帮助他。直到1978年3月，也就是习仲勋同志来广东的前一个月，他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他复出的时候，很多老同志都很高兴，都来看望他。在他来广东之前，中央对他的期望是很大的，包括叶剑英元帅也是对他期望很大。
1980年5月叶帅回故乡梅州那一次，当时是习仲勋同志陪同的，我也去了。临离开梅州那天，在地委院子里，叶帅同大家见面，讲话。他和习仲勋同志还有梅县地委的同志，大家就那么站在院子里，但是叶帅年纪大了，说话声音有时不大清楚，当时也没有准备扩音器，习仲勋同志看大家有的听不清楚，就跟我说：“汉青，你给翻译一下！”我就大声给叶帅翻译，其实也不是给老人家当翻译，就是当个扩音器（大家笑）。
叶帅一向是很支持习仲勋同志的。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大刀阔斧抓工作，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1978年，叶帅就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胡耀邦同志，让耀邦转达他的意见，叶帅说，“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你干得对，中央就支持。
采访者：在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您从《南方日报》副总编辑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和习仲勋同志在一起工作，所以您对他在广东期间的工作情况，特别是群众工作方面的情况应该是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张：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主持工作期间，他的工作方式，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可贵的群众观点、群众情怀、积极践行群众路线的精神，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广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习仲勋同志离京来广东是1978年4月5日，那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第二天，他出席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深情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仲勋同志先是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年底中央下发文件，由他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当选为省长。他主政广东共两年八个月。习仲勋同志来广东这段时间，正面临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百废待兴。我记得，当年习仲勋同志用的是“百废待举”，这个词比“百废待兴”似乎更要贴切。“废”、“举”是对应的，并且“举”字原来繁体字下面是个“手”字，是“对举”，两手举起的意思。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不光有物质、经济、生活方面的意思，还有之前一些错误混乱、极左观念的纠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他实际上是临危受命，以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来广东挑这个重担的。
当时，对广东的大致情况和面临的繁重任务，习仲勋同志心里是有数的，但是对广东具体的风土人情，社会环境，人民生活，他并没有实际接触过，只能来了以后迅速地适应。这对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广东气候潮湿炎热，对他这个一直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是比较难受的。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广东当时的情况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四人帮”也刚被打倒不久，正处于社会巨变的时期。广东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后，社会萧条，何去何从也很迷茫。广东一方面需要治疗创伤，一方面需要寻求前进的路子，所处局面是非常纷繁复杂的。所以，习仲勋同志在这个时候来全面主持省委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有多么繁重。他在广东期间，以一名老战士的顽强意志和高度的责任感，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夜以继日地工作，既大刀阔斧，又谨慎细致，给广东的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刚到广东时，广东的工作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又主要抓了哪方面的工作？
张：当时最突出、最棘手的，就是持续的、大规模的偷渡外逃问题。在习仲勋同志来之前，反偷渡外逃的工作方式很单一，就是抓，就是堵，但是这种强硬、单一的手段效果很差，无论怎么加大力度，群众跑得还是越来越多。原来那个思维呀，就是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你不好好在大陆建设祖国，跑到香港、澳门去，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你就是敌人。”——像这样的意识，都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所以无论怎么抓怎么堵，也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针对这个问题，马上就到临近港澳的边境地区去视察，看边防，看农村。当时中央、省委的会议很多，但他主动争取时间下去调查研究。我们是1978年7月到的宝安，那时田里的稻子熟了，但收割稻子的人不多，并且几乎看不到青壮年，都是老头、老太太、小学生。人手不够怎么办？当时就有些我们边境的战士在那里帮忙。可以说，当时的情况已经很恶化了，宝安县当时约有三十万人口，有六万人偷渡，跑掉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当时宝安县周边地区偷渡都很严重，包括汕头、惠阳地区，甚至内地的人，都有跑到这边偷渡的。他们经常是白天躲在沙头角附近的梧桐山上，晚上就下山了，有的爬栏杆过去，有的游泳过去。因为当时偷渡情况很严重，那边港英政府抓得也很紧，他们把边境的铁丝网、巡逻哨卡等搞得越来越严密。
为处理当时广东沿海一带出现的“偷渡外逃”问题，习仲勋同志在1978年夏天，多次深入到乡镇、农村，了解到了很多实际情况。像惠阳、深圳、珠海，这些都是偷渡外逃的重灾区。习仲勋同志一路走，就看到很多被边防战士抓住的偷渡群众，他们就像俘虏兵一样被战士们押着，有的人光着膀子，就穿条短裤，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游水的时候被抓的。战士们把这些偷渡群众抓起来就放在收容所。那个时候，偷渡的人越来越多，收容所早就人满为患了，条件非常差，不要说没有地方可以躺，就是坐也坐不下。习仲勋同志看了收容所里面人们受苦的情况，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可贵的是，面对乱局，习仲勋同志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他已经在惠阳开完了反偷渡外逃的会议，接着又到珠海开会，走了这么一圈，到了许多地方，对情况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了。他说：“深圳、珠海这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港澳关系，香港、澳门那边亲戚朋友又多，很多群众是因肚子吃不饱，投靠到那边去，改善一下生活，其实是迫不得已啊。把这些基本群众当作‘偷渡犯’，把偷渡外逃看成是敌我矛盾，这样怎么行呢？这根本就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根源在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
习仲勋同志这个态度，这个认识，就是反偷渡外逃工作转变思路的一个开端。人们认识到，只有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生产，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这股偷渡风。从习仲勋同志这个清醒的认识开始，反偷渡外逃工作才开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段时间，宝安县沙头角的中英街习仲勋同志也去视察了。中英街一边是香港的，一边是大陆的。我们这边死气沉沉，有什么呢？就有一点做塑料花等小手工艺品；对面是什么样呢？店铺林立，熙熙攘攘。很明显就可以看到，一街之隔，完全是两个场面。
习仲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好受，他就和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来探讨这个根源是什么。方苞同志当时就讲，主要就是什么都不让搞啊，没有发展的空间。其实我们这边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引进点设备搞工业呀，规模上去了，我们就不用仅仅局限在这种小小的手工加工业了；另外，我们可以开采石头、沙子，出口到香港可以赚外汇。确实像方苞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期间，香港那边却在高速地发展，房地产业腾飞而起，需要大量的石头、沙子这些建材，另外，香港那边有几千亩我们的耕地，这个过境耕作问题，当时也限制得很死。什么都不让搞，哪个方面都束手束脚，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习仲勋同志深入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他就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讲：“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文革’时期奉行极左路线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只要是对发展生产有好处的，有利的，就先搞起来。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的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是他们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是要学的嘛！”
采访者：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同志敢于做这样的决策，讲这样的话，确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张：对呀。当时讲这个话很有胆识呀，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人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还被禁锢着，当时无论干部也好，群众也好，人们大多都在看风向，在观察，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左”倾的压制，人们轻易也不敢说什么话，生怕祸从口出。习仲勋同志当时刚刚结束了16年被政治迫害的苦难生活，还没有正式平反，他就敢说这个话，而且不仅是在广东说，他后来到中央也是这么说，而且措辞更激烈，这个后面我会谈到。由此可见，习仲勋同志根本没考虑什么明哲保身、谨言慎行这种官场上的老八股。他看到群众受苦，看到经济萧条，就是要直言不讳地讲实话，雷厉风行地做出务实的决策。
当时，习仲勋同志见到地方上一些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也积极加以肯定和给予鼓励。他反复鼓励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干部群众，“要为祖国争口气，使外边的人一进来，就感到充满新气象”。那次宝安之行，他还到了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5队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如渔船的维修没有150吨的船台，零件买不到，口粮供应不足，水产资源受破坏等。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亲自对边境地区的问题进行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
现在回顾起来，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不到3年的时间，时间并不长。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之艰苦，数量之大，意义之深远，那都不是平常时候可以相比的。我之前也说过，如果不是习仲勋同志来，不是像习仲勋同志这样具有优秀品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像他这样把个人的荣辱、成败甚至安危都置之度外，不是像他这样敢说实话，敢讲真话，敢向中央要权，当时广东也不会那么快的先走一步，打开局面。
我们广东的同志原来总是喜欢用一个词，叫做“吨位”，是用来形容一个人政治威望的重量等级的。如果不是习仲勋这样一个老同志来广东，如果没有他这种“吨位”的话，换一个人，不一定敢讲出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话，更不要说后来又敢于向中央提出要权。但是习仲勋同志就提得很坚决，来了不久就提这个问题。这都是合乎民心，顺从民意的。
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以后，通过下基层，通过调研，充分了解到了广东当时存在的问题，也从历史上，从地域上，从各个方面发掘出广东的优势所在，这是他能做出好的决策的基础。你看，广东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一方面是毗邻港澳，我们知道香港和澳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广东人；广东海外华侨众多，超过两千万；广东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外开放。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那个在隋朝就建起来的南海神庙，它就坐落在广州黄埔区庙头村，那个就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见证，是对外交往的一个标志。
当时广东有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但是什么都不能干，不仅不能干，各个方面还要限制、审查。广东的华侨特别多，“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有个“特产”，叫做“海外关系黑六条”，是专门整治有海外关系的干部的。一查我们广东的干部，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十都有这样那样的海外关系。华侨是爱国的呀，华侨绝大多数是很关心祖国的呀，华侨的力量是很大的呀，他们经常寄钱回来，回祖国探亲，办学校，办企业。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把凡是跟华侨有关系的都畏之如虎、草木皆兵，卡得很紧，怕他们里通外国。所以广东的这种地缘优势，人缘优势，统统都没有用了，当时的干部只要有海外关系，就不敢重用，也不能重用。
1978年8月，习仲勋视察汕头时与当地干部在一起。
像这些问题，习仲勋同志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当时他对于做好广东的工作心里有数，后来无论是提建议、要权，都非常的坚决。这个系列过程，就是从他刚到广东之初就到基层调研，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整个改革开放蓝图才开始逐渐成型，逐渐成熟起来。
采访者：这一段历史决策是非常具有开拓意义的，习仲勋同志向中央要权的过程能否重点给我们讲一讲？
张：好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省的干部群众都拥护，觉得这样做就有希望了。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广东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很深入，很认真。在开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之后，常委又做了明确分工，谁到哪里，分头下去，同各地区的领导一起学习贯彻，一起听取意见；之后又回到省委，逐个做汇报，花了七八天时间。习仲勋同志一个一个地听，一个一个地分析。这样严谨细致的工作，这样郑重的举措，是很少见的，就是下定决心，非走这一步不可。
当时按照分工，习仲勋同志到了肇庆地区，与地委书记许士杰一起，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公社党委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他听到各级干部普遍反映：“多年来没有开过这样心情舒畅的会！”大家情绪都很高。实际上，上一年受了灾，粮食是减产的，但是因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干部群众却反而都觉得很有希望，各个地方春耕备耕的情况都不错。习仲勋同志把当时农业形势概括为“稳定、高兴、充满希望”。他说：“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端正了思想路线，发扬了民主，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虽然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了，政策导向、意识形态上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了，但到了实际工作中，广东还是没有权。中央各部门手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红头文件”，很多工作缚手缚脚，如果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广东就无法舒展拳脚，就没有办法大步前进。这段时间省委领导集体认真做了准备，审时度势，作出向中央要权的大胆决策。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习仲勋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习仲勋同志在省委书记吴南生陪同下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勋同志和省委书记王全国带着省委和广东五千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开会。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南组的召集人。4月8日下午，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同志快人快语，向中央坦陈广东省委的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省委讨论过了，就是想向中央要一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时华国锋同志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仲勋同志也是抓住这次机会，把该讲的都讲出来。当时他已经不讲不行，按捺不住了。他就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有五千万人口，如果放到欧洲，就是个大国。但我们现在什么权都没有，连一个小小的‘三来一补’企业，比如来投资或者搞点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等等。这些统统都要跑外贸部，而且跑断腿还不一定批得下来。现在我们手脚都被绑得死死的，怎么发展得起来？”接着他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各大组汇报时，习仲勋同志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
当时习仲勋同志这一席话，真是石破天惊，谁敢说这样的话啊？他当时说这个话似乎很不好听，但这说的确实是实话。它切中时弊，击中了当时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要害。中央集权过多，对地方管得过死，很多优势不能发挥，而地方对中央还要作贡献，比如广东并不富，每年财政还要上缴十几个亿，不下决心改革怎么行呢？由于习仲勋同志当时给广东要来了权，广东经过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不是早就超过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了吗？现在都要超过韩国了。当然了，这里指的是经济总量，从人均水平来说还有差距。
当时习仲勋同志讲的那些话，对中央，特别是有关部门来说，肯定是很刺耳的，因为这个意思很明确，广东发展得不好，就是因为中央的限制过多，就是因为中央不给相应的权力。实际上，广东敢于第一个向中央要权，是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把全会的精神同广东的实际情况结合得出的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催促中央把改革的步子加快、加大，能够扩大地方自主权这样一种强烈的诉求在里面。果然，习仲勋同志讲了这个话，中央领导同志听进去了，很多省委书记知道后也支持，因为他们都很有同感啊。万里同志当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有一次他们很多领导同志一起出行，同在一个面包车上，万里就说，“哎呀，仲勋同志，你讲得好！广东先搞，我们跟着来！”当时，广东周边的，原中南地区的，像广西、湖南、河南的领导同志，也都支持习仲勋同志。
这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吨位”，习仲勋同志“吨位”够，而且他确实义无反顾，他提出的建议又是正确的。最重要的一点——他不是代表个人的，他是代表广东的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是合乎民意的，他讲出了大家的心声；从周边省份的反映来看，他也是同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心声相一致的，代表的是一种时代潮流。但是，讲真话是需要勇气、敢于担当的，习仲勋同志刚刚恢复工作还没有多长时间，中央为“《刘志丹》小说反党”冤案平反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出来，当时他就敢讲这个话，就敢讲出别的省委书记不一定敢讲的话。
那么习仲勋同志这种无畏的精神，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的？从基层来，从群众中来。是他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顺潮流，得民心，从而了解到各级组织和广大基层群众的这种迫切要求。还有就是来自他自身的品质，来自像他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来自他的信心和耿耿情怀。所以，习仲勋同志1979年4月进京开会，就一定要给广东要权，并且要到了权。
今天想起这些，想起习仲勋同志是怎么样切实地为群众做事，为广东的未来发展去争取，他的这些精神、品质，确实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深刻。
采访者：后来中央对习仲勋同志的建议和要求是不是迅速做出了反应？
张：是的。一方面，广东迫切地需要中央的一些权力下放；另一方面，当时中央也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正需要找一个地方做试点。这个试点不会是一个县、一个区、一个市，那个规模太小。肯定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省份来推行这个试点。广东是这样大的一个省，有五千万的人口规模，又是沿海省份，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对外交往早，占有非常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来讲，国家总不可能把特区办到内陆的边远省份吧，一定要在沿海这个地方。古语说“天时，地利，人和”，广东就有这样的人文、地缘优势。前面我讲了，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在中南组听到了习仲勋的要权意见，后来各大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勋再次讲，“广东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广东省委的要求，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明确表态，要给广东权力，让其“先走一步”。当他在听到广东有关“贸易合作区”的名字一时定不下来时，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个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小平同志指示广东省委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不久，中央决定委派谷牧同志会后来广东调研并协助起草相关文件。所以，我深深感到，广东向中央要权和中央批准广东的要求，这是不谋而合，上下同心。
我们在北京还没有回广东之前，习仲勋同志就跟我说：“汉青，你赶紧给省里打个电话，让大家知道中央同意了，好做点准备。”我就赶紧打电话，当时是省革委会的李美清同志接的电话。我就跟她讲，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这样在中央派谷牧同志下来之前，广东就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采访者：大致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准备材料，一是起草汇报提纲；二是提出有关“特区设想”。这就得要算账，要准备讨价还价。向中央要权，要政策，需有个发展目标，到哪一年要达到创汇多少；同时，广东的财政是要上缴中央的，到底要上缴多少，搞大包干，也有个磨嘴皮的过程。特别是财政部，它们抠得很紧啊，不会轻易放过。地方上缴得少，中央财政就吃不消嘛；上缴得多，也影响地方的发展。所以肯定要谈几个回合，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年5月13日，谷牧副总理带领工作组到广东，帮助广东省委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谷牧后来又去了福建，也是帮助准备文件报中央。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也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中，关于财政方面，明确“明后两年，广东每年上缴数确定为12亿元，福建每年补助数确定为1亿元”。还明确“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的“东三区”之行，您是全程陪同的，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张：“东三区”，这是习仲勋同志习惯的讲法，后来我们就沿用下来了。是指1978年7月至8月，他带着我们几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到广东东边的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做调查。这次考察工作中，调研农业状况是重点。习仲勋同志很重视农业，从他来到广东，就一直在抓。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布广东的山山水水。当时广东的农业状况很差，一方面南部偷渡外逃跑了很多青壮年，人力不足；另一方面从“东三区”以至全省来说，生产方式都很落后，产量、规模都不行。广东四季常青，却没有菜吃，这么多沿海、湖泊、江河，却没有鱼吃，因为农、林、渔业落后了。
这次“东三区”之行，习仲勋同志先后到了21个县，接触了很多人。这一路，他都到农村的田里去看，到水边去看，沿途也都要仔细观察那些山头。他和地方干部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在东江上游一带，他看到许多山头光秃秃的，就指出，“这个农业太落后了，山上也是光秃秃的。没有山就没有水嘛。广东是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地占了七成，江河湖泊占了一成，耕地才只有两成。你这个山搞光了，光山秃岭，不行啊。农田基本建设不光要治水，而且要治山，我们要靠山吃山，吃山就要养山，不养山就会‘坐吃山空’。”他还讲，“山林对农业的关系极大，一片森林就是个小水库，凡是森林覆盖面积大的地方，水土就不流失，还可以调节气候。”所以，当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山区，林、粮、果、杂粮经营得很好，既造了林，又开垦了梯田，种上果树、杂粮，他就很高兴。他提出要搞好规划，把治山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一路上就跟我们讲这些，一路找各级干部座谈，找群众谈话，到村庄、地头、山野、工厂调查。我们都认真地记录下来。最后他用八个字概括他的印象：“形势很好，问题不少。”
这年广东早先遇上连续四十多天的低温阴雨，推迟了早稻插秧季节，但经过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从全省统计，粮食生产仍获得了好收成。三个地区早稻丰收了，人心比较稳定，群众情绪较高。但广东的农业发展不快，耕作还比较落后。当时正是晚稻插秧季节，一路上，习仲勋同志看到拖拉机不多，只有很少几辆，像在龙川，一辆都没有看到。一直到了五华、兴宁那边，才看到稍多一点。而后来在汕头的普宁县洪阳镇，习仲勋同志看到田里有两个大汉在前面拉犁，后面一个大汉在掌犁把，三个人拉着一张犁翻地。习书记看了以后心里很不舒服。他说：“这个怎么得了啊，解放那么多年了，现在还靠人力拉犁。”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缺乏耕牛，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习仲勋同志下定了决心，农业一定要搞好，事实上，他一来广东，就是来抓农业的。1978年省委抓了整风，结合解决农业落后问题。后来习书记本人还兼了省农委主任职务。农业方面问题很多，肥料也缺，农机也缺。还有允不允许包产、包干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不同做法。过去讲支农，实际上农业并没有被摆在首要位置上，而企业的扭亏增盈，有的是搞“转亏增盈”，把亏都转到农民头上了。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面临的就是这样严峻而且复杂的问题。他带领省委一班人，重视解决农业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探索农村的改革。他大胆支持一些地方对包产、包干的试验，同时又不搞一刀切，让各级党委按照不同的情况去做。
1979年2月，习仲勋到肇庆农村了解农民自制沼气情况。（左一为齐心，右二为张汉青）
习仲勋同志多年养成一个习惯，做了什么工作，总要向中央写报告。他来广东以后，隔一段时间就要向中央汇报一次。老人家做事的认真、严谨和敬业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省委工作中的问题，他自己有机会自己讲，有时候就请省委书记李坚真大姐去讲，因为她和中央各方面都很熟悉，有时候习仲勋同志就说，“大姐，你去讲一下吧！”有些问题，比如省委做了决定，他还不放心，还要向中央汇报，他很重视这个过程。
你看，现在我们六十岁就退休了，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了。习仲勋同志那时候六十多岁才来挑重担呢，而且是这么重的担子，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真是不简单。他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工作方法和精神，令人钦佩。
采访者：我们知道，您在担任领导岗位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党史、党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那么在那个时候，您就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是否和习仲勋同志有过比较多的交流？
张：这方面确实有过一些交流，我是从一个晚辈和助手的角度来同习仲勋同志交流的。习仲勋同志这个人之所以这么朴实，之所以和群众感情那么深厚，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也因为他一生的事业都是为了群众，也一直在受到群众的支持。可以说他与群众就是鱼和水的关系，他热爱群众，并得到群众的爱戴支持。毛主席说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另一方面，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中，顺境、逆境，都体验过。如果讲顺境，他那么年轻就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么重要的职务，当时毛泽东叫他“娃娃主席”；当然，这个顺境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艰苦奋斗得来的。如果讲逆境，他在人生最巅峰的时期，在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期遭受迫害，一下导致了十六年的隔离审查生活，在他复出的时候，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了。这种含冤受屈、惨遭磨难的逆境，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熬得过来，还能继续振作起来，为人民再立新功的。习仲勋同志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投身革命，他年轻有为，再加上后面曲折的阅历，这些磨难，习仲勋同志全都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那么也就造就了他这个人更坚强的品质。
现在有些年轻干部学历和文化水平不低，但缺少历练，没有什么实践功底，没有什么群众工作经验，这是一个缺陷。有一次，我跟习仲勋同志谈起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存在的问题，他问是什么问题，我就谈到了主要是有两大不足：一个就是理论修养不足，解放初期，机关里对学马列抓的很紧，尽管工作很多，还是要坚持理论学习，形成制度，但是到了后面就越来越不足；再一个就是群众工作的经验不足，根底不厚，对干部到基层锻炼抓得不够好，“三门干部”比较多。习仲勋同志认为我讲得对。所以，现在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这一课，是一定要补的，并且要坚持不懈抓下去。过去考察干部有一条，就是看群众基础怎么样，会不会做群众工作。
像习仲勋这样的老同志，他们跟群众接触得特别多，讲话胸有成竹，很放松，很谈得来，也有话题可谈。从他们自身来讲，喜欢跟群众交谈，同时，群众也喜欢跟他们谈。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干部，跟群众接触就没那么容易，也不知道怎么跟群众谈话交流，跟群众缺少共同语言。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最初去宝安、到沙头角那次，是在1978年7月，那是很热的时候。习仲勋同志住在县招待所，房间里只配有电风扇。习仲勋同志出门就拿着一把大葵扇。在广东那几年，逢酷暑天气，习仲勋同志像个普通的邻家老人一样，拿着大葵扇到处走，照样跑基层、上会场，根本看不出他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习仲勋同志的朴实、平和，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
习仲勋同志到群众中间，就像鱼回到水里一样，非常从容，非常亲切，可以无话不讲，坦诚交心。他发自内心的特别重视群众工作，特别关心群众的疾苦。
采访者：您陪同习仲勋同志跑了很多地方，他贴近群众的事例，您一定能列举出来很多吧？
张：那太多了。我举个例子，1979年初那次我们到肇庆去，所到之处，都是山区和林区，习仲勋看到不少地方存在乱砍滥伐森林的情况，十分担心广东的林业出现危机，再次讲了“广东木材资源到了枯竭边缘”的话。后来习仲勋同志为了解决乱砍滥伐的问题，为了绿化广东，让省委专门发了文件。不久，习仲勋同志出席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读书班里很多都是县委书记，他在会上一开头就围绕植树问题讲了一大篇话，并告诉大家下午省委的领导都要去植树。他号召每个同志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的绿化。像这些决策，都是他在地方调研、深入基层之后做出的。
下面我再讲一件在肇庆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在肇庆的怀集，原先安排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准备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就走，到封开、郁南那边去。本来行程都安排好了，却因一个事情耽搁下来。那个晚上习仲勋同志回到招待所，时间已是11点了，发现桌面上摆了两封群众来信。因为肇庆这个地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留下的冤案很多，特别在怀集县，非正常死亡人数较多。这两封信，都是控告信、申诉信。信里面写的内容就是讲述亲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的事情，要伸冤，要习仲勋同志给做主。习仲勋同志把这两封信打开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叹了口气说，“唉，明天不走了，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再走。”
第二天上午，就按他的吩咐找这些群众来开会。当时来了约有二十人，不光写信的，还有其他人。当地人知道习仲勋同志来了，很多人就都跑过来了，其中有许多农村妇女。结果群众来了以后，有的情绪很激动，又哭又骂，找习仲勋同志要丈夫，要儿子。这些妇女确实也很不幸，他们的亲人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有被打死的，有被打残的，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惨痛的。当然，人死不能复生，要回丈夫、儿子是不可能的了。她们就指证这个是凶手，那个是凶手，要求政府把这些凶手都要处决。
当时那一刻的情景，我们原也没有思想准备。习仲勋同志作为省委领导，在当时挺身而出，把自己放在矛盾的焦点上。他那么大年纪了，被那些情绪激动的群众围着，安全隐患问题必须考虑，我们这些随行的同志都感到有些紧张。但是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却很从容淡定。习仲勋同志从他年轻的时候干革命，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到第一线和群众接触，他知道群众情绪激动，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冤屈，遇到了不平。在习仲勋同志看来，只有了解他们的情况，帮他们解决问题，解开心里的疙瘩，才更能接近他们。在他眼里，群众就跟他的亲人一样，他怎么会怕群众呢？
习仲勋同志和这些妇女谈了很多，了解到了大量的具体情况。客观地说，“文革”时期的武斗，其实很难说谁是凶手，谁是受害人，因为在那个动乱年代，参与武斗的人大多都失去了理智，绝大多数都是毫无意义的派性斗争。习仲勋同志之前就对这种情况了解，但他之前没有在第一线面对群众处理这些事情，这次他与群众面对面，了解了真实的情况。
习仲勋同志就在现场给这些妇女做思想工作，努力安抚她们，化解她们心中的仇恨。他说，“过去，他杀了你家人；今天，咱们再杀他家人，这样你们两家就结了仇，结了怨了，就永远没完没了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979年2月，习仲勋在云浮县石材厂考察。（前排左一为张汉青）
但是妇女们情绪还是很激动，听不进去，她们说：“杀人就是要偿命！政府就应该处决那些杀人犯！”
习仲勋同志说：“‘文革’时有多少人参与武斗啊！那要处决多少人才行啊？‘文革’已经打死了这么多人，现在‘文革’结束了，咱们政府不可能再那样杀人了呀！不能下这个手啊，否则现在和那时候还有什么区别呀？”
这时有的妇女说：“那怎么办呢？难道我家里死了人就白死了？这不公平！政府必须给我们做主！”
习仲勋同志就很耐心地跟她们说，“我来这里，就是要让你们安心，政府一定会给你们做主的。但是咱们一定不能蛮干，咱们要调查清楚，要弄明白，一定要把幕后策划这个事件的那个人，把主谋给找出来，然后咱们让政府依法判处他。”
习仲勋同志这番话很有说服力。这个时候，旁边有些群众觉得习仲勋同志说得有道理，就反过来帮助习仲勋同志做劝说工作。其中一个妇女说：“你们听听，首长说的有道理呀，俗话说，巧人动嘴，笨人动手。动手打死人的不一定是坏人，他可能只是愚蠢，但是在背后出坏主意的那些人，才是真的坏！首长的意思，就是要找出这些最坏的人，让咱们政府审判他们！”习仲勋同志认为她讲得有道理，称赞她讲得好。习仲勋同志说，只要调查清楚确实是指挥杀了人的，不管今天他在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一定要给予法律制裁。
同这些群众交流的时候，习仲勋同志是很动感情的。他对这些妇女说：“其实我是理解你们的啊！你们家里人在动乱中死了，你们很悲痛，我的心里也很难过啊！我今天代表省里来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是你们知道吗？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在下放呢，我都下放16年了，我也是受了很大冤枉的。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文化大革命’已经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我们还要过日子，要过好日子，还要往长远看。只有你们大家都好好的相处，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好啊。”
习仲勋同志当时说的这番话，都是特别朴实的老百姓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感。当时听到他这番话，在场群众都受到感动，情绪也平静下来。他这样一个老同志，不摆架子，不说官话套话，更不逃避自己的责任，直接面对群众解决他们的问题，安抚他们的情绪。并且他能够用自己的亲身遭遇，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耐心解释引导，这是非常感人的。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习仲勋同志经常给我们讲：“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
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区。像阳山县的东山、清远县的白湾等自然条件很差的贫困石灰岩山区，他都跑过了。有一次，我们陪他去阳山县那边，那里有个东山大队。当时天气很炎热，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习仲勋同志已是满头大汗。东山大队的同志就在大队部门口摆了一个脸盆，里面放上清水，挂了一条毛巾，准备等习仲勋同志到的时候洗洗脸，擦把汗，让他凉快一下。
这个东山大队，是严重缺水的地区。因为碳岩地质结构的原因，天一下雨，很快就渗下去了，存不住水。所以当地人就靠人工修一些小水池，小水塘，存一点水。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人畜饮水都是很紧张的。习仲勋同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走到门口，就径直到会议室里面去了，那盆水他动都没动。
当地的同志就说：“习书记，你洗把脸，凉快一下嘛。”
习仲勋同志回答说：“不用洗啦，你们这里水那么金贵，还要我洗脸，太浪费了。”
一方面，是出于节约用水的考虑，另一方面，习仲勋同志也不愿意搞这个特殊化，大家都热，都出汗，那大家就同甘共苦嘛。这件事情，使大家很感动。一位六十多岁的省委主要领导人，还这么风尘仆仆，轻车简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奔走于偏僻山区，实在令人敬佩。我们今天的年轻干部，真的要好好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习仲勋同志跑遍了广东各个地区，对很多地方他都会做细致的了解，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比如1980年4月，习仲勋同志到南海县的调查就很认真细致、很深入。4月16日，南海县召开党代会，习仲勋同志要我先到南海找县委的同志了解一下党代会的情况，了解南海的经济为什么能够搞得比较快。他对下去的要求讲得很细，包括党代会代表的选举、拟提交选举的县委班子、县委的工作报告、选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县党代会召开之后接着要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都讲了。我到了南海，听了县委书记梁广大同志的介绍回来后，将有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4月18日晚上，习仲勋同志到了南海，他仔细地询问了县委新班子选举的情况和代表们对县委工作报告的意见。4月19日上午，习仲勋同志参观了平洲的一家电子塑料玩具厂。在路上，他听到南海全县在当年第一季度来料加工企业收到加工费77万美元，等于出口一万头猪，以及在那几个月里签订了72个引进外资合同，合同金额多达六千多万港元时，非常高兴，他认为引进外资的工作还要大发展。4月19日下午，在南海县党代会闭幕式上，习仲勋同志讲了话。他说，他这次来，是向同志们学习的，下级党委是上级党委的先生。今后领导要尽可能走出办公室，跳出文件堆，摆脱繁杂的事务，到工人农民中去。脑子里原来什么都没有，只是个“加工厂”，离开客观实际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他肯定南海的工作搞得好，并鼓励南海在广东的“四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他说：“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大家齐声说：“敢！”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好。习仲勋同志说：“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班子是好班子，干实事的班子，但县委成员平均年龄达到49.4岁，大了一些，县委中没有一个青年干部，没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参加县委。”他还说：“今后提拔干部要有文化水平这一条。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不会领导生产，不会做经济工作里的群众工作，就不能当领导。”他的话讲得很直率，也很亲切，大家听了很高兴。4月20日下午，习仲勋同志又找新产生的县委委员座谈，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再次肯定南海的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并鼓励大家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做到先走一步。
1998年2月，习仲勋在深圳迎宾馆与张汉青在一起。
习仲勋同志践行群众路线的一言一行，一直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常讲“鱼水关系”、“鱼水情”，鱼是离不开水的，那么水是否不能离开鱼呢？鱼离开了水就死了，而水离开了你这条鱼，照样还是水。现在我们的干部很多都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有的人以为自己天生就是掌权的，就可以任意动用手中的权力。这种思维方式是极端错误的，会失去民心，失去群众基础，会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
群众路线这种无产阶级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方面它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没有人民群众哪里有我们？再一个就是在实践中切实接受群众的教育。如果你不到群众里面，不同他们接触，不同他们齐心协力奋斗，真正做到心心相印，荣辱与共，你怎么能感悟到群众有无穷的力量？你怎么能了解到群众有最大的智慧？你怎么能认识到群众的劳动才能创造世界？这就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工作中，我感到有一条是很重要的，他特别注重发扬党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好传统，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做出决策。比如对广东农业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广东的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责任制如何搞等，当时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为此，省委通过整风的办法揭露农业存在的问题，并组织常委分头下到各地搞了十多天的调查，然后回来汇报，分析研究。从1979年2月26日至3月6日，省委花了七八天时间搞下乡调查汇报，然后进行综合分析，集思广益，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同志在最后的讲话中说：“这次大家的意见之所以能取得那样一致，是因为大家亲自下去看了，了解了，这样，意见就容易统一了。干部下去，也是学习。这也是思想作风的转变，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课题下，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要下基层，要“接地气”，要从“实事”中去“求是”，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下基层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而是真正向群众学习，只有到了群众中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那么谁是领导干部的老师？群众才是老师。
采访者：后来习仲勋同志晚年到广东来休养，您也经常和他见面？
张：是的。习仲勋同志刚来广东时讲过，下半辈子要靠广东的水土养育自己。后来他也确实是这样，年纪大了退下来，也很愿意回广东来生活。他对广东很有感情，别看他只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八个月，但是他对这里的干部、群众的感情，真是非常深厚。习仲勋同志晚年曾经在珠海住过一段，更长时间是住在深圳。我都有去看望他。我一去看他，我们一起聊聊天，他就很高兴。
现在习仲勋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回想起当年，我们这些晚辈很有幸在像习仲勋同志这样的老革命家身边工作。他的品格操守，他的革命情怀，他发自内心的热爱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前人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习仲勋同志的功勋是不朽的，他的风范也将长存。
采访者：我们知道您多年来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从事文字工作，有很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工作经验，我们想知道您对我们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张：说一说我的建议吧。我期待你们能够精心搞好这本书！从党的群众路线这个角度来切入，把习仲勋同志这样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在回顾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这段岁月的时候，也经常在谈这个问题：习仲勋同志这么好的作风，怎么能传承下去，怎么能抓住群众路线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让它不断发扬光大，怎么能更好地彰显习仲勋同志这位老前辈、老革命、老共产主义战士的本色。通过这些，来更深刻的教育、启迪后人——这是我们党的事业能够发展的重中之重。
我们的党要是脱离了群众，要是不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价值观。一旦彻底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那个危害可是太大了，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每个同志对此都要时刻警惕。
那么从你们出版社来讲，一定要把这本书编好，要对得起习仲勋同志啊。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来书写“群众路线”这四个大字。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本书做精、做好，把习仲勋同志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就是我对你们提的一个建议，也是我的内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