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中国共产党”

采访对象：厉有为

采访组人员：陈宪宇（统筹） 严宏伟 邱然 陈思

采访日期：2014年4月17日上午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4楼会议室

厉有为，

1938年1月出生，辽宁新民人，大学学历。

196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3年10月，先后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1989年6月，任湖北省副省长。

1990年12月，调任中共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深圳市委党校校长。

1992年6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

1993年4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1995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

1995年12月至1997年7月，任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2008年3月，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习仲勋同志曾经跟我谈道：“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革命战争年代，要取得胜利靠的是群众路线；建设新中国取得成功，靠的是群众路线；你们改尊开放，也要走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厉有为

采访者：厉书记，您好！习仲勋同志晚年在深圳休养的时候，您和他有过很多接触，经常拜访他，工作上的事情您也经常和他交流，能否通过您的回忆给我们讲一讲习仲勋同志与他践行群众路线的点点滴滴？

厉有为（以下简称厉）：习仲勋同志晚年在深圳休养十几年。我当时任深圳市长、市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现在，习仲勋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我还经常怀念习仲勋同志，一方面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切缅怀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他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还有贴近群众、深入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式，对我们的帮助教育太大了。我从习仲勋同志身上学到很多好的品质，其中之一就是敢于说真话、说实话。

从各个方面来讲，习仲勋同志都是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在还没被彻底平反的时候，就投入广东的各项建设当中，没有一丝怨言，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奉献他的力量，并且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拓作用。习仲勋同志1978—1980年主政广东，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上，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群众路线这一点上，老人家的观点、做法，都是我们的典范，他在过去革命生涯，以及后来在中央、广东，再回到中央后，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始终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他的群众路线观点也非常明确、鲜明。

他在深圳居住的十几年间，我在深圳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看望他，我和老人家共同语言很多，他非常直爽，非常朴素，非常实在，所以和我们都非常亲近，很多优秀的品格在他老人家身上都有充分体现，我们始终是把他当作我们的坚强后盾和学习的榜样。

习仲勋同志曾经跟我谈道：“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革命战争年代，要取得胜利靠的是群众路线；建设新中国取得成功，靠的是群众路线；你们改革开放，也要走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

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话题也很多，很多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我们都谈，简直是谈不完。他特别希望我们这些年轻干部能重视群众路线，能够践行群众路线，所以也是跟我们反复强调这一点。

习仲勋同志经常跟我们反复讲：“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他心目中，共产党就是人民的政党，脱离了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这个党就腐败变质了，这些话题，他说得都非常明确。从这个宗旨出发，他特别痛恨官僚主义，在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多次批判我们党内部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他说：“我们党内有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高高在上的坏作风。这种坏作风一天不除，就会日复一日地损害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

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路线还表现在实事求是，他的这个作风表现得非常突出。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就提意见了。他说：“你们的报纸我看了，上面都写什么大搞这，大搞那。干嘛老是大搞大搞的呀？你们中搞行不行呀？你要中搞呀，不要大搞了。还有的时候喜欢吹牛，什么这个第一，那个第一，不要那么多，你们要实事求是。”

我说：“您这批评得太好了。我一定把您的实事求是精神落实在实践中，在深圳的干部中形成好作风。”

采访者：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往往会更多、更复杂。对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阻力，他应该是和您感同身受的，你们在这方面都有过哪些交流？

厉：这方面的交流是很多的。习仲勋同志晚年在深圳定居，我们就跟习仲勋同志说：“你在深圳，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我们的坚强后盾。”

他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在这里是给你们坐镇，我代表正义，我是以正压邪！”

我们听到这话，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同时心里更踏实了。

他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有些事情让你们试验，有风险，你们怕不怕呀？”

我说：“有时候我们也担心呐！”

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要敢闯敢试。革命时期，我们是拿脑袋闹革命呀，你们大不了就是丢个乌纱帽嘛。”老人家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到现在我还印象很深刻。

1996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在所有制的问题上提了一些新的观点，却因此受到了批判。回到深圳以后，我去看望他，但是两次我都没有详细讲这个事情，因为当时老人家年事已高，我拜访他的时间不能太长，汇报时间太长也不好，影响老人家休息。所以我就简单地提了提受到批判的事情。

我说：“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他们在批我呀，说我反动呀！”

他说：“谁批你？”

我说：“也没有具体的哪个人，批我的是首都学术界、理论界。”

他说：“哪个理论界呀？他们还想不想改革开放呀？可别再乱扣‘帽子’了，别再折腾了，中国经不起这个折腾啦。我们还是要把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把群众生活搞富裕，搞好，把经济搞上去，这才是根本。”

当时我听到老人家的这番话，觉得信心更足了，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的鼓励和支持，是对我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有一次，我们在珠海开特区工作会议，特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汇报特区现阶段存在的情况和问题，研究特区未来的发展。我在会议上也作了个发言，但是我的发言里面没有提深圳取得了什么成就，没有讲深圳有什么经验呀，更没讲我们创造了多少个第一。我的发言是中国特区未来发展的取向，上中下三策，究竟取哪一策。

散会以后，我就去看望老人家，去给他汇报这个特区工作会议上的情况和我的发言。我汇报完了会议议题的主要内容，其中也提到了会上有人发言说要求提高干部生活待遇，提高工资水平，习仲勋同志听到这个，并不赞成，他就有针对性地讲：“这个特区‘特’在哪里呀？特区就要‘特’在改革开放上，‘特’在敢闯敢试上，而绝不是‘特’在生活上、‘特’在提高待遇上，相反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不但不能‘特’，还要继续发扬光大。你们特区不要在这个方面‘特’，群众路线还要继续发扬光大，而不是脱离群众！”

对于这一点，习仲勋同志的认识非常明确，观点也非常鲜明。他时常跟我们强调说：“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宗旨，在他的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

我是1990年来深圳的，组织决定让我当人大主任。我那时51岁，按那时的习惯就是当人大主任就算是站最后一班岗了。一般情况是当书记、市长，然后再当主任嘛，或者是由政府退下来再到人大嘛。但当时我刚一来就让我到人大当主任，这个原因主要是深圳当时属于改革开放的一块试验田，试验就要立法嘛，就要有立法权，这个方面，全国还没搞，你先搞了，那你就要有立法权，要立法走在全国前列。所以，我那时是负责筹建立法的班子，是人大的第一任主任。

那个时候，习仲勋同志在深圳，赛福鼎·艾则孜同志也在深圳，人大会议开幕的时候，我们就请两位老人家参加我们的人代会开幕式。开幕式结束以后，我就去请教习仲勋和赛福鼎·艾则孜两位老同志了。跟习仲勋同志谈的时候，因为我毕竟刚到这个岗位，工作程序也都不熟悉，我有点儿急躁，而且我跟习仲勋同志也不见外，我就说：“我怎么当人大主任呀？我从来没有当过呀。我干什么？怎么搞呀？”

习仲勋同志就跟我谈了很多，语重心长，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人大连着两头，一头连着政府和司法机构，一头连着群众。人大绝对不是一个橡皮图章，你也千万不要当一个橡皮图章。你作为人大主任，一定要替群众办事，替群众说话，解决群众的问题。你是特区的人大主任，你能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做得好，能不能给人民办实事，我们都看着你呢，在深圳这块改革的试验田当人大主任，你一定要扎扎实实地维护群众利益。”习仲勋同志说的这些话，到现在每一句我都记得很清楚，他每句话都是在嘱咐我要为群众办事。所以我们人大以后的工作就立了一个规矩：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主任、副主任都要建立接待群众来访的制度，我们把每个领导都排上日程，轮流接访。这个就是我们受习仲勋同志的教导和启发制定的制度。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立法也是为了群众利益立法。而且，在工作岗位上，一定要解决群众生活生产中的问题，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所以，习仲勋同志对我们的启发，对我们人大工作的促进，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谈起现在的领导干部的修养，他说：“现在有些干部的思想变了，不是人民的公仆了，把自己当成是主人了，不想为群众服务了。有的人从政，就是为了千方百计往上爬，想当官。你们呢？你们是千方百计往上爬想当官呢，还是千方百计往下看想干事呢？现在很多的干部都变了，变质了。你们变了没有呀？”

我回答他说：“您一直教导我们，我们不能变，也不会变。我们深圳是个特区，但是我们干部不能变得搞特殊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不能变。”

他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他还非常诚恳地跟我说过：“我们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的干部是公仆，是人民的公仆。”这一条，他反复地说，反复地强调，要我一定牢记在心。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的那段时期，是处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事情您通过和他的接触，有没有一些了解？

厉：有的。我经常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和习仲勋同志聊起广东的往事。有一次，习仲勋同志跟我们讲起他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到宝安来调研的工作经历。宝安县在建特区前，有过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偷渡外逃风潮，很多老百姓吃不饱饭，往香港跑，很多地方的群众青壮年几乎都跑光了，能跑的都跑了，只剩下一些小孩、老人。习仲勋同志讲：“我到你们宝安来调研呐，当时党内思想混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大搞阶级斗争，还把逃港事件定性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逃港人员抓回来都打成反革命，都关押起来。”但是，在宝安调研之后，他认识到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不对，他说：“我们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把人民内部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我们以后再不能这么做了。”

习仲勋同志跟我说：“当时我们给偷渡人员的定性，还有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些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事情本身，是人民群众的生存发生了危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本是两回事。群众毕竟要吃饭，要活命，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才外逃的，这完全是迫不得已，怎么能说他们是反党呢？他们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怎么成了反党分子呢？他们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呢？这完全是我们工作没搞好，让群众饿肚子，是我们的错，不是群众的错。我们应该深刻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检讨我们的过失，纠正我们的错误的东西，走上正确的路线，让群众安居乐业。如果我们大陆比香港的生活还好，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群众还会往香港跑吗？”

习仲勋同志给我仔细地分析过这些事情，我作为没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晚辈，听了以后十分受教育。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后来习仲勋同志反复要求，对偷渡人员不能打骂、虐待，而且在他的要求下，释放了大批偷渡人员。同时他通过大量放开边境贸易，还有积极发展养殖业，以及“三来一补”，引进外资办工厂，并且配合改革开放的形势，向中央要权，逐渐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改革的步伐，给广东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通过治本来解决偷渡逃港的问题。当然，这些内容是我通过其他材料了解到的，不是直接听习仲勋同志自己说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深圳建特区的时候恰好是偷渡潮的一个顶峰。当时深圳就剩下20多万人，走了一大半，现在深圳的城市原住民里面几乎每一户都有在港的亲属。现在很多人想回来，但是回不来了，因为深圳没有土地给他们了。

现在30多年过去了，深圳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沧海桑田的变化。

有一次，他主动跟我说：“你们跟全国不一样哦，我听说这里的农民比你们还富裕？”

我说：“是呀，确实是农民比我们还富。”

他说：“这样好呀！农民富了就好呀，群众比官员们要富，这样才好呀。”

我说：“不光是当地农民收入比我们高，教授、医生的收入也比我们高，镇里的干部收入比市里的高。”

他一听，很满意，说：“哦，都反过来了，这样好啊，群众都富了好呀，这样工作就好做了。”

和现在的大好形势比起来，再回忆起70年代末，习仲勋同志当时在那种极左势力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敢于践行群众路线，敢于讲真话，敢于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敢于从根本上找事情的症结，从我们自身去找原因，真是了不起呀！所以我们听这些往事，心里都热乎乎的。可以说，习仲勋同志给我们这些后来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话说到本质上，习仲勋同志是心中时刻装着群众，时时想着为群众谋利益，而不是跟风跑，随波逐流，上行下效——“他从来不是那样，他时时刻刻是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

采访者：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他内心的一种信仰了，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路线的价值观从他年轻时投身革命事业开始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厉：是这样的。有一次，习仲勋同志给我讲起他年轻的时候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空间，是群众哺育了我们的人民军队。”

所以，当时习仲勋同志对个别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是严厉打击的，有极少数违反群众纪律的官兵，都受到了习仲勋同志的严肃处理，所以我们部队和群众的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好，非常亲密，就像鱼和水的关系。

他担任苏区主席的时候，和群众的关系非常亲密，连群众生活中的小事，他都非常关心。有一次，他听说邻居家的碾子不好用了，那种碾米用的碾子比磨盘还要大，农民推起来非常费力，也磨不好粮食。习仲勋同志是农民出身，他对这些农具的结构都很了解，就自己去给农民修这台碾子，自己研究，自己看，折腾了一上午，把碾子给修好了，修好之后，他就试一试碾子好用不好用，就在那儿一圈一圈地推，试了试，还挺好，很顺畅，不费力。当时，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正好路过那里，突然看到习仲勋同志在老百姓院子里推碾子，她就感到很奇怪，说：“习主席，怎么回事呀，你干嘛跑到这来推碾子？”这时候，老百姓就说：“习主席来给我们帮忙来了，我这碾子不好用了，他给我们修好了！”

你看，习仲勋同志联系群众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当时习仲勋同志已经是苏区主席了，和群众过得像一家人一样。今天，我们即使是县一级的干部，乡一级的干部，无论大事小事，能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去办的会有几个人？所以，习仲勋同志，他的群众观念、群众思想，以及和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方式，确实是值得我们现在的干部好好去学一学，同时反思一下自己做得是否到位。

1997年4月29日，习仲勋在深圳与卢瑞华（右一）、厉有为（左一）在一起。

习仲勋同志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领导工作，他那时才20出头，就当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部队里，他对基层战士也是非常平易近人，从来不是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他向来是和战士们打成一片，通过深入基层了解官兵的情况和问题，然后发现具体的问题，并且具体去帮助解决。

当时，战争很频繁，部队经常打仗，作战环境很艰苦，物资保障也不是很到位。我们部队打仗的伤兵从前线抬回来，担架经常不够用，情急之下就经常用老乡的门板。根据地的老乡也很支持我们，一听我们有伤兵了，就把门卸下来，给我们当担架用。

但是，门板抬过人之后，就变形了，就不好用了，再安到门框上也关不严了，这样的话，就给老百姓造成了损失。过去的门板都是实木的，都很厚、很沉，战士们抬也不方便抬，费力费时，影响救治的速度；另外，门板很平，很坚硬，伤兵躺着也不舒服。

习仲勋同志通过深入基层，调查到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要改进，那么具体怎么改进呢？他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亲自领着战士上山去砍树枝，像那种粗细适合手握的，结实的，长度够的，就可以做担架的两根杠子，然后再用绳子把两个杠子网起来，上面铺上棉被，这样抬起来又轻巧，又省力，伤兵躺着舒服，也不用老百姓卸门板了，解决了一个看似不大，但其实是很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部队伤员救治的效率。

从上面这些事例也可以看出，习仲勋同志不仅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工作作风非常务实，他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把群众路线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表面上，所以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晚年在深圳休养多年，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他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事情？

厉：习仲勋同志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注意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他的衣食住行，都是非常简单朴素，处处考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从不搞特殊，提倡勤俭节约，对铺张浪费深恶痛绝。

有一天早晨，我去看他，他出来在院子里走，他说：“你们特区也要艰苦奋斗呀，也得提倡勤俭节约呀。你看，天都大亮了，你这路灯怎么还亮着？我住的地方，我随时都注意节约用电，用完了就把灯关上。你们这样浪费真是不应该呀，你这个书记要管呀，这是浪费呀，浪费就是犯罪呀。”

每年，我们给他过生日，都非常简单，就是家里人来看看他，亲戚朋友来看看他，顶多弄个面做的那种寿桃，非常俭朴。他过生日什么都不讲究。习仲勋同志就是要求要简单，要朴素，其他的什么都不搞，什么买礼物、送钱、大操大办，这些都不可能，习仲勋同志最反对这些。

当时，我们给老人家配了一个医疗组，还有警卫组。实际上这些都是按照国家规定配的，习仲勋同志退居二线之前是国家级领导干部，这些配备是正常的，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但是老人家总是说不好意思，不想麻烦那么多人。他一向吃得很平常，穿得很朴素，从来也不提什么要求，生活各方面都很简朴。在我们看来，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他这个人太朴实了，心里从没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他认为自己和人民群众是一样的，应该过普通人的生活。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待遇，他经常嘱咐我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们别给我搞得很复杂。现在我就是老百姓，我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的老头。”

习仲勋同志曾经为我们国家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退休后还在尽力地发挥自己的余热，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定点扶贫项目当中来，这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

有一年，我去看望他，给他汇报了我们深圳的定点扶贫支援项目。当时国家给我们指定的定点扶贫地区是贵州毕节和黔南，省里给我们定的点是梅州和河源，当时我们自己还定了一些点，我们自己的项目叫“同富裕工程”“心连心活动”和“一加一的助学工程”等。因为特区已经凭借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先发展起来了，先富起来了，就要起带动作用，就有责任带动全国，不能自己富了，就不管很多贫困地区了。

我们给习仲勋同志汇报了这些扶贫项目，他很仔细地听，非常支持我们的这项工作。特别是我们开展的“心连心活动”和“一加一助学工程”，专门是针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尤其是家里供不起读书的小孩。当时，我们深圳的干部职工，一人定向支援一个学生，给他们拿学费，还有的同志不是帮一个小孩，而是一个人支援一批学生。直到现在，我们的职工还在带，给他们一定的支持和援助，让他们一直能念书，能毕业，能找到工作。我们算了一下，当时我们有6万多职工参与这个活动，带的学生数量很多。此外，我们针对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地方搞这个活动，比如我们在延安、井冈山、浏阳、三都水族自治县等地，这些活动开展得都很好，范围也比较广。关于这些，我都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他也非常支持我们，他说：“你们走得对，走的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没有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中国就不是真正的富裕，所以邓小平同志讲的共同富裕这个道路是非常正确的。”老人家非常赞成和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对我这次给他汇报的扶贫项目和工作内容，都非常支持。

1997年6月，厉有为在深圳看望习仲勋。

后来，习仲勋同志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老人家听了你的汇报，心情很激动，他也想要参加深圳市的定点扶贫项目，老人家决定捐出一个月的退休金来尽他的一份心意。”之后，我们的报纸上也报道了这个事情，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动员也讲了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受感动，老人家起的带动作用也非常大，机关干部捐款非常踊跃，生活物资的捐赠也非常踊跃。当时，一列列的火车开往贵州，粮食、衣服、被子，全都捐。那时候，在老人家的带动下，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企业也发动起来了，每个企业都有任务，扶贫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后来，我派电视台的人员到贵州去，到黔南、毕节最贫困的地区，把老区的革命历史和现在落后的情况，通过电视节目的形式展示出来，回来给大家放，来发动群众。

现在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发展得很好，我2013年去那里看了，我们帮助那里发展18年了。这18年，为当地建了51所希望学校，现在又建了2所，一共是53所。我们参观了一所中学，那是全国希望学校里最好的学校，现在有学生3000多人。回顾起这个事情，我觉得习仲勋同志的精神真是了不起，他对我们干部职工的鼓励作用、带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