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采访对象：杨应彬
采访组人员：杨小村（协作） 邱然 赵荣华
采访日期：2014年4月23日 采访地点：杨应彬同志家中
杨应彬，
1921年10月出生，广东大埔人。
1935年参加左翼教联工作，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前夕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奉党组织派遣进国民党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中共地下工作。
1946年，在关键时刻截取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米、叶剑英，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阴谋，挽救了东江纵队2500多名骨干精英。
解放初期，在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军管会任副秘书长，后历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杨应彬同志在省委秘书长任上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坚决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
习仲勋同志当时态度很坚决地说：“怕什么？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今天回顾起这件事来，对习仲勋同志这种敢作敢为、大胆负责的精神，我感到由衷地钦佩，在我们犹豫不决，认为可能会惹麻烦，不太敢去尝试的情况下，他能够果敢和坚决地去推行、实践，并且最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广东省的农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杨应彬
采访者：杨老，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您担任省委秘书长。希望通过您的回忆，还原一些他践行群众路线的事情。
杨应彬（以下简称杨）：好的。我和习仲勋同志是在1978年认识的。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领导干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20世纪70年代末，党中央，特别是叶剑英元帅和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知人善任，派他来到广东领导我们建设广东，和我们一起工作。很多干部群众都说：“习仲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资格老，地位重，派到我们广东来主持工作，可见中央多么重视我们广东。”所以习仲勋同志来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振奋。
特别是他刚来广东的第二天，参加省党代会的时候，就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他在大会上对我们说：“我由北方的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的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这番话表明了他要把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要为这块土地努力工作，拼搏奋斗。而且习仲勋同志说这番话，用的是一种很朴素、很谦虚的语言，没有流露出什么“我要领导”“我要带领”的居高临下的意思，而是说“这块土地养育我”，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和一个普通的广东群众一样的位置上。所以，这些朴实而又真挚的话语，让我们广东的干部群众心里都感到非常温暖。那个时候是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来到了广东，一直到1980年年底，他上调中央，回北京工作。习仲勋同志在广东一共主政了两年多的时间。他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这段时期，虽然时间不长，却做出了让广东发生极大转变的卓越贡献。习仲勋同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严谨地搞调研；他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偷渡外逃，积极发展经济，向中央要权，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开辟道路；他坚决贯彻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启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虽然只有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他为广东后10年、20年、30年的发展，乃至更长远的历史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他的亲民、爱民、为民、深入群众、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时，我是省委班子成员之一，担任省委秘书长，一直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和他朝夕相处，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可以说受益良多，感佩至深。
采访者：能否帮我们回顾一下，习仲勋同志刚到广东时，重点抓了什么工作？
杨：当时的广东就是一团糟，是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可以说，每一项工作都要抓，每一项工作都是重点。但是当时干部群众呼声最大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改变干部作风，结束“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混乱，理顺人们的思想，重新恢复有效的组织。习仲勋同志在这个方面下了大气力，他所做的这些工作，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余年的剧烈动荡，在这场惨烈的、巨大的灾难中，广东也深受其害，是受到破坏的重灾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以“南方党”作为炮弹来迫害周总理，给很多干部群众强加了很多罪名，他们颠倒黑白，诬陷和迫害干部群众，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广东也不例外，迫害干部群众的事件也是多如牛毛。
习仲勋同志刚来到广东的时候，“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大多数冤假错案的调查已经有了一定进展，有一部分案情比较简单的也已经有了眉目。但是因为极左的一些残余势力还存在和隐藏着，一些思想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没有得到扭转，所以，还有诸多的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同志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宏观上，他抓思想，抓认识，抓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微观上，他深入基层调研，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干部、受迫害的群众面对面地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作为省委书记，为此做了大量而庞杂的工作。在“李一哲”案中，他为了替几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群众解决问题，甚至连续几天在日常工作之余找这些群众谈话，每天都谈到凌晨3点多，连续几天都没有洗澡和休息的时间，习仲勋同志这么大的年纪，巨大的工作强度让省委里面很多年轻的干部都自愧不如。可见，习仲勋同志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事，他的群众路线，没有半句虚言和口号，都是扎实和严谨的实践。
采访者：这些“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干部群众中一直遗留的冤假错案，在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的时期，都得到了平反吗？
杨：基本都得到了平反。
在习仲勋同志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标本兼治的努力下，在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下，整个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解决，大量干部群众得以解放，落实政策、恢复组织生活、恢复名誉。
习仲勋同志还重点抓了相当一部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两次“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的问题，历时已久，已经积存多年得不到解决，很多干部群众都已经悲观绝望，其中很多人都已经去世了，可见这些问题拖了多久，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习仲勋同志来广东以后，把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揭开了盖子，让这些历史积案最终得到平反，让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得以沉冤昭雪。
在广东，除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外，还有很多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也被习仲勋同志一并整肃、深挖了一番，进行了平反。他对这些案件，一宗一宗地审阅案卷，一次一次地听取有关方面的详细汇报，把案件的大致轮廓和基本的事实结构形成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就拿出他的法宝——深入基层调研，调查各个方面所提供的细节和真相，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他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这些冤案进行坚决地平反。
其实我们知道，就算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地委书记，也不必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有些事情直接派给有关部门去办就可以了，何况习仲勋同志是广东省的一把手。但是他知道，这些事情之前没有办好，就是因为缺乏督促，缺乏指导。而且，习仲勋同志当时有这么一个信念——在刚来广东的时候，他就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耽误了16年的大好时光。现在，我要把一天当作三天来用，要抓紧时间多为群众做一些事情。”他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来拼命工作的。同时，因为他自己有被迫害的经历，所以他对这些受迫害、迟迟得不到平反的干部群众的处境感同身受，这也更加激起了他为他们平反昭雪的强烈责任感。
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广东省委在1978年7月开了一次例行会议，那时候习仲勋同志主持广东工作刚刚三个月的时间，正是问题堆积如山，都等着他来解决的时候。在这次会上，习仲勋同志听取了全省统战系统的工作汇报，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我们在听取汇报的时候，有关同志反映说，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些小规模的工商业者受害很深，而且现在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是目前的政策落实仍不到位。习仲勋同志当即以坚决的态度表示：“要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得知有些人以权谋私，以极低的价格买了查抄物据为已有时，习仲勋同志非常气愤地说：“这是变相勒索，必须坚决查办！”
习仲勋同志在1978年的七八月间到粤东三区考察调研，深入基层，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返回广州以后，他开会给省委的同志们通报了这一次行程的主要收获和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重点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海丰的“反彭湃运动”中，彭湃烈士的家属受到迫害的问题。他表示，要尽快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并对严重违法乱纪人员进行严肃处理。之后，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历时已久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当时，那些迫害彭湃烈士家属的凶手，有的已经任地方领导多年，这次，他们在习仲勋同志坚决严肃的查办下，最终被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当时，因为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思想影响非常深，很多地方对政治运动的一些错误做法反思不够，认识不深，甚至有的县领导思想上有些抵制给“右派”摘帽的政策，他们甚至认为，大量地给人摘掉“右派”帽子，不利于刹住偷渡外逃的风潮。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同志坚决地表示：“要全部摘掉‘右派’帽子。至于是‘右派’又是特务的，摘掉‘右派’帽子后，就是特务问题了。”习仲勋同志的态度表明，我们对待一个人的性质，要从政治和法律上划分清楚。
在习仲勋同志亲自抓，亲自督促，甚至亲力亲为的表率下，当时广东省的各级党委、政府都开始了积极行动，把各种政策落实工作全面、细致地做好，使很多干部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使很多群众得以恢复正常生活。随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得到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还有老知识分子工作的问题，整个广东省都重新焕发了活力，人们重新建立起了对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当时已经严重涣散的民心重新得到了凝聚，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全省群众同心搞建设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要提到的一点是，习仲勋同志一到广东，就开始呕心沥血地为全省的干部群众平反冤假错案。但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正式平反。直到1980年的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那个时候，他才算是真正沉冤昭雪。而他在广东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奔走的时候，几乎把自己的事情完全抛到脑后了。从这一点上看，在习仲勋同志心目中，群众的利益是大于自己的利益的，给群众办事情，是优先于自己的事情的。
采访者：您经常跟习仲勋同志一起下乡吗？能否谈一谈他在推动广东省农业改革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杨：我跟习仲勋同志下乡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他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可以说是丝毫不打折扣，坚定不移地去实践的。他一定要跟群众在一起，一定要和群众面对面地接触，必须和基层干部座谈。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工作方式，他得到的资料才最真实、最可靠，所以他的一系列决策才是有效的，落到实处的。
也正是因为习仲勋同志的这种工作方式，我也经常有机会在他的带领下到全省各地搞调研，能够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优良品质，使我的进步非常大。由于跟随他深入基层，我能够得到最完整、最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他的指导，以此为基础，我参与了省委不少重要决策的酝酿和起草。
比如，广东省的农业改革能够顺利开局，习仲勋同志下乡深入群众的基层调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要从头讲起。我们国家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也一直强调以粮为纲，粮食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的改革，也是首先从农村提出来并且实施的。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广东曾经有个著名的“洲心经验”，指的是清远洲心公社当时推行的一种产量责任制生产制度。这个制度因为效果显著，让粮食产量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后来还曾被带到北戴河，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这种经验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在当时粮食紧缺的时期迅速恢复生产具有非常良好的效果，而且它完全是依靠实践得来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那时候，广东省委认为这个经验值得学习总结，也决定在广东省因地制宜地进行推广和学习。但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洲心经验”被视为修正主义，遭到了批判。虽然有些地方还有人在冒着风险偷偷实施，但是大家谁都不敢公开说，更不敢推广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广东各地都在研究和探索农村体制改革的问题，“洲心经验”才再一次被大家提到台面上，再一次进入大家的视野。
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以后，特别重视农村体制改革的问题。他去从化视察的时候，在农村研究产量责任制的具体实施方法，对当地实施新制度以后的效果比较满意，他当时就对这种以产量承包制为特点的做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当时他脑子里就已经有了对农村体制改革大致的方向。
习仲勋同志返回广州以后，就找到了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我，跟我们具体谈了从化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的事情，他说看了实际情况，也和基层干部、社员交流过，效果确实很好，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产量也有明显提高。他说：“我们下一步来研究一下，这个产量承包责任制适不适合在全省推广？”
薛光军和我听了以后表示，从化的这个做法显著提高了产量，肯定是一种好方法，但是如果在全省推广，这势必会引起争议，甚至会发生一些风波，比如广东历史上的“洲心经验”的遭遇也不能不考虑。习仲勋同志当时态度很坚决，他毫不犹豫地说：“怕什么？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
今天回顾起这件事来，对习仲勋同志这种敢作敢为、大胆负责的精神，我感到由衷的钦佩，在我们犹豫不决，认为可能会惹麻烦，不太敢去尝试的情况下，他却能够敢为人先，能够果敢和坚决地去推行、实践，并且最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广东省的农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采访者：在工业方面，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调研，支持并推广“清远经验”，您能讲讲这方面的事情吗？
1980年7月8日，习仲勋在清远县视察。（前排左三为杨应彬）
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广东的工业企业很多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企业本身缺乏自主权，企业领导和职工群众缺乏生产积极性，很多企业管理混乱，亏损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非常严重。当时，如何理顺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刚才提到的“洲心经验”就是在清远的农村，那么这个“清远经验”主要就是集中在清远的工业领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清远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为了转变当时工业领域所面临的被动局面，从实际出发，大胆解放思想，努力打破束缚，从1978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在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
这个“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奖励的名称，但实际上里面蕴含着体制的重要变革。这个奖项把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大力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令产量大幅度增加，也从客观上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
当时，主要负责工业的省经贸委主任王焕同志认为，清远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值得推广，就亲自带领经贸委的一些同志到清远去进行实地考察，总结清远的经验。回广州后，王焕同志专门向习仲勋同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汇报。习仲勋同志认真听取了汇报，他当即表示赞同，建议推广。他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既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还可以搞活企业，同时也提高了职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但是，即使是习仲勋同志作为广东省委书记肯定“清远经验”，也不足以打破当时的思想禁锢。“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全国上下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在放任极左思潮的无度泛滥，干部和群众当中，很多人的脑子都被搞坏了，明明是正确的、好的事情，却要用政治的条条框框去束缚。而且，也正是因为社会氛围的开放度不够，很多人即使看到好的、正确的事情，也不敢公开表示支持。
所以，即使习仲勋同志肯定了“清远经验”，但因为它毕竟是新生事物，有一部分人对清远的这种做法仍然表示怀疑。他们用陈旧的、极左的思路来看待“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认为这种发放奖金的方式是“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让职工把奖金、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可能会搞乱人们的思想。
习仲勋同志针对这些极端保守的思维方式的阻碍，做了大量的工作。1979年8月，他出席了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明确指出：“清远等地的试点经验，说明了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的目的。”
1997年4月，习仲勋与杨应彬在深圳迎宾馆。
习仲勋同志的这个会议发言，用了三个“必须”，用了“只有……才能……”这样充分肯定的词语。这标志着，习仲勋同志从广东省一把手的角度坚决支持“清远经验”，希望大家放下思想包袱，勇于探索，勇于实践。
习仲勋同志为了进一步在全省支持“清远经验”的推广，表达自己坚定的立场，他于1980年7月到清远视察，考察“超计划利润提成奖”。那次我陪他一起去了，同行的还有省经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省轻工业厅的有关负责同志。习仲勋同志带领我们在清远的各个企业深入基层，实地调研，连续三天的时间，取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习仲勋同志看到“清远经验”在工业企业实行的试点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感到非常振奋，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全面推广的决心。
习仲勋同志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清远经验’创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
一直以来，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支持“清远经验”的推广。事实证明了他通过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和决策的正确性。对此，我也非常受感动。在座谈会上，我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裁。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
采访者：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以后，农工商三个方面的改革都有了良好的开局，开辟了新的局面，接下来想请您谈一谈商业方面。
杨：谈商业方面，就不可避免地谈到广东毗邻的香港和澳门。港澳和广东土地相连，港澳同胞有80%以上的人祖籍在广东。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时期，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港澳之间紧密的联系，以及三地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都引起了他的深刻思考。
习仲勋同志刚来到广东的时候，物资极其缺乏，人民群众想买点鱼吃，都要排大队；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大量的人民偷渡逃港，边防线严阵以待。习仲勋同志目睹了当时广东人民的困苦生活，也从各种媒体、渠道了解到香港和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市民生活水平比内地群众高的现实。
习仲勋同志非常感慨：80%以上的港澳同胞都是广东人，港澳和广东省土地相连，亲属血缘关系联系很深，民间文化和方言都有深远和广泛的联系，为什么港澳的经济能搞好，内地却这么穷？可见，不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原因，更不是人的问题，而完全是政策问题。一直以来，各种政策上的原因，把广东管得死死的，如果中央能够让广东放开手脚，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省肯定也可以尽快富裕起来，人民生活水平能得到大幅的提高，这种因为贫富差距过大所产生的偷渡外流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解决。
这些思索，最终促成了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想法，希望中央给广东以更大的支持，给地方以更多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并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予广东必要的权力，等等。这些思索，也促成了习仲勋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系列震动中央的言论：“不让广东搞，现在我们手脚都绑得死死的，怎么发展得起来？”“如果早点放开手脚，早就搞上去了！”
当时，有谁敢说这样的话？习仲勋同志就有这样的勇气，他敢于替广东的人民群众大声疾呼，敢于向中央要政策，他希望通过他的呼吁，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外向型优势，先一步发展起来。习仲勋同志的呼吁，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他代表广东提出的这些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更是要求广东大胆试验，创办经济特区，争当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些内容，后来便成了1979年“中央50号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终于松开了被紧紧束缚的手脚，可以迈开大步前进了。
可以说，在习仲勋同志的努力下，广东人民群众的希望通过他的呼吁最终成为现实，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广东“先行一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广东能够在全中国先行一步，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先富裕起来，离不开习仲勋同志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那么具体来说，从改善商业环境的角度推动改革开放，习仲勋同志在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两年多时间里，在这个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的商品价格都被管得死死的，统购统销严重挫伤商品流通的活跃程度，让市场变成一潭死水。广东自古被称为“岭南水乡”，自然条件优越，江河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不仅农作物丰富，水产品的供应一直也非常充分，特别是珠三角一带的鱼塘非常多，广州就位于珠三角地区，并不缺少供应渠道，但奇怪的是，像水产品，比如最简单的鱼，就是供应不足。前面说了，习仲勋同志看到群众排队买鱼，他是怎么看到的？他每天起床都很早，有一次早上5点多钟，他起来以后，自己一个人到广州的街头去调查副食供应的情况，他看到市民为了买鱼，在水产品的档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习仲勋间志也跟着排队，他通过跟群众聊天得知，最早来排队的人凌晨两三点钟就来了。也正是通过这样深入群众的调查，他才得知，当时由于生产积极性不高，干好干坏一个样，卖多卖少一个样，导致生产、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都非常懈怠，根本无法保证正常鲜活水产高效物流，所以经常是大量的鱼运到广州以后就死了，自然就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习仲勋同志通过基层调研，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立即决定放开水产品价格，搞活市场，让市场自己的运行规律来起作用。当时就有人担心：现在鱼供不应求，一旦放开价格，肯定会大幅涨价，群众就买不起鱼了。习仲勋同志说：“不必担心，价格一上去，养鱼的人自然就多了，竞争开始起作用，价格自然还会降下来。”
之后，果然放开价格以后，市场活跃了，生产、运输、销售环节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提高，可供人民群众采购的副食品种也多了起来。当时，习仲勋同志的这个举措，让广州的市场快速发展起来，非常火爆兴旺，像当时全国著名的清平市场，很多干部群众到广州来，都要看看市场的兴旺景象。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这个事例，我们看到习仲勋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工作方式是多么有效，影响是多么深远。
采访者：能否讲一讲习仲勋同志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以及他的群众观点对您及其他领导干部的影响？
杨：这个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习仲勋同志不仅自己践行群众路线，也要求我们掌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除了平时下基层，到工厂，到农村，他还身体力行来带动我们，给我们做榜样。
这里我来讲一个他派我们到香港去考察的事情。当时，香港的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了，习仲勋同志为了能让我们解放思想，安排我们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到香港去开阔一下眼界。1980年夏天，我和副省长黄静波同志带队，组成了赴香港的考察团。这个考察团，绝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更不是去购物的，而是在习仲勋同志的派遣和督促下，到香港扎扎实实地考察和调研。出发前，习仲勋同志亲自给我们开了个会，布置了考察任务，重申了出国考察的各项纪律，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指导意见。
考察任务的其中一项就是要调研香港的零售商业。我们到了香港的一家超级市场，逐一看里面销售的商品。当时我们发现，香港超市里面，大陆的产品有山东大葱，有豆豉鲮鱼，只有这两样，其他的再也没有发现，也找不到广东的产品，而外国进口的各种产品则非常丰富，涵盖了各个品种。我们在另外一个市场看到了新会生产的橙子，价格很低，10个卖1元钱，平均一个才0.1元，而美国进口的橙子1个卖10元钱，一个橙子价格差了100倍，简直是天差地别，令我们非常惊讶。我们到香港的码头参观时，看到的一幕，更是让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香港从大陆进口的猪肉，因为肥肉太多，香港人不喜欢吃，全都拿去榨工业油。要知道，在大陆，买猪肉都要让售货员多切些肥肉，而且80年代初，人民生活刚刚有一点起色，能吃到肥猪肉已经是很好的事了。我们的农民辛辛苦苦饲养，我们节省下来的好东西，出口到香港，却根本不受欢迎，拿去榨工业油。这对我们一行人的触动都很大。我们广东和香港山水相连，近在咫尺，但在香港很难找到广东的商品，即使偶尔看到一个，也是价低质次。
这次访问香港，看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看到发达的经济和各方面的秩序井然，对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我们好像被现实一下子惊醒了，深切地意识到，改革开放这条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次赴香港考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沉重。当时的政策规定，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可以买一个“大件”商品，比如当时大陆紧缺的冰箱、彩电等。但那次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买，更没有带。当时，杨德元和郭荣昌同志的香港亲戚送了他们礼物，让他们带回大陆，他们也没有带，后来亲戚只好给他们寄回来。
不带“大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以习仲勋同志为榜样，他在1979年11月22日率广东省代表团应澳大利亚邀请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访问考察，一行13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买什么“大件”回来。这里面包含着习仲勋同志的群众观点：大陆的群众花高价都很难买到的东西，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利用出国考察的便利，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回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习仲勋同志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工作考察，他希望我们能严谨细致地做好考察工作。出发前，他对我们的殷切期待犹在耳边。在香港看到的一切，让我们的心情很沉重，我们更加体会到了尽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快把广东省、把大陆建设好吧！让大陆的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经济尽快发达起来，让人民群众都能在大陆买到这些“大件”，才是正经事，才没有辜负习仲勋同志这次派我们去香港考察的期望。
先谈这些吧，习老去世后，我时常怀念他，写了一首诗如下：
怀念仲勋同志
北海鲲鹏南海来，
风雷搏击上云陔。
樊笼打碎心生翼，
边境翻成聚宝台。
农业承包跨大步，
工商改革列前排。
江山代有雄才出，
执掌征帆破浪开。
——杨应彬
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