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大约是1998年认识的郭彦。她是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但在她身上，却又似乎找不到那种兴致于奔波巴黎米兰，举目抬手间都能看到行业刻痕的特征。我一直觉得，骨子里，她是一个艺术或文学杂志的主编，不过是以一个时尚杂志的框架，承载了其艺术或文学的兴趣。她想让艺术、文学变成哺育女性风尚的食粮，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文学艺术是沉浸其中，沉湎者就不屑去追随时尚，时尚追随与文学艺术的沉浸其实相悖。由此，以她这样理想而编的这本杂志就自然经营得辛苦——在一个物质世界里谈精神，在一个精神世界里谈物质，都是错位的。于是，我就能感觉到一个起码外表是清高的她，常常是忧虑重叠的。她会感叹，会自嘲，很难在两个世界的错位中切换。在她的忧心忡忡中，我能感觉到她的守持。这守持使我感觉珍贵，这年头，人太容易随风吹走了。
我是郭彦这部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大约两三年前，我到成都，她告诉我，这几年的兴趣全在古人的世界里，越来越乐此不疲，亦写了些读书随感性的东西。于是，便将大约是“生老病死”与“相貌颜色”的两章初稿发给了我，每一章洋洋洒洒，都有四五万字。说实在，读到这文字，我先是惊讶的——没想到一个说话柔声细语的女子，能有这样骨力的纵横开阖，也不分节，四五万字一个谈吐。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就看气度。作为一个亦被古人诗意化生活方式迷恋中人，我从这纵横开阖中，深知其在背景尘沙中要厘清一个个诗人的疑问之不易。古籍浩如烟海，一叶小舟漾在其间，往往茫茫然难见边涯。当然，犄角旮旯里寻寻觅觅，往往也有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乐趣，但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常态，得来却一定费工夫。
记得当时给她回信说——
我认真读完了你发我的全部八九万字，读后深感你写它们之不易。因为它纵贯东西，跨度如此之大，涉及整个诗歌史。不仅涉及一个个具体诗人的阅读，而且涉及一个个时代背景，涉及一个个时代背景中一个个具体人的生活节点。这种漫谈式的纵贯，要求太宽泛的知识面。这是一种挑战，也看出你一个个接近对象的辛苦努力。
我能感觉她是在写一部新诗话，以她自己的认知。诗话这种形式，始于南朝钟嵘的《诗品》，成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宋元明清，历代诗话、词话多如牛毛，大都信手拈来，多随意的读诗随笔，品诗妙论，涉及人事，往往只言片语，片鳞半爪，归纳非常之难。郭彦是以她的兴趣出发寻找路径的，生老病死、相貌颜色这样的话题，涉及一个个诗人考证，需建立在一个个诗人的全部非局部的认知之上，窥全豹方能知一斑。那么大跨度，那么多鲜明个体，这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随处都易暴露出阅历不足，令精专刻薄的专家挑出毛病。专家们其实都就一人或两人关系入手，诗歌史也是一一简单论述其生平特征，生老病死、相貌颜色这样的话题，趣味性虽强，难度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实在，当时我的信是泼凉水的。
之后，就没她的消息了，估计是未得鼓励之故。她在后记中说及搁笔过半年，兴许就与我的凉水有关，因为我怀疑她可能的专业性。直到三年过去，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书稿已经完成，三联书店准备要出版了。
三年后再认真读她全稿，能感觉她倔强专精掘进的力。就像在一个漆黑隧道之中，拼尽了力就要掘出通途。从中我看到她的内力——没想到三年内她真是一意孤行、兴致勃勃、英姿飒爽地打通了这条本来顽石累累、盘根错节的漫长隧道。这是一部以趣味为路标的很特殊的诗歌审美史，从一个个诗人的境况、生活态度来论及其诗歌的审美，好就好在纵横的跨度。正是这跨度所付出的辛苦，提供了极丰富的信息量。再有的好处便是，郭彦以充分个性化的评述，很鲜明的好恶，这好恶带着文学小资女性的鲜明特征，叙述带有她的体温，就不似冷冰冰的考证或论文。尽管对许多诗人、诗作的判断我并不能同意，但她确实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角度。这部书顺应了许多读者的兴趣，不仅对那么多诗人、诗作做了极好的普及，且以一个个剖面尝试在写三千年诗人的生活史，这个生活史也许比诗歌史还要重要。
这部书稿中，我以为写得最好的是“情爱”一章。也许是，作为一个敏感的女人，彻底表达了她对不同类型男人、对情爱本是私密的态度吧。审美，其实都是个人化体会，所以，这种个人化表达得越彻底，就越易进入自由洒脱翱翔的境界。作为一个好编辑，我清楚，这便是佳作诞生时。情爱涉及婚姻、爱情与彼此伤痕累累的纠葛，郭彦的态度其实是特别矛盾的。她感叹元稹、苏东坡悼亡诗、词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十年生死两茫茫”，悲深情切的倾诉不久，却就不吝“把自己放逐到各种各样的浅水沟渠中竟至流连忘返”。结论是，“悼亡诗写得越悲恸的，往往也是那些移情别恋速度最快的”。这大约是所有女人对再优秀的才子好色的不屑吧。
但理性又告诉她，多情与情多本是同义词，所以，一个睿智女人，就该有“只要有情，新欢旧爱应该可以并存”的宽容姿态。女人往往凭感觉去判断去结论，难得她由此真认真思考了“道德上对男人的宽纵和对女人的约束是不对等的婚姻结构，为什么几千年来却维持了超稳定状态”这个追问。这是中国女性几乎都要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她的自我慰藉结论是——“拥有一个新欢，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去怀念旧爱。二者在心中的地位或者在自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二者可并行，不具备排他性”。循这个思路，她认为家庭中的身份分工是，在道德上限制了女方追求自由情爱的权利，“却给予了女方不可撼动的安全感和正统地位；给予了男方身体和情感自由的极大空间，也成功阻止或减损了这个自由空间扰乱基本家庭结构的破坏性”。这个观点不知是借来还是她内心自生的，这已经是男性思想家的论断了。
但本质上，郭彦对“家蓄丝竹，以展欢娱”是耿耿有怀的。同样的依红偎翠，她认可的是辛弃疾，因为他壮怀激烈豪逸，是“唤取翠袖红巾，揾英雄泪”。骨子里，她是不喜欢孱弱细腻的男性美的，比如晏几道，更遑论周美成了。
谈薛涛，谈李冶、刘彩春与鱼玄机，她对女子在情爱中失落的悲悯写得精到——
无非就是在林荫遮蔽的大道上顺道捡了一些柴火，拿回自己的小屋中点燃，聊以驱寒取暖罢了。但是那些名花有主的栋梁之材是由不得她们这些卑贱之身轻易染指的，还有的即使自己也是枯木一根，也未必愿意和这些寒碜的女主人共同燃烧。更让人感觉凄楚的是，即使好不容易捡拾了一些柴火回来，这孱弱的光亮也只是时断时续地在黑暗的屋子里闪烁一时，随即便蔫蔫地熄灭了。
这才是感性的，她自己真实的感叹吧。作为一个事事都会入心的女人，她的感慨是：“露冷月残，画船听雨。如是，一千多年，到底有多少男人真的知道这世间爱情为何物？”由此，她就特别欣赏李商隐对情谊的珍藏了——
他很多诗作的情绪自始至终都充盈了无望的眷恋和不能说明缘由的怅惘。他不像是在故意隐瞒什么，他的心本身就是一个黑洞，里面暗藏了零星的火光，仅限于在自己的世界里点燃，烧成灰，烟雾一样把自己缭绕包裹。这大概就是爱情了。没有必要和任何人分享，也没有必要拿出来寄送给谁谁谁。这东西是自己的，甚至有时候就是梦一样飘忽的情绪。
这些感受都写得特别好。能珍藏的才是真价值所在，这才是情爱的圣殿吧。
这部书寒来暑往，共写了五年。以五年坚持不懈之力，沉浸专注一件事，这样的精神，当今少之又少，这样写就的书稿，其价值不言而喻。书中最感人的是后记，她写这五年与悠游在历史长河中那些飘逸的古人神游，用了“灵魂出窍”这个词。我能理解这样从现实尘嚣中抽身而出，乘风而去，在三界间追遇神灵们的乐趣。她所说“孤独中受虐般的虔诚”，是指在枯灯下苦读脱身而出前的那种焦躁。抽离，脱身，沉浸，神游其中，最终就分不清自己是今人古人，如庄生梦蝶了。
这篇后记里记其期望有趣——
她说，她期望，“长得像魏晋禅代之际的嵇康，身长1米9，面容俊朗，但我不愿意像嵇康那样去打铁，也不愿意十天半月不洗澡，更不会服用寒食散”。
她说，如果要投师，“我愿意投入到中唐时期韩愈的门下，他会赏识我的文字并为我写下夸赞的文章。入幕的话，我想进北宋初年钱惟演的幕府，这样我就可以和欧阳修、梅尧臣认识并结为终生好友。当然，入晚唐时期王建的幕府也行，这样我就有机会和韦庄一起忆江南。实在不行，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的大幕也不错，这样我至少可以和李商隐待在一个屋檐下，从令狐大人习得一手好的骈文。我不想进入什么圈子，也不想参加什么诗社，但我也不想像陶渊明一样生活在乡下，不仅时有衣食之虞，且和乡村野老的交道总是少了很多雅趣。我想学白居易的中隐，在洛阳城里拥有一处好宅院，以供我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在这里歇脚，然后谈天说地举杯推盏，直到晨曦初露。”
“这些想象都缘于我成了一个男人。”来世不做女人，也是女人们共通之念。如果成不了男人也没关系，她说，那就要学男人——“娶一个丈夫，再纳三个男妾。”选择谁当丈夫呢？张九龄。因为“他不仅长得不错，还学问好，文采好，口才好。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他的言辞中迷醉。除此之外，他还宽容大度，责任心强。当然，他官做得也大”。
纳谁为妾？她的选择大约也有共性——
我纳的第一个妾是苏东坡，纳妾的时间应该在40岁左右。第二个妾可以是柳永、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姜夔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大概50岁左右，他们的到来可以为我即将步入中年的生活增添一些刻意为之的滋味，这滋味叫作纠结和缠绕，是我为平淡简单生活刻意添加的作料。第三个妾就娶宋玉吧。他美，但不自恋，还会把对美的渴望扼杀在内心深处。我自以为我有限的才气和学问尚可让他服膺，这样他就心甘情愿地把他年轻的美貌奉献于年老色衰的我。
到最后呢？是很美的境界——
最后，又只剩下我和我的丈夫张九龄了。他被贬到了洞庭湖边上。他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登楼凭栏。眼前沧海茫茫，风平浪静。
她说，她写的这部书，就是她的一个梦。在沉浸中自得，在回味中温馨，人生其实狭隘苦短，若能时时脱离实际神游而不断走出边界，真令人羡慕。郭彦以五年写就的这部书，也许能给人一点这样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