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国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马国川：30年来的改革和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促成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上升，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中国却似乎走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十字路口。一方面，被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活力使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权力腐败几乎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贫富悬殊的程度使世人震惊，而且这一切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由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严肃问题。

吴敬琏：目前，中国这种光明与黑暗“两头冒尖”的图景的确显得十分突出。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中国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

像我这样经历过苦难年代的人对比现在和当年的情况，简直恍若隔世。短短的30年，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当年为了取得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需要持有从粮票、布票、肉票、食用油票到妇女卫生纸票等几十种票证的生活情景。

可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特别严重的是，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马国川：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因为只有弄清楚发生问题的原因，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吴敬琏：在我看来，这种“两头冒尖”的表现是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的整个历程，或者说从苏联式的社会体制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方式密切相关的。在这个历史过程的不同阶段里，提出了性质有所不同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马国川：您的这番话，提出了解答我的问题的一种思路。我们不妨从启动改革前夕的状况开始我们的讨论。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所面对的，是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

吴敬琏：是的。50年代末期“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刚刚过去，经济逐渐恢复，极左路线的领导又发动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作为旧路线执行者和旧体制支柱的党政高级干部也饱受迫害之苦，连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197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掌权者“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野上下比较容易地形成了一种共识：这就是尽快对极左的方针路线和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作出改变。就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1978年夏天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的，“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不过，当时对于要向哪里改变，或者说这种改变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并没有达成明确和一致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从实践方面看，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方针。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和制度，只要能够有助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为原来遭到最严格禁止的民间创业活动开拓出一定的空间。

第一，在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第三，实行“双轨制”，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买卖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第四，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对外开放基地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

民营经济“辅助作用”的发挥，促成了国民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

 

马国川：在这个时期，理论界似乎也在进行摸索。

吴敬琏：在理论层面上，最早摸到的一块“石头”，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60—80年代先后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不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是要在保留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机关统筹全国经济的条件下引进某些市场机制。当时有不少经济学家研究苏联60年代的利别尔曼（Ecsei Liberman）建议和柯西金改革、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

在中国，也有一种和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想法相类似的改革思路，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马国川：从党政领导机关的历史文献看，1982年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还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确定为中国改革的目标。

这样，作为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回答，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种各界人士都能接受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战略很不相同，不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而是放在民营经济自上而下的发展上。您曾经把它称作“增量改革战略”。您能否具体地谈一谈这种改革战略的优劣和后续影响？

吴敬琏：从一方面看，这是一种十分成功的改革战略。由于采用这种改革战略，使中国避开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陷入的“国有经济改革陷阱”，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原有规模的同时发展民营经济，并依靠民营企业的强大竞争力保持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战略并没有改变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它的延续造成的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状态，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使腐败活动日益蔓延开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政府计划分配调拨物资的权力牟利的“官倒”现象，就已经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重新提出了是否应当改变改革战略和设定更加明确的改革目标的新一轮“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马国川：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改革目标模式，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有计划”的影响，但无疑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与此相适应，改革的推进方式也开始从增量改革尝试向整体推进转变。

吴敬琏：在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改革的推进战略这两方面，都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

从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欧改革已经风光不再，连原来进行得最顺利的匈牙利也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倡导者W．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等也纷纷否定了自己早先的想法。1989年出版了布鲁斯和另一位流亡英国的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拉斯基（Kazimierz Laski）合写的书《从马克思到市场》，明确否定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转而寻求建立真正的市场。

这样，中国经济学家渐渐失去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热情，转而向市场经济国家寻求可以借鉴的榜样。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市场经济模式，一种是东亚式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另一种是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大致上说，在这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像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虽然两种模式在如何界定政府的职能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种差别并不显得那么突出。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人们也承认，在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的条件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人们还倾向于同意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说法，在落后经济追赶发达经济的过程中，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的。于是，支持改革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在改革中达成了某种共识，即改革的初步目标应是建立起某种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较之工业化国家更大作用的市场经济。这可能就是有的学者所称的“中国80年代的改革共识”。

 

马国川：即使达成了这样的阶段性共识，采用何种方式或何种战略去达到这种体制目标，其实也经历了更长、更曲折的过程。

吴敬琏：的确是这样。市场制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价格制度。所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指由自由竞争形成、能够反映资源供求状况（稀缺程度）的价格决定资源的流向。所以，不论要建立哪一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都是问题的关键。然而这不但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而且由于会损害寻租者的特殊既得利益而受到阻挠和抵抗。

所以，以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为核心的整体改革经过多次试验和挫折，直到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实行“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针，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推出改革路线图，中国经济的改革战略才从“增量改革”转向“整体改革”。

 

马国川：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许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作出关键性贡献。

吴敬琏：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在此后几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第一，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除少数行政垄断的行业外，民营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成分。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2006年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达到全国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72%。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非金融类的国有二级企业已经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类企业中，21世纪初实现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整体上市。这些公司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第二，初步建立起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其中，商品市场在20世纪末期已经建立，金融市场则在21世纪初加快了发展。市场自由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使稀缺资源的配置更加具有效率，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相配合，使中国能够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把中国的市场疆域扩展到全球。到世纪之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加工工业生产基地。

 

马国川：中国虽然在20世纪末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但是，为什么权力寻租的空间仍然巨大，腐败活动也难以遏制呢？

吴敬琏：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改革还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

我在前面讲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多数人形成的改革目标共识，是建立一种类似于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但是，在日本等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下，政府干预主要通过中央银行对信贷活动的“窗口指导”和通产省（MITI）对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实现的，政府并不直接进行经营活动。中国的情况与它们不同，中国现行体制是从列宁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把它称为Party-State Inc.，即“党—国大公司”）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因此，虽然东亚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表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以及和它相适应的所谓“威权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其阻力是很大的，但是这与中国旧有体制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所遇到的抵抗和反对完全不可比拟。

这样，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较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政府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更加具有控制力的“半市场、半统制”经济。它的主要特质，是包括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在内的国家部门（state 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重要行业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价格管制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形态，它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也包含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既可以通过限制行政权力，使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专注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或把它建设成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可以通过强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国民经济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推动现有体制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就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争议的焦点。

 

马国川：也许正是有鉴于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吴敬琏：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决定的执行情况很不能令人满意。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方面，虽然小企业的“放活”和“改制”进行得还算顺利，到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者公司制的企业；但是，在21世纪初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在某些地方的国企改革中，还出现了改革遭到扭曲，“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私有化的现象。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2004年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的开倒车现象。

第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从2003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控制。从那时起，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和控制。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正如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所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第三，政治改革滞后。中国启动经济改革开放不久，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邓小平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问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从事寻租活动的“新动力”。“买官卖官”的活动开始盛行起来。

马国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也开始在一部分人中滋长。腐败的加剧和蔓延是导致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造成腐败的重要源头，就是在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机会进行寻租活动。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的研究，2005年中国的灰色收入规模达到4.8万亿元，三年后的2008年则达到5.4万亿元。中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腐败所造成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居民财富和收入的差距急剧拉大。多项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5上下，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不但造成社会矛盾，而且对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严重分歧，甚至有越来越尖锐化的趋势。因此，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有识之士警告说，“权贵资本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或者“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险越来越大了！

我记得，1998年末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您曾经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话，来概括当时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当时您还指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的法治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入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

这就是说，两种趋向在赛跑。十年过去了，看来赛跑的双方至今仍然胜负难分。

吴敬琏：目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极左往往是对于极右的惩罚。在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变得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有些人利用这种情势误导大众，鼓吹否定改革和开国家主义的倒车。

本世纪初期以来，对于造成当前权贵资本主义情势的原因，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判断。比如说，支持改革的人们将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而另一些人则把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后者认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和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这种认识上的差别乃至对立本来是完全正常的。

但在上述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某些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就利用大众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以及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传统优势，玩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辞来误导大众，极力鼓吹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把斗争的矛头从压榨剥夺大众的特殊利益者身上转移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他们指责中国改革“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经济上，“中央领导在上边极力号召各地‘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闭口不提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这几年提出的‘抓大放小’政策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年，中央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在外交上，“继续执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我们党这些年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也不提帝国主义。新班子上来也不讲”。“这些年世界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不仅不支持，反而跟着帝国主义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批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极力鼓吹，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

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到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例如要求，“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被私有化了的公有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在政治上，则要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国川：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国有经济的行政性垄断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强调国有经济应当对包括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内的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能力”；对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也要“保持较强控制力”；在一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的现象。

吴敬琏：除了被广为诟病的工矿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国进民退”现象，土地资源的“国进民退”例子同样惊人。目前的法律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购为城市建设用地。十多年来，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80%以上来源于农民集体土地。这种征用，并非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与政府的平等交易，而是借助政府排他性的权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政府征用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并非以该土地的市场价格补偿，而是按照该农用地的农业年产值补偿，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年产值的30倍。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10倍左右。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使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30万亿元。无偿平调农民财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此外，2009年为了确保8%以上的GDP增长率，中国政府实施了4万亿元的计划投资、10万亿元贷款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投资和贷款主要给了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项目。由于货币投放最终是要由所有持有货币的居民“埋单”的，所以海量发放投资和贷款，意味着巨量财富从居民家里转移到政府手中。

于是，近年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基础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马国川：伴随着种种“回潮”现象，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种倾向表现尤为突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好评，“中国奇迹”成为某些人士热衷的话题。在他们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强势国家”的行政手段。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一些学者在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同时，把政府掌控国民经济提高到“中国模式”的高度，鼓吹中国经济中政府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的缺点不仅不需要改正，反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速铁路”等种种“奇迹”，应当成为发达市场国家学习、效仿的楷模。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要靠政府强力控制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国模式”拯救。

吴敬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链的断裂，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一些国家的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使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这本来是一种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有些人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于是，有些人把前几年有人针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升到了“中国模式”的高度，声称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国现在是不是存在过度使用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倾向？这些手段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吗？

从历史的角度看，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不受限制，因而介入的强度更大。像2009年用海量投资和贷款把GDP的增长速度拉高到9.1%，这恐怕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所不可能做到的。不过，政府这样高强度介入经济，从短期看，成绩很大。但是，从较长的时间跨度看，到底是福是祸，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如果进一步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并且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将是相当危险的。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中国能够得到的，绝不是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马国川：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政府部门和官员特别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来说，扩大这种权力又是特别有利的。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这样一来，极左和极右就殊途同归，到达了同一个终点。

 

马国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60年的历史表明，离开了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康庄大道，就只能是一条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普遍贫困的旧体制复归的邪路。

吴敬琏：把上面讲的这一切概括起来就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三岔路口上。我们再度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选择一条正确的前进道路。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因此，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让历史照亮中国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