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现今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青年中几乎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正在这个时刻，世界范围发生的大变动强烈地吸引着中国先进青年的注意：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这下轮到西方国家许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欧战结束后的下一个月，梁启超等动身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普遍的沮丧、彷徨和“世纪末”的失魂落魄情绪。一个美国记者对他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归国后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他在欧洲亲眼目睹的这幅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沈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从中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梁启超素来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大名鼎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这时到中国来，到处演讲。他说：“诸君皆知道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我以为产业如何发达，若非社会主义行之，必定有不平之事发生，此阶级压制他阶级，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丛生。所以必须生产品、器具、土地、利益，皆归之公有，再分配于个人，不为私人所揽有，方为公道。西方社会主义是产业制度的结果，自然而然产生嬗化而来。”尽管罗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同时又鼓吹“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但连他都如此赞扬社会主义，终究也引起更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注意，使人们感到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来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制度。

至于有机会亲自到欧洲去看看的中国先进青年，受到的刺激自然更加强烈。周恩来在1920年底到达欧洲。不久他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通讯劈头就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不安之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们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这就更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长时期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时时都会牵动他们的心弦。

本来，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比较稳定时期时，中国先进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敏锐地察觉到它的阴暗面。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无非仍为少数人所支配。但这些问题那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如此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它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它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何孟雄的一段话，反映了不少中国先进青年的这种认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了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中国先进青年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介绍并不准确，受到它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看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尔涉及，并没有给予认真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苏俄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他们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方面来。

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表现。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又写道：“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并且在这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李达写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其他转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先进分子也越来越多。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炽烈、日益明确了。”这里所说的思想经历，也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社会主义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难以解决的产物。李达在1919年6月这样说：“法兰西革命，虽是推倒皇帝的专制，打破贵族的阶级，灭除寺院僧的特权，但所有成功只算政治革命的成功。”“结果弄到贫者愈贫（这是劳动者），富者愈富（这是资本家），贫富相差愈远。这就是十九世纪政治革命后的文明现状。社会上受了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

当然，历史发展的途径从来不是直线式，而是波浪式的。看一看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它有过兴旺发达的时期，随后便出现了危机，当渡过危机并经过调整后，又可能会有一个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但即便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依然充满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比起资本主义来要短促得多。从十月革命算起，至今还不过七十多年。它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也遇到过曲折和困惑，因而需要改革，但它的生命力还是开始显示出来。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