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的谈话）

1988年12月19～23日，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武装冲突，双方撤回了大使后，34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华。12月21日上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拉吉夫·甘地。

在1962年中印关系趋于冷淡前，195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亲曾经陪同他的外祖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中国访问。

拉吉夫·甘地的家族在印度政治地位显赫。包括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被后人成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在内，连续三代都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理。中印两国是重要的邻国，有着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共同历史遭遇，新中国成立后，印度迅速在1950年与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邓小平在此次会见拉吉夫·甘地时也提到：“那时候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间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况是彼此不愉快的，忘掉它！一切着眼于未来。”对此，拉吉夫·甘地表示同意说，希望两国关系能恢复到以前那样。

拉吉夫·甘地此次访华，印度国内高度关注。他从印度起程来华的前一个月，当时的执政党印度国大党对拉吉夫·甘地的访华寄予了厚望，包括“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之外，开始一个两国关系恢复元气的富有活力的进程”和“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因为防止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对两国都有好处”。此外，印度其他各政党也表示支持拉吉夫·甘地改善对华关系的外交行动。

邓小平在会见中回忆说：“我1978年访问尼泊尔时，曾见到了你们的外长，我请他带信给你母亲：我们应该改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没有理由不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以后，两国之间就有了一些接触。但真正开始改善关系的，是你这次来访，所以要谢谢你。”英迪拉·甘地领导印度期间的政治方针相当硬朗、立场坚定，但她并没有在对华关系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若不是其弟弟山齐·甘地在一次空难中丧身，这位原本想成为一名飞行员的印度小伙也不会勉强进入政坛，而恰恰是这个“误打误撞”的“毛头小伙”却与时俱进地让中印两国关系得以“破冰”。毕竟此前的印度总理都是些老人，拉吉夫·甘地的出现给这个职位带来了一股年轻的力量。

1984年，拉吉夫·甘地的母亲英迪拉·甘地在任期间被刺杀，当时中国政府派特使姚依林副总理赴印参加葬礼，并会见了包括拉吉夫·甘地总理在内的多位印度政要，当时姚依林传达的政治信息是，中印两国并不存在相互威胁的问题。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中国对改善两国关系既表达了诚意，也有信心。印度方面也表达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

中印两国的边境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大难题，也使得中印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不过，在姚依林副总理传达了中国对印度的友好态度后，印度方面却在1986年和1987年连续两年出现了对华的强硬政策。先是印度议会通过了一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法案，给渐有改善的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而后，两国边境地区的局势也出现了不太平静的情况。但拉吉夫·甘地却表现出积极的对华态度。1987年6月，印度外长蒂瓦里顺道访华时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而后，中印两国高级官员频繁接触，印度政府方面表现出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里程碑的事件自然就是此次拉吉夫·甘地的访华。

在与邓小平的会见时，拉吉夫·甘地表示：“印中之间多年的分歧并没有减少我们之间的共同纽带，我们两国曾进行了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现在又正在进行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邓小平对此回应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邓小平说，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邓小平表示自己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

邓小平表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

对于中印两国未来的发展，邓小平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

拉吉夫·甘地说，“现在世界上的紧张局势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存有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国际政治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秩序是附属关系，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秩序，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领域里，我们也可以共同努力。”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谈到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时，邓小平认为这些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应该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他认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邓小平坦诚地表示：“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他说：“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拉吉夫·甘地此次访华中也表示，现在是向前看，把目光转向未来，恢复两国关系的时候了。与中国一样，印度也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佳办法。他说：“我们希望在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时遵守这些原则。边界问题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必须在相互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这符合双方的利益。”

拉吉夫·甘地的访华取得了重要成果，是中印两国关系在改善和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起点。正如在与邓小平会见后那个下午，拉吉夫·甘地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多年来印中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幸运的是在这期间双边贸易依然存在。我们将能够填补这段空缺，能够找到许多可以继续努力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