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和青年马克思的“异曲同工”

马克思和毛泽东，文化背景和家庭出身全然不同，走过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大思想家和大革命家。如果把他们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过程放在一起考察，不难发现一些不算偶然的异曲同工之处。

马克思青年时代，大体指他28岁即1846年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原因是他们在这本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则以1921年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为结束的标志，那年他也是28岁。他们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都彰显出鲜明生动的人生追求和思想个性。

马克思小时候沐浴着让人羡慕的文化氛围。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律师，爱好古典文学和哲学，能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作品。后来成为马克思岳父的路德维希 ·冯 ·威斯特华伦，能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诗》中的许多篇章和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并善于把自己这方面的爱好传播给他喜欢的少年马克思。少年毛泽东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小时候虽也发蒙读书，但父亲只是希望他识些字，懂些理，会算账，最终成为像自己一样间或做些谷米生意的典型农民。少年毛泽东还一度辍学种田，只能在晚上偷偷地读《水浒传》这类传奇故事。

巧合的是，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在17岁时走出故乡求学。少年时代的境遇差别，没有阻止他们踏上异曲同工的精神寻觅之路。

首先，从知识储备和文化旨趣上讲，他们在学校读书期间，对文史哲都有罕见的兴趣和相当深入的研究。

青年马克思曾沉湎于诗人之梦。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留下了一首《查理大帝》。上大学后，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左右诗歌和艺术”，并围绕这一目标来安排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学习、社交。大学一年级着重选修文学艺术方面的课程，还参加了诗歌团体。1837年夏天，曾打算出版一个戏剧评论杂志，还亲自编订了自己写的四本诗册。毛泽东就读湖南一师时，诸科之中，尤重文学，宣称“文学乃百科之源”。《诗经》、《楚辞》、《昭明文选》及韩愈散文，是他熟研熟读之作。和同学好友之间吟咏唱和，更是常事。在罗章龙、萧三的回忆中，记载了不少毛泽东和他们的唱和联句。完整保存下来的诗词作品有《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和《枕上》三首。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文学旨趣，总体上都偏于浪漫主义，诗歌多为激情冲涌和理想抒发之作。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爱好，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人文素养，并使他们后来都成为善于鲜明生动地表达思想观点的散文大家。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既是深刻的政治理论经典，也是生动的上乘美文。

除文学外，马克思和毛泽东在读书期间也都喜欢历史和哲学。从1839年起，马克思对古代哲学主要是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这个著名命题，并把历史理解为不断变革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哲学上，青年马克思曾先后徜徉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天地。1843年为了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他阅读和研究了路德维希的《五十年代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哈密顿的《北美洲》等大量有关欧美的历史著作。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对历史的研究兴趣和达到的造诣，已毋庸置疑。在哲学上，他对中国明清实学，特别是从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到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情有独钟。对西方近代哲学，毛泽东1917年读德国康德学派泡尔生十万余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曾写下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他1920年在一封信中表示，自己研究“哲学从 ‘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法国柏格森、英国罗素、美国杜威）起，渐次进入各家”。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依然强调“喜研究哲学”。从以后的情况看，无论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成熟的基础上来推进其他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的。

其次，从人格气质上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拒绝平庸苟世，看重精神生活，注重培养心性志向，彰显出自信、豪迈和明快甚至狂放的个性风采。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名言是：人生的宗旨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批语中的表达是，“至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履危蹈险舍身救人”这些美德善事，应该发自内心去做，“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人之心”。

马克思在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嘲笑保守的宗教信则和庸俗的小市民，总是“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在诗歌中，他反对把人生弄成“盲目机械的钟表”和“时辰的历本”，宣称“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随波逐流使我觉得可憎”。毛泽东则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需要有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出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一次到一个青年家里，那个青年当着毛泽东的面把用人叫来交代去买肉的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认为这个青年过于俗气，从此不再交往。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还申明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马克思在诗中宣称自己要“在与风浪搏斗中锻炼成长”,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又说：“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毛泽东则崇尚孟子说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和充塞天地之间的“大丈夫”气概，由此提出的名言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还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等等。

1837年，马克思参加“博士俱乐部”这个学院式的精神团体后，便以好辩著称。大学毕业不久因主编《莱茵报》同博士俱乐部的精神伙伴有了分歧，其中便包括大他九岁、有师友之谊的鲍威尔。当分歧无法调和时，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和鲍威尔公开论战，认为“为了挽救一个政治机关报，是可以牺牲几个柏林吹牛家的”。他还另外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给以前的朋友梅因，宣布决裂。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宣布从4月起停止《莱茵报》的出版，马克思当即给朋友写信说：“我决定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毛泽东的人生追求和行事风色也是如此。他同朋友建立的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则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一封给新民学会伙伴的信中，他宣称自己“立志真实”, “不愿牺牲真我”；和朋友交往，“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他发出求友信，有一个人应约前来和他交谈，话不投机，便拒绝交往。因不满学校的管理，他还发动了驱赶校长的学潮。马克思和毛泽东年轻时的这些行事特点，无疑开启了他们一生讲求原则，追求真理，永远进取的人生风格。

第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毛泽东有影响的政治活动，都是从主办报刊开始的。

马克思大学毕业不久便主编《莱茵报》，在该报上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政教分离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列宁在《卡尔 ·马克思》一文中认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莱茵报》1843年被查封后，马克思又和思想战友们着手创办《德法年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时，就业志愿之一就是当新闻记者，曾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五四”运动后，他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引起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高度赞赏。1920年，为扩大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的影响，毛泽东还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的132篇文章中，有七十余篇是为报刊写的。早期的新闻经历，使马克思和毛泽东比较早地懂得舆论动员的巨大作用，并熟悉和掌握了宣传规律。这是他们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重视甚至亲自动手搞新闻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源头。

第四，从思想转变的历程上讲，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是在对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审慎的分析研究后才创立或确立自己的理论信念的。

19世纪30至40年代的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没有赶上第一波工业革命的浪潮，属于欧洲的落后和弱势国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更是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都深受各种求变求新以改造社会的思潮熏染，都是在经历了对各种思潮的观察、吸收、分析和批判后，才得以确立自己的信仰。马克思先后选择和批判过涉及哲学、文化、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回到自然”的浪漫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青年德意志”、“真正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蒲鲁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他早期的代表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因思想论战的需要而写。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意识是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的，第一次发表政见是觉得应该请孙中山当总统，梁启超当外交部长。随后，他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主张过呼声革命、平民主义、民众的大联合、联省自治、教育救国，更倾心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等等，对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还亲身实践过。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他列出当时在中国流行的五种思潮供大家参考：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分析这些思潮的利弊后，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最宜采用”。

马克思从23岁大学毕业到28岁开始创立新的世界观，只用了五年时间，故恩格斯称他在思想领域“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心路，同样迅疾。他25岁走出校门，28岁参加建党，只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创立新的世界观后，仍然及时地通过分析、比较和批判各种思潮，去丰富、完善和发展他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以后，也是及时地通过分析、比较和批判各种思潮去实践、调整和发展中国革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