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的《长征记》

在今天阅读色诺芬的《长征记》，极似观看一部时不时在电视或录像上重播的老战争纪录片。我们观看一部退色的黑白电影时，那有点粗糙的明暗对比和快动作会产生奇异魅力；同一种魅力几乎总是自发地出现于《长征记》的段落中，例如：

他们在三天内又走完了十五帕勒桑，每天都是在雪中跋涉。第三天尤其难熬，因为他们行军时，北风对着他们猛吹：它在整个地区肆虐，摧毁一切，冻结他们的身体……在行军期间，为了保护眼睛免遭白雪的强光刺伤，士兵们必须用黑物遮眼，而防止冻伤的最好办法是双脚不停地走动，绝不可滞留，尤其是不可在夜里脱靴……一群因这些阻碍而落后的士兵，看见在不远处，在白雪覆盖的平原中央的山谷里，有一个黑池：他们想，那是融雪。那确实是融雪，却是因为有一股天然泉水在附近涌出，把蒸气送上天空。

但是，色诺芬是很难摘引的：真正迷人之处是那源源不绝的视觉细节和动作。任何一个段落都不足以完整地说明全书赏心悦目的多样性。也许，两页前的这一段，勉强可以：

有些离营的希腊人报告说，见到远方好像有一大队兵马，夜里升起无数火点。指挥官们听到这消息，便觉得留在分开的营地露宿不安全，于是再次命令士兵们重新集合。士兵们于是再次统一宿营，尤其是天气似乎已有所改善。但是很不幸，夜里又大量下雪，把盔甲、驮畜和在地面上挤做一团的士兵们都覆盖了：驮畜四肢冻僵，站不起来；士兵们迟迟不愿站起来，因为他们身上未融的积雪是一个暖源。这时色诺芬勇敢地站起来，剥去盔甲，开始用斧头劈柴；一名士兵看他这样，便也站起来，从他手中接过斧头，继续劈柴；其他人也相继站起来，点了一堆火；大家都纷纷涂身体，不是用油，而是用他们在当地村子里找到的油膏，那是芝麻籽、苦杏仁、松油和猪油做的。还有一种用同一些物质做的香油。

从一个视觉场面快速转换到另一个视觉场面，再从视觉场面转换到一则轶闻，再从轶闻转换到对异国风俗的描写：它们构成了一次持续爆炸的烘衬，这次持续爆炸包含种种刺激的冒险和行军途中无法预料的障碍。每个障碍一般都是由色诺芬略施诡计而克服的：每一座必须攻占的设防城市，每一支在公开作战中上阵与希腊人对峙的敌军，每一个必须横渡的峡湾，每一段坏天气——这些全都需要一点才智、一分悟性、一条妙计，且都是身兼叙述者、主角和雇佣兵领袖的色诺芬想出来的。在某些场合，色诺芬似乎是儿童漫画中的英雄，他总能在每一次事件中历尽艰险又死里逃生；事实上，就像在儿童漫画中那样，每一次事件通常总有两个主角：色诺芬与客里索甫斯是两个互不相让的军官，一个是雅典人，一个是斯巴达人，而色诺芬的办法总是更有谋略、更大方和更果断。

《长征记》的题材本身，更适合写成一部流浪汉故事或模仿英雄气概的传奇故事：希腊万人雇佣军是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为了远征小亚细亚腹地而以虚假借口召集起来的，其真正目的是推翻哥哥波斯王阿尔塔泽西斯二世；但他们在库纳克萨战役中被击败，小居鲁士阵亡，他们没有领袖，且远离祖国，必须想办法穿过诸多充满敌意的民族回家。他们只想回家，但他们一举一动都构成一种公共威胁：他们有万人之众，全副武装，饥肠辘辘，因此他们就像一大群蝗虫，一路抢掠和破坏，还有一大群女人跟在他们背后。

但色诺芬不是那种被史诗的英雄风格所吸引，或对这种处境下的黑暗面和丑恶面感兴趣的作家。他的记录是一位军官所写的精确记录，有点像行军日记，涵盖全部旅程，既有地理参照点，也有植物和动物资源的细节，又有对各种外交、战略和后勤问题的检讨和相关的解决办法。

书中的记叙，既有最高指挥部的“官方声明”，也有色诺芬对士兵或外国大使的讲话。在我的记忆中，学生时代课堂上这些辩辞可谓沉闷之至，但我想我错了。阅读《长征记》的秘密是不要错过任何细节，必须一点一滴全部入脑。每次讲话都有一个政治问题，要么关乎外交政策（试图与希腊人必须通过的地域的王子和领袖建立外交关系），要么关乎内部政治（希腊将领们之间的讨论，且可以预期会发生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互不相让的场面等等）。由于这部作品是作为与其他将领的争辩而写的，涉及在操控这次撤退时每一个人的责任，因此这一公开或仅仅暗地里的争辩的背景，只能通过辩辞来表现。

色诺芬可以说是描写动作的作家的典范。如果我们拿他与最接近的当代作家——T.E．劳伦斯上校比较，我们会发现那位英国作家的技巧，在于让事件和形象罩上一层美学甚至伦理奇观的光晕，这光晕像积淀层，隐藏在散文的实际表面底下；而在这位希腊作家那里，准确而枯燥的叙述底下则什么也没有：严厉的军事品德就是严厉的军事品德，别无其他。

当然，《长征记》有某种感染力：那就是士兵想快点回家的焦虑、身在异国的迷惑、防止分散的努力，因为只要他们还能聚集在一起，他们也就带着自己的祖国。这支军队卷入一场与他们无关的战争，在战争中被打败，然后得自找生路，想尽办法归国；现在的任务是开辟一条回家的途径，远离他们的前盟友和前敌人。这一切使得《长征记》酷似新近意大利文学的一条支脉：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地部队官兵撰写的有关他们从俄罗斯撤退的回忆录。这种类同，并非新近的发现：早在1953年，埃利奥·维托里尼在推荐马里奥·里戈尼·斯特恩那部后来成为这类文学的经典之作的《雪中的军士》时，就把它定义为“一部用方言写的《长征记》”。事实上，色诺芬《长征记》里有关雪中撤退的章节（上面引文的出处），很多插曲完全可以是从里戈尼·斯特恩这本书中摘录的。

斯特恩这本书和描写从俄罗斯前线撤退的最佳意大利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叙述者兼主角就像色诺芬那样，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以胜任和负责的态度讨论军事行动。对他们来说，就像对色诺芬来说，当那些更堂皇的野心整体崩溃时，军事品德恢复为务实和团结的品德，这品德被用来衡量每个士兵能否做到不仅对自己有用也对其他人有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努托·雷维利《穷人的宣战》中那位感到幻灭的军官的激情和狂热，以及另一本很出色但被不公平地遗忘的书——克里斯托福罗·M．内格里的《长步枪》。）

但类比到此为止。山地部队的回忆录源自一种冲突，也即现在变得谦卑和恢复理智的意大利与全面战争那种疯狂和屠杀之间的冲突。而在这位公元前五世纪的将军的回忆录中，则是沦落为蝗虫似的寄生虫的希腊雇佣军的所作所为，与色诺芬及其部下在这些新环境下试图奉行古典品德（哲学品德、公民品德和军事品德）之间的反差。结果，这种反差绝不包含里戈尼·斯特恩书中那种令人伤心的悲剧：色诺芬似乎确信可以成功调和这两个极端。人可以沦为蝗虫，却能够在这种蝗虫条件下实施一套讲纪律讲礼节的行为准则——简言之，体现“风度”——并自认做到了；人可以一刻也不谈论自己是一只蝗虫这个事实，而仅仅谈论做一只蝗虫的最佳方式。尽管有种种局限，在色诺芬那里我们看到了对现代道德准则的描写。这道德准则就是完美的技术效能、“胜任”、“尽职”，而不理会从一般道德角度看你这行为有什么价值。我继续把这种道德准则称做现代道德准则，是因为它在我年轻时是现代的，而且它是我们从众多美国电影和海明威的小说那里学来的。我则处在夹缝中，一方面是遵守这种完全是“技术”的、“实用”的道德准则；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这道德准则底下的虚空。但哪怕是在今天，尽管它似乎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我还是觉得它有其积极面。

从道德角度看，色诺芬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从不把自己或部下的立场神秘化或理想化。尽管他对“野蛮人”的习俗常常表现出不屑或反感，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绝没有“殖民主义”的伪善。他意识到自己带领着一群蝗虫在异国流窜，也意识到他们入侵那些“野蛮”民族的土地，道理在“野蛮人”那边而不在他们这边。他规劝其部下时，从未忘记提醒他们注意敌人的权利：“你们还必须牢记一样东西。我们的敌人有时间抢劫我们，也有正当的理由伏击我们，因为我们正侵占他们的财产……”这一企图，是为了使他这支贪婪、暴戾的军队在蝗虫似的穿越安纳托利亚山区和平原时，有一定的“风度”或规则。这一企图包含他全部的尊严：不是悲剧性的尊严，而是一种有限的尊严，基本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的尊严。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轻易地把风度和尊严赋予最卑劣的行径，哪怕这些行径不是像这些希腊人那样基于不得已的必要。这支希腊军队在持续遭到伏击和攻击的情况下，跋涉于高山和峡湾，已无法分清楚到底怎样才叫受害者或压迫者；他们被冷漠或命运的极端敌意包围着，甚至惨遭屠杀。他们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近乎象征式的痛楚，这痛楚也许只有我们今天才能领会。

1978年

（黄灿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