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老明曾向我讲过他母亲讲的一个故事。

他母亲说，民国二十九年夏天，由老毛子飞行员驾驶的一架飞机，轰炸沦陷后的武汉，返航时飞机的油烧光了，它在秭归县城上空转了一阵后，慢慢地降落在城门前的江面上。

那地方在青滩上游，相隔不到百里。那一带江面被峡江上的船工另取了个名字：吒滩。枯水时，江中间的浅滩上，一片巨大的黑色礁石群，像九条龙一样昂首向着南岸。当洪水淹没这些裸露着也让人恐怖的礁石时，峡江就在这里形成了著名的莲花泡。即使站在岸上看那些从江底涌起的水花，无论多么强硬的汉子，也免不了从脚跟麻到头皮。书上称这是暗流涌水。船工将它叫作笑水。用笑来形容这样的水流，确实是峡江上的船工，面对死亡与艰难的胁迫，所表现出的艺术人生。它让我一次次地想起有关“二战”的中外电影中，从那些纳粹党徒和东洋鬼子的面部肌肉上，挤出来的暗藏杀机的笑容。

从莲花泡里涌出来的江水，又在吒滩的最后一条龙形礁石外面形成了另一著名险境：莲花三旋。

“莲花三旋”的故事只与屈祥有关，它与老明的母亲讲的那故事毫不相同。

老明的母亲说，莲花泡发笑水时，连躲东洋鬼子而逃进峡江的六大江轮都不敢碰一碰。一九四九年以后，她曾亲眼看见一艘拖轮拖着两只铁驳船硬闯吒滩，那种不可一世的样子，只维持了几分钟，随着维系船队的钢缆像风筝线一样崩断，整个船队全被那堆笑水打沉到江底。就在不久前的一九七八年，她还目睹过“长江2010号”铁船，被莲花一样的涌水猛地托起几尺高，然后重重地砸入水底。

民国二十九年夏天，俄国人驾驶的那架飞机，看准了吒滩里那片在空中看来水波不兴的江面。在飞返重庆或成都的崇山峻岭中，驾驶员要迫降，江面是唯一的选择。天空翱翔与水上漂流都是勇者的最高境界。

吒滩里的笑水，持续时间只有十到十五秒钟。在两次笑水之间，则有十几分钟的平水。平水时，三岁的小孩也可以在水里游泳。

但是那架对准吒滩平飞下来的飞机，正好赶上十几秒钟的笑水。轻得可以浮在空中、飘在云里的飞机，只比轮船多坚持了一会，便在江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时间极短，住在秭归城外望江村里的船工们还是迅速地驾着小木船，从飞机的舱门里救出两个老毛子。

老明的母亲不止一次地对儿子说，自己早就见过洋人。他们站在小木船上，像是两头红毛野人，身子那个高，头发那个红，就连最大胆最好奇的孩子也不敢靠得太近。

后来，我得到一本《秭归县志》，在第二十二页上有着这样的记载：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日本侵略军“七二六〇号”重型轰炸机空袭重庆时受创，坠落长江秭归段江面，机上人员二人被俘，三人淹死。

我在再次见到老明时还特地询问过这件事。老明也在县志上读过，但他母亲说的也是千真万确的，那位善良的母亲，记忆都非常准确，从不说假话，同时极端厌恶别人说假话。

在县志的第二十三页，记载着又一架飞机失事的情况：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一架侵华日机在长江柳林碛江面坠落。驾驶员被俘，其余全部淹死。无论是时间和地点，包括情形，一切都与老明的母亲讲述的故事相去甚远。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这一天，在对一架巨型飞机从空中飞翔到沉入吒滩的全过程瞭望的人群中，还有我的父亲。当时，他跟在一队扛枪的士兵后面，在他前面是两名因为扛着机关枪，而跑不过其他人的大个子山东兵。

还有屈祥。屈祥对坠落的过程看得更清楚一些，作为峡江中最年轻的领水，他正站在准备停靠秭归码头的一艘大船的驾驶台上。

秭归是峡江上极难靠的码头之一。被吒滩分割而成的两股江水，靠南岸的大而急，北岸则缓而浅。秭归码头无法回避地坐落在北岸的浅水湾里，不是在这浅水湾中光屁股滚大的人，是无法将船引领到码头上的。屈祥一边发着口令，一边看着飞机。当它最后落下时，屈祥对身边的驾长说：“鲟钻子要吃天食了！”驾长则说：“洋人不晓得吒滩又叫黄魔滩啦！”

从此以后，峡江上又流传着一句不像谚语的谚语：“黄魔滩，吒溪河，那可是要命的哟！”这话是屈祥当时脱口说出来的。多少年后，我同屈祥在青滩相遇，提起这段事，他久久不愿开口，其心中的敬畏丝毫不减当年。

吒溪河是船工们对吒滩的别称。

关于那架飞机上活下来的两个洋人，屈祥想也不想就回答，是红毛洋人。船上的一个英国人还大声用英语哈啰哈啰地打招呼。那两个红毛洋人也挥手致意，并随口说了句洋文，那英国人马上用中国话不高兴地骂了一句：俄国佬！

我父亲也证实了这民间流传的确实性，他说当时的县长胡森还在县政府为这两名俄国飞行员设宴压惊，并在举杯时说了句“斯大林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就是因为这两句话，胡森的秭归县县长之职，不久就被上峰免了去。我父亲那时正跟着他的父亲，从黄州老家逃难到秭归，投靠黄州同乡胡森。父亲他们差一点还要同这两个俄国飞行员一起，搭乘那艘去重庆的大客轮。

单位里的一位忘年交朋友，一直坚信县志不会出错。他说武汉沦陷后，苏联的飞机便都撤回国了。一九四〇年，中国上空已没有一架苏联飞机。这一点他在参与编纂武汉市地方志和文史资料时，已反复考证过。

在峡江边上，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代表官方的正统文化与民间流传的公众文化，究竟在哪里出现了分野？

县志上还记载着：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八日，中国战斗机“六九二〇号”在空战中受创，坠落秭归香炉山。虽然时间离得极近，但山与水之别，相差太遥远。

吒滩除了叫黄魔滩、吒溪河，还有九龙奔江的叫法。

当年秭归在位县长是胡森，他的任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五月至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他之前，隔着另两任，有一个黄州人严际迪，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四月，在秭归当了三年一个月的县长。严际迪是我家的远亲，我祖父千里迢迢投奔他，在县里刚成立的长途电话分局里谋得寻查线路的苦差。峡江两岸险恶的山水，让祖父吃够了苦头。他只干了半年，其中有四个月不是因摔伤腿就是因跌断胳膊躺在床上。一九三五年六月初，也即严际迪和祖父来到秭归的第二年，秭归全境连续下了七天七夜的大暴雨，光是青滩的柳林村就有二十户人家的房屋被推入峡江。那时，祖父的胳膊正好被摔断，他借口疗伤回家了，直到东洋鬼子沿着长江大举进攻，祖父才带着父亲千里逃亡重回秭归，并在胡森县长的照顾下，给县政府当听差。

此时的秭归已不比严际迪县长治理的那三年。先是一九三九年冬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第一总队第一大队撤到秭归，接着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也迁了过来，与此同时第六战区江防总部进驻县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成了秭归的太上皇。而同时期共产党在秭归的地下活动也频繁起来。先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刘秀英秘密来秭归，随后在宜昌乡村师范学校读书的女学生王永萱也受到共产党派遣回到老家。

我父亲就是因为认识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王永萱，而接触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秭归的女子因为香艳浸透历史书简的王昭君而声名远播，出峡江读了几年书的王永萱回到秭归后，那副清秀脱俗的气韵，迷倒了县城内许多青年男女。这为她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九四二年初春，当叛徒出卖了整个县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时，那些国民政府的军警特务都惊叹，为何有文化的漂亮女人都信奉共产主义？父亲那时还小，只是跟着王永萱听演说，然后跑跑腿。

父亲在秭归的最重大功绩就是跟着祖父，搭乘县长胡森的船，顺水下到青滩，将几本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书刊，交给转移到青滩的湖北省图书馆民众阅览室里一个姓郑的男人。

这是父亲第一次在青滩起岸，他那时个子已够高了，从船上下来时，在河铺子里或坐或站的滩姐们，除了向那些成熟的男人投以带着钩钩的目光外，也用同样的目光来迷惑我父亲。那些目光的钩尖上好像都有倒刺，一挨到男人的身上，就很难扯下来。

父亲在那间民众阅览室里待了总共不到三分钟。

按照王永萱交代的接头暗号，他将书刊交给那个姓郑的男人后，就到青滩街上乱逛。他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街上那么多的老房子，让他着迷了。他想起黄州老家的那些泥砖垒的矮房子，越发觉得这儿的山水女子出众。

父亲在岸上逗留了很长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他竟没有将一处古屋看完。依着山势一户户人家将房盖得如同京城里的皇宫，虽然模样小些，三四个次第，一层高过一层的气势，仿佛家家户户都是皇室。踏上延伸到街边的三五级石阶，钻进或刻或雕或画的彩饰叠翠的门楼，眼前是一个青石铺成的小院。阳光在光滑的石头上照映出一片凝固的波浪，越过这第二道石阶，也才刚刚到达大厅，大厅那边是排泄瓦脊上流淌的雨水的天井，天井后面依然是石阶。父亲站在冰凉的石阶上，伸着脑袋往里张望，这才发现自己好不容易来到正屋的门外。他本想再进一层，看看对面的另一道石阶后面是什么模样，天井里的阳光提醒了他。祖父嘱咐几次，太阳偏西时一定要回到船上。而此时阳光早已爬出天井，在东边的回廊上留下一块四方形亮亮的影子。

父亲在青滩街上连滚带爬地往码头方向跑。

几十年后，这里发生那场震惊世界的大滑坡时，镇上几千人，也没有谁像他如此惊慌失措、旋风般地掠过镇子。

祖父差一点用豪竿将他从跳板上打入江中，幸亏一个女孩在船舷上发出一声惊叫，让祖父的手哆嗦了一下，父亲趁势一个箭步跳到甲板上。上了船，县长胡森做主，摆几下手将这事平息下来。

发出惊叫的女孩只有十五岁。

正是洪水季节，恶名远播的上滩、中滩和下滩全都没入水底，江面上只有大堆大堆的浪涛和比牛毛还多的大小漩涡。他们的船在几百个纤夫的拉拽下，一寸寸地往兵书宝剑峡口里钻，岸上的纤夫号子喊得江水都快没了声音。两岸的石坡和沙滩上晒满了从渔坊中舀起来的鱼。

就在纤夫的汗臭、鱼干的咸腥和船上烟囱冒出的柴油气味中，父亲嗅到旁边女孩身上的一股奇异的清香。

父亲说：“你们青滩真好，房子都像皇帝住的。”

女孩说：“你看的只是一个天井的房子，还有三四个天井的大房子哩，里面光是台阶就让人记不清楚，还有九曲十八弯的回廊，走一走人就晕头转向，一般的生人进去，若无人领路，还真不好出来哩。”

父亲说：“你家的房子是几个天井的？”

女孩说：“我爸前几年在吒滩抬挽时，掉到水里淹死了。他一直想盖所有天井的房子，所以才给拉纤的抬挽，多拿一份工钱。”

女孩正说着，船在水中不动了。

驾长大声告诉胡森，纤绳被水边的石隙挂住了。

神色凝重的胡森县长，让驾长告诉岸上的纤夫，小心抬挽，别出事。

女孩一听说抬挽，脸都吓白了，她抓住父亲的手死死地捏着，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岸上，那个赤身裸体在岩石间爬行的纤夫。

纤夫像猴子一样用手指脚趾抠住岩隙，贴着石壁一点一点地爬向被岩隙挂住的纤缆。总算贴近纤缆后，纤夫腾出一只手，用力去扯那纤缆。此时的纤缆绷得像一根全部拉开的弓弦，一端拴在岸上几百名纤夫的肩上，一端系着船上的绞轮，正在石隙里取纤缆的纤夫，只要有一点点闪失，整个身子就将成为弹射出去的箭矢，无论坠落在江中什么地方，都是死路一条。抬挽的纤夫用力的样子非常难看，除了耳朵以外，脸上的其他器官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突然间，船猛地一晃，纤缆呼啸着在峡谷里发出一串巨大的嘣嘣声。船上的人一个个手忙脚乱，想将船控制住。岸边的纤夫们有的低头有的仰面，一齐吼着凄厉的号子。好长一阵时间后，人们才顾得上去看那抬挽的纤夫，只见他像死去一般，趴在曾经挂住纤缆的岩石上。

女孩松开父亲的手，脸上慢慢地重现一些血色。

船过香溪河口，父亲才说：“抬挽太可怕了。”

女孩说：“听拉纤的桡夫子说，我爸当时被射出去有二十几丈远，掉到水里连泡也没冒一个。”

父亲说：“等以后我会开飞机了，从天上扔个大炸弹下来，将吒溪河都炸平了。”

女孩说：“那我得先谢你，我爸他虽然回不来了，但别的女孩子就不会像我这样没爸疼爱了。”

父亲是在吒滩前面得知女孩名叫桃叶的。

女孩同时也记住我父亲名叫龙克。

桃叶一开始将父亲的名字听成是龙客，她笑吟吟地将父亲叫作龙王。父亲因为有了桃叶在县政府的后院里做伴，从青滩回到秭归后忘了到王永萱那里去汇报。直到第三天，那架官方与民间各执一词的飞机，在吒滩迫降，父亲跟着那群士兵跑到江边看热闹时，才在街上露面。父亲正看得出神，王永萱在人缝里伸手，将他拉到一边，问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听说一切顺利，王永萱当即严厉地批评父亲，并告诉他共产党做事不是儿戏，更不许儿女情长。父亲在这一天，第一次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

县长胡森丢官秭归任上，除了与那县志不予承认的老毛子飞行员共进午餐致使酒后失言之外，父亲利用他的船传播革命火种之事，被叛徒供认出来，也是致命的一刀。这个叛徒的名字，县志上竟有记载。

所幸的是，祖父在胡森丢官之前，就被胡森打发回黄州老家。刚刚受到革命纪律约束的父亲，又不得不儿女情长地随家人过青滩、穿崆岭、渡庙河，然后东出南津关，迎着东洋鬼子那一群群腆着大肚子在空中呼啸的飞机，提心吊胆地往老家行走。

与祖父手持县长胡森签发的通行证不同，父亲的身上藏着一张中共秭归城关支部的介绍信，信中称他为可靠的革命青年。这张介绍信，是父亲偷了县民团的一支手枪，从王永萱那里换来的。偷枪时，桃叶在外面放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