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谶纬是兴盛于我国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以“阴阳五行”为核心、宣扬“天人感应”的学术思潮。谶是一种诡秘的隐语，用以预决吉凶，自古有之，先秦典籍中有所记载。而兴起于西汉末年的纬书，是为配经而形成的，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纬书虽然是配经阐发经义的，但汉代董仲舒等人为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将谶与六经的经义穿凿附会起来，从而形成谶纬之说。谶纬对汉魏六朝时期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由于谶纬虚伪诡异，具有神学迷信的色彩，因此当今学术界对谶纬一般都予以否定和批判，研究较少。对于谶纬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更少有人关注。其实在神秘的面纱下，谶纬中也蕴含有丰富的文学性和文学思想。并且，这种文学性和文学思想对于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以及后来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西晋挚虞，其《文章流别论》认为：“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复成章。”谶纬虽不是正规的文体体制，但是其“纵横有义，反复成章”的特点，对于文章写作是有可取之处的。到南朝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就明确指出了谶纬对于文学的意义，即“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后来辞人，采摭英华”等，因此《文心雕龙·序志》篇提出“酌乎纬”。而刘勰提出的这些观点，一直为研究者所误解或忽略。因为，一般认为刘勰的“正纬”是“翼圣”、“尊经”，并且以为它“和文学关系不大”。目前，对谶纬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学界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出版有专门的研究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两汉时期谶纬与文学的关系上，而对谶纬与文学关系作较全面的、多角度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谶纬与文学研究》一书，对古代谶纬与文学的特殊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谶纬及其研究，谶纬的图像文本考述，论谶纬的文学意义，以及《河图》《洛书》中的神话造说。关于谶纬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较复杂又有很多争议的问题。现代对谶纬有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台湾陈槃先生，其对于谶纬的起源和名称，及篇名解题等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大陆改革开放以后，钟肇鹏先生的《谶纬论略》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谶纬的研究专著，对谶纬学的基本问题都有所阐发。《谶纬概述》一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谶、纬与谶纬；谶纬的思想渊源与形成；纬书的出现、种类及辑佚；纬书的内容与思想；谶纬的研究与评价五个方面，对谶纬的基本概念、渊源形成和研究评价等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以便我们能够对于谶纬有一基本的了解。

我国古代谶纬的文本是很有特色的，它既有文字又有图像，因此，谶纬又有图谶、图录、录图、图纬、图书等其他名称术语。最早认为图谶就是《河图》，而关于“河图”我国历来又有“八卦”说、“祥瑞”说、“地图”说和“宝石”说等不同的说法。东汉时期出现的“瑞图”一词，以及武梁祠的石画像中保存的祥瑞图，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谶纬的图文结合的表现形式。而北宋时期出现的《推背图》，其形式兼具图像、谶文和颂词，是典型的“图谶”范本。我国古代的谶纬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但是图文结合、语图互文，却是它们共同的叙事特征。谶纬的图像文本的形成，有着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意蕴。《谶纬的图像文本考论》一章，对以上的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论述。

谶纬形成之初，原本与文学是毫不相关的。谶纬的内容相当庞杂，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和人事等各个方面。而谶纬的叙事记物，想象丰富、描写奇特、用词艳丽、句式工整，具有了文学性的表现特点。并且，谶纬对文学艺术也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尤其是纬书中的《诗纬》和《乐纬》较集中地体现了谶纬对诗歌、音乐的认识和看法。如“诗者天地之心”说、“诗人感而后思”说、“诗含五际六情”说等，集中地体现了谶纬的诗学理论。谶纬中所蕴含的文学性与文学思想，对于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以及后来的文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论谶纬的文学意义》一章主要论述了以上的问题。

《<河图><洛书>中的神话造说》一章，研究了《河图》《洛书》中神话的类型、意涵，及其文学性的问题。《河图》《洛书》中的神话在纬书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河图》《洛书》中的神话题材广泛，对三皇五帝、圣人贤相、宇宙天地、山川河流和异域风情等，多有描写描绘，且生动形象、想象丰富、用语精美。然而，这些神话并非是一般文学意义上的故事，而是《河图》《洛书》的作者以神话的形式来阐发谶纬的思想观点。此外，在《河图》《洛书》的神话中也有一些是有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

第二部分，研究谶纬与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论及谣谶、辞赋、志怪小说、诗谶和明清小说等不同的文体形式，这几种不同的文体形式是在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谣谶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谣谶将民间歌谣的通俗性、流行性与谶的神秘性、预言性结合起来，来预测历史发展、政治事件和人物命运等。因此，《论谣谶及其诗学观》一章，对谣谶的文献记载、预言内容、诗体形式，以及对谣谶的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诗学观点等问题，作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谶纬在汉代的形成和盛行，与汉代的辞赋创作是相一致的。而汉代的辞赋家大多是精通谶纬的大家，因而在汉赋的创作中，自然就有了谶纬的影响。汉赋中有专门表现谶纬题材如封禅、郊祀和天象等的作品，汉赋中也有典型地体现了谶纬的受命而兴、符瑞祯祥等的思想内容。此外，在汉赋创作中有运用到纬书中的辞语典故和语象意象的。《汉代谶纬与汉赋创作》一章从汉赋中的谶纬题材、谶纬思想，以及汉赋对纬书辞语的运用，这几个方面来研究谶纬对于汉赋创作的影响。汉代谶纬与汉赋创作两者互相影响，又互相促进，从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与学术思潮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兴盛于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谶纬，与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也密切相关。《谶纬与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一章，论述了汉魏六朝的谶纬神学迷信，加之神仙道术和佛教报应等，为志怪小说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志怪小说中涉及对谶语、谣谶的记载，圣人感生的描述和符瑞灾异的叙写，这些谶纬的内容在志怪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而从艺术表现上来看，谶纬的“事丰辞富”的特点，影响到志怪小说的创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诗谶主要出现在我国唐宋时期，与以上几种文体创作不同，诗谶原本就是一种单纯的诗作，然而古人将谶的神秘性、预言性附会解释文人的诗作，于是就出现了诗谶，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中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现象。《古代诗谶与诗学批评》一章，对诗谶的出现与记载、诗谶的内容与类型、诗谶的解读与评论，以及诗谶的形成原因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到明清时期，我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仍然有着谶纬的印记。谶纬从最初作为具有神学迷信色彩的学术思潮，到明清小说创作中已演变发展为小说家的一种叙事艺术。谶纬的神秘性、预言性等特点，同小说的艺术结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等，有机结合、融会贯通起来，从而使明清小说极具民族特色、文化蕴含和艺术魅力。《谶纬与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一章，从明清小说中谶纬的表现形式、艺术功能、四部名著的用谶比较，以及从神学迷信到叙事艺术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谶纬对于明清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其中《红楼梦》中的谶纬，是我国小说创作用谶艺术之大观，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运用谶纬的最高艺术境界。至此，谶纬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就此终结。

第三部分，研究谶纬中的乐论和诗论。在纬书中专门论及音乐理论和诗歌理论的有两部，即《乐纬》和《诗纬》。《乐纬》是纬书中很特殊的一种，它并没有明确的经书与之相配，故有关《乐经》的问题，从东汉以来就众说纷纭。《乐纬》中的乐论，既是对传统儒家乐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和乐论观点。《<乐纬>的谶纬乐论》一章，考察了《乐纬》与《乐经》的关系，解释了《乐纬》各篇的篇名，论述了《乐纬》中的乐论。这一乐论的特点，在强调音乐与政治关系的同时，又注意到乐理、乐律的规律。此外，本章还分析了《乐纬》中的“天人同度”、“星占”、“卦气”等谶纬学说与音乐的关系。《乐纬》中的乐论是一种有着非常独特见解的音乐理论，在我国古代音乐理论发展史上，有其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与《诗纬》相配的经书即为《诗经》，本书中《<诗纬>的谶纬诗学》和《<诗纬>对<诗经>的阐释》两章，专门研究了谶纬的诗歌理论，及其对《诗经》的阐释。《诗纬》与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中的《齐诗》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齐诗》中翼奉一派的诗学理论很多为《诗纬》所吸收和采纳。《诗纬》虽是《诗经》的纬书，但其内容则远远超出了解说《诗经》的范围，而显得多样庞杂，如“圣人感生”、灾异祸患等都有所涉及。谶纬诗学是汉代诗学中非常独特的一种，虽然它与传统儒家诗论不同，然而它却是对先秦儒家诗论的强化和发展。与汉代四家诗相比较，也体现出它的谶纬的特点。此外，《诗纬》中所提出的“天地之心”、“诗者持也”、“诗无达诂”等说，涉及诗的性质、功用和阐释等问题。而《诗纬》对《大明》《四牡》《嘉鱼》和《鸿雁》等诗释义中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具体篇章、字句的解说，都充分体现出纬学诗论的内容、性质及其特点。《诗纬》是汉代研究《诗经》除齐、鲁、韩、毛四家诗之外的一家之言，其对《诗经》的阐释亦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四部分，研究《文心雕龙》中有关谶纬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文心雕龙>中的谶纬》一章，主要讨论《文心雕龙》中的谶纬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篇中批判了谶纬的“乖道谬典”，并对谶纬进行了辨析和纠正。然而，与此同时，《文心雕龙》也受到了谶纬的深刻影响。如对于人文的起源和性质的问题，刘勰采用了“河图”、“洛书”之说。对于谶纬，刘勰“按经验纬”，认为它“无益经典”，但又“有助文章”，因而提出“酌乎纬”。《明诗》篇以《诗含神雾》的“诗者持也”，来说明诗歌的性质，以强调“言志”的诗歌对于人的情感具有扶持、端正、感染和陶冶的作用。

谶纬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既有理论观点，又有文体研究。如《封禅》篇刘勰对封禅文体的研究，就直接与谶纬密切相关。封禅是人世帝王对上天符命的报答，它是谶纬的一个理论学说。与封禅内容有关的文章，即为封禅文。《封禅》篇对封禅文源流发展的叙述，对秦汉魏封禅文的评价，以及写作特点的概括，使我们了解了古代封禅文，以及相关的封禅礼仪制度。《<文心雕龙·封禅>与符命谶纬》一章，阐述了古代的封禅礼仪和被刘勰称为“一代之典章”的封禅文的文体特征，指出《文选》将司马相如等人的封禅文列为“符命”，说明了封禅文的性质和意义。此外，本章对于《封禅》篇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或疑点，如封禅文的划分、对司马相如文的评价，以及对封禅、谶纬的态度和认识等问题作了辨疑。尽管封禅和封禅文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然而它却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大量信息。因此，《封禅》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这一部分最后一章，研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对东汉时期经学与文学关系的评述。“讲文虎观”的白虎观会议，其讨论记录的《白虎通义》是一部糅合了今古文经学，并掺杂了大量谶纬学说的经学著作。在历代帝王的“历政讲聚”之下，文坛上“渐靡儒风”，文学创作受到经学及谶纬的深刻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前代不同，形成“辉光相照”的繁荣局面。刘勰在《时序》篇中对东汉经学与文学的评述，反映出刘勰并不囿于今、古文学派，而是融会贯通、兼收并蓄。

《谶纬与文学研究》一书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做到：一、搜集资料，立足文本。对比较零散的、有限的有关谶纬的文献资料进一步加以搜集、整理和归纳。同时，对于涉及谶纬的不同文体形式的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甄别。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的关系问题。二、寻绎规律，揭示衍变。我国古代谶纬与文学的关系，历史漫长、形式多样，即使是同一种文学形式，其受谶纬的影响，前后也有变化。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注重规律特点，指出变化发展。三、多学科立体研究。本书研究的课题涉及政治、历史、哲学、儒学和经学，在多学科立体交叉的研究中，更能显示出文学的特性。

对于谶纬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有三：

第一，关于谶纬与文学关系的问题，前人研究基本上是一空白点，在对谶纬的研究中，涉及乐论、诗论以及相关文学问题的，基本上没有阐述发挥，而目前个别的、零散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研究规模。因此，本书的研究可以填补这一学术空白，使文学研究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增长点。

第二，汉魏六朝是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发展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经学包括纬学对文学的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因此，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放在一个文史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尚未认识的理论问题。

第三，对谶纬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认识谶纬，又能从文学的角度，揭示谶纬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文学对于谶纬的推广和流行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谶纬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理论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文史哲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