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文学”如何学院化

1925年秋，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加办大学部，成立了国文系；毕业于北大的散文家朱自清，因此得以重返北京。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7—2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和教授朱自清等励精图治，希望凸显自家面目——“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关于早期清华如何经历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新旧制并存四个时期，参见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1948年10月）。为了落实这一发展战略，朱自清意气风发地走上讲台：1929年春，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1929年秋，讲授“中国歌谣”。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同时出现在“国立清华大学”刚刚诞生的1929年，并非偶然（参见季镇淮《闻朱年谱》127-13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

谈论“新文学”课程的开设，必须兼及作为“民间文学”的《中国歌谣》，因为，二者呼应的，都是五四新文化思潮，都与朱自清的母校北京大学密切相关。如此大刀阔斧地开辟“新学术”的疆域，得益于一所前途无量的新大学之迅速崛起，也得益于与北大展开学术竞争的强烈愿望。正如同事浦江清说的，朱自清在清华讲授“中国歌谣”，“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从油印本《歌谣发凡》（四章），到铅印本《中国歌谣》（六章），再到浦江清等人校读整理的正式刊本（同样只有六章，另外四章只有题目），依稀可见朱自清远大的学术愿景：“这是一部有系统的著作，材料通乎古今，也吸取外国学者的理论，别人没有这样做过，可惜没有写成，单就这六章，已足见他知识的广博，用心的细密了。”（浦江清《跋记》，《中国歌谣》21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比起“中国歌谣”来，“中国新文学研究”这一课程的诞生与消逝，更让人感叹嘘唏。讲授“新文学”，既是杨振声、朱自清的学术立场，也是清华大学后发制人的优势所在。收录在《清华大学一览》（1929-1930年度）中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乃中国文学系主任杨振声所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欲达到此目的，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参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8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文虽未署名，但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称：“其实要创造新文学，也还是得研究旧文学；这层杨先生《中日【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一文（见本大学一览）中已经详说。”）。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更值得关注，此文开篇就是：“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所撰“概况”，批评其他大学国文系“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而清华则希望另辟蹊径，关注刚诞生不久的“新文学”（《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初刊《清华周刊》35卷11、12期《向导》专号，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05-40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

有人说大学不能研究当代文学，也不能提倡创造。……请看看，新文学是谁提倡起来的？不就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么？现在中国社会还未上轨道，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机关，她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与力量。创造新文学的使命，她义不容辞地该分担着。所以无论当代作品怎样不济，我们的大学生费一些时间去研究，决不是不值得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06页）。

比起国内其他大学的国文系，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有其特殊优势，那就是学生普遍外语好，且更能欣赏外国文学。1932年4月11日，刘文典在清华大学纪念周就“清华大学国文系的特点”作专题讲演：“我们清华大学的特点，就在学生的外国文程度，比其他的任何学校，都要高些。我们国文系就正是要利用这个特点，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参见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117页）。希望扬长避短的清华国文系，强调与外国语文学系互相渗透（此相映成趣的是外文系的态度。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1935年）称：“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不管你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翻译，甚至用西文著述，“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均不可不丰厚”。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3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以及格外关注“新文学”的创进，二者其实颇多关联，都是想打破国文系只做“旧文学”且侧重“考据”的陈规。

可惜如此大胆创新，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41卷《向导》专号上，有系主任朱自清所撰《中国文学系概况》：“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从前做考据的人认文学为词章，不大愿意过问；近年来风气变了，渐渐有了做文学考据的人。但在鉴赏及批评方面做工夫的还少。……这等处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至于创作，我们也注意；习作一科，用意就在此。”“所谓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各教授指导范围，涉及文学者，有刘文典之“选学”、杨树达之“汉书”、闻一多之“诗经”、“楚辞”、“唐诗”，以及陈寅恪之“佛教文学”和俞平伯之“词”（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296-298页；又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13-416页）。至于系主任的指导范围，此“概况”没说，但肯定不会是“新文学”。因为，此时“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已经停开了。

表面上，作为选修课，“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6-1937学年度都还保留着，但“门虽设而常关”。1937年刊行的《清华大学一览》，收录有《中国文学系学程一览》（1936-1937年度），其中第四年有三学分的“新文学研究”和二学分的“习作”（分诗、小说、散文三类）。对于编号“国294”的“新文学研究”，有课程说明（“分总论各论两部讲授。总论即新文学之历史与趋势，各论分诗、小说、戏剧、散文、批评五项”），但没说由谁来讲授。本学年朱自清开的课程是“宋诗”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参见《中国文学系学程一览》（1936-1937年度），《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299-311页）。

朱自清之所以意兴阑珊，放弃讲授“新文学”，其入室弟子、日后指导整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王瑶，有很好的说明：

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朱先生开设此课后，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燕京、师大两校也由于同学的要求，请他兼课；但他无疑受到了压力，1933年以后就再没有教这门课程了。（王瑶：《念朱自清先生》，《王瑶全集》第五卷607-60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念书的张清常，日后曾深情地谈及系主任钱玄同如何请朱自清前来讲授“新文学概要”这门课，给保守的师大国文系“吹进了新鲜空气，对于我们开通思想，扩展眼界，面对现实，大有好处”（张清常：《怀念佩弦老师》，《完美的人格——朱自清先生的治学和为人》93-10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可在清华校内，朱自清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只好悄然收兵。

其实，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而是同属文学的“诗经”、“楚辞”等。当时的清华，一如北大，国文系内部分语言与文学两大类。至于学术风气，从“文学革命”转为“整理国故”，大学里尊古之风日渐盛行。国文系师生普遍重“功力”而轻“才华”、重“古典”而轻“现代”，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无疑对朱自清造成很大压力。翻阅《朱自清日记》，你会发现，清华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内心十分紧张，平日讲课患得患失，假期开列阅读书单，还不断地自我检讨。1936年3月19日的日记是这样的：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40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翻阅朱自清日记，两个细节值得玩味。1934年，中文系学生要求取消“西洋文学概要”，朱自清表示“此事殊为难”；而此前一年，外文系同事“顾宪良谈新文学一科无甚意思，予以为然”（《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292页、263页）。可见这两门课在系主任心目中的地位截然不同。朱自清1933年后不再讲授“新文学”，也包含自家的学术判断。

最早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的朱自清，在巨大压力前退却了，1933年以后不再讲授这门课。可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并没有改变，而他讲授“中国新文学”的事业，日后由学生王瑶、吴组缃等人继承。前者是朱自清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广为人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初版自序，提及1950年教育部确定开设“中国新文学史”时对此课程的要求，还有清华中文系同事李广田、吕叔湘、吴组缃、余冠英等的鼓励和帮助。王著学术上有两个导师，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前者在思路及立场，后者在方法及体例。借文体分类叙述来架构全书，便是从朱自清那里学来的）；后者则比较隐晦。1942年8月，经老舍介绍，吴组缃兼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讲师，先后讲授“现代文艺”、“文艺文”、“小说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为准备讲义，那年九月，尽管吴组缃自己的老师就是朱自清，仍向其借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参阅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见《吴组缃先生纪念集》377-3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另据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47年8月，即将应聘出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的吴组缃，曾致信系主任陈中凡，谈及其“现代文学”一课的讲授设想，希望“偏重西方文学之渊源影响方面”，理由是“以‘五四’以来，无论诗歌散文小说或理论，为时甚短，成就不高，内容殊嫌贫乏”）。

这两人后来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从清华调入北大，奠定当时乃至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强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