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相传为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人物，被称为“亚圣”。他主张人性本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政治理论。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古代民本思想做了最简洁、最经典的概括。他个性热情、自信，又咄咄逼人，不遗余力维护孔子，排拒杨墨，以好辩著称。《孟子》一书，收录的就是他与人辩论的文章，共七篇，又各有上下。在先秦诸子中，孟子和庄子最偏激，最钻牛角尖，但他们的文章也因此最好看。如果说，庄子是人生的悟者，那么，孟子就是人生的迷者。悟者的文章因为超脱与透彻而好看，迷者的文章因为热情与天真而好看。如果用孔子对人的分类来说，庄子是狷者，孟子是狂者，要读一流的文字，“必也狂狷乎”！
孟子既以好辩著称，他在辩论上就必有自己的特色。平心而论，孟子辩论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在学理上穷究不已，卓识不凡，新见迭出，引人入胜，而在于他论题之外的功夫：揣摸对方心理，窥测对方思路，巧设陷阱，暗布机关，引人入彀，而后一剑封喉——等对方明白上了圈套，却已没了“喉”——最后一句总是他说的，所以，他就是胜利者了。另外，他是一个极端自信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有充沛的道德上的自负，以及由此而来的目空一切的勇气，他总是认为真理永远在他这一边，所以，他与别人辩论时虽然设了不少圈套，但却并不显得心机阴暗，相反，倒显得他机智能干。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极天真的人。我们欣赏他的文章，往往不是为他的道理所折服，而是被他的聪明机智所吸引。
我们来看看他与齐宣王的一段辩论：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宣王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问齐桓、晋文之事，表面上是在谈历史，实际上却是在借历史表明自己的“所欲”：他要像齐桓、晋文一样成就霸业。当然，他一定知道孟子是倡“王道”而反“霸道”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与孟子谈“霸道”问题，于是把这种想法打扮了一番，以谈历史人物的面貌出现，若孟子不察他的用意，与他大谈齐桓、晋文，孟子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
但孟子岂能在这样的地方掉以轻心，对他的真实用心疏忽大意？他看穿了宣王的用心，只一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就轻轻地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注意，孟子这句话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云云，实际上是在警告齐宣王：我是仲尼之徒，你拿这个问题问我，是失礼不敬的！但若话就此打住，语气就太生硬、太冲撞了，双方就僵住了，所以，下面又接以“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好像前面所说的，不是警告，而只是证明自己不能谈（注意，不是不愿谈——孟子就是要巧妙地把不愿谈转化为不能谈）的原因。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借口是孟子编造的，仲尼之徒何尝不谈桓、文？就是孔子，也大谈桓、文，《论语》中孔子就谈及齐桓公、晋文公，更多的还谈到了管仲，并以“仁”许之。这一点，齐宣王也未必不知道，但孟子既已严肃地这样说，他也莫可奈何。孟子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后，顺势乘虚而入：“无以，则王乎？”——不能谈霸道了，我们今天谈谈王道如何？把主动权、话语权都抢了过来，孟子的这种做法，倒真有些“霸道”，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同上）
齐宣王当然不甘心就这样缴械投降，在孟子提出“保民而王”的正面主张后，他突然问了一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这句话也是暗含圈套的。他知道孟子对他的施政方针是不满意的，对他个人的道德评价也是不高的，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内心里一定是在等着否定的回答，他也一定以为等到的肯定是否定的回答，而一旦得到否定的回答，他就可以乘机脱身而去：既然我的资质不能保民而王，我还是逞武而霸吧！但他万没想到孟子的回答那么干脆利落并且几乎不容间隙：“可。”——一下子就堵住了宣王的退路。孟子岂是容易落入圈套的？当然，这一声“可”的回答也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孟子的一贯主张。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有一名言，叫“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地方的“可”，也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当然，这一“可”，不是“行”，而是“可能行”，只是一种可能性，孟子所肯定的也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
曰：“何由知吾可也？”（同上）
宣王显然对孟子的武断自负很为厌烦，对自己被对方识破、脱身的后路被堵更为恼火。——你凭什么说我行？
在一段短兵相接式的交手后（这“短兵”，也就是语言的短小利落了），孟子有意调整一下节奏；齐宣王已经很恼火，也要适当调整一下他的情绪，所以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平静地叙述了一个事件——“齐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同上）
孟子叙述这个事件既是为了回答宣王，展开下文，同时，这一叙述也拖延了时间，从而缓解了紧张的气氛。等到孟子叙述结束时，齐宣王回答“有之”，他显然仍然怒气未消，但已不那么一触即发了。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同上）
注意孟子的回答“是心足以王矣”这一句，我们若把此句以下一直至“于我心有戚戚焉”删去，直接接以“王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就“论理”的角度说，毫无损失，且简洁明白，畅达了许多。那么，此间“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至“于我心有戚戚焉”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齐宣王到底是吝啬还是仁慈的辨析，得出宣王有“恻隐之心”的结论，并由此让宣王“心有戚戚”，在心理上彻底打垮宣王，在情感上俘虏宣王，使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孟子先是顺手一推，让宣王落水，“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让宣王处在全国人嘲笑议论的尴尬中，并使之不能自救，在“是诚何心哉”的自问中不能自圆其说，万分委屈与烦恼却又无可奈何，然后又援之以手，救他上岸：“无伤也，是乃仁术也！”通过“见牛未见羊”的心理分析，让宣王摆脱窘境，同时，又水到渠成地证明了宣王“不忍之心”的真实存在，从而“有效”地证明了宣王确实“可能”实行王道，现在只看他自己是否愿意了。通过这么一打一拉，打一耳光又揉一揉，使宣王对孟子救他出困境万分感激，从而在感情上俘虏了他，使他言听计从。孟子果真是辩论的高手！再看下面这一节：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同上）
从“王发政施仁”起，一连串用了五个排比句，写出了天下归心的大局面，真有百川归海、风起云涌之感。这显然又与孟子对自己理论的自信，以及因此而来的充沛的激情、浪漫的情怀有关。他文章的气势足以感人，而这气势确实如他所说，是来自于他内心道德上的“浩然正气”的。像孟子的这种辩论特色，更多地显示出其个人性情及文学性的一面，我们从中读出了辩论双方的心理活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攻与守的变化，机关与陷阱的埋设与避让，自我情绪的表现与对对方情绪的控制，说话分寸恰到好处的把握，在排比、比喻、反诘、寓言故事等众多修辞手法中体现出来的文章的气势，以及说理的形象性、生动性、情感性。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孟子在辩论时耍了一些花招，但他所说的，都是“正当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道德之言，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狡诈，只会佩服他智慧。这又是《孟子》一书的道德价值。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一部论理著作，《孟子》的逻辑性、说理的严肃性、真实性却有相当的问题。即如上文所引的“邹人与楚人战”一节而论，后面一大段排比句所描绘出的天下归心的“德政”理想确实很有鼓动性，以至于弄得齐宣王也要“尝试之”；前面由“邹人与楚人战”而得出的“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也是正确的；但再由之推导出齐“以一服八”而必败的结论，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都不大靠得住。我们知道秦也是占有一州，而“以一服八”，以武力制六合为一的。仔细再看，孟子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首先，他把齐与其他诸侯国力量的对比只简化为一个因素的对比——土地的大与小，再把这种对比高度抽象为“一”和“八”，从而给我们一错觉：一小八大，一不能胜八。但是，事实上，这里的“八”不是一个整一的“八”，而是“八”个分散的一，齐完全可以各个击破，如秦以后所做的那样。
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逻辑错误，在《孟子》中有不少，比如下面：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认定的角度说，是不错的。我们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无道的人（当然，孟子这里原是指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而且，得道的人，应当在“得道”的同时，“得到”众人的帮助和支持；失道的人，也理当为人摒弃而使之付出“失道”的代价。
但这里只是说“应当”“理当”，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不能说“一定会”。道德诉求并不总是转变为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及道德行为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结果在前方等着。即以孔子、孟子自身而论，他们算是得道之人了吧，但他们一生的遭遇又如何呢？还不是处处碰壁，为人所拒？何曾多助过？不得道者，也不一定就寡助。大盗跖手下的人据说也有“三千”，和孔子打了个平手（庄子说他“盗亦有道”，但此“道”与孟子的“道”不能混淆）；鲁哀公不能算是得道明君吧，但鲁国人谁敢不服从他？孔子恰恰是带头恭敬他、抬举他、辅助他。谁不敬爱他，孔子还特生气。
所以，孟子这一段正气浩然的道德之论，虽有极大的感染力，以至于几千年来成为对莘莘学子进行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必读章节，但逻辑上却不大讲得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层层论证，更缺少基本的逻辑关联。“然而不胜者”，可能有多种原因，不一定就是没有地利；反过来，有地利没有天时，也不行。所以，也可以说“地利不如天时”。而孟子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更是一厢情愿地先假定他要贬低的“不重要”的条件（地利）都具备，然后再证明因他要推崇的“重要条件”（人和）缺乏而失败，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是十足的蛮不讲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难道能证明“万事不如东风”吗？其实，一物之实现，条件往往有多个，缺一不可。这“多个”条件的任一个，都不能说比其他条件更重要。
其他如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孟子也往往不大较真，他所描述的历史，往往是他想象中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所提及的地理，也有不少错误。奇怪的是，这种粗枝大叶的毛病，虽然损害了他文章的科学性、严肃性与学理上的正确性，却不仅无损于他文章的文学性，更有助于他的文学性；不仅无损于他的学术人格，反而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孟子证明客观真理，总显得勉强而力不从心，他逻辑不严密，证据也不充分。但他一涉足伦理学领域，便雄辩滔滔。因为道德伦理的建立往往是一种信仰的建立，而不是客观科学的证立。建立一种道德信仰，需要的是一种价值估定，而价值往往是由人为判断的；证立客观科学，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事实支持。如“鱼我所欲也”这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孟子是要建立一种“舍生取义”的文化信仰，他只需要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证明“舍生取义”为“真”，他只要证明“舍生取义”为“善”。而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么？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么？这两个“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那就是“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那就是“不义”。
孟子用两个假设、两个反问，就证明了这么伟大的伦理学命题，显示出的，不仅是他做文章手段的高超，更是他思维缜密、直达事物核心的大本领。对人、物有透彻的认识，对世界有是非判断力，是做文章的最高秘诀。
如果说，庄子说明了天道的伟大与高渺难测，那么，孟子就证明了人类的道德尊严与精神崇高。这是孟子最伟大的贡献。
孟子是一个唯心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师心自用；是一个纯任意气的人，所以他的文章意气风发。他疾恶如仇，道德感极强，所以他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动辄恶言相加，拔刀相向。他无论骂诸侯、骂学者，都毫不留情，连对他极关照、极尊敬的齐宣王，他也丝毫不假以颜色。他只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不讲什么人情世故。所以，他是真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丈夫”。他对邪恶有不可遏止的杀伐心，所以他的文章有杀伐气，他把这种气质称为“浩然之气”。他可能就是从自身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勇气里，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与信心，发现了堕落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于是，他到处与人辩论，鼓吹自己的救世之道。他可能相信，只要他不停止他的吹嘘（吹嘘的本意是吹枯嘘生，即给枯死者吹以生气，使之重生），这世界的末日就不会到来；他工作一日，这世界的末日就会推后一日，且一息生机会渐渐转来。所以，当有人批评他“好辩”时，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自信天已将大任降到他的肩上。所以，他的工作，给他崇高感、伟大感、成就感。“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情，怎能没有这样的文章？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