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何在
一
正始之后，是元康。杀戮依然凶残而频繁，并且那带血的刀锋最终指向了司马氏家族内部。这期间的文人有所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有什么贾谧的“二十四友”，还有那由当代豪富、才情也勃发的石崇主持的，盛极一时、热闹非常的“金谷诗会”——西晋的皇室虽然没有文化与教养，其开国之初的文坛倒也热闹。连刘勰也赞美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从人数而言，从声势而言，从文的自觉与作品的数量而言，不仅为一时之盛，而且可以说是超越前代了。
但非常可惜的是，文学是以质量胜而非以数量唬人的。与建安、正始的凛凛风骨飒飒风力比，元康之际的作家们很像是文学市场上的赶集者、打群架者、卖弄风情者。而在政治上，在为人上，他们的表现更为糟糕，完全是孔子所鄙视过的“患得患失”的“鄙夫”：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是的，为了“得”，他们争；为了保住所得，他们也往往真是“无所不至”，不择手段。他们的才华可能并不比前代诗人差，但他们的心胸与境界和他们朝廷的道德水准一样，和前代有不小的差距。他们的创作，既是炫耀自己的才华，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因此糟蹋了自己的才华。他们大量制作拟诗，拟古人、拟乐府、拟形式、拟题材，这表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规避。对现实生活而言，他们是一群超级鸵鸟。更可怕的是，他们对现实感受能力的退化与丧失：他们已经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感动与感触了，从而现实生活中的苦痛与欢乐便从他们的文学题材中消失了，现实生活竟然不再是他们文学的对象。他们把文学雅化了，把文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智力游戏，而文学创作则成了一种与古人和与朋友之间的智力竞赛。比如陆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们找不出他经历过的众多社会政治大变故的影子，倒是找出了一大堆的拟诗。他的生活是那么一团糟，危机四伏，朝不虑夕，但他的诗却那么超然——他那么矜持地表现自己趣味的高雅和智力的高超，大家只要去读读他的《文赋》及《演连珠》等等，就可知我言不虚。
对了，除了拟诗，还有朋友之间的唱和。是的，这也是一个唱和诗大量涌现的时代。他们需要在不断的唱和中给自己壮胆，更兼吹吹拍拍，把彼此都弄得舒舒服服。文学，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贵族化的修养，是他们贵族沙龙的身份证，“金谷雅集”与“二十四友”都是有门槛的，只有会玩文学这一手的，才能厕身其间。他们既有着曹丕曾经批评过的“文人相轻”的毛病，又染上了更可恶的“文人相拍”的恶习，拉帮结派，自造声势，自抬并互抬身价。他们的才华就在这些近乎无聊的互相炫耀中被葬送掉了。
二
《诗品》评张华诗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张华在那个时代算是木秀于林的人物了，他的文学趣味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悲怀壮烈的功业感慨没有了，哀感流涕的忧生之嗟也没有了，一切都在转向麻木与平庸。道德的麻木与思想的平庸往往是孪生的时代之子。这确实是一个麻木与平庸的时代，没有大思想家（倒有几个鬼聪明式的沾沾自喜的人物），文坛上也没有大作家（有的是一些小白脸式的风流才子）。没有大思想家大作家的时代是黯淡的，寂寞的，无个性的，大家都在追求平庸中的小玩意、小花样，并沾沾自喜。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思想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无志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这是兴趣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没出息。可以说，他们都是在掩耳盗铃式地小心避开伦理上的痛苦，而沉入感性形式的欢愉。但无道德痛苦感的人是无道德感的，没有良心的刺痛也不会产生责任心，试图避开伦理上的痛苦必然降低他们作为作家的价值。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独不让我们尊敬，甚至连同情也勉强了，虽然他们的遭遇甚是悲惨——死于杀戮的就有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刘琨……但除了张华与刘琨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正义而死，甚至也不是为了他们自身抱持的价值而死。也就是说，他们是不专一的、无执着的，除了张华、刘琨等极少数几人外，他们遭遇的悲惨使我们惋惜，但他们人品的卑贱也让我们厌恶。可以说，这简直是一个“一塌糊涂的泥塘”。
这些作家中，在艺术上可以称得上是阮籍《咏怀》诗的继续的，只有左思。而能够在思想与人格上与阮籍、嵇康相比的，则一个也没有。他们既没有阮籍的深度，更没有嵇康的高度。他们拒绝痛苦而追求享乐，不愿让思想在痛苦中沉潜，不愿让人性在苦难中淬炼，哪里能来深度？他们不愿有道德的坚持与不妥协，哪来的高度？
与此同时，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们没有嵇康、阮籍的反映现实的力度、反抗现实的强度，更无论嵇、阮在污浊世界中表现出来的风度。我们常说“魏晋风度”，实际上，魏有风度，而且是绝世的风度；晋哪里还有什么风度？司马氏的恐怖政治已经压碎了文人的骨头，他们已经没有了脊梁。没有“风骨”，就一定没有“风度”。他们倒是有了“文的自觉”，文人——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却没有了。古代士人的那种“仁以为己任”“以道自任”的精神，没有了；汉末党锢群英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救世精神与道德崇高，没有了。
我们举陆机一段论“死”的文字，看看他们是如何小心地避开恐惧与痛苦，为自己寻找心理安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焉，又何生之足恋？（《大暮赋》）
这显然是对生（生存现状——社会现实苦难）的委婉控诉。但他的着力点却从这一层上滑开去，而滑入自我安抚中了。他们确实有拒绝对象而热衷自慰的倾向。这一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直面惨淡人生的。
如果说，建安作家有志气，他们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竹林名士有思致，他们满怀忧生之嗟、愤怨之情；那么，西晋的名士们则既无志，也少思。这是一个没有志向也缺乏思考的时代，他们随世道之波逐流，与政治之舟沉浮，听欲望之令蹉跎。他们哪有反思的闲暇？黑暗的现实不但不能激发他们的志向，反而勾起了他们的欲望。人欲淹没了人心，思想便成了多余的与可笑的。在那浮华世风的浸染之中，以身殉利还来不及，还要什么思想！
我们来看看，建安时期，曹操有“对酒歌，太平时”的理想，而司马氏“三祖”（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包括晋武帝司马炎有什么？曹操有“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悲天悯人，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美情怀，司马氏又有什么？他们只有杀戮与权欲！以杀戮来满足权欲，是这个家族（可能司马炎在杀戮异己上与乃祖不同，显得比较宽容）的祖传心诀。这是一个政治毒瘤一般的家族，一个反人类的家族。这个家族从杀政敌、杀异己起家，到家族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他们一直在嗜血。
这样的政治实体还有什么政治信念与理想？于是，自上而下地，肉欲之徒取代了慷慨之士，西晋的政坛成了饕餮天下的餐桌，百姓成了鱼肉，而西晋的文坛竟然毫无文学的良心，反而跟在嗜血的权贵之后啜食其残羹冷炙，并以此作为他们的世俗追求。而“文学”，则只是他们的“玩意儿”。
“竹林七贤”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相合、终当必分的松散群体。现在有人怀疑这个称谓及其所指称的集体在当时是否真的存在，很有道理。嵇康、阮籍这样的真名士，与山涛、王戎甚至向秀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嵇、阮不特反对司马氏，他们还有着对世俗富贵的蔑视。这可能是他们与山涛等人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阮籍《大人先生传》言：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则富不足先。
他追求的是“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嵇康也宣传“外荣华而安贫贱”（《答难养生论》）。应该说，他们二人，在思想境界上，是相称的。
而那个被嵇康绝交的山涛何许人也？他早年即对其妻说：
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晋书·山涛传》）
其人生追求及为人趣味，与汉代小丑朱买臣一个腔调。山涛可能不贪财（他死时“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但他太慕势，不富而贵。
王戎之贪鄙，更是入了《世说新语·俭啬》，该篇记述王戎贪鄙之状，竟有四条。一条说他侄子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后来忍不住心疼，又要了回来。岂独对侄子？自己的亲生女儿向他借了钱，回娘家来他就板着脸，女儿知道他的毛病，赶紧还了他的钱，他的脸色才好转，这简直就是果戈理笔下的文学人物——《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他最大的快乐，是用象牙为筹，算计自己的家资。这又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守财奴夏洛克。
戎好治生，园田遍天下。翁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王隐《晋书》，《世说新语·俭啬》引）
他甚至有钻李核之举：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难怪王隐的《晋书》说他：
戎性至俭，财不出处，天下人谓为膏肓之疾。（《世说新语·俭啬》引）
这类不可思议的悭吝行为，发生在一个“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的大富大贵者身上，令人惊奇。这是既要贵又要富的人物。
向秀同样崇尚富贵而与嵇康相反。他说“崇高莫大于富贵”（《难养生论》）。
于是，历史进入元康，嵇康就戮，阮籍忧死，而一帮贪鄙之徒则在朝廷引路人的引领下，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历史在经过优汰劣胜之后，一批老滑头、老贪鄙与新生代的新新人类，共扇浮华之风。一边是何曾、何劭父子，日食万钱、二万钱，一代胜过一代；一边是王恺、石崇二贵，斗富比阔，一个更比一个牛。末日狂欢开始了！
三
此时的政治，正如阮籍曾恶谑过的，是一条破烂肮脏、散发恶臭的棉裤裆，只有虱子才能从中找到安逸的感觉。而此时的文人们还真从中找到了安适——不，“安”没有，“适”则是真的。末日狂欢本来就是过把瘾就死，所以只要一时适性快意，“安”早就不要了。陆机、潘岳、石崇……他们都对自身处境不“安”过，但仍离不开这个“适”。这是他们的无奈，也是他们人格堕落的证明。说他们无奈，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说他们堕落，则是因为他们涉足政坛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并且说服自己的良心，不断对自己的良心重复：这就是生活！然后还能从中发现美。
晋以杀戮而得天下，其诞生之初，便无道德上的自足感；其既生之后，更无道德上的理想。当然，也不能说这时代文学的颜面扫地以尽。因为我们还是发现了落魄者左思与觉醒者刘琨。事实上，时代的文学尊严，往往在时代的弃子那里得到保持，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话题。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寒微，相貌丑陋而又口吃，生卒年不可确考。但他文章写得好，相传他用十年时间写成的《三都赋》，曾弄得“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但即便如此，由于出身庶族，在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士族制度下，他要在官场上出人头地，是不大可能的。但偏他自恃才高德美，对此颇不服气，并为之上下钻营：先是因其妹左棻以才入宫，他也举家迁京师，曾官秘书郎；后是投靠贾谧，得预“二十四友”之列。从皇帝到权臣，可以说，他都用了功夫。但人力虽勤，天命难违，他的升迁之志一再受挫。雄心难酬，他的内心郁积了不少怨气，并由这怨气转变为傲气、骨气，自卑也一变而为自尊，从而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有着强烈的自我肯定的人物，成为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张扬个体并胆敢以个体的傲慢蔑视社会、蔑视强大体制的人物。有了这样傲慢的个体精神气质，文学所特别需要的高贵也就庶几具备了。
可见，左思并不是一个道德自律、洁身自好的人物，他是很热衷于功名富贵的，是很眼红于他人的春风得意的，但他由于出身庶族，很难挤上时代的餐桌分一杯羹，于是他变得愤愤不平、愤世嫉俗。而他的诗，恰因“愤愤不平”而呈现出所谓的“左思风力”，为后人特加褒奖，谓之继承“建安风骨”；又因其“愤世嫉俗”，而被我们标榜为批判现实。当然，他诗中对门阀制度的痛恨，出自一个受其侮辱和伤害的个体之口，我们可以看成是个体对自身权利和尊严的维护，是对强大而冷酷体制的反抗——有了这样的内涵，文学的骨头也就有了。
有了文学的高贵，有了文字的骨头，在各方面都并不杰出的左思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文学史上的地位。
非常有意思的是，《晋书·左思传》几乎用光了所有的文字来记叙与夸奖他的《三都赋》，却只字不提他的《咏史》诗及其他诗歌作品。我们要知道，《三都赋》是他向社会、向体制输诚的作品，无论在价值观还是文学的审美观上，这篇在当时为上流社会广泛认可与赞誉的作品，都是在向士族的世界观献媚。而他的《咏史》诗则正相反：这是他在遭受士族社会的折辱之后，向其发泄不满、不屑，并从人格上与之划清界限的宣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作“咏史”诗的，要数史学家班固，但他那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诗品》序）的《咏史》诗，实际上不过是用韵文写成了“史”罢了，何尝有什么“咏”？也就是说，班固的《咏史》诗，只是历史原物，而没有经过心灵的“过滤”，哪里能算得是诗。班固究竟不是一个诗人。直书史实，毫无感慨咏叹，是史家本色，而非诗人风格。以后又有王粲、阮瑀的《咏史》诗，曹植的《三良》诗，但都不能别开生面，创为一体。
而左思的《咏史》，就既有“史”又有“咏”，“史”只是“咏”的材料罢了。到此，“史”就成了“诗”了。从此，“咏史”之作才有了自己的面目与主脑，而成为诗史上一大题材，也成为诗人借古讽今、抒情言志的一大手段。我们先看他的第一首：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这一篇哪能叫作“咏史诗”？是彻头彻尾的“叙志诗”，从头至尾都是在说自己，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在自叙、自诩与自许，呈才、叙志、夸德乃一篇之大要：前八句写自己文才武略俱备，接六句则写自己报国之志，实际上也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之志；最后两句则又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功成身退”的道德模范。这样的诗，实在是不能叫作“咏史”的。里面虽然也提到几位古人，不过是引之为喻罢了。可见左思虽然大书其题曰“咏史”，但他眼里哪里有“史”？他只有一肚皮的牢骚，一肚皮的炫耀，一肚皮的不服气，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有了这开篇第一首的自诩，下面的自傲与不服便有了根据：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却“困之于势”而不能成就功名，这世道还像话吗？先赞自己，再骂社会，高扬自我，蔑视社会，这就是他的《咏史》八首的基本主题与价值所在。现在我们来看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明显地分为三层，每四句一层。第一层写自然现象，是赋中兼比，且对比鲜明。最后一层写历史现象，也是对比鲜明。但无论自然现象、历史现象，都不是作者真正要写的，他真正要写的是中间一层——社会现象，世胄与英俊的对比，势与才的对比，这才是他的牢骚所在。“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两句承上启下，且笼罩全篇，作者的愤郁不平之气，力透纸背。公正地说，虽然左思此作只不过是抒一己之愤慨，但因他所指斥的现象代代皆有，从而能引起后人广泛共鸣。而他的诗亦因其对不公正历史和荒谬现实的揭露、批判，而成为当代最强音。
最能表现出他的傲慢与自尊的可能是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照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前面六句写王侯豪宅，似有夸耀之意。但却是俯瞰的态势而自居高远。他曾经从皇帝到权臣都有所巴结，现在他决绝而去了。七、八两句似乎有“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意。九、十两句物质的贫寒与道德的高超相对照，显示出一种“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六）。的自我肯定。最后两句更有“不可一世”之慨。当社会对一些群体做整体性的道德与智慧上的否定时，最好的反抗不就是他们的自我肯定吗？
左思《咏史》之超越前人处，主要在于以己为主，而以史为辅；以今为主，而以史为证。前者摆脱了班固的叙事格局而入于抒情，是史向诗的过渡；后者则借古讽今，使咏史成为讽喻的手段，从而入于诗学正统——自《诗经》以来，“美刺”已成诗之主要功能。我前文提到左思时用了两个词“愤愤不平”“愤世嫉俗”，前者即指其抒情性，后者即指其讽刺特征。
四
西晋文士中另一位在最后终于获得我们尊敬的，是刘琨。他本也是那帮浮华子弟中活跃的一员，他既参加过石崇的“金谷雅集”，又是著名的——臭名昭彰的——贾谧“二十四友”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答卢谌书》）刘琨之可敬，在于他后来由象牙塔回到了生活中，并且他在那样长期的花天酒地、灯红酒绿中，竟还没有丧失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生活中苦难的感受力，还没有丧失对家国的责任心。他曾醉生梦死，荒唐万状，但一旦家国有难，马上就能唤醒他的良心与责任心。殷红的时代之血从杯酒中濡散开来，他的醉眼被刺痛了，他幡然醒来。永嘉元年（307），他出任并州刺史，此时，那些曾与他一起痛快饮酒、风流快活的人物大都已饮刃而入鬼簿：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左思也失意落魄而去了冀州，即使还没有死，也是一病不起，苟延残喘。而刘琨在赴并州途中，看到了什么呢？是他们以前从未瞩目留意过的下层百姓：
流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妻卖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上怀帝请粮表》）
原来丽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受蹂躏的生灵！他开始向朝廷为这些生灵请求粮食与布帛，对他们进行安抚与慰劳，好像只有他才想起，朝廷还有这样的道德义务。这时，他才感到，人生一世，原不仅为一己之风流快活也。而一己之风流快活，又是何等易碎也。
当然，由于刘琨“素豪奢，嗜声色”，又加上常年放浪生活形成的不良习惯，“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晋书》本传），信任并放纵通音律的徐润，并杀了性情忠直的令狐盛，迫使令狐盛之子令狐泥投奔刘聪，而刘聪遣子刘粲及令狐泥攻拔晋阳，刘琨父母遇害；后又困于石勒，穷蹙难安；与段匹约为兄弟，共保晋室，又为段所猜疑而下狱。此时，他终于走到人生的绝境了——
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答卢谌书》）
此时他的经历与心境，就类似于建安诸子了——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说，由曹操收拾安定的北方山河，又被司马氏家族拖入战乱，从而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生灵涂炭，绝似汉末的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从而使得西晋末年的文人面临着汉末的知识分子（如“建安七子”）极其相似的话语情境——不过，建安诸子是满怀希望，而刘琨则只有孤独与绝望。建安诸子在苦难里显“风流”，而晋世文人则是由“风流”而入苦难。两个“风流”，本不是一回事。好在，这“苦难”对刘琨“玉汝于成”，使他成为一个志士、一个烈士。他的诗，也慷慨悲凉，绝似建安诗歌，我们看看他的《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所不同者，面临天下鱼烂河决的局面，曹操有的是周公东征式的悲慨与壮美情怀，有的是幽燕老将般的气韵沉雄；而刘琨则只有英雄末路的穷途悲吟，是失败者的绝唱，是委屈者的怨曲。
这样的诗，与曹操的《苦寒行》，风格、境界都十分相似。我们比较一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应该说，是刘琨，而不是左思，才是建安精神的真正传人。
我们再看看他《重赠卢谌》一诗中的最后一节，它仍然那么像建安诗歌，直让我们有“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感伤——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这不就是建安么？可惜的是，建安诗人是感慨之后多作为，而刘琨则是梦醒以后无路走：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秋风吹落了果实，秋霜打杀了鲜花。华盖倾覆，无路可走；沉舟侧畔，无复来者。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叫横槊建安中。（元好问《论诗绝句》）
建安是一个英雄云集的时代，生在那时，当不孤独。西晋末年则是一个庸人攒聚的时代，末路英雄刘琨，只有“抱膝独摧藏”——他那些曾经的朋友，早已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