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微观研究的特点和动向

本节讨论的微观研究主要指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近二十多年来，西方语言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显著的特点，尤其是TG（转换生成语法）模式引人注目。TG诞生后，虽然意见不一，但是它促使人们对语言结构的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基本单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此，我曾在拙文《语言的结构》（赵世开，1982） 中专门对比了传统模式和TG模式的变异。这些特点和动向是值得注意的，本文不再重复。此外，我想进一步论述某些发展和变化。

2.1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过去在语言结构的分析中一般以句子为限。从50年代以后，首先是美国的海里斯（Z. S. Harris） 提出了大于句子的“话语分析”。70年代又出现了“话语语言学”（text linguisties）。它超越了句子的界限对整段连续（或交谈）的话语进行结构的分析，从中寻找基本单位和组合规律。这方面的研究尽管还不成熟，但在语言结构分析中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2.2 语义分析

结构主义在语言结构分析中只注重形式，回避意义。60年代以来，人们突破了这个框框，日益关注语义的研究。在一部分人中，语义已取代词汇成为语言结构中一个独立的层次和系统。近年来，学者们讨论了语义学的范围（Katz and Fodor, 1963），语义和语法的关系（著名的Katz-Postal hypothesis “卡兹-波斯塔假说”认为深层结构决定语义，转换规则不影响语义，等等），语义的形式分析，语义的认知问题，等等。70年代初期，新起的生成语义学（以G. Lakoff, J. McCawley, J. R. Ross等人为代表）不到6年就很快衰落（其中一部分人“弃船”，一部分人转入逻辑研究），可见语义研究变动之大。语义分析的特点是和逻辑的关系十分密切。微观研究从形式深入语义，这是值得重视的动向。

2.3 语用学（pragmatics）

60年代后期，奥斯汀（J. Austin），舍尔（J. Searle） 和格赖斯（P. Grice）等人证明语言运用也可以作系统研究，它们也受规则的支配。70年代开始，语用学成为语言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提供了语言在交际中如何运用的理论。1977年在荷兰正式出版《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

语用学的理论奠基人是莫里斯（Morris, 1938）。他认为，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40年后，《语用学杂志》的主编哈伯兰（H. Haberland） 和梅伊（J. C. Mey） 给语用学下的定义是“决定语言实践（使用和使用者）的条件的科学”（Haberland and Mey, 1977）。可见，语用学的特点是联系语境（包括说话和听话的人）分析语言的结构。联系上述§2.1和§2.2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结构分析的发展趋向：由句子结构的分析扩大到大于句子的话语结构分析，由结构的形式分析深入到结构形式所包含的语义的分析，由结构本身的研究扩大到结构使用的研究。

2.4 语音、语法和语义的结合

50年代以前的结构主义在结构分析中已注意了语音和语法的结合，但回避了语义。从60年代开始，语法和语义的结合受到了人们的注意。生成语义学在这方面起了促进的作用。他们主张用语义层代替语法中的深层结构层。70年代中期以后，解释语义学（interpretive semantics）加强了语义的研究。他们把语义解释放到了表层结构并增加了一个“逻辑形式”（logical form）的结构层次（Chomsky，1977, p.195）。人们企图建立“语法语义描写模式”，蒙太格语法（Montague grammar） 就是一例。他们认为每条语法规则都有相应的语义规则。重视语言结构各层次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现代语言结构分析中的又一重大发展。

总的看来，语义问题成了现在语言结构分析中的关键问题。但是，仅从微观研究中很难从根本上认识语义的实质。这正是促使形成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动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