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理解中国画本身到社会历史学方法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及之前，欧美学者在向中国寻找灵感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中国画中的含蓄、自然、空寂、空间感和活力；也在通史撰写之余敏锐地将视角投向《芥子园画传》、敦煌艺术等专题研究中来，这可视为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欧美中国书画史研究经过上述阶段演进之后，开始从对中国画本身的理解，转至更多地关注情境及赞助问题研究，即表现为从就画论画的“内向观”转向多方面考察的“外向观”，进而逐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及受其影响的美术史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建构了新的研究空间，对中国美术史整体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与社会历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历史解释理论之一。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基于：当历史主义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 71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对美术史的影响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相互结合；第二，将相关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研究美术家活动与创作的重要参照条件。

马克思主义理念在美术史学科中运用最明显之处在于从社会逻辑角度研究美术作品，讨论社会背景对艺术家及其时代的影响。在20世纪早期，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最著名的作家是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他将唯物主义原理与美学相结合，被视为“艺术社会学”的“开山祖”、“以马克思哲学社会学的方法深耕艺术领域的第一人”。72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他提出一个观点：“任何人的艺术总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这个简约观点意味着艺术是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反映。普列汉诺夫的论文《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也正是以社会学视角对文学艺术的折射。 73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Szegedi Lukács György Bernát，1885－1971）是第一位把浪漫主义哲学引入马克思主义并在当代西方思想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 74著有《历史与阶级意识》、《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等。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得更加精密复杂，他相信艺术品可能穿透社会表层以揭示社会整体状况。《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揭示了从物化现象到物化观念的思想逻辑、从阶级意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思想逻辑、从辩证方法到历史总体性辩证法的思想逻辑。在苏联，发展无产阶级艺术合理形式的观念导致了美学学说的贫瘠。相比之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观念与先锋派艺术联系在一起。

尽管如此，当时流行于欧美的观念是，艺术是思维的产物，艺术被认为源于审美信仰和审美意图，而不是由它所处的经济条件决定。结果，马克思主义观念只是在一个被限定的程度内、偶然地被应用到艺术史研究中，人们认为艺术品源于不断变化的风格语汇和审美意识。然而，即使在英美，也涌现出像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1887—1954）、弗朗西斯·克林吉德（Francis Klingender，1907—1955）、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1892—1978）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观的重要实践者。 75作为著名美术史家海恩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学生的安塔尔没有沿用老师的方法，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法。1948年，他出版了《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Florenting Painting and Its Social Background）这部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美术史经典的著作。该书认为，14世纪末15世纪初佛罗伦萨艺术风格的转变是源于经济结构与阶级斗争的变化；其次作者聚焦于那些一直以来不受关注的英国画家。安塔尔论述贺加斯和弗塞利的书籍Hogarth and His Place in European Art和Fuseli Studies问世后，促成了英国美术研究新阶段的来临 。76

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马克思主义史观推动了艺术史研究的发展。经过不断的实践，至70年代，先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术史观逐渐为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观和社会历史学美术史观所代替。771972年，英国画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约翰·伯杰（John Berger，1926—2017）在他的著作《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中探讨了从艺术家的经济来源到包括老大师及广告作品中对妇女描绘的问题。 78另一位在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克拉克（T. J. Clark）。克拉克于70年代成立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的艺术史学派，提出建立“新艺术史”（New Art History）以阐明艺术产生的社会环境。1976年，克拉克成为“学院艺术协会马克思主义与艺术分会”（Caucus for Marxism and Art of the College Art Association）创始者之一。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系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的重镇。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艺术史研究的实践中，不再是微弱的力量，成为艺术史阐释的重要模式，这不仅体现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著作中，也体现在新艺术史运动中的著作中，之后，作为一种学术力量，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大的发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艺术批评和研究的重要方法。20世纪70年代，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在艺术史领域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艾尔金斯对艺术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做了如下阐释：“一个意欲标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史家往往喜欢指出支撑艺术实践的社会结构，证明包含在艺术作品生产和接受当中的阶级构成，并揭示作品的政治背景如何助产其意义。”79这种方法在应用到艺术史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也映射出欧美美术史研究景况的变化。尤其对于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来说，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居翰关于“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的三个层面的讨论、艺术及其公众理论以及后来包华石的汉代艺术与政治的研究都显示出这种方法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同时期，国内的美术史研究者专注于研究画家的生平传略、时代背景、佛道儒思想与艺术的关系等，形成较为固定的研究模式。然而，随着出土文物中艺术品的不断出现，国内考古文物工作者对出土艺术品的研究与分析成为国内美术史研究中最具价值部分之一。同时，中国大陆美术史家虽然没有特别经典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艺术分析和研究的力作出现，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并把焦点集中在艺术社会因素上的研究思路是有其自身价值的。

 

二、美术史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确立

 

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高足巴赫霍夫（L. Bachhofer）的学生、高居翰（James Cahill） 80的老师德裔美国学者罗樾（Max Loehr）可谓海外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学者之一 81，有《安阳时代的青铜器风格》（1953）及《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礼器》（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等论著。在这些研究中，他运用了风格分析法对青铜器进行分析断代。后来的考古发现验证了罗越风格分析法在青铜器分期研究中一定程序的有效性。同样，罗樾对玉器的研究也彰显出他对艺术品风格细密、勘查式的探究方式，以一种装饰手法为核心，依据已有材料拟出风格列表和序列。 82由此，柯律格不无感慨地说，“英文语境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受到沃尔夫林形式分析研究的影响大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影响”83；韩文彬（Robert Harrist）也指出，在70年代的艺术史学界，形式主义的方法居统治地位，即使针对书法，形式分析的方法也“很适合于分析中国书法变化无穷的点画结构”84。虽然是艺术风格主义者，但罗樾开始注意到中国绘画与儒家思想的关联，高居翰说，“罗樾是中国画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位学者”，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其他中国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一定联系。 85

事实上，这种“外向观”倾向在汉学家约翰·波普（John A. Pope）那里已初露端倪。波普在《汉学还是艺术史》一文结尾处写道：“我们应该意识到，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我们真正了解的是多么有限；仅凭眼力去判断绘画，其意义是微乎其微的。而进一步的研究将有赖于我们能够找到多少关于艺术品被制作的资料，有赖于我们能够回答多少‘how’‘when’‘where’‘why’这样的问题。”86 在今天看来，约翰·波普这一建议是十分中肯的。后来的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演进的。

范德本（Harrie A. Vanderstappen）教授作为承传沃尔夫林、巴贺霍夫形式分析的艺术史学家同时也非常关注艺术史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范德本曾经到中国和日本学习与工作。 87范德本最早审视艺术与宫廷制度、赞助关系。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明代朝廷赞助本质的著作《早期明代宫廷画家和明代画院》（Painters at the Early Ming Court [ 1368-1435 ] and the Problem of a Ming Academy）之中。范德本擅长于用语言来描述艺术风格、理解风格，继而找到艺术风格与历史的关联，认为艺术风格中包含了人类的意图。

1980年，高居翰的一篇演讲论文《中国绘画中画家与赞助人交易的各种类型》通过对业余画家和职业画家互相采用对方典型交易类型的跨界现象、功能性绘画等问题的考察初步显示出对绘画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关系的研究状态。88高居翰的《江岸送别》等著作亦重视风格的社会作用，他的“绘画通过绘画史进入历史”已成为关于艺术史研究性质的著名论断。高居翰的研究传达了一些当时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背景下被关注的问题，这种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的美术史研究对中国美术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注重艺术品本身相比，他们更注重艺术品以外的东西，如赞助人研究等，也提及文人雅债等问题，这些对后来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研究如魏玛莎（Marsha Smith Weidner）、梁庄爱论（Ellen Johnston Laing）等对艺术中妇女的研究 89探讨了绘画风格受社会地位和外部期望影响的问题。苏立文的《山川悠远》更是坚信：风格只有在较广阔的情境中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因为中国画家“甚至连他对风格的选择也常有政治、哲学和社会的寓意”90。比如苏立文强调“南北宗论”更多地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而不是艺术自身的原因”，元代文人画家的生拙感“不仅是业余画家的本色，而且也可以是一种计策，确保自己不被蒙古统治者征召到宫廷画家的行列中”。 91在苏立文视阈下的中国艺术，很难和“政治毫不相干”。 92高居翰的学生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对元代王蒙《青卞隐居图》的个案研究亦可视为对艺术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努力，后来他又转向对中国肖像画的研究。与此同时，何惠鉴、李铸晋、武丽生（Marc Wilson）及席克曼等学者在70年代也开始研究赞助问题 。93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从一个整体的观念而不是从个体出发来研究赞助。之后，范德本的学生包华石在《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一书中对中国汉代艺术的公众、艺术趣味与集团利益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柯律格则撰写了《雅债：文徵明的社会性艺术》。虽然上述研究伴随着不少争议，但由此而带来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视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果将20世纪初期及之前欧美学者关注中国画中的含蓄自然、向中国美术寻找灵感视为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欧美中国美术史学家关注情境及赞助问题研究，从就画论画的“内向观”转向多方面考察的“外向观”，进而逐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及受其影响的美术史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则可视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术史研究的社会历史学方法得以初步建立，从而揭开了欧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篇章。